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蒋介石：中国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员杨天石教授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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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员杨天石教授推出的《近史探幽系列》，是拨乱反正的佼佼者。他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蒋介石日记、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藏有的大量胡汉民晚年往来本刊函电以及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中发觉，在大陆以往的史学著作中“许多人物面目走形，许多事件云遮雾绕……离真理过远”。为了正确地阐述，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他穷源溯底，探奥索幽，大致已作出以下七项建树：
（一）大家指蒋介石与国民党政府“对外投降帝国主义”，然杨天石在《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中，引述了一九二五年广州沙基惨案后，蒋介石日记中书写的仇英标语总计近百条，诸如“英夷不灭非男儿”“汉有三户，灭英必汉”等。国民党发动省港大罢工使香港沦为死港后，一九二六年二月下旬，港英当局得英庭授权，决定提供一千万元借款用于改良广州市政，欲以此为饵，诱使国民党人结束罢工。
当时广州市长伍朝枢和孙科都愿接受英国条件，但蒋公坚决拒绝。同年一月七日，蒋会见美国记者时“痛诋美国外交政策之错误及其基督教之虚伪”，可见蒋之反对帝国主义并非只是一时热情。整个三、四十年代蒋介石日记一概称日本政府为“倭奴”“倭夷”；一九三一年共产国际远东局联络部特务牛兰夫妇被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一年后被江苏高等法院判处死刑，苏联红军总参谋部透过宋庆龄向蒋介石建议，以遣返被史达林扣留的蒋经国作为释放牛兰夫妇的交换条件，蒋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日记云“余宁使经国投荒，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交换亲儿……但求法不由我毁，国不为我所卖……区区嗣胤，不是撄吾怀也”，显示了他坚决反帝誓不低头的高尚品格。
（二）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称蒋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但杨天石在《芦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一文中援引蒋氏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廿九日日记云：“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杨教授认定“蒋氏企图在追剿红军的掩护下大力建设西南，以之作为日后抗战的根据地”。杨氏又指出早在三十年代初蒋公就一再指示参谋本部次长贺耀祖加快国防建设，至全面抗战爆发前的一九三七年二月，全国各地已筑成机关枪掩体，小炮掩体，观察所，掩蔽部等各类工事三三七四个，“这一切说明，蒋介石在认真地准备对日抗战”。
一九三四年在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上，他指示国民经济中心逐渐西移，建设不受海上敌国封锁的出入口，还陆续下令建筑武汉、青岛、济南等地的要塞工程；同年将航空署改为航空委员会，提出 “航空救国”口号，购买飞机、兴建飞机制造厂，建设机场、实施防空训练；一九三六年六月蒋公对英国人李滋罗斯谈话曰：“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在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作者认为这一切表明蒋公“以勾践卧薪尝胆精神激励自己，进行抗战的准备……同时建设西南基地，对外广交朋友联络盟国。这些，都为后来的抗战胜利打下了基础”。
（三）大家一向认为“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以妥协与退让为特征”。但杨天石教授以大量史实证明，暂时的妥协包含了“弱国面对强国时的无奈与不得已。它是一种政策，也是一种谋略”。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公正乘舰自南京赴江西途中。他在九月十九日日记云“明知危亡在即，亦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二十日日记云：“苟为吾祖吾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北，永无人格矣……卧薪尝胆，生聚教训，勾践因之霸越，此正我今日之时也。”九月廿四日，国联屈从日本淫威，建议中日直接交涉，蒋公廿五日日记云：“如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则必无良果。我不能任其嚣张，决以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而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十月十一日，英国施压要中国勿坚持以日方撤兵为交涉之条件，蒋公日记云：“余决心即定，不论各国态度与国际联会结果如何，为保障国土与公理计，任何牺牲在所不惜”。
