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昨天、今天与未来

兼谈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七次研讨会田忠国
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存在数千年，并且在世界上领先了数千年，我以为，一定有她存在或领先的理由，如果如某些人说的那样，中华文化一无是处，中华民族就一定是个战祸连年不断的民族，因为，世界上的任何战争都起源于价值观念的尖锐对立，因为价值观念的尖锐对立，导致了社会各种利益的失衡，既便是一个人人权利平等的社会，利益失衡也是不可避免的，何况，因社会阶层的不同，强、弱有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利益完全平衡的社会是不存在的。我以为，就是在这种社会现实面前，在社会追求公平的思潮下，产生了马克思主义。试想，如果社会是平等的，各种社会利益也是平衡的，怎么可能凭空产生一种理论呢？而且还曾在人类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这就说明，一方面有它产生的历史根源，另一方面也有其存的合理性，比方说马克思的暴力革命说，只要社会上有压迫、有剥削，消灭暴力反抗一是不可能，二是越消灭暴力反抗就越猛烈，因为，消灭暴力反抗的唯一途径是消灭阶级，也既实现共产主义。有人认为，实现共产主义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实现共产主义不可能，那么，消灭和平反抗、暴力反抗和暴力革命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毛泽东早就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哪里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世界历史早就一次次的证明了这一点。自由主义无视这一社会发展的铁律，主张个人自由、资本自由，这就是为什么自由主义在今天的中国只有少数人支持，缺乏大多数人共鸣的主要原因。因为缺乏支持，自由主义者寄希望中国建构一个中层阶层，我以为，在自由主义者的主张中，实践证明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中国的现实是，按照自由主义者的主张，清除官僚资本阶层对资本的自由掠夺，中国就会陷入资本自由掠夺的泥淖，根本无法形成真正的中间层，何况，中国的今天早就到了官僚资本和资本的双层掠夺的泥淖，形成了　郎咸平　先生所痛斥的“铁三角”关系。这一点，中国的自由主义是需要很好的研究的，要面对中国的现实，而不是从西方理论到西方理论，要建构自己的自由价值体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自由主义学者才可能有所作为，如果自由主义者陷入官僚资本的帮凶而无法自拔，自由主义学者是没有出路的。
从远古来说，中国文化的源头应该是伏羲，这一点应该是没有错的，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化几乎全部是对伏羲文化的解读，因为伏羲文化只是个八卦图，老子的解读虽然有所接近，但并没有通玄达奧，孔子的解读似乎比老子更远了一点，因为，孔子解释的礼仪秩序，说到底是一种等级秩序，根本不是伏羲的平等自由的价值秩序和程序秩序，而老子的解读，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因为他陷入了道德至上主义，以为，一个人的道德达到全社会都能接受并自觉遵守的高度，就能无为，但又无所不为，所谓无为无所不为，其要意就在于社会人都能在一种社会的标准价值秩序中自觉践行那种价值秩序。这里就存在一个致命弱点，如果人性中的欲望战胜了道德怎么办呢？很显然，在老子那里是通过损益观来实现的，但问题是这个损益观如果作为社会的强势一方不愿接受怎么办？在老子那里是一点辙都没有的。或许，敌情动毛泽东正是基于对老子道德观缺失的重大发现和重大认识，在道德引导中加入了强制性制约，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有剥削思想（也就是不平等的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人民群众就有权反抗、造反，夺取他们的权力，使社会保持在平等的动态和谐、有序前行的状态。毛泽东思想无疑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上，又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并非有人所指责的是他一意孤行的产物，而是他深刻洞悉了中国实际，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当然，指责毛泽东的人，一是不了解、不理解产生其思想的社会基础，二也可能是无视当时的社会基础，三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志”，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想当然的推出了毛泽东思想不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结论，四是本人口头上口口声声说平等、但其骨子里却保持完全不平等的思想或者叫剥削特权思想，也就是说，我剥削的特权不被侵犯，并给予充分的保护，就是合理的、平等的社会，反之，就是不合理、不平等的。可以说，这种思想是自由主义者思想深处的内核，也是他们反对毛泽东的原因，不论他们承不承认这一事实，但事实上就是这样，虽然有的人可能是无意识的。但问题就出在这个无意识上，因为，有意识通过自审可以发现自己的理论错误，而无意识却怎么自审也发现不了自己的思想理论错误的，相反，得出的结论只有正确。或许，这就是中国当前思想观点严重冲突的真正原因。我之所以不说是文化冲突而只说思想冲突，其重要的原因在于，自由主义者的这种思想，只成为了极少数人的自觉追求，比如说几位自由经济学者，还没有成为自由主义学者共同的价值追求。