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幸福感受城市化过快影响 与收入逐渐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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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计量幸福
导读
怎样捕捉并量化变幻多端的幸福？
国内许多机构每年都会进行一些有关幸福的排名，哪家更权威？运用不同幸福体系产生的排名可能有很大的差异。
《瞭望东方周刊》与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工作委员会联合主办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自2007年起，今年已经是第四届，所沿用的评价体系一直在根据国情进行调整，今年做出的最大调整是把调整和研究的重点放在调研对象的主观感受上。
研究采用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奚恺元提出的“城市幸福学评估体系”。他说：“富裕之后，中国人的主观满意度就凸显出来，大部分支出是为了主观感受，怎样让钱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钱服务。”
奚恺元是最早系统地将幸福学和幸福指数引入中国，并在中国倡导研究城市幸福感的学者。
幸福脆弱吗
城市化要以人为本，人类真正的幸福不在于自私享受，这样就不会有盲目的过于快速的城市化，不会有贪图政绩的城市化，也没有自私的城市化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耿 | 上海报道
“有利润500万、1000万，随你先拿。”
陈孟云说这话的时候，每天赚32元8角；一个月前，刚加了工钱，现在他每天赚55元1角7分。
他为这个承诺的背书是一本书：《中国幸福学》。“诚邀本书的合作出版者，本人仅提供书稿。”陈孟云说。
最高学历高中的陈孟云怀有幸福全人类的宏志，每天花三元钱上网费在论坛上广发英雄帖“中国幸福学---期盼中国哲学界来拷问”、“21世纪世界大哲学已诞生---中国幸福学”、“中国诺贝尔之星---中国幸福学研究”。
回音寥寥。
而他挑战的目标，只等值于上海内环内的一套普通公寓房。
陈孟云有点像企图踩住幸福影子的堂吉诃德。
少数人幸福的社会不是幸福的社会
对幸福的探究源于一次不幸福。
2003年，陈孟云39岁，他下岗了。止步于“不惑”前，他遇到了大惑。“我就开始琢磨，谁拿走了我的幸福。”
一开始是只言片语发表在论坛上，积多了，后来连缀起来，遂成书，又几易其稿。
陈孟云坚信自己是“中国幸福学之父”，其理论核心是：人类的和谐幸福是无产阶级检验真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
这位胸怀全球的思考者，每天的现实烦恼是合上大部头，去翻账本，皱着眉头核数目字。陈孟云现在是河南焦作焦煤集团的一名临时工，无证无编制，在后勤搞核算。他仅存的自尊是“井上工”的身份，不用下井挖煤，还有点儿知识分子的体面。
可在知识分子圈里，他又不被待见。最近陈孟云买了两本书，《西方哲学史》、《哲学野史》，来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很多大学问家都曾被称为疯子、傻子，孔子也是死了两百多年后才开始被接受。”
社会擅长于宏大叙事，做大做强的冲动像高铁车轮，让个人闲愁和小欲望随风而逝。焦煤划归河南煤业化工集团，来年要冲击世界500强。
“工钱比其他好多矿还是低。”即将身为国际大企业的员工，陈孟云没有那么多“在船上”的自豪感。他字斟句酌于“工钱”，而不是“工资”，因为哪天不干活，哪天就没钱。
陈孟云赚来的钱还要养活父母，“跟父母住一起，这样可以使他们感觉到幸福。”
对幸福学研究了7年，相当于读了一个本科和一个硕士的时间，陈孟云觉得还是没法指导自己去把握幸福。
“满分100，你给自己的幸福打多少分？”
“30。”
“为何？”
“没钱消费，精神文化活动更不敢碰。上班、下班，然后上班、下班??”陈孟云说，“我想参加一些竞技类的文体活动，比如篮球比赛。体育不应精英化，而应该市民化。”陈孟云是退伍军人。
根据西方经济学中的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期望值，陈孟云用减小分母的办法来使自己的幸福增值。“不能改变环境，就去改变自己。这是我们这一代中一部分人的幸福观。”
陈孟云生于1964年，见证这些年来社会、国家的巨变：1966~1976年“文革”，80年代改革开放，90年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全面开放与发展提速。
“人的终极追求应是幸福，少数人幸福的社会不是幸福的社会。”陈孟云认为。
“中间态”下的脆弱幸福
生活在三线城市焦作的陈孟云不敢停歇，每休一天，记账本的进项为零，支出却不能断。
一线城市亦居不易。《蜗居》中海萍的一段台词让一些人觉得是在说自己：“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串数字蹦出脑海，房贷6000，吃穿用2500，冉冉上幼儿园1500，人情往来600，交通费580，物业管理三四百，手机电话费250，还有煤气水电费200，也就是说，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账400??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
近日，人民网进行了一次“逃离北上广”的调查，34%的人表示一线城市年轻人生活压力太大；2%的人表示生活平淡；58%的人表示很担忧。
伴随一线城市的压力，二线城市一度被看好：城市规模适中、经济适度发达、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比例适当，处在平衡的中间态。
海景御花园小区曾是大连昂贵的海景别墅区之一，但1996年建造的60座独栋别墅与数栋公寓，在生存了短短的14年后就面临拆除的尴尬，买得起别墅的幸福却遭遇规划不良导致短命别墅的“杯具”。