一九三一年七月，汪精卫、李宗仁组织的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赴日活动，企图在粤方分裂政府并与日本之间建立“中日同盟”，还允许“以满洲利权换取日本对粤方的援助”。对此，蒋公一直认为，日本出兵东三省，源于粤方卖国。十月二日蒋公日记所云“国事危急至此，对国内与中央肆行压迫，对倭寇则勾结迁就，是诚全无心肝矣！”即指此事。廿三日日记云：“粤寇借倭奴之力以倒中国，而且其推出代表全为粤人，是广东纵然化省为国，与倭夷攻守同盟以倾中央”；卅日日记云：“粤方全为胡汉民一人所霸阻，而汪精卫、孙科则愿来合作，以不欲与胡破脸，故不敢明白表示……胡汉民已成过去，而其过去历史，为阻碍总理，反抗总理，今则欲灭亡本党，叛乱革命，无足计较也。”
九一八之后各地学生成千上万涌入南京请愿，甚至捣毁外交部，殴伤蔡元培等官员，蒋公十一月廿五日日记云“各方学生为反动派所蛊惑，故意捣乱，破坏政府，勾结日本、广东，人格丧失殆尽……胡逆汉民，其亡国之妖孽乎？”他耐心对各地学生讲话，解释政府的抗日决心，累计二万余人，幸未发生事故。廿七日日记云：“倭事乃由国内卖国者发动，胡展堂、陈友仁之肉，不足食矣！”学生态度日趋激烈后，十二月四日蒋日记云：“不向敌国示威，而向政府示威，此中国之所以被辱也！”次日，北大学生在南京殴辱军警，“乃即拘捕百余人，惟禁止军警开枪”，这是蒋公的仁政，与段祺瑞的三一八惨案实有天壤之差。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卅日蒋公在《告全国将士书》中号召全军将士“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同年十二月，他致电张学良云：“今日之事，唯有决战，可以挽回民心，虽败犹可图存”。翌年一月，他派兵入热河“决与之一战”。三月四日，承德失守后，又电宋哲元、万福麟部反攻；十三日对胡适说，国军须有三个月的准备才能作战、“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个人为生存而退却”。作者引用了吴稚辉的话，“民廿六年抗战，蒋如在宁沪皆孤注一掷，不惟无本钱莅渝，而倭寇早据有全华，则以后局势恐英、美、苏亦受德、日之优势相压，世界且不似今日之局面矣”，作者指出，蒋公反对“一线配备”与“一次作战”，要求“作长期不断的抵抗，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这些同“消极抗日”委实沾不上边。
（四）在整个抗战十四年间，国府同日方签订过《塘沽协定》，日本也出动了孙中山的友人萱野长知、小川平吉、头山满、秋山定辅等人来华推动“和平谈判”，还有“宋子良”同今井武夫在港、澳的磋商，日海军津田静枝中将、日本财阀船津广一郎与胡鄂公在上海谈判、日本华北派遣军特务长喜多诚一中将与国府前外交部常务次长樊光在沪谈判、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与樊光会谈、日军华南特务长和知鹰二与胡鄂公会晤、侵华日军首脑板垣的代表与孔祥熙亲信贾存德在沪会谈、日本外相松岗主持的“钱新之工作”“桐工作”乃至所谓“姜豪路线” 等等，使人眼花缭乱。
杨天石认为：（１）蒋公的和平努力是一种策略手段，具有拖延时间、推迟战争，以便作好应战准备的目的。（２）积蓄力量，侍机反攻，同苟且偷安是截然不同的。对日妥协是一种暂时的“雌伏”，以忍受暂时的退却来谋将来最大的进展，这和献媚外敌、屈辱投降并不相同。（３）对日谅解、和缓有以夷制夷的功能。期望日俄双方火拼，让中国免于战祸。历史证明，蒋公在国际上广交朋友，联络友邦，借以制衡日本的外交策略是正确的，打中了日寇的痛处。（４）和谈是为了延缓日军进攻、阻挠汪精卫成立伪政权或为了延缓日本政府对汪政权的承认，兵不厌诈，战场上固然虚虚实实，谈判桌上何尝不是如此。（５）这些谈判，不是如人们所理解的反映出蒋介石对抗战的动摇，更多反映的是国民政府对日本和汪精卫的一种斗争策略。（６）借谈判探究日本真相，虚以委蛇以分化其国内主战反战之势力，且破坏日本组织统一的伪政府。
不过，从杨天石的著作，人们可以知悉，蒋公身边的确有些大员忙于对日妥协。例如一九三八年五月孔祥熙的代表宋霭龄、贾存德与日本人萱野反复会见，旨在解散国民政府、逼蒋公下台。早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德使陶德曼向中国政府转交日本的讲和条件时，孔祥熙就力主接受。孔出任行政院长后，仍常对抗战前途表示悲观；一九三八年七月武汉危急时，孔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力主对日妥协。近卫内阁声明不以重庆为对手后，十二月九日在黄山官邸议事，蒋公主张坚持抗战，但孔祥熙却表示要考虑和议，并以敌将攻黔为可能，甚至一度要求邀罗斯福总统调停中日战争，引起蒋公恼怒。这一切证明，近年有人长篇大论为孔祥熙涂脂抹粉，是歪曲史实之举。