有的自由主义学者只是处于朦胧的向往之中，比如说对自由民主的向往，并没有认识到自由主义的本质是建立在资本自由特权基础上的自由与民主。正因为如此，他们才盲目的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盲目的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上接中国的文化之源伏羲，下接毛泽东，但由于科学发展观中缺少动态制约或者叫动态反抗的内容，就导致了科学发展观的严重缺失，因为，科学发展的核心内容是和谐发展，而和谐发展的核心则是矛盾的动态对立统一，也就是说，矛与盾的双方，是一种独立制约关系，这种独立制约关系，毛泽东称为不同思想间的斗争，因为，没有斗争就没有制约，没有制约，独立强势的一方就会更强，使矛盾更加失衡。失衡就没有和谐，因为和谐是动态平衡的产物。而动态平衡的途径唯有和平斗争，当然，当和平斗争的途径被堵死之后，积累下来的只会是暴力斗争。
从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七次研讨会上提供的文章看，我个人认为还没有找到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或者说偏离了　徐景安　先生所提倡的“三爱”原则，同样，　刘利华　先生的《“和谐哲学铁三角”的意义》，只是提出了一个正确的命题，既“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但没有给出这个命题正确的答案，比如，　刘利华　先生说，我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就我们这个民族整体达到理性程度而言，比如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采取的一些操作方式，和平、渐进、有序、稳妥，这个共识是越来越多了。我们不能搞暴动了，我们再不能搞暴力革命了。这个观点不是不正确，而是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因为暴动也好，暴力革命也罢，并不是某些人一厢情愿的向往就可以向往到的，而是通过和平、动态的斗争才能达到的目标。　刘　先生又说，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和斗争论落后了，我个人认为，这更是个天大的错误，因为，按我的理解，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是建立在人类思想只有不断革命才能不断进步基础上的，也就是说，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是建立在“本体、价值、认识、实践”的基础上的，再进一步说，本体价值、社会价值、认识与实践过程，就构成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而本体价值，是确立本体精神，也就是独立精神的前提条件，没有独立精神，也就是本体的精神价值，就不可能有对社会价值的重新认识，而没有对社会价值的重新认识，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社会实践，并且通过社会实践校正认识论意义上的认识错误，因此，我以为，　刘利华　先生正是对本体论和价值标准的错误观点，导致了从一个正确的认识，滑入了对中国前三十历史的错误认识。当然，一个对社会的正确认识，并不一定社会实践也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任何社会实践都是动态复杂的过程，再进一步说，由于社会成员间的复杂性和认识水平、追求目标的不同，对同一个社会实践，就可能走向社会的两极。　刘　先生还谈了三个代表的问题，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刘　先生举了保护多数人和保护少数人利益的关系问题，但　刘　先生对这个问题的辩证关系认识失之于偏彼，因为，在我看来，少数人和多数人的利益，只有双方达到共识，也就是说少数人不仇恨多数人，并承认多数人利益的合理性，多数人才会承认少数人的存在价值，假如一个社会，少数人只需自己活得更好，不承认多数人的存在价值和利益存在，多数人也同样会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少数人。从这个角度说，双方相互承认是达成共识的前提，而只有双方有了的共识，才会有新的价值秩序和制度秩序。因为，任何制度秩序都是价值秩序的延伸，是价值秩序的逻辑表达。
从这一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出，社会实践过程，在主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确立之后，就需要根据价值逻辑之程序，设置规范（制度），确保社会实践不会偏离价值目标。对于这个问题，伏羲文化早就通透的进行了全面而又完整的阐释，可惜人们对此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这是从价值论和认识论的角度谈文化创建过程中出现的偏差问题的，当然，产生认识和价值偏差问题的主要原因，我以为一是个情感立场的问题，二是个价值观点问题，三是个根据中国实际，系统而全面的思考问题，也就是说，要从不同阶层的社会视角，切入社会问题的深处，多角度、多侧面、多价值维度的审视中国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从根本解决问题的解决方案。要拿出这么个巨大的方案，既要考虑到文化的引领作用，又要考虑到民众的接受广度，因为，如果只是社会某个阶层接受的文化观念，是无法取得社会各阶层价值目标共识的，而一个无法取得社会各阶层共识的所谓文化，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可供某一社会阶层观赏或自虐、自宫的工具，或许，这是右派或者叫主流精英派致命的弱点。
