錢穆：一生為故國招魂的史學大師-神马文学网

２００９年８月８日，國學大師錢穆、傅斯年墨寶在香港拍賣。其中錢穆的信札，用行書寫就，字體飄逸、秀雅。信中錢穆寫道，“今日之國運，吾儕從事學術教育工作者皆不得辭其咎”。短短一句話，可見一代國學大師“以天下為己任”的胸襟。

錢穆，字賓四，江蘇無錫人，著名歷史學家，國學大師。其《國史大綱》被公推為中國通史最佳著作之一。１９４９年秋，任香港亞洲文商學院院長；１９５０年，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使流亡學生得以弦歌不輟，也使我們今天得以撥開時間的迷霧，在嶺南的文化版圖上尋找這樣一位文化宗師的身影。

鄉教十年，苦讀奠定學術基礎

“東南財富地，江浙文人藪”，錢穆的故鄉在江南水鄉無錫的七房橋。父親錢承沛考中秀才後，因體弱多病，無意科名，但對兩個兒子卻寄予厚望，希望他們能讀書入仕。錢穆7歲那年，被送到私塾讀書。12歲時，41歲的父親撒手塵世。孤兒寡母，家境貧困不堪。母親寧願忍受孤苦，也不讓孩子輟學，她說：“我當遵先夫遺志，為錢家保留幾顆讀書的種子……”於是錢穆得以繼續就讀。

無錫蕩口鎮果育學校，是辛亥革命前無錫開風氣之先的一所典型的新式學校。學校師資力量極佳，既有深厚舊學根底的宿儒，又有從海外學成歸來具有新思想的學人。當時的體操教師是21歲的錢伯圭，曾就讀于上海南洋公學，思想激進，係當時的革命黨人。他見錢穆聰敏早慧，就問他：“聽說你能讀《三國演義》？”錢穆作了肯定的回答。老師便借此教誨道：“此等書以後不要再讀。此書一開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亂之類的話，此乃中國歷史走上了錯路，故有此態。如今歐洲英、法諸國，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亂。我們當向他們學習。”此番話給年僅十歲的錢穆以極大的震動，日後他在回憶此事時說：“此後讀書，伯圭師言常在心中。東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問題內。”

世事多變，錢穆在南京鐘英中學求學不久，就爆發了推翻滿清王朝的武昌起義。學校停辦，錢穆被迫輟學。他自知家貧，升學無望，雖“心中常有未能進入大學讀書之憾，但並沒有因此而意志消沉。矢志自學，閉門苦讀。年十八歲，即輾轉鄉村，執教謀生。”十年鄉教，十年苦讀，十年求索，為他以後的學術研究奠定了深厚紮實的基礎。這十年中，他在國學的研究方面成果也不少。後來，他又在朋友的介紹下，開始在無錫、蘇州等地的中學教書著述，在刊物上發表了不少學術論著。晚清以來，隨著社會歷史條件的深刻變化和大規模的西學東漸，諸子之學的研究逐漸興起。特別是“五四”前後，諸子研究蔚然成風。錢穆早年步入學術之門，也是在這一背景下，從子學入手，研究先秦諸子思想及諸子事跡考辨，最終完成了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名作《先秦諸子係年》。這部著作對先秦諸子年代、行事及學術淵源，以及對戰國史的研究，都作出了極大的貢獻，深得學術界的好評。陳寅恪稱其“極精湛”，“自王靜安（國維）後未見此等著作”。顧頡剛則稱讚其“作得非常精煉，民國以來戰國史之第一部著作也”。北大講史，與胡適並稱“北胡南錢”

錢穆最高的文憑僅為高中（尚未畢業），完全是靠自學成才的。1930年9月，錢穆來到了人文薈萃的文化古都北平，擔任燕京大學國文係講師，開始了他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轉折。這一年，錢穆剛好36歲。

錢穆在燕大教大一、大二國文。他以紮實的國學功底和妙趣橫生的演講，贏得了學生們的肯定和歡迎。但是執教一年後，錢穆終因不適應教會大學的環境而辭職南歸。

當時的錢穆與顧頡剛兩人，在學術地位上相去甚遠，其研究方法、學術觀點等也不盡一致，但是顧對錢仍是關愛備至，1931年3月18日，他又給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去信，極力推薦錢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

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有兩位“但開風氣不為師”的思想家，一位是梁啟超，一位就是胡適。錢穆在蘇州時，就曾與到蘇州中學作學術演講的胡適見過一面。當時胡適是他時時充滿敬意、景仰不已的一代學人。錢穆對諸子學的研究，有不少得益於胡氏的啟發。而胡適對錢氏也“尊重有加”。錢穆在北大史學系講中國上古史（先秦史），有人問胡適關於先秦諸子事，胡適總是說可去問錢穆，不要再問他。