(五）从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保藏的胡汉民晚年往来未刊函电可知，九一八事变后，胡汉民曾广泛联络各方力量，秘密组织“新国民党”，积极谋划以军事行动推翻蒋公领导的国民政府。卅年代的许多所谓“抗日”反蒋事件，如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闽变、孙殿英西进、陈济棠叛乱等，背后都由胡汉民操纵。一九三一年五月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前台有汪精卫、孙科、陈济棠、许崇智、李宗仁、古应芬、陈友仁、白崇禧、唐绍仪、邹鲁、邓泽如、肖佛成，后台执鹅毛扇的则系胡汉民。九一八后，胡汉民等通电取消广州国民政府，但仍留居香港，成为西南方面的精神领袖，使宁粤对立局面一直延续到一九三六年，长达五年之久。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蒋公下野，孙科接任行政院长。一二八后，孙科密电胡汉民，预计南京政府将会崩溃，建议胡在南方建立“相当组织”，以取代南京政府。自一九三二年起，胡汉民陆续派出使者会见刘湘、邓锡候、田颂尧等，组织西南反蒋联盟。三月，冯玉祥密函胡汉民，要求闽、赣、湘、鄂等省联合举兵。九月，胡汉民派曹四勿赴泰山，发展冯加入新国民党，并提供经费一百万元。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八日胡汉民函陈嘉佑、程潜云、以贤初（蔡延锴）为总师之任，渠以抗日为倒蒋，如能出武汉，北局有变，一切正可相机而动。五月廿六日冯玉祥、方振武起兵反叛中央，卅一日胡汉民向冯拨款，密电指示冯“先就北平擒拿何应钦、黄郛，即行讨蒋以抗日。“接着，胡汉民派肖佛成游说南天王陈济棠，谓讨蒋不但可以救国，亦且可以巩固你个人地位”。
胡死后四个多月，陈济棠起兵叛变中央，即系肖所曰“大觉悟”的后果。冯玉祥兵败后，冯部吉鸿昌、方振武公开揭起反蒋旗帜，进攻中央控制的冀东，胡汉民即以广东后援会名义拨给方部军费五万元。在闽变发动之前，李济深派其弟弟李济汶持函会晤胡汉民，要求“督促西南各省同时响应，共同讨贼。”并对闽中各事随时加以指导，可见三十年代地方军阀反叛中央的行迳，胡汉民无役不与，且都是核心人物。
此外，张学良游历欧洲回国途中，胡汉民在香港约晤，动员张加入反蒋行列，张表示“已下决心为将来北方之主动、目前则仍与汪、蒋溥衍，免其猜忌”，可见张学良是个投机游移份子，他晚年对唐德刚其人盛赞胡汉民，话出有因。只因蒋公迅速任命张学良出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他才暂时搁置了叛乱的念头。从哈佛所藏胡汉民函件中可知，那段时间胡汉民与阎锡山之间信使往来频繁，和杨虎城也早有联系。一九三四年二月十日，胡汉民致电孙殿英，指示孙“巩固宁夏，进关甘肃”，即会同共军、杨虎城西北军摧毁回军；胡汉民又电妻兄、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拨借廿万元给孙，然杨虎城起兵前孙殿英已兵败下野。方振武失败后，胡汉民又派熊克武去天津活动，准备设立“北方军事委员会”。自一九三三年一月起，胡即在香港创办《三民主义》月刊，作为反抗中央的舆论机关，直至一九三五年三月，胡汉民决定出席国民党五全大会之时，仍然密告坚决反蒋的西南派何世祯等人： “必须掀起更大的风潮，形成分裂、对抗、乃有效果”。
以上种种阴谋活动表明，胡汉民绝对不是“相当正派”的政治人物，这就无怪乎蒋公日记上屡次出现“胡专欲人为其傀儡而自出主张，感情用事，颠倒是非，欺罔民众，图谋不轨，危害党国，投机取巧，毁灭廉耻，诚小人之尤其也”“挑拨内部，诋毁政治、曲解遗教、欺惑民众”“破坏党国、阻碍革命”等强烈憎恶的词句。胡汉民策动了抗战前中央与地方连绵不绝的战事，导致内耗严重，于是日寇乘虚入侵。他切齿痛恨蒋公，是因为胡适、罗隆基等教授掀起人权运动，要求迅速制订宪法，蒋公鉴于中原大战双方伤亡四十余万，疮痍满目，痛定思痛、乃决心还政于民、赦免军事、政治犯，制订约法，废除指定与国选民代制度，然而胡汉民竭力反对制宪，认为孙中山一切遗教就是成文的宪法，致使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不欢而散。胡汉民以立法院长身份公开诽谤行政院，还在重要法案审议过程中多方阻挠与刁难，以致某些要案有搁置一年而不得通过者。杨教授认为蒋公前述举措“是在向着现代民主和法治前进”，而胡汉民则“将孙中山遗教绝对化，不懂得现代的民主和法治，却又企图运用现代的多权分立制度来反对独裁”，可谓鞭辟入裹，入木三分。
（六）杨教授另一段高蹈独步的议论是：“一方面反帝，一方面又希望从帝国主义得到援助，这是胡汉民的悲剧”。具体例证是：闽变失败后，日方不断派人到香港联络胡汉民，表示愿提供武器金钱以支持胡汉民当总统，一九三三年八月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派唐宝锷赴粤，表示愿提供军械并借款五千万元供粤方出兵“讨伐”南京国民政府。只因胡汉民死得太快，他没有亲眼见到粤方“讨伐”中央政府的一幕，他生前属意的闽变头目陈铭枢是得到日方援助的，他死后十九日陈济棠发动两广事变背叛中央，那确实是拿日本人枪炮来屠杀自己同胞的联日叛国行迳。