郑州美景天城小区的孩子6年来一直面临上学难的困境，新区的建校速度总是赶不上城市的扩展速度。
修路、建房、搭桥，目前武汉三镇有5000多个大大小小的工地，基础建设高峰期与私家车数量激增高峰期双峰相遇，江城进入“史上最堵时期”，空气质量也让市民相当担忧。
二线城市越来越向一线看齐，城市病也接踵而至，但城市又不能不发展，这种中间态下的幸福显得有些脆弱---本已握在手中，却容易被冲淡或打破。
“二线城市”是城市中的中产，社会中的中产阶级的幸福也脆弱。他们暴富没有快进键、工作没有暂停键、晋升没有快捷键，永远都是老板的播放键，阶层地位没有锁定键。一个政策调整、一次金融冲击、甚至一场重病，都会将其积累格式化，体面的社会地位背后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虑。
作为被某种社会情绪仇视的阶层，富豪的安全感更复杂一些。杭州萧山的一名“富二代”，身价20亿，他说：“我现在最希望的是被外国公司收购，给我折现，我就无忧无虑去过日子。”他已拿到了三个“身份”：澳洲、马耳他和香港。
“幸福了吗？”央视名嘴白岩松在新书中问。“富人抱怨，穷人抱怨，上面不安，怕下面闹事，下面也不安，怕上面总闹些大事??”每个阶层都有不幸福的理由，但在彼此的对望中又都是幸福的“他者”。
幸福感为何没有与收入同步提升
各阶层的对视是对自身幸福度的检视。
影响幸福指数升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贫富差距。2005年，中国社会调查所的一项报告显示，民众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排在第一位的是贫富差距。在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的调查中，市民已连续四年把“贫富差距过大”列为社会问题之首。
以反映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为例，数据显示，内地基尼系数已增至0.49，大大超出0.4的警戒线。全世界有完整统计数据的150多个国家里，基尼系数超过0.49的不超过十个，中国属于其中之一。
“相对收入理论”和“社会比较效应”能解释为什么收入的提升并未使幸福感同步提高。该理论认为，人们所获得的一定数量的物品所产生的幸福感，取决于与其他人所拥有物品相比较而得到的满足感或失落感。马克思说过：“一个房子不管是大还是小，只要周围的房子差不多，每一个房子的居住者都会感到很满意。但是，如果在小房子旁边盖起了一座宫殿，那么它就会立即显得破落不堪。”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和利益群体较为简单，整个社会只存在工农兵学商加上干部、知识分子等阶层，这样的社会结构特点是不同群体间界分鲜明、稳定性高，而同一群体内部则分化度较低，同质性高。
今天，我国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当前中国的社会流动和阶层分化提供了大量让人们比较的情境，阶层分化和相互之间的攀比，使人产生内心的不平衡，竞争加剧也让人产生比较的压力，体会到不公平焦虑的人变得更多，甚至有人产生仇富心理。”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俊秀说。
当前全国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劳动收入的增长速度。这意味着，当一部分人还在努力用付出劳动力换取报酬时，另一部分人已经可以收获财产带来的收益，且前者增长的速度不及后者。
“让一个从不摘苹果的人拥有吃不完的苹果，多数时候可能就是一种悲剧。”陈孟云说，“中国实现真正的幸福在哪里？在穷人的幸福里。这是在中国‘普及幸福’的一条捷径，对以小康生活为起点的人而言，他们的收入对增加幸福的效应是会逐步递减的，而贫困阶层收入增加一些会使他们感到幸福了很多。”
“东亚快乐鸿沟”
“收入—幸福”悖论是个普世难题。
相关研究显示，在人均GDP较低的阶段，GDP的增长使幸福曲线的上升坡度很陡，而到了人均3000至5000美元的水平之后，GDP进一步增长并不能带来同比例幸福感的增长。
来自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从1946年到1991年，美国的人均收入从11000美元增加到27000美元，国民平均幸福水平反而略降。
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则考察了后发国家的情况。他在《东亚幸福鸿沟》一文中指出，东亚地区已经取得了较高的收入水平，且拥有较高的增长率，人们应该感觉到更幸福才对，事实恰恰相反，出现了“东亚快乐鸿沟”。一个国家收入水平还很低的时候，收入与人民幸福程度密不可分，但当达到一定水平，这种相关性就会消失。
国内的数据也显示出收入与幸福感逐渐背离的趋势，1979年至2005年GDP的平均年增速为9.6%，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6.0%和7.0%；但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7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04、2005、2006年中国城乡居民总体幸福感分别为3.79、3.73、3.64，呈下降趋势。而在过去10年中，中国人的幸福感先升后降，表现出与经济发展轨迹之间的非同步性。
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奚恺元长期致力于幸福学研究。他表示，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加幸福感，现在的中国人比20多年前要幸福得多，但是人们的幸福度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财富因素。
以人为本的城市化才能带来幸福
