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科与中国文化传统

 人文学科与中国文化传统 （上）



中国文化传统具有突出的人文特征，体现了一种独特的人文精神，这一点看来已不容易引起争议，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文化就可定义为一种人文性质的文化、或一种“内在超越” 的文化，以区别于西方及印度、阿拉伯世界具有较强宗教色彩或者说“外在超越” 的文化。我们也许可以从下面的两层意义上，去理解上述确定中国文化传统特征和性质的尝试：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国文化很早就摆脱了原始的神话、巫术、或如梁漱溟所说很早就相当理性、相当成熟；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国后来也没有像西方和阿拉伯世界一样进入由一种超越的宗教、至高的人格神君临一切的社会。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明显的宗教超越的特征，而是始终将自己的思考限于人世间，尤其是关注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在此世所能取得的精致的文化成就，而对垂直的人与上帝的关系、以及扩展的、征服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都不甚注意，所以，不仅系统的神学教义相对阙如，系统的自然科学也不太发达。

古代“人文“一词不太用，但“人”、“文”两字却用得极多。我们尤其要注意这“文”字。相对于商人，周人重“文”是一转，相对于尚武的“士”，孔子着重培养尚文的“士”，使“士”阶层“文化”又是一转。儒家之学也就是人文之学，儒家之教也就是人文之教，且很早就与宗教脱离，被理性化，以人为中心，注重历史、文学，有一种浓厚的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意味。在这种人文学术的笼罩之下，正如上述，不仅神学、自然科学不发达，乃至社会科学也被包裹在人文学术之中而未有独立长足的发展。

我们把握“人文学科”的概念可以从中国传统学问开始。传统中国的学问常被称为是“经、史、子、集”：“经”有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六经（加乐，但乐经实不存）、七经（五经加论语、孝经）、九经（一说五经中礼分出三礼、春秋分出三传为九经）、十三经（以上说九经再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史是历史，其主干是正史；子主要是先秦诸子；集是各家文集，以文学为主。而这四个方面又是打通的，其大要可以说是文学、历史、哲学。古代一位学者对这四个方面都要涉猎。古代中国的学问主要是一种人文的学问。

中国文化的传统内容确实是以现在人文学科的基本科目——文学、历史、哲学、艺术为核心的：它保留有世界上最丰富和悠久的成文的历史典籍，从远溯三千年以上的正史到各种地方志乃至家谱；它有非常典雅和精致的文学宝藏，尤其是表现在诗歌方面；它也有深刻和富有洞见的哲学思考，还有绘画、书法等艺术方面的精品。甚至中华民族的气质和性格都相当程度上被“人文”化了，在世界进入近代社会之前，它是在其人口中识字者比例最高的一个民族，政治的主要职位都由读书人占据，这些读书人所读的书主要是人文典籍，在社会上也普遍有一种对于读书人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的艳羡和尊敬。

但这也并不是说中国文化自文明发轫以来就是如此，塑造了中华民族这种性格的、最重要的历史变化是发生在周朝，并一直下延到春秋战国时期。周以前的殷商看来还是一个相当虔信天帝、鬼神、巫术、生命力洋溢、文化上则相当粗犷和豪放的时期，。现有的殷商甲骨文中已有“教”、“学”等字，但当时的殷商贵族一般只是“习武”和“习乐”，并注重生命的享受，乃至少有节制而趋于极端，举一个例子，他们喝酒看来是常常喝得昏天黑地，在商纣王时，不仅是王室“酒池肉林”，下面也是酗酒成风，以致到西周时，周公还敦敦告诫康叔一定要戒酒，不要学商人酗酒丧邦，说“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尚书·酒诰》）。

到西周的时候，统治者则开始建立一种“亲亲”色彩很浓的宗法等级制度和礼乐文明，并越来越具有一种“文质彬彬”的气质，例见后来在贵族之间交往中相当流行的赋诗、观乐、有辞、有言的风习，粗犷豪放的习惯越来越受到“礼文”的节制，这一转变之得失，自可见仁见智，但上层阶级的风习和民间的崇拜确实由此受到人文理性相当充分的洗礼。这时上层贵族的文化主要表现为“诗书礼乐”，而其中“礼”又可以说是一个总名，一个概括。“礼”实际上是一种等级制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从实行者来说，专为贵族所有，即所谓“礼不下庶人”。等级制到处都有，在世界进入现代社会之前，等级制是一种普遍的制度形式。然而，中国古代等级礼制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理想形态含有一种精致、文雅和细腻的意蕴，即孔子所谓“文质彬彬”下的“彬彬有礼”。春秋时代早期的世家贵族们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这种意蕴。虽然春秋时代的贵族文化，至少在孔子之前的时期，主要并不表现于典籍和艺术品的创造之中，而就表现于他们的言行、尤其是赋诗、观乐及各种礼仪活动之中。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揖让进退，歌呤讽咏，俨然就像是一种艺术品。那是尚未衰弱和堕落的贵族的一种艺术。[i] 当然，其中令人印象最深的还是从那生活中最终凝结成形的一些突出人格和德性。总的说，传统社会是相当重质而非重量的社会，是主要追求人的优秀和卓越而非主要追求人的广泛平等的社会，在道德上则是更为尊崇人格和德性而非更为尊崇原则和规范的社会。[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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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详见拙著：《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第四章第五节“世族的文化”，三联书店，1996年版。