广东省与宁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一九九０年推出的《李洁之文存》也证实了两广军阀勾结日寇背叛国家的卑劣行迳。李文提及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就勾结日寇。一九三二年秋，日本军部曾派日轮两艘满载军火、飞机驶入黄埔交给桂系接收；广东军阀陈济棠则于翌年接受日本军部赠给的村田枪、毛瑟枪一千枝、子弹廿万粒，还有几门山炮。凡此都说明、李、白、陈与日阀勾结由来已久，所谓“抗日救国”实际是掩耳盗铃。李洁之还揭露，一九三六年陈济棠叛乱前，先派其兄陈维周与日本驻粤领事联络，经日方表示支持后，才揭起“反蒋抗日”大旗。六月二日，李陈以“抗日”名义公开发动叛乱后，陈济棠礼聘日本军官百人分派到陆海军充任顾问，其中三十人经由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派员带领到天河、白云两机场视察设备情况，引起空军官兵极大愤慨，遂种下了日后黄光锐率部起义归顺中央的因由。
李洁之早年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连长，历任虎门要塞司令、广州警察长、四战区中将兵站总监等职，一九四九年在与兴梅地区保安司令任上降共。一九五七年因言论获罪戴上右派帽子、四人帮覆灭平反复出当过五年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八三──八八）。他是经历辛亥、反袁、护法、北伐、抗日、戡乱诸役的“活字典”，其回忆录基本可信。
此外，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系钟卓安教授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推出的廿五万言《陈济棠》书也确认“宁粤矛盾的爆发点，是由胡汉民引出来的……他确定的‘对中央行为均表反对的反蒋原则’和要与南京政府实行均权的理论，对陈济棠和李宗仁等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陈济棠乐意为胡汉民支付在香港生活和活动的经费”。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九日晚陈济棠召集的近二十人扩大军事长官会议上，陈维周一语道破粤桂所寄望的外援秘密，说他“已就两广反蒋事与日本驻广州领事接洽，并取得了日本军方的谅解，表示愿意支持我们的行动”。这就是来往函电中所谓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策略。
五月卅日，陈济棠在欢送麾下将领回防的晚宴上说：“友邦（日本）军方也已联系好了，答应派出军官来协助我们，他们还可以在华北方面加重对蒋介石的压力，使蒋腹背受敌。这样有利的时机，不干何待？”两日后即宣布举兵反抗中央。陈济棠认为，在日寇践踏祖国河山的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旗帜就是“抗日”，所以钟教授说：“陈济棠说的抗日，幌子而已，其目的是要把矛盾指向蒋介石，而非日本”。
钟教授还揭露早在一九二九年“日本军部便通过亲日派的肖振瀛、王乃昌与李宗仁、白崇禧取得联系。一九三一年陈济棠联桂反蒋后，李宗仁即派王乃昌到香港与日本驻港总领事原田等来往，日本驻广州领事清水、武官和知中佐也经常出入位于广州东山马棚岗的李宗仁官邸，且赴南宁见白崇禧。而后，双方接触日益频繁。连李宗仁在回忆录中都承认‘九一八以后两三年内，日本军政商学各界要员来我私邸访问的，多至百余人。’桂系方面既派人到日本学习飞行技术和购买军火，也聘请日本军官前来广西军官学校、民团干部学校、航空学校等军事教育机构出任教官、助教和顾问等。陈济棠利用李、白的渠道，同样向日本购买军火和接触官员，还派中校以上军官多人和广州公安人员多名，分别到日本、台湾进行军事和警政考察。
一九三五年初，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南下广州与李宗仁、陈济棠密商两广出兵倒蒋，日本则出兵华北以牵制蒋介石兵力，使他无力南顾两广兵事，从而使陈李兵力能顺利从湖南经武汉而东下南京。按日本的意图，如果南京中央政权易手于亲日的两广实力派，日军则可轻易占据黄河以北。据李宗仁的参谋长张任民回忆，李宗仁当时默认了日本这一阴谋，土肥原因此从广州到了广西，并在与白崇禧商妥协议后，满意而去。土肥原一走，白崇禧便积极准备以“抗日救国”为名的反蒋军事行动。
“六一事变后，陈济棠又请来一百多名日本军官，住在广州新亚酒店和沙面某旅馆，请他们分赴东江、北江地区和广州天河机场视察军事，还拟派他们出任广东陆、海、空三军顾问，以协助指挥反蒋战争，甚至派陈中孚、潘宜之赴日本，要求日军进占华北，搔扰闽南，借以牵制南京政府。显然，西南的抗日反蒋运动之“抗日”是假，反蒋是真。为了推翻中央，他们甚至不惜“联日”的本质，在此昭然若揭……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喜多诚一少将对报界谈话中，居然承认桂省军队内有日本教练，也不否认对桂出售军火……因此可以说，正是日本人的支持与怂恿，增强了陈济棠他们的反蒋勇气，才敢于在自己的旗帜上涂写“抗日”的字样。