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们之所以从乡村来到城市，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
将幸福感置于城市的语境下分析，在中国尤其具有特殊意义。中央党校报刊社社长肖勤福说：“31年来，城市化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发挥独特的作用，不仅工业化、市场化离不开它，而且信息化全球化首先也以它为基础。”
“十二五”期间，中国社会将发生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变迁，即人口结构将由原来的农业人口占主导地位发展到城市居民占50%以上，中国进入市民人口占主导地位的时代。
这意味着管好城市，就是管好了一大半人的幸福。
但是，30多年来的造城运动，一个“快”字挑战了幸福，一个“大”字挑战了幸福。
2009年底，中国建制市已经达到668个，比1978年增加了475个，城市化率达到46.6%，中国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里程，最近5年，城市化速度更是快中之快。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主任周为民忧虑城市的贪大：“我们发展最迅速的是‘城市’而不是‘城市化’，这样导致的城市宽马路、大广场，人文景观也被破坏，只剩下一些死的景点，与人的发展脱节。”
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将城市幸福与以人为本结合起来思考，“参照以人为本，人类真正的幸福不在于自私享受，这样就不会有盲目的过于快速的城市化，不会有贪图政绩的城市化，也没有自私的城市化。我相信人是健康的，是真正科学、人文的，我对以人为本的城市化给我们带来的福祉和幸福是有信心的。”
怎样计量幸福
贯彻“以人为本”，幸福是具有包容力、承载力、解释力和表现力的一个词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耿 | 上海报道
2010，幸福满眼。
安徽卫视年初播《幸福一定强》，年尾播《老马家的幸福往事》，央视播的是《老大的幸福》，更有一部电视剧直接取名为《幸福》。
纪录片《幸福在2010》用真实的剧情晒幸福。
江苏卫视推出了谈话类节目《幸福晚点名》，东方卫视打造了《幸福魔方》。
周杰伦伴着钢琴低吟《说好的幸福呢》，吴杨雨浅抒《最幸福的人》，白岩松蹙着眉头问《幸福了吗》。
文艺圈的焦点，直接折射出主流意识形态的关切所在。幸福正在上升为国家意志。
从GDP到GNH
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建议释放出淡化GDP指标的信号，也使得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这一概念的引入引起广泛关注。关于“幸福指数”、“民生指数”的讨论和报道，在学界与媒体界渐热。
国民幸福总值指标的由来是什么，它是怎样被引入中国的？
1972年，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不丹王国提出了GNH的概念，并将追求该目标的最大化作为政府的最高发展目标，这在世界上是第一个。
40年前，不丹还处在没有货币的物物交换的经济状态下，世界许多国家已在开展如火如荼的GDP竞赛。
GDP这一指数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为应对经济大萧条，需要完整和全貌的数据为宏观经济决策做参照。
“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迅猛发展，但是物质财富的积累并没有拉动人们幸福感的同步提升。以美国为例，1960至2000年，按不变价格，美国人均收入翻了三番，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却从40%左右下降到30%左右。
GDP不“给力”，各国的GDP竞赛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国民幸福水平的提高？
国外对幸福感的研究起步较早，侧重于微观。1955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富足社会》中提出了“生活质量指标”这一概念，是幸福指数的前身。之后，关于这方面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医学等学界都加入幸福感研究的行列。
中国关于幸福指数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是由心理学家进行描述性研究和探索影响幸福的主客观因素，侧重于宏观。
全世界研究者的视角最后归拢到小国不丹身上，这个人均GDP仅1000多美元的国家，在世界幸福地图上排名第八。
哲学家休谟说：“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不丹模式”直接对接幸福，促使人们反省：发展为了什么？
如果说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给人类送来了GDP，本世纪近几年的经济危机则促使全球对于国民幸福指数研究的兴趣日益高涨。
两年前，法国总统萨科齐下令设立了针对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的评测委员会，该委员会去年为改善进步评估体系提出了12项建议；英国则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MDP)，综合考虑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国民幸福总值(GNC)，更强调文化方面的因素。
2005年2月，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提醒说，中国需要调整以GDP为中心的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追求人民的幸福生活。