[ii] 这方面论述可参见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Chpt.10-16, esp.Chpt.16,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84. 人文学科与中国文化传统（中） 

西周的学校已经相当发达，不仅有“国学”，也有地方的“乡学”。贵族子弟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它们的重要性也大致是按此次序排列的，最前面的最为重要。如果说“书”、“数”是学认字、写字和算数的初级教育；“射”箭和“御”车则主要是锻炼体能和武艺；而“礼”、“乐”则是整个教育的核心，其中“礼”主要是有关伦理、政治、历史等方面的教育，而“乐”则包括音乐、舞蹈、诗歌等文学艺术方面的内容。后四者被看作“大艺”，不仅是书面上学，还要从小就照着做，体现了一种“知行合一”的精神。由于“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观念，科技、工艺则不受到重视。

春秋时期，在孔子之前，就已有如季札、子产、叔向、晏婴等具有深厚人文素养的精彩人物，孔子虽然是商人后裔，却推崇周文，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他十五即“有志于学”，三十岁开始讲学，晚年更是把全部精力用于学术，他的政治活动在其当世没有取得成功，他的学术活动却在当时就取得了极大的成效，有弟子三千，而精通六艺者也有“七十余子”，其思想学术对后世更是发挥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包括他的政治理想也通过其学术而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实现，所以他被后人尊称之为“大成至圣先师”、“素王”不为无由。以后中国的历史上，王朝代有更迭，且时有异族入主，皇帝更如走马灯一样变换，孔子的地位却如山岳般不动。

“孔子之学”则基本上是一种人文学术，其纲领可以说是“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于礼”，其教学的目标是培养有德行、有学问的“文质彬彬”的“君子”，而其主要的学习科目则是“诗、书、礼、乐”。“诗”是指孔子亲手删定的《诗经》，主要是要通过文学的形式来培育道德情感、观察社会政治；“书”是指《尚书》等历史经典，后来孔子并亲自撰写了《春秋》，其中也蕴涵着许多道德的教训；“礼”是指周礼，尤其是君子应该知道和应该践履的行为规则；“乐”是指包括音乐、舞蹈、诗歌的综合性的艺术，以内在地丰富和提高学习者的人文和道德素质。而以上学习内容又都可以说是贯通的，它们大要不脱今天人文学科的范畴，而尤以一种人生和道德哲学为其内在的核心。传统的“六艺”自然也是学习训练的项目，但在孔子这里确实大大加强了“文”的内容，传统的下层贵族——“士”这一阶层到孔子这里有了一种重心的转变，即由主要“习武”变为主要“修文”。

在学校的性质和学生的来源与出路上，孔子第一个大规模兴办私学，促使文化下移，“学”不再只在“官府”而到了民间。孔子首揭“有教无类”的原则，任何人不管其贵贱、贫富、贤愚、种族、地区为何，只要交一点学费均可入学，孔子并建立了一个在后世思想学术中占据中心位置的学派——儒家学派。但在他那里仍保留着一种原始的思想学术的开放性和多样性，为后来战国的百家争鸣和儒学分别向外王和内圣的长足发展开了先河。

孔门还提出了“学而优则仕”的理念，这不仅是一个教育的理念，也是一个政治的理念，即执掌政治权力的官职应当由有学问、有德行的“学优者”担任。到战国时期，“学”分属“百家”，“士”多为游士，与政治和一元化都有某种距离。秦汉帝国的建立则渐渐使学术走向一元化和政治化。汉武帝时期在诸学中“独尊儒术”和“岁举孝廉”的举措，同时开启了学术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和“学而优则仕”的过程。古代选举由察举（荐举）发展到科举（考选），使人们几乎可以在学者文人与社会上层，政治统治层之间划上等号，而这些学者官员大多数又是不断来自民间，来自下层，社会保持了一种很高的垂直流动率。学者常常一身而兼数任：既是文人、学士，又是地主、官员，其社会功能和政治使命是“在上美其政，在下美其俗”，“与君主共治天下”。学术与政治有了一种极其强韧的，制度化的联系。但我们也不应忽视，在中国的学术文化传统中，除了官学之外还有私学，除了科举之学之外，还有一种期期于“圣贤之道“的”为己之学“，后者试图在在官学的建制之外保留一种民间的风骨，保留儒学问道传道守道的灵魂，而深受道家思想熏染的隐士，更构成中国文化的一道独特风景线，同样，佛教的传入中国，对于使中国文化别开一面来说，也是其功至伟。