（七）中山舰事件七十多年来，一直是一个重要话题，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说“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蒋介石命令海军局调派两艘军舰开赴黄埔听候调遣，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率舰于次晨到达黄埔。廿日凌晨，蒋介石以中山舰‘有变乱政局之举’宣布戒严，逮捕李之龙……”。
然杨天石教授以大量史料，包括中共元老包应僧、陈公博、张国涛等人回忆录、季方报告、黄珍吾报告、欧阳钟报告、陈孚木回忆录等等查明，蒋公根本没有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过调舰命令，矫蒋之令的是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幕后主使人是西山会议派、广州市政委员长伍朝福、孙文主义学会这三方面，而欧阳钟的后台是其叔、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海军官校副校长欧阳格；是“欧阳格与王柏龄定计，一面唆使侄儿矫令，一面向蒋公谎报李之龙谋叛，其结果便演出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事后，蒋公查出事涉欧阳格，即下令逮捕，一九三七年欧被蒋公下令处决。事发时，蒋公日记表明，他以为系汪精卫摆布与陷害，欲让李之龙出动中山舰绑架他。事件真相大白后，蒋汪之隙已成，且绵延十一年，其间蒋汪时分时合，最后导致汪氏投敌叛国。
  *.*.*.*   2008-8-14 0:3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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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南方人物周刊：杨天石談蒋介石
文章提交者：论语1972.2 加帖在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从中学校园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用了18年；由人民教师变成历史学家，杨天石差不多用了30年。如今，拥有中国社科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诸多身份的杨天石，因为长期研究蒋介石而广为人知。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70岁的杨天石说一旦发现新的史料，他就会兴奋。2006年3月3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正式对外公开蒋介石1917年到1931年的日记原件，在此之前，杨天石和他的同事早早地在附近租房而居，等着查看这些重要的历史资料。如今已经回到北京的杨天石，经常会接待关于这些日记的咨询和访问。鉴于他的研究和掌握的各种信息比较完全，杨天石可能是国内目前能看清蒋介石真面目的人之一。
人物周刊：在你看过这些蒋介石的日记后，你觉得其内容的真实性如何？
杨天石：我认为蒋的日记有比较高的真实性。日记有许多种，一种是为了写给别人看的。写的时候他就想，我要出版，我要让你看，我要让你知道我的伟大，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是自己用的，蒋的日记主要是写给自己用、自己看的。为什么？蒋写日记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进行自我道德修养，蒋介石这个人年轻时毛病很多。我总结了他早年性格上的五大坏毛病，第一好色，第二多疑，第三暴躁，第四任性，第五孤僻。但他又是一个道学家，他要进行自我道德修养，他想做"中华民国的模范"。他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自己性格上的毛病呢，他就要记日记，进行反省。第二个目的是总结他本人治党、治军、治国的经验。有人说蒋写日记是为了自我表现，这种说法首先违背一个基本知识，就是蒋的日记在生前并没有公布。一直到2006年，而且是经过很多周折后才公布的。
另外，他的日记里有好多个人隐私，对谁都骂，例如，对朋友，对亲戚，对同僚，他都骂。那都是不适合公布的。当然我这么讲，不是说蒋的日记任何假话都没有，他把自己说得好一点、美一点，在对列强的关系上慷慨激昂一点，也是有的。但是，从总体看，蒋的日记有比较高的真实性，因此也有比较高的史料价值。这项资料不可不用，如果不用的话，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人物周刊：这次公布的部分日记，史料价值在哪里？
杨天石：最大的价值就是比较完整，你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蒋某年、某月、某日做了哪些事。另外就是原汁原味。
人物周刊：对于你们的研究有那些突破？
杨天石：我给你讲个例子。以前史学界都这么讲，日本1931年9月18日进攻沈阳北大营时蒋介石下令不抵抗，所以把东北全丢了，历史学家都这么说。但是张学良去世之前，他回答访问者的提问时说，不抵抗是我张学良自己决定的，跟蒋介石没有关系。我看了日记以后发现，这个"不抵抗主义"的发明权还是蒋介石，时间不是1931年，而是1928年。那一年，蒋介石率兵北伐，打张作霖，但是日本出兵济南，不让蒋北伐，蒋的日记里边清清楚楚地写了七个字，对日军"决议不抵抗主义"。