事实上，十六大以后，以往人们所习惯的单纯以GDP来衡量的经济发展就在理论和实践上被反思。中国人正在寻求更为合理的指标，用以反映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2005年的全国“两会”上，中科院院士程国栋就提出了一份《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建议国家组织有关部门研究制订一套“国民幸福指数”的评价体系。
2006年9月国家统计局指出今后中国将推出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等一些新的统计内容。
“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而言，国民幸福指数具有重要意义，它将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历史性的里程碑。”程国栋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
从客观到主观
一个问题扑面而来，怎样捕捉并量化变幻多端的幸福？
国内许多机构每年都会进行一些有关幸福的排名，哪家更权威？运用不同幸福体系产生的排名可能有很大的差异。
2006年7月，英国“新经济基金”对全球178个国家及地球的幸福指数做了一次排名，出炉了一份《幸福星球指数》报告，这一报告和同年英国莱斯特大学推出的幸福指数排名有着很大的差异。前者的幸福指数主要由生活满意度、期望寿命、生态三大指标计算而成，后者主要依据五项关键指标：健康、财富、教育、国家认同感、国家景色的美丽程度。
幸福是主观的，数字是客观的。幸福感量表就是将主客观成分进行适度的搭配。纯客观取向的幸福感测量，关注的是硬指标，包括人均GDP、失业率、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通货膨胀率等；主客观综合的测量法，除了上述客观指标外，还加入了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调查；纯主观的测量基于一个假设，所有的客观因素已经通过认知影响到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了，人们对自身的主观幸福评价已经包含了这些客观指标。
世界上最具影响的幸福指数是由美国密歇根大学罗纳德·英格哈特负责的世界价值观研究机构公布的。问题只有一个，而且非常简单，即把所有事情加在一起，你认为你是“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不很幸福”还是“不幸福”。
《望东方周刊》与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工作委员会联合主办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自2007年起，今年已经是第四届，所沿用的评价体系一直在根据国情进行调整，今年做出的最大调整是把调整和研究的重点放在调研对象的主观感受上。
研究采用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奚恺元提出的“城市幸福学评估体系”。他说：“富裕之后，中国人的主观满意度就凸显出来，大部分支出是为了主观感受，怎样让钱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钱服务。”
奚恺元是最早系统地将幸福学和幸福指数引入中国，并在中国倡导研究城市幸福感的学者。
2002年普林斯顿大学丹尼尔·卡尼曼因“前景理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在主观幸福感的研究领域出现心理学与经济学交叉研究的趋势。在获奖感言中，卡尼曼用将近3分钟的时间着重提到了奚恺元的贡献，尤其是他的经典心理学实验。
主观幸福的决定因素包括五大类：个性因素，如自尊、自控、乐观、外向和精神健康；社会人口因素，如年龄、性别和教育等；经济因素，如个人及总体收入、失业和通货膨胀等；情形性因素，如就业和工作条件、工作单位的压力、与同事亲戚朋友的人际关系、与婚姻伙伴的关系以及生活条件和健康状况等；体制性因素，如政治权力的分散程度和公民直接参与政治权力等。
个性因素、社会人口因素和情形性因素被心理学家们所广泛分析和讨论。
在经济范畴中，影响幸福的三要素是收入、失业和通货膨胀。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被“糖高宗”、“蒜你狠”逼着去香港打酱油的内地百姓觉得不幸福。
从民生到幸福
从以上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可以看出，很多内容涉及民生建设。
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建设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需要从几个方面着手：教育、就业等。收入、生活状况，保障体系，健康---与幸福指数的评估因素是高度一致的，反推之，影响幸福指数的诸多因素成为我国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将幸福指数的研究与我国解决民生、经济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宏观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相结合，正是国内学者对幸福学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取向。
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GDP体现的是以生产力为本，GNH体现的是以人为本，毫无疑问，贯彻“以人为本”，幸福是具有包容力、承载力、解释力和表现力的一个词。