无论如何， 后世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学而优则仕”这一理念，经由从察举（荐选）到科举（考选）的发展，朝廷和地方任职的主要官员，基本上都是来自通过相当严格的文化考核或考试选拔上来的人们，这些人不受出身、贫富、地域和种族的限制，大多数是农民子弟，久而久之，中国社会的结构也发生了一种意义深远的变化，由一种封闭和世袭的等级制社会转变成一种开放和流动的等级制社会。[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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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参见拙著：《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第一编，三联书店，1998年版。
 人文学科与中国文化传统（下） 


春秋以前，中国古代也已有“贤贤”的观念。据《孟子》追述，齐恒公召集的诸侯“葵丘之会”，其中第二条盟约即言“尊贤育才，以彰有德”。[i] 当时齐国有周天子所封的国、高两氏，世袭为齐国的上卿，但实际大权则由地位较低、曾迫于贫困而与鲍叔“为贾”的管仲掌握。但一般而言，在春秋有名有事可稽的人物中，罕见有庶民出身的人，更勿论平民出身的卿相。《国语·齐语》又载管仲有使士、农、工、商各自分开居住，使“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但“其秀民之能为士者，必足赖也”，有司见而不告，且有罪。综上所述，似民之秀异者虽可被选拔，但主要是被选为士，士亦可上升，但很难越级，更难为卿执政或主政。春秋社会的流动性主要还是表现在贵族内部的流动，上层贵族有一个他人很难进入的圈子，重要的选贤育才都是在这个圈子里进行。相形之下，作为贵族下层的士阶层却相当活跃，不那么封闭，民之秀异可跻身其中，士之顽劣大概也会下降为民。葵丘之会的第四条盟约是“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子产在郑国执政后亦曾在贵族内部努力举贤用才，“择能而使”，[ii] 并且强调从政之前先要“学”∶“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但这学也主要还是贵族的“学”。

“明贤”的思想虽然在古代中国早就确立了，但关键的问题在于是否能够打破等级之间的界限，变封闭为流动，并指出一条实际可行的道路来，而这正是孔子的伟大贡献，其“有教无类”的思想与实践，可以说为社会开辟了一条新路。“有教无类”不仅仅是一种教育思想，也可以从政治原则和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认识，它有一种使人不拘出身，各尽所能，秀异者居上、贤者居上的社会政治理论的涵义。在合乎正道地在社会地位方面上升和合乎尊严地在精神境界方面上升的问题上，孔子希望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有教无类”也就是不区别血统、出身、不管其是来自贵族还是非贵族，人们都可以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考虑到古代教育水准与其他机会、与其他人们所欲对象和主要社会资源（名望、权力、财富）的紧密联系，这一受教育、或求学的机会平等，在古代就远比现代意义重大。

总之，孔子的“有教无类”不是简单提出的一个举措，而是与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尤其是孔子的仁学有着深深的关系，其后隐藏着一种悲天悯人、所有人的人格均为平等、均应享有发展机会的忠恕思想和人道精神，这里表现出一种具有实质的价值意义的人文精神。孔子并且身体力行、率先走出了一条打破贵族的文化专利，使学术平民化的道路。他以在野一身之力，聚集、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那是一个新的不再以出身为标准，而是以学问品德为号召的士人阶层的雏形，这种士人阶层成了后来两千年中国社会政治的主干。

后来成为中国近两千年学校和私塾教育的基本教材的“五经”，也是在春秋时期即已由孔子或整理成形、或撰写已定。“五经”即诗、书、易、礼和春秋。“人文”这个词也是首见于《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汉武帝时，五经立于学宫，成为以后学子考核的主要内容，其成绩的优劣就作为他们是否能取得官职、以及取得何种官职的基本依据。到南宋时期，朱熹又从五经中分出四书：即从《礼记》中取出“大学”、“中庸”两篇，加上《论语》和《孟子》，作为五经的初阶，他认为四书集五经之精华，士子最适合由四书入圣贤之学并涵泳其中，并在其后半生用了大量心血来反复撰写和修改四书的注释，虽然朱熹晚年亦受到朝廷猜忌和压抑，死后其著作却广为流行，尤其是他分出的四书比五经简明扼要，而又精心做注，突出了儒学的人文精神，又照顾到五经的内在结构和学者的进路，更被学校、书院广为采用，至元朝中，科举考试便主要以四书为最重要、最优先的考试科目，四书既然被置于如此重要的地位，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遂成为中国从中央到地方、从私学到官学最普及、最流行的教材。