人物周刊：内地对蒋介石有没有一些误解？
杨天石：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以前对国民党的抗战通常讲八个字，叫"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但是你现在如果去参观卢沟桥的抗日战争展览，就会发现，这八个字已经不见了，在原来写那八个字的地方，换了新的八个字，叫"正面战场，继续作战"。
人物周刊：这种改变能说明什么呢？
杨天石：说明我们过去的看法有片面性，不大准确。在那个展览上你还会发现，蒋介石的照片出现过两次，两次都是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一次是1937年的庐山谈话会，蒋介石发表讲话，说"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人人都有守土抗战之责"。这是蒋在作全面抗战的号召，是将蒋的照片作为正面形象显示的，而不是我们过去漫画里的光头，头上还贴着膏药。另外一次出现，就是开罗会议，开罗会议肯定台湾、东北这些被日本占领的土地都要归还中国，蒋是有功的。
人物周刊：蒋介石有没有可以圈点的政治智慧？
杨天石：蒋当然有他治国的理念，但不能说是什么"政治智慧"。这个问题太大了，只能简单地说一说。外交上，他采取的是温和的软弱的路线，有时候，甚至是妥协路线。蒋介石也希望废除不平等条约，但是，他不是干脆利落地宣布废除，而是要和列强慢慢谈；列强不同意，他就慢慢等。人们都知道，一直到抗战后期，英美才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废除了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对内，他本想推行一条改良主义的路线，主张"劳资合作，阶级调和"。譬如，蒋多次提出，要"二五减租"，就是说，农民向地主交租，可以从原来的租额中减去25％。这是改良，不是革命。然而，国民党统治大陆的时候，只要地主一叫，他就退回去了，因为蒋介石需要地主的支持。只有后来到了台湾，台湾的地主跟蒋介石他们没有那么深的联系，所以推行下去了，搞了土地改革，台湾的经济起飞与此大有关系。
人物周刊：蒋介石的婚姻关系是如何发展的？
杨天石：他的第一任夫人，毛氏夫人，是封建婚姻，包办的。蒋结婚时15岁。他的妻子比他大好多。毛氏夫人不识字，小脚，蒋对她没有什么感情。蒋的第二任夫人是姚冶诚，原来是一个妓女。蒋也不怎么喜欢姚，蒋的日记里有大量对姚不满意的地方，说她只会打牌，他生了病也不照顾他。
蒋的第三任夫人是陈洁如。陈是蒋曾经花过很大力量去追求的一个少女，但是蒋也不满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蒋认为陈洁如不会持家，太奢侈。
最后是宋美龄。蒋一见到宋美龄，就很喜欢，这在他的日记里有大量记载。对蒋宋婚姻的偏见有几点需要纠正，一是他们之间的婚姻，是建立在恋爱基础上的，不能简单地说是"政治婚姻"。二是蒋在跟宋结婚很久后才入基督教，不是为了追求宋立马入的。
人物周刊：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
杨天石：我的标准是：第一，看他的活动，是否推动社会生产力前进，有利于国家富强、经济发展；第二，看他的文化政策，是不是能推动中国文化走向更高的层次；第三，看他的行动，他的政策是否对中华民族和中国老百姓有利。
人物周刊：那你据此三个标准评价一下蒋介石？
杨天石：这个问题涉及对蒋介石这个人怎么定性，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古人说：盖棺论定。蒋介石的棺盖了，但是并没有论定。分歧很大，而且会长期存在，要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长期的研究、讨论来解决。解决了，对正确地叙述中国近、现代史大有助益，对建立海峡两岸的和平发展关系，在华人世界中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也大有助益。现在，对蒋我只能说三句话：第一，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第二，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很复杂的人。第三，这个人有功有过。
胡绳同志主编，经胡乔木审定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曾经说："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一个大功。"这里所说的"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指的就是蒋介石。在我看来，他有大功，也有大过（罪）。我觉得蒋一辈子有两大功。第一大功是他在1926年到1928年三年时间里，领导北伐战争，打败了三个军阀军团，结束了北洋军阀在中国17年的统治。
第二大功是1937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蒋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日，并且取得了胜利。两大过（罪）是什么？第一就是1927年到1937年的清党剿共。共产党员和苏区人民被杀害了26万多。第二就是1946到1949年三年的内战，这是一次反共的内战，是违背历史潮流和中国人民愿望的不得人心的内战。