本刊所采用的“中国城市幸福感评价体系”，今年经调整后的另一新意是特别增加了民生建设与保障方面的内容，并设立“政府民生贡献奖”，以表彰政府的民生贡献。
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的数据显示，中国2009年医疗费用人均支出180美元，占GDP总比重小于5%，美国人均3000美元，占GDP的16%；教育支出，中国人均60美元，美国人均2300美元。美国的GDP总量相当于中国的4.5倍，但人均医疗支出是中国的17倍，人均教育支出是中国的38倍。
经济一花独放难以独演一台“春天的故事”，国民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医疗卫生、文化建设等与国民幸福密切相关的社会发展领域的公平公正问题，如没有得到切实解决，部分国民利益和幸福就可能被当做“经济增长的代价”牺牲掉了。
“十二五”规划建议在淡化GDP的同时，给予民生很多着墨。一是“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二是“社会建设明显加强”，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全民受教育程度稳步提升，等等。
中央党校科社部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向春玲告诉本刊记者，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政府、社会与市场三者构成的三角支撑的社会结构，哪一条边弱的话，这个社会良性的运行就会出现问题。“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里面，我们政府和国家更多地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断地实现政企分开，不断地激发市场的活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认为在后一段的发展里，特别是未来20~30年的时间里，我们有一个更大的改革任务，就是要不断去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从理性幸福到性情幸福
一场“幸福运动”正在全国展开。
央行前副行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从去年起就领导着一个课题组，构建一整套旨在改变单一GDP导向的地方政绩评价系统的科学指标体系，目标是在明年能对31个省(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编制民生指数。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宣布，2011年1月15日左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将正式发布转变发展方式的评价指数。
重庆已将国民幸福指数明确纳入刚刚推动的“十二五”规划。
“重庆在过春节的时候烧好了红烧肉给农民送过去，幸福的滋味全化在这一碗红烧肉里了。”复旦大学教授顾晓鸣说，“幸福成为时代热词，挂在嘴边，正印证了我们这个年代幸福的稀缺。”
顾晓鸣对于量化幸福持保留态度，并担心幸福指数成为新的政绩数字。“有吃有喝是第一轮幸福感，在‘后幸福时代’，幸福是一种忘我的境界，一种个体感悟，需要靠制度的完善健全。把理性的幸福感转变为性情的幸福感，方为真的幸福。”追寻有尊严的幸福
相比虚无不定的幸福感，我们所应追求和得到的，其实应该是有尊严的具体的幸福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芦 | 北京报道
今年年初，当幸福进入官方话语体系时，另一个词始终与之相随相伴。
2月初，温家宝在春节团拜会上发表讲话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一个月后的全国两会上，幸福与尊严进一步“登堂入室”，直接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接近结尾处写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周东华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对此评价颇高，他认为这确定了中国未来的发展目标，就是提升老百姓的幸福和尊严：“因为要把问题落实，就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了。幸福感的提升，是对原有改革中的不足进行弥补，这里面涉及大量的民生内容，过去我们仅仅把它归结为经济问题。温总理提出尊严问题，是看得更全面了。”
温总理连续两次密集的表述赢得舆论的热烈回应。对这个“新鲜”的表达，媒体不惜笔墨。有媒体当即以“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为题发表了第一篇“报告解读”。
值得注意的是，在随后的报道中，同时亮相的幸福与尊严，后者却抢占去了大多数版面。2月27日同网友进行交流时，温家宝也显示出对尊严的“偏爱”，专门对其进行解释。
尊严与幸福为何并提？尊严又为何更受关注？
尊严的意义
“仓廪实而知礼节。尊严问题，物质生活是基础。”长期关注社会底层的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如此评价。他认为，一个人若是基本生活得不到保证，则不会以获得尊重作为行为动机，也很难得到尊重。
从这个角度看，近年来中央政策频频在民生领域发力，与温家宝提出“尊严论”的目标相当一致。但是，正如单纯的物质无法解决人们的精神需求一样，单纯的民生政策也不足以满足所有的尊严需求。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说：“想仅靠解决民生问题满足人们，是把人的需求看得简单了。”
于建嵘对底层群体的忧虑本身便隐含着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30年后，还存在物质生活依旧匮乏的社会底层，这本身就反映了社会的不公平。