总之，纵观中国历史文化，先秦、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作为一个“轴心时代”，确实是一个基本确定了后来两千年中国传统文化基本走向的时期。如果说西方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是一个相当“武化”的封建社会，中国早在春秋战国之前的封建社会就已经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在春秋战国之后的中国社会中，文化因素对社会等级分层的作用看来就更加重要和明显了。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社会实际上由一种“血而优则仕”转变成一种“学而优则仕”了，而由于“学”有文学和德行两方面的含义，德行又难于作为一种客观和普遍化的标准，所以到后期甚至变为一种如唐中期进士科的“诗而优则仕”、宋明以后的“文而优则仕”。

所以，传统中国几可说就是一个以“学”立国的社会，而这种“学”主要就是人文和道德的学问，它也是以儒家的思想文化为主体。儒家素来重“学”，儒家作为一个学派的正式形成即由于孔子的讲学。孔子少年即“志于学”而终身不懈，晚年更以“韦编三绝”的精神，与其弟子从事修《诗》、《书》，订《礼》、《乐》，赞《易》而作《春秋》的工作，努力承担了对古代一些最重要的人文经典、政教大典的整理和解释的重任，使这些官家经典也成为民间之书，成为儒家特有的经典。儒家对它们的解释成为支配性的解释，儒家思想客观上主导了其后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历史政治。孔子不遇于当时的政治统治阶层，然而，通过其“学”，却为后世绵延数千年的社会政治以及修身为人，风俗教化立下了基本的法则。

《汉书·儒林传》有言：“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朝之经典，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教至治之成法也。”所以，“儒家”之外又有“儒学”之称，这是一个更具广泛性和超越性的称谓。[iii] 无“学”也可以名道、名隐，名法术之士、阴阳术士，名墨者、农家等，然而，无“学”却不可以名儒。无“学”儒家无以成其家。儒学首先是一种生命的学问，修身的学问，一种希圣希贤、渴望把自己造就为一个君子，一个有道德和品质高尚的人的学问，并且，在儒家看来，要达到成为君子的目的，主要并不是靠个人纯然的天性或一时的顿悟，而必须通过“学”的磨砺。故《论语》首言“学而时习之”，荀子说：“学止乎没而后止”。历代儒者从荀子到王安石、到张之洞的文集中，多有劝学篇或劝学诗，学的另一面则是教，中国也向有尊师重教的传统，而这种教育基本上也是人文教育。

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古代选举推荐和考试的基本标准来看到这一点，尤其是我们观察考试的主要内容，它不外乎经学（家法、帖经墨义，经疑、经义）与文学（诗赋）。策问及诰、论、表等公牍则可以说是两者的一个结合或更偏重于经学，其意主要在通经致用，而又须略具文采。但经学又可以说也包括了先秦史学（如章学诚所言“六经皆史”）和子学（自然主要还是儒家学说）。按现代眼光，经学则既是哲学、伦理学，又是政治学、历史学、包括了人文与社会学科的一些主要领域。在察举时代，经学、文学稍稍分途，科举时代，两者渐渐合一，唐至宋初一段似以文学为主，表里皆文学；宋元以后渐渐是以经学为主，或者说以经学为里，文学为表，然而录取中式却往往还是不能不以“表”（形式）为定。作为经义应试文的八股在次一级的意义上仍然是经学与文学的一种结合，其内容是经学，形式则为文学。故无论按现代文、史、哲的分类，还是按古代经、史、子、集的分类，其内容都可以说主要是人文的学问。

由于政治权力、经济财富和社会名望等种种资源都与文化教育水准相连，所以，社会上有“一路通，路路通”之谓。而要求“学而优则仕”的结果，则是社会上从上到下都极其鼓励读书，读书也确实给读书有成者带来巨大的好处。王安石“劝学文”所说：“贫者因书富，富者因书贵。”在那个时代并非虚语，并非像现代社会中一样常常只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或鼓励。中国传统社会这种围绕着文化水准上下长期流动的结果大致造成了一个弥漫着书香的世界，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历史上一个最具书卷气的民族，甚至目不识丁者也知“敬惜字纸”，普通乡民也相当重视教育，省下菜油来让孩子夜读，甚至普遍有一种对于文字、文献的崇拜。虽然这种崇拜在二十世纪遭到重大破坏和打击，但某些风习甚至流衍至今，在有些山野乡村仍能看到这种崇拜和文风的遗迹，不管我们对这种现象褒贬如何，这种情况在世界文明史中可说是极其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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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孟子·告子下》。

[ii] 《左传·襄公31年》。

[iii] 先秦出现的其它各家各派则或者无此类称谓，或者纵有也不显著和持久。这自然与它们的性质有关，如道家主张“为学日损”，“绝学不教”，而法家、墨家、农家等或偏于政策权术，或偏于实践应用，都相对缺乏对广博的人文政教思想学术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