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谢晋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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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祖芬
《 人民日报 》( 2010年12月15日   24 版)
11月底的那天傍晚,打开电视,中央六台,是谢晋!谢晋在对我说……谢晋说什么我没听清,我只听见那么熟悉的声音!只看见那么真切的谢晋!
我的泪水从胸口往上走,我的思绪从此刻往后倒。大约是上世纪90年代初,林怀民的云门舞集第一次来京演出,在保利剧院。那天演出前,大厅里很多文艺圈内的熟人,只听嗡嗡嗡的寒暄声,像温暖的波纹一圈一圈扩散开来。忽听一声高呼,好像一个浪头跃起,远远的就见谢晋扬起胳膊冲我喊:“地球是方的!”我笑,这句话只有我懂。那时上海出了我一本书叫《爱是圆的》,他读了,但我没想到他来了这么一个变奏。艺术家什么时候都不喜欢重复。
认识谢晋是第八届政协的第一年,1993年。那年我刚进全国政协,学校新生似的。一天在餐厅,老委员Y拉着我向谢晋走去,我有点怯怯地。我两岁妈妈就带着我看电影,银幕上有人喝水我就要大叫“药”(我从小多病,想喝水就叫“药”)。我的“影龄”自两岁始。我进上海戏剧学院后更是喜欢从自修课溜出去看电影,回校后心甘情愿地被老师批评。而谢晋,我最尊崇的导演,我只在银幕上见到他的名字,突然这个银幕上的名字变成了一个真人,而且就这么近!
那次就听Y和谢晋聊得欢,我一句话也没说,我怎么敢和银幕上的名字说话呢。不两天后香港《明报》要我采访文艺名家,谈谈文化和商品化的话题。我心里越是尊崇的,就越是不敢上前说话,譬如我们组里仙风道骨的吴冠中,譬如谢晋。但一旦采访,只有上。于是敲响了香山饭店谢晋那房门。就听一声炮轰:进来!
谢晋因为听力不好,说话便如打炮。进门就见半张床上堆满了拍摄电影《鸦片战争》的有关资料,一台当时还不多见的传真机呼呼地吐着日本电视台来的传真,记不清是邀他访日还是要来采访他。桌上有他熬夜下酒吃的薯片,地上是两只大箱子, 贴满了各国各地的标签。我说你为什么带两只箱子,他说他老在各地走,这两只箱里装了他一年四季的衣服,还有一只锅。我看他穿的牛仔裤运动鞋,想到他开两会从不请假,但是晚上常跑到北影去剪辑片子。
委员们叫他谢导,但是望着眼前这个拉着两只箱子拉着他的一年四季的热血青年,我不知怎的,就直呼谢晋。他花6000多元买了全套100本的《中华文化通志》,我问他先读哪一本,他说他是要从头一本本读过来的。我相信他一定是这么读的。他儿时读500本一套的小学生文库,就是一本本读完的。所以他能当上谢导。他又说想买中国通史,一万元一套,问我买不买。我说买不起也读不起。然后他就独个儿想,他一定在想他有没有时间读,而且他买的话得两万元。因为他总是买两套,一套送给他的家乡,浙江上虞。
谢晋和我先生梦溪因学术而成知音。我家那时很挤,梦溪的书堆满天上人间,甚至人只能在书的峡谷里侧身而行,每每客至互相只能从书堆间把脖子绕出去方能相视。谢晋上我们家,每次站在梦溪书房的门口感叹书房好,梦溪和他玩笑说:你夸书房是不是想让我帮你鼓动祖芬去写电影?谢晋就是要我去法国两月采写留法的少年邓小平。小平同志是我的恩人是全中国人民的恩人!但我只会写现在,不会写历史。谢晋找我因为他说从我的书读到我活泼,相信我能写好少年小平。事实上他和我说后我就蹦出了一些情节,我对梦溪说,这个题材谢晋找我或许是对的,但我不敢接。你可别告诉谢晋呵!
11月底中央六台的谢晋专题上,谢晋的友人又讲起60年代中后期的不堪回首, 谢晋的父母先后自杀,一个吞药,一个跳楼!谢晋赶到现场,没有说话,没有掉泪,背起母亲的遗体,就走。后来他说,这是国家的悲剧。后来他又像热血青年那样,拖大箱子拍《牧马人》、《芙蓉镇》、《啊,摇篮》、《高山下的花环》,每一部都是中国读本,每一部都是谢晋,每一部都可以上溯到《红色娘子军》。
他曾经在上海突发病倒下,这件事好像是潘虹急急地告诉我的。住院,住院!然而就奇迹般地复活了,就又热血又青年了。每说起谢晋, 我总想起我老家那张餐桌,我坐这头,他在那头。谢晋在那头说少年小平那题材我不接他就一直等。我就一直觉得愧疚! 后来再后来,我想起余光中的诗《乡愁》:“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杭州的朋友和我说过谢晋的后来,谢晋在上虞。我很郁很闷。杭州的朋友和他很好,北京的朋友也和他很好,他来京就住美林家。但是朋友间说起谢晋,还是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