北大學風自由，教師在課堂上提出自己的觀點，學生常設疑問難，競相爭論。當時學術界討論老子問題日趨熱烈，胡適主張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問學于老子；而錢穆、顧頡剛則主張老子在孔子後。三位先生在課堂外大家互相討論學問，是朋友；在課堂中則把自己的學術主張灌輸給學生，並且當眾批評對方的觀點。比如胡適對錢穆的《劉向、劉歆父子年譜》的考據謹嚴，十分佩服，常常對學生們做義務的宣傳；但是，在課堂上，他對錢穆等人的關於老子和《老子》一書的時代論爭，卻也慷慨陳辭，奮力抨擊。錢穆在講課中，也隨時聯繫批評胡適的一些論點，常說：“這一點胡先生又考證錯了。” 錢穆在北大講授通史課，事實性強，不騁空論，有據有識，簡要精到，並能深入淺出，就近取譬。如他比較中西文化，喻秦漢文化猶如此室的四週遍懸萬盞明燈，打碎一盞，其餘猶亮；羅馬文化為一盞巨燈，熄滅了就一片黑暗。當時錢穆將通史課的教室設在北大梯形禮堂，面積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滿，盛況空前”。課堂之大，聽眾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襯得下面講臺上穿著長衫的錢穆似乎更矮小了。但這位小個兒導師，卻支配著全堂的神志。一口洪亮的無錫官話，震撼了在座的每一位學生的心。他自己也說過，他上課“幾如登辯論場”。他對問題往往反復引申，廣徵博引，使大家驚異於其淵博，更驚異於其記憶力之強。在北大，他與胡適都因以演講的方式上課而馳名學校，成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學生中即有“北胡南錢”之說。

錢穆著作《國史大綱》書影

聯大執教，編撰《國史大綱》

抗戰爆發後，錢穆隨北大南遷。在昆明，北大與清華、南開闔組西南聯合大學。錢穆繼續講授中國通史，同他在北平時講課一樣，教室內外都擠滿學生。學生對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苦於課外找不到

這類書籍來讀。錢穆有感於此，並在朋友們的提議下，決定編撰一部中國通史。他翻出行李箱中有關中國通史的筆記，開始整理編寫。經過一年多時間的課餘奮力寫作，完成了8篇、46章，30萬字的史書。因“苦書籍之未備”只能依據他的筆記和超人的記憶力“大刀闊斧”地進行撰述，因而取書名為《國史大綱》。他在《國史大綱·引論》中談到編撰中國通史既要簡明扼要，又要做到以下二者：一者必能將我國家民族以往文化演進之真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以往政治文化社會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知識；二者應能與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複雜難解之問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者所必備之參考。

錢穆就是本著“通史致用”、“考史明變”的主張，按照《春秋》筆法，在《國史大綱》中考察了我國各個歷史時代的“世運興衰”和“人物賢姦”，他特別重視對歷史人物的考評，十分讚賞和推崇太史公在《史記》中創立的“列傳”體。後來，他在《張曉峰五千年史序》中談到：“史之本質雖在事，而事之主動則在人，歷史記載人事，而人為事主，無人亦何來有事。”“事非一日之事，亦非一人之事，史事成于群業……故列傳一體，實為史書中最進步最完備，而又得歷史之真情真意者。” 錢穆畢生所學，按他自己的說法，是為了回答一個問題：當西方文明隨堅船利炮傳過來的時候，我們的傳統文化，究竟應該如何因應？我們是否應該拋棄所有傳統，全盤西化？是否中國歷史文化一無所取？二十四史，只為一帝王家譜？中國幾千年只有封建專制之黑暗統治而別無建樹？錢穆的答案是：否！此外，中國古代政權是否只掌握在貴族階級手中？錢穆的答案是：否！自漢唐以來，中國已成為一個大統一的士人政府。即權力掌握于知識精英手中。布衣可以封侯拜相，就是說普通人也有機會掌握權力。自唐以來的科舉制度，尤其打開了掌握政權的方便之門……錢穆對待歷史始終充滿了溫情和敬意，他一生學貫經、史、子、集四部，著述達千萬言以上，但是他研究學問的最後歸旨則落在文化問題上，他學問的宗旨和人生的終極關懷是中國文化的傳承問題，所以他的弟子余英時說他“一生為故國招魂。”結緣嶺南，香港創辦書院

1949年，大變革的前夜，錢穆憂心時局，南下廣州，在街頭遇到了老朋友張曉峰，張告訴他準備去香港辦一所學校，已經約好了謝幼偉、崔書琴。這次偶遇，錢穆恐怕根本沒有想到，竟是他拋妻棄子、永離故土的開端。歷史也沒有想到，從此，一代史學大師從此與嶺南結緣，得以在平靜的學術環境下構建自己學術研究體系，幾乎憑一己之力延續了中華文化最純粹一脈。