要引领社会发展潮流，就无法避开全球视野，因为，只有对世界上存在的各种文化有个通透的了解和理解，才能把握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方向。要让中国民众接受，并使世界各国人民认同，成为世界人民共同追求的主流价值，我以为，就一定离不开世界社会成员的平等权和在平等权基础上的、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参与权、管理权和分享权，挣脱西方有形式无内容的（票选）民主机制（因为西方的民主机制演变为资本自由掠夺的机制了），也就是说，人民当家作主在世界上不在是一句空话，而是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自由民主权利。
试想，西方的民主没有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平等的参与权、管理权和分享权，何来真正意义上的人权？中国左派正是基于对西方民主缺陷的认识，自马克思开始，历经毛泽东等等，才提出了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平等的参与权、管理权和分享权的自由民主概念。对于这个问题，　俞可平　先生多有详尽论述，恕不多言。
郑永年　先生在“中国国际形象的根基是什么”一文，提出了这样一个巨大的命题：“中国国际形象的根基是自己的文明，塑造国际形象也就是在各种场合（包括奥运会）把中国文明的底蕴发挥出来。”按我的理解，中国自己的文明不仅有古代的，也有近代的，还有解放后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中积累的民主文化意识和自毛泽东始产生的民主概念，比如，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平等的参与权、管理权和分享权和近几年刚刚开放的网络民主，当然，如果往上推，我们完全从伏羲那里寻找到中国华民族的民主根源。
中国的民主文化，必然与西方的民主文化有本质的不同，因为，中国的自由是建立在独立、制约、有益于人类社会价值秩序上的自由，而西方的自由则是建立在利己观念下的资本自由，对社会价值秩序有一种天然的破坏作用，由于资本自由的掠夺本质，最终必然导致世界性的自由灾难。中国的民主也西方民主有异，因为，西方民主仅仅对总统及官员命运有决定权，比如说票选，但由于西方民众缺乏对政治经济的管理权和分享权，却对政治经济命运缺少决定权，使西方政治经济命运只掌握在少数精英手里，如果精英一旦像中国的精英一样堕落，给西方带来的灾难，也会和当代的中国一样重大。而中国的前三十年的民主实践，却用造反权代替了西方的票选权，虽然失之于无序，但也洞开了一个走向有序的民主价值路径，更为令人砰然心动的是，在人类历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实践了自己决定国家政治经济命运的民主实践活动。
美国相关智库经过研究认为，不怕中国用新装备武装部队，就怕中国用毛泽东思想武装部队，但令人遗憾的是，中、美这两个既利益相互依存，又相互敌对的国家，美国加强了对中国的围困和打击，从经济和文化领域到战略领域的围困和打击，但中国的精英却出主意想办法，美国怕什么就先折掉什么。美国怕毛泽东思想，就率先消灭毛泽东思想，美国怕中国的主权财富增长过快，不利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主要是对中国的经济掠夺，精英们就就积极的出主意想办法出卖中国的主权经济，美国怕中国的官、民矛盾不够剧烈，影响到颜色革命的顺利实施，中国的精英就高唱贪腐有功，构建一套完整的等级制度，培育官员的贪腐思想，为官员制造贪腐的便利条件，然后再用刁民论鼓动官员对民众实施镇压，制造官、民的尖锐对立。由此可知，中国的精英队伍有人早就成了美国的效忠者了。
效忠美国，就必然会祸国殃民。
如此等等，中国在创建新文化过程中，不可不直面现实，迎接来自世界上和国内反中国价值秩序者的挑战。
令人遗憾的是，　刘　先生　和黎鸣　先生共同犯了一个致命的理论错误，就是先做结论再论证某人某事的对错，从逻辑上讲，结论出来了，首先判断了某人某事是错误的，后来的论证就不需要了，或者说只需要为先入为主的判断寻找理论根据就行了。我以为这不是一种好的思考者的态度。当然，对　于黎鸣　先生，我是非常尊重的，但先生张口骂人的论证风格就不令人尊重了，而对　于　先生所指斥的左派，我到没有发现他们不尊重人格的地方。而先生所说的平等，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哪里又来得平等呢？
再说，先生的敢言，固然值得人们尊重，但如果敢言到把老祖宗踩到脚下的份上，那就不是个敢言的问题了，而是个道德问题，因为，祖先有错，后人可以分析，剔除有害的东西，吸取有益的东西，并从自己的判断中，建构自己独立的价值观念体系，但不是踩到脚下恣意践踏。另外，我还认为，对于同一个问题，因为情感、立场和思想观点不同，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也是可以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争论的，并在争论过程中相互启发，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产生新的思想、新的价值观念，人类历史不就是这样过来的么？何必你死我活的一拼为快呢？我以为中国不怕价值观点不同，就怕相互摧杀。由于中国存在严重的价值观念冲突，导致中国政治经济利益差距日趋巨大，社会的暴力冲突现象就在人们的眼前，如果人们在暴力冲突大规模发生之前不能形成价值目标共识，中国社会各阶层都会遭到灾难性的打击，而社会政治经济资源的分配，都是由不同的价值观念催生的结果。或许，这就是胡锦涛总书记一再强调继续解放思想的真正原因，因为，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资本自由化、国门大开化、主权经济出卖化、政治文化西方化成了禁锢中国人思想的精神枷锁，成了阻碍中国正常发展、科学发展的拦路虎，在取得辉煌成绩的同时，也成了某些精英反人民、反社会、反进步、反发展的借口。以上所言，仅为一己之见，还请先生们海量。
2008年7月20日　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