人物周刊：胡适说，历史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现实中这个小姑娘却经常被人随便打扮。作为历史学家，你怎么看？
杨天石：在现实生活里经常会碰到这种"打扮"历史的情况。有一些人，总喜欢要求历史学家按照他的个人意愿或某种"政治需要"来"打扮"历史、改装历史。因此，历史学家要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写出具有高度真实性的历史著作来，常常会碰到好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历史学家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敢于突破这些困难，为人们留下具有高度真实性的历史著作来。
我不喜欢蒋这个人。我研究的历史人物，有许多都不是我喜欢的，但是，作为历史学家，我常常用12个字要求自己，就是"爱之不增其善，憎之不益其恶"，就是说，既不美化、神化，也不有意丑化、妖魔化。一切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写。历史学的生命在于真实，不真实的历史我们谁也不想看。
我曾经说过，假历史误国、误民，贻害千秋万代。
  *.*.*.*   2008-8-14 0: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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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太平洋学会与中华民国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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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月来美国政府与报界正闹着泄漏国防密件的风波【注：即1971年7月13日及14日，《纽约时报》连续发表该报记者Neil Sheehan根据特别渠道获取的约翰逊政府时期五角大楼机密文件而写成的关于美国政府如何卷入印度支那半岛战争的报道，因原文件依然属于高度机密，报道随即引发了社会轰动，并导致美国政府与《纽约时报》等媒体之间的系列官司】，而这种风波也只有在民主国家才会掀起，若在集权国家内，绝不会出现这类闹剧的。
因为美国的刊露国防密件，却使我想起当年美国太平洋学会的一批所谓学者专家们，对中国问题一误再误的往事，此中秘情，实不一而足；惟若干年来，对此一秘幕能作权威性揭露的，除了亡友何浩若兄於四年前在台北立法院所作的专题报告为最有声有色、有凭有据而外，尚未见其他有系统的揭露。
何浩若兄当年在立院所作之专题报告，「自由钟」月刊曾经披露。笔者因於周内将有欧美之行，连日在摒挡中偶翻旧箧，适检出何兄生前之长函两通，窗下重读，在字里行间，愈觉何兄之一腔积忿，跃然纸上。一时感触所及，特撰此文，并摘录何兄所作专题报告之重要部份，刊於春秋。为使读者诸君能有更多了解，本文将从美国太平洋学会的几个重要人物如杰索普、拉铁摩尔、费正清等人说起：
美国太平洋关系学会，顾名思义，原是一个学术性的国际组合，远在珍珠港事变前后，杰索普便是该学会的主席。杰氏原是一位研究国际公法的专家，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他生平认为最得意的是对「中立法」的研究，曾著有四册中立法的书，据说为集古今研究此学之大成。
杜鲁门入主白宫前后，亦即艾契逊出任国务卿时代，杰索普以专家学者身份，一跃而登上政洽舞台，被任为美国巡回大使，在美国务院内，坐第三把交椅，掌握着当时美国的外交策略。不幸的是，他却是一个亲共人物，此时的太平洋学会在他与拉铁摩尔、卡德、费正清等沈瀣一气之下，居然成为共党在美国活动的巢穴，而杜鲁门、艾契逊等竟一无所觉！
从彼时起，太平洋学会即出版杂志、书籍、小册子等，处处为中国共产党张目，对美国之远东政策，产生极大影响。杰索普更与太平洋学会之秘书长卡德（按：卡氏为当时美苏人民之友社主席）通力合作，在该会从事训练美国远东外交人员，凭着杰索普与拉铁摩尔的政治奥援，加之艾契逊的格外宠信，这批人员遂得大量介绍到美国务院远东司工作，从珍珠港事变后的廿余年中，美国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工作的外交人员，多是经由太平洋学会训练出来的，他们分布於宣传机构（如重庆时代的美国新闻处）、军事机构（如史迪威尔将军的司令部）、救济机构（如胜利后的善后救济总署）等，这批人在有形无形中，都是为共党撑腰的！
迨自大陆变色，国府退处台湾，杰索甫又是国务院对华白皮书的起草人。
其次谈到拉铁摩尔其人，他在我国抗战期间，曾以「远东问题专家」身份，奉罗斯福总统指派来华充任蒋委员长的顾问，但因宾主意见，时生龃龉，不久即告闹翻，被调返美。
拉铁摩尔所以被称为「远东问题专家」，原来他是在中国出生的，他的父母早年即在上海的南洋公学和天津的北洋大学教过书，当时「南北洋的人」多知道外籍教师中有一对美国夫妇：「乐老爷」和「乐太太」，因为他们的中国名字叫「乐提摩」。
......
