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倒塌的百货公司

    一切都是那么的快，以至于“汉江奇迹”年代韩国人集体的座右铭是“快一点、再快一点”。时不我待的时代紧迫感固然可贵，但是付出的代价也往往惊人。在有些时候，“快一点、再快一点”成为了强行缩短工期、甚至偷工减料的借口，这也造成了韩国建筑倒塌事故频发的1990年代。

    最近，一些韩国媒体在报道中国上海一栋在建住宅楼房倒塌事件时，称之为“三丰事件中国版”，而把黑龙江铁力市西大桥发生垮塌事故称为“圣水事件中国版”，圣水、三丰事件已经过去近15年的时间，回顾上世纪90年代轰动整个韩国的建筑物倒塌事故，会发现背后成因并不单纯。

    三丰百货：世界上建筑自行倒塌的最大伤亡事故

    三丰百货公司，位于韩国首尔瑞草区瑞草1洞，1990年7月7日开张营业。1995年6月29日下午6点05分，大楼开始倒塌，短短的20秒，5层高的百货大楼层层塌陷进地下，一片废墟下，共造成502人死亡，937人受伤，财产损失高达2700亿韩元。这是韩国历史上在和平时期伤亡最严重的一起事故，也是世界上建筑自行倒塌的最大伤亡事故。

    上世纪90年代的韩国欣欣向荣，被誉为“四小龙”之首，是亚洲经济奇迹的代表。曾是首尔地标的三丰百货，由三丰集团兴建，坐落于“江南新区”的黄金新段，是首尔在全球快速成功崛起的象征。

    时髦的三丰百货由南、北两翼两栋侧楼以巨大的镶铬玻璃在中庭相连，四层的购物中心、超市和停车场，五楼有多家传统韩国料理餐馆，锁定消费能力惊人的市区上班人潮，平均每天营业额超过50万美元，日平均接待顾客约4万人次。

    1987年，“三丰”最早被设计为一栋4层办公楼，但是三丰集团会长李鐏却在建设工程中，将其重新设计成一栋百货大楼。这一改动，导致了很多承重柱被取消，以腾出空间安装自动扶梯。原先的建筑承包商，拒绝按照新的设计继续施工。李鐏解雇了他们，并让自己的建筑公司进行施工。

    新设计出的五楼被用作韩国餐厅，导致楼面重量增加了三倍，客人座位下的热水管则增加了额外空间和重量。由于邻居抱怨噪音，大楼的空调设备从地面移至屋顶。上面楼层重量大增，理应加强支撑，但建筑商却反其道而行，将支撑四、五楼的柱子直径大幅缩水。顶楼的重量大幅增加，承重却大幅缩水，这两大因素带来了致命的后果。

    1995年4月，5楼的天花板开始出现裂痕。在此期间，李鐏和其他管理层对此的唯一对策只是将顶楼的货物和商铺移至地下室。6月29日上午，顶楼的裂痕数量急剧变大，管理层因此关闭了顶层和空调设备。但由于当天的客流量非常大，管理层不想损失巨大收益，所以没有下令关闭百货大楼或疏散顾客。

    下午5时，4楼的天花板开始下陷，5点50分左右，楼里传出了噼啪的断裂声时，工作人员拉响了警报。6点05分，楼顶开始垮塌，承重柱一个接一个倒了下去，整栋建筑瞬间全部垮塌到了地下室。

    圣水大桥：韩国建筑企业国际信任度大降

    1994年10月21日，清晨7时40分，安静的阳光躲在云后，淅淅沥沥的雨落在地面，空气带着秋日里特有的清凉。舞鹤女子高中学生李娟受跟平日里一样，坐着校车行驶在圣水大桥上。渡江上学是她生活的一部分，今天唯一不同的是，李娟受的书包里写好了一封没有寄出去的信，收信人是自己的父亲李正焕。

    在圣水大桥中段坍塌事故中，舞鹤女高的损失最为惨重。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17岁的李娟受和她的七名同学以及另5辆汽车，还有她的信连同一段38米长的桥面一起坠入汉江。32人因此丧命，17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达267亿韩元，举国震惊。