在香港，自認是流亡知識分子的錢穆，除在徐復觀主持的《民主評論》發表文章外，又與謝幼偉、唐君毅、崔書琴等學者，借用華南中學在九龍偉晴街的課室三間，籌辦“亞洲文商夜學院”。亞洲文商學院在夜間上課，係夜校性質，由錢穆任院長，崔書琴任教務長，教師有唐君毅、張丕介、羅夢珊、程兆熊等。1950年秋，上海商人王岳峰斥資在九龍深水埔桂林街61- 65號購得新樓三楹，供作新校舍。佔地雖不大，也無圖書館，但亞洲文商從此由夜校改為日校，並更名為“新亞書院”，錢穆出任院長。

錢穆坦言，“我創辦新亞的動機，是因為當初從大陸出來，見到許多流亡青年，到處徬徨，走投無路，而我覺得自己是從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們失學。同時，也覺得自己只有這一條適當的路可以走。雖然沒有一點把握，但始終認定這是一件應當做的事”。1949年10月10日晚上，亞洲文商學院在香港九龍佐頓道偉晴街華南中學的三樓上舉行了開學典禮。

親眼目睹新亞書院創辦全過程的徐復觀在《憂患之文化——壽錢賓四先生》中稱：“新亞書院之創立，蓋有類于乞食團，托缽僧”，創辦者“日則講授奔走，夜則借宿于某一中學課室。俟其夜課畢，則拼桌椅以寢；晨光初動，又倉皇將桌椅復原位，以應其早課之需。”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余英時也回憶說：“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熱，他（錢穆）又犯了嚴重的胃潰瘍，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間空教室的地上養病。我去看他，心裏真感到為他難受。我問他，有什麼事要我幫你做嗎？他說：我想讀王陽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務印書館給他買了一部來。我回來的時候，他仍然是一個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亞書院全是空的”。

事實上，錢穆心中“新亞”一詞即“新亞洲”之意，即“重新賦予亞洲以新生命”，錢穆希望把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建成一個傳播中國文化、亞洲文化的中心。

錢穆主講的中國通史課，是學校最大的號召力量。新亞書院遷入桂林街後，來訪的學人增多，限于學校的規模和經費無法一一聘請。在錢穆的倡議下，創辦文化講座，利用晚間無課的時間，每週洽請校外學者做公開的學術講演。新亞文化講座每週末晚上7至9時在桂林街校捨得四樓大教室舉行，可容納百人左右。每至週末，無論是寒暑風雨，校外來聽者常常滿座，留宿校內的新亞書院學生只好環立於旁，擠立墻角而聽。新亞文化學術講座從1950年11月開始，到1955年初舉辦了139次，共講122個專題，內容遍及新舊文學、中西哲學、史學、經學學等，其中錢穆主講有中國史學之精神、老莊與易庸、黑格爾辯證法與中國禪學、孔孟與程朱等21講，成為講座的核心力量。

錢穆初到香港時，雖然是國內望重一時的著名學者，但是在香港這塊殖民地上，他卻是沒有很大影響力和號召力的。新亞書院建校之初，並沒有得到香港政府以及國外教育機構的基金支援，與香港唯一一所大學——香港大學相比，不啻天壤之別。新亞書院的創辦人錢穆、唐君毅、張丕介等人，懷著為中國文化延續命脈的精神，為創辦學校嘔心瀝血，鞠躬盡瘁。經過數年來的辛勤耕耘，他們的辦學理想終於引起香港各界及國際上的關注和矚目，獲得了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援。

自從1954年5月正式與中國雅禮協會合作以來，新亞書院每年得協款2.5萬美元，自此進入到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到1959年秋時，新亞書院已擁有8係1所，456名學生，成為當時香港一所享有盛譽的大學。為表彰錢穆的學術成就和獻身教育的精神，1955年6月27日，香港總督兼香港大學監督葛量洪在香港大學1955年畢業典禮上，授予錢穆名譽法學博士學位。這是香港大學自創辦以來，第三次頒授這樣的學位，其中一次是胡適1935年獲此殊榮。在頒授典禮上，葛量洪說：“錢先生係一著名的華人學者，他這次接受本大學的法學博士名譽學位，為本大學增光不少。”

1990年8月30日晨，風雨之日，錢穆于台北杭州南路新遷寓所去世，享年96歲，身後留下一千四百萬言的著作。1992年，錢穆魂兮歸來，歸葬太湖水濱。而他留在嶺南的足跡，也被歷史一路仔細蒐集，成為後人閱讀錢穆時一個繞不過去的章節。

上聯寫錢穆平生治學宗旨及入臺後的書齋歲月，下聯寫錢穆前半生之選擇及心懷故土鄉魂的深情。作為錢穆嫡傳弟子的余英時，與錢穆保持近半個世紀亦師亦友的關係，這樣一副輓聯，大概是對於錢穆一生最深情也有分量的概括。

１９１０年轉入南京私立鐘英中學，適逢武昌起義，學校停辦，遂輟學。

１９３０年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後任教燕京大學為任教大學之始。

１９３１年任教北京大學歷史系，並兼課清華、燕京、北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