就在12月初，一条铁路新规引发了争议。铁道部规定，乘客乘坐普通列车误车后，车票作废。这条让乘客蒙受经济损失的新规本就除了激起不满之外，而非普通列车乘客享有“豁免权”这一条，就成为一个争议点。不少网友认为，这是对中低收入乘客尊严的侵犯。
多数时候，尊严的缺失表现得并不这么明显。
在今年3月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选举法修正案获得通过，明确取消了长期以来投票权的城乡差别，实现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被媒体赞为“平权”法案。
首次提出尊严论后不久，2月27日，温家宝在同网友交流时专门阐释了他的尊严观：“第一，就是每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由和权利，国家要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和人权。无论是什么人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平等权利。第二，国家的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第三，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因此，我们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让他们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
温家宝的阐述赢得了广泛认同。原人民日报副总编周瑞金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尊严首先是个人权的问题，即宪法规定的几大自由。尊严偏重政治权利，“投票选干部你有一票，教育机会是平等的，这样你才有尊严”。
从尊严到幸福
王占阳认为，因为人是社会性动物，必须寻求社会的肯定，如果被社会否定会痛苦。这代表了对尊严与幸福之间关系的一种理解：如果没有尊严，便很难获得幸福。
他说：“幸福是人的终极价值追求。社会富裕程度越高，就越不依靠财富的增加来增加人民的幸福度，而是依靠民主、法治、人权，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东西满足人的更高层次的需要。”
纵观近两年一些的拆迁引发的悲剧事件，不难看出个人财产权利缺失对公民个人幸福的毁灭性打击。财产权利就是尊严的重要组成，与其说这些被强拆的主人公缺失的是财产权利，不如说他们是丢掉了尊严，所以酿成悲剧。
近日，《人民论坛》杂志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近半数党政干部受访者自称“弱势群体”。而有这种感觉的，公司白领受访者达57.8%，知识分子受访者达55.4%。而网络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则高达七成。
公司白领和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社会精英自认弱势尚且可以理解，但有评论认为这么多官员自认弱势是过于矫情。其实如果结合几件新闻事件，便不难理解这个结果。
2009年底，广西桂平市一名信访办退休主任因住房被强拆而踏上上访之路。尽管他自言“我是搞信访工作的，知道上访没太大作用”。
今年7月，在湖北省委门口，“越级上访”的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黄仕明的夫人陈玉莲遭警察殴打。
显然类似上面这两位拥有干部身份或干部背景的人，也与尊严有些距离。而那些自认为是“弱势群体”的干部们，在社会不公平感的焦虑下，如何保有尊严？
有尊严的幸福
2009年电视剧《蜗居》热播后，有人撰文评论，海藻抛弃了自己的尊严去寻找幸福。
抛弃尊严与幸福生活，看似没有交集的两个概念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尊严和幸福之间的关系，在学界并未有定论。社会学家周孝正说，幸福是主观感受，而主观感受没有一定之规。对于一些人来说，他的幸福可能就是建立在伤害别人的基础之上。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认为，中国人对尊严的追求之弱，在世界范围罕见。“一方面因为一些官僚剥夺了公民尊严，另一方面因为民众对尊严长期缺乏追求力度。无所顾忌的人成为适者，直奔功利的主题，他们更容易胜出。”
郑也夫也否定了人生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幸福的简单定义。“幸福应该是一个高尚目标的副产品。比如陈景润解答了一道难题，他会感到幸福。但是，他是直接追求幸福的吗？”
在郑也夫看来，获得幸福的关键是要有一个非功利的目标。这个用意显而易见：相比或委曲求全、或阿谀奉承得来的幸福，非功利的目标带来的幸福无疑要舒心得多。因为它既给人尊严，又给人幸福。
王占阳认为，相比虚无不定的幸福感，我们所应追求和得到的，其实应该是有尊严的具体的幸福。
英国首相卡梅伦11月25日要求英国国家统计局，拟订评估国民幸福指数的方案，以作为英国政府制订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数，预计此方案将在明年四月推出，约耗费200万英镑。
卡梅伦认为，英国现有的一些调查方案如经济增长数据等，都不能全面反映英国的民众生存现状。他希望英国国家统计局能找到一种衡量方法，对英国民众的心理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环境卫生状况等方面作出评估，甚至了解对于英国民众来讲，家人、住房或财富哪一样能给他们带来最强烈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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