    圣水大桥全长1161米，为8车道、宽35米，是当时汉江上第11座桥也是最大桥，悬臂结构，连接首尔市城东区圣水洞与江南区狎鸥亭洞。1977年开工建设，1979年10月16日竣工时，总统朴正熙亲自出席剪彩。

    悲剧发生后，韩国政府成立专门的事故调查组探查原因。调查组组长张胜泌教授曾说，使用仅15年的大桥一朝坍塌的根本原因在于实际施工与设计图纸不符，连接桥面的螺丝板熔接不良，从而在“金属疲劳”的状况下发生断裂和脱落，“当时只要按图纸施工，就不会有这场悲剧了。”

    大桥承建方东亚建设产业的负责人陆续被捕，但是检方却并没有能对该公司总裁崔源石提起公诉。据东亚方面的证言说，崔会长为缩短工期，把坚持按图纸工作的工地负责人撤掉，并在没有实验的情况下，采用了改版的桥架。

    此后，崔会长的名字还不断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1996年卢泰愚受贿案、1999年海外资产藏匿案等等，2002年6月，东亚建设宣告破产。而直到那时，东亚所承诺的对事故受害人的赔偿中，仍有138亿韩元未到账。

    圣水大桥事故造成韩国建筑企业在国际上的信任度大幅下降，所受的经济影响难以估量。不仅如此，事故给韩国民众心理带来的冲击更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快一点、再快一点”的代价

    圣水大桥事故后，时任韩国总统的金泳三在电视上向国民致歉，并撤换了包括首尔市长在内的多名政府官员。三丰百货惨剧后，事故责任调查组发现首尔市官员在三丰方面改动建筑过程中收受贿赂，包括前瑞草区行政官在内的多名官员被起诉并入狱。李鐏被判有期徒刑10年6个月。

    三丰百货大楼倒塌事件摧毁了韩国经过整整两代人刚刚树立起来的信心大厦。韩国建筑师协会会长谈到此事时说，惨剧的发生主要是人为因素，或者说那几年来，韩国的一系列大型事故就是日积月累的事故隐患的集中发作，“三丰”事故虽很严重，但也仅仅是一个缩影。

    频发的灾难性责任事故在韩国民众心中留下了阴影。急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增长至上理论、速度至上理论有着自已的市场。

    上世纪60年代，首尔的人口数量急剧上升。6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朴正熙的领导下，韩国经济迅速迈向产业化，社会结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世人称之为“汉江奇迹”。主要表现在外向型为主导的经济形态的确立；工业出口和GDP的高速增长；基础建设惊人投入；城市扩张等等。

    一切都是那么的快，以至于当时韩国人集体的座右铭是“快一点、再快一点”。时不我待的时代紧迫感固然可贵，但是付出的代价也往往惊人。在有些时候，“快一点、再快一点”成为了强行缩短工期、甚至偷工减料的借口。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城市建设活动的频繁，韩国全国各种非自然、非军事的灾难性事件暴发量呈现驼峰状，即明显的两头少，中间多的局面。1960年前5起，60年代7起，70年代8起，80年代8起，90年代19起，2000年以来12起。

    如果仔细观察两起事故，可以发现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而这些共性似乎恰恰能够反映当时韩国社会的一种心态或形态。

    在耀眼的光环下，暗藏的危险如影随行。

    在灾难发生后，韩国民众和媒体集体反思。畸形的政商结构导致腐败滋生，政府监管形同虚设；企业在成长期迷失在高利润、高回报的诱惑，而将企业责任、社会责任置于脑后—这两个原因频频被人们提起。

    问题也是发展的问题。每一个灾难也促使政府想办法、找对策。1986年韩国独立纪念馆火灾后，韩国政府成立“建筑工程制度完善和对策委员会”；1993年8月，成立“腐败防止对策委员会”；1996年，成立“建设制度改革企划团”……

    但韩国舆论认为这些还远远不够：“如果无法根治腐败、加强政府监督能力，还将会有第二座、第三座三丰倒下。”

    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