拉铁摩尔幼年在中国曾受小学中学的教育，稍长，始回美国进大学，他对语言方面，因为家学渊源，自也相当了得，除了英、法、德三国语文之外，汉文也很有根柢，甚至连蒙文、藏文也都懂得，以后又学过俄文和日文。
拉铁摩尔和太平洋学会的关系之深，已为人所皆知，毋庸赘述。他其实是一个神经质的书呆子，个性特强，有时又不免过份天真，对於某些事物的见解，执拗起来，绝无改变，他一直认为毛泽东不是共产党，而是「土地改革者」，是被国民党欺负的「弱者」，当罗斯福总统任期的后一阶段，以迄韩战爆发前，拉铁摩尔以专家身份，备受重视，对美国的远东政策，具有权威性的影响力；他之同情中共、仇视国府，似乎为其天性，当时美对中国之一笔勾消政策，种下以后的祸根，拉铁摩尔和国务院里一群「有学问的先生们」，不能不负这一阶段的责任。
犹忆1950年国府退处台湾之顷，拉铁摩尔在每次公开谈话中，必大力替中共捧场，他把中共的政治描写得非常「民主」；他把大陆人民的生活，说得非常「满意」。总之，他认定中共是中国的救星，中共统治中国大陆是历史必然的结果。他更讥笑西方国家之承认自由中国为不识时务。
太平洋学会的另一主要份子费正清，他是拉铁摩尔的老拍档，对国民政府自不免印象恶劣；从抗战后国共合作以至胜利后国共内战这一段长时期中，费正清的种种言行，可以说莫非同情共党，以搞垮国府为职志。结果，中国大陆终于易手了！等到国府退处台湾之后，他依然不肯松手，又处心积虑地有形无形支持台独份子，大搞其台湾独立运动！
费正清虽非神经质的书呆子，但事实上他却患着极深刻的左倾幼稚病；不过他的命运，显然优于上述诸人，因为杰索甫早已被美参议院进行调查，成为「黑名单」人物，拉铁摩尔亦早已离开美国，刻在英国里池大学国际研究所任事；唯独费正清，直至如今仍能以学者专家姿态，穿插於美国学术界。
最令人不解的是，费正清若干年来虽一直和国民政府大唱反调，是敌人并非朋友，但据何浩若兄在台北立法院作证时却肯定指出，我国的著名学者如胡适之、蒋梦麟、蒋廷黻、周鲠生等人，居然与费正清皆属极其亲密之友人，绝未因其言行多不利於我国而略示疏远。若谓胡适之、蒋廷黻等真的和费正清同走一条道路，显然无法令人置信，其中一定另有因由，惜吾人身居海外。久与政治绝缘，纯粹是局外人，自无法知其底蕴。
总之，费正清、拉铁摩尔等都是美国人，而且都属国际知名的专家学者，他们为什么如此同情共党？如此憎厌国府？若谓他们想做美国的马克思、列宁吗？不见得；若谓他们为了金钱，被共党收买了吗？似乎也不见得。最简易的解释是：自从抗战开始时起。中共的宣传做得十分到家；统战手段更是无孔不入！能使这班外国书呆子入其彀中、受其利用而不自觉，其结果，岂仅害了中国，也误了美国！
闲话表完，言归正传，且说何浩若兄生前於民五七年（1968）在台北立法院外交委员会所作的专题报告，便是针对美国太平洋学会的这一班姑息份子而发；何兄的作证，不但有美国国会案卷纪录的页数为证，而且指名道姓、有凭有据，可谓快人快语，慷慨淋漓，为关心国事者所不可不读。兹特摘录何兄之报告内容如次：
有关费正清支持台独份子的若干事实：
一、远在民国四十三年，有自称台湾人之李善和，在美国「外事杂志」发表论文，谓台湾人乃高山族与西班牙人及荷兰人之合种，与中国人毫无血统关系，应驱逐来自大陆之中国人宣布独立。「外事杂志」为一素负声望之刊物，何以刊载此名不见经传之李善和的论文？经交涉始悉李善和系假名，该文实为费正清所撰写。
二、费正清於十年前即扶植其学生台湾人陈以德主持在美国之台湾独立运动，於每年二月廿八日必向联合国及美政府请愿要求台湾独立。费正清对访彼之中国学者介绍陈以德时，屡称：「这是我的学生彼德陈，将来台湾共和国之总统。」
......
美国太平洋学会颠覆中国大陆的经过：
本人於民国五十三年十二月赴美国查阅美国国会调查美国太平洋学会颠覆中国大陆之案卷。兹将美国国会调查纪录择要报告如次：
兹将美国第八十二届国会调查纪录所载（会议记录第2050号报告第225页）有关该调查之结论与经过事实录下：
「太平洋学会是共产党用来转变美国远东政策以达成共产目标的工具。该会支配了国务院远东政策达十五年之久，不仅影响了国务院对远东方面人事的安排，而且伪造报告攻击蒋委员长，并且说毛泽东不是共产党而是土地改革者。」
该紀錄又指出：「把中国大陆送给中共，可说是我们历史上最悲惨的事。对於此事，由各种基金支持的太平洋学会贡献最大。」
紀錄接着指出：「费正清和拉铁摩尔是苏联阴谋明显而且自愿的工具。」
当甘乃迪总统任国会议员时，在国会讲演时说：「拉铁摩尔和费正清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把中国大陆送给中共。」在甘乃迪当选总统以后，又把他这篇讲演重行刊载在一九六一年八月甘三日美国国会记录的第六五六页。……
据美国会紀錄指出：太平洋学会负责人渗透美国国务院后，即作出对控制远东政策人事的安排。首先是罗斯福总统先后派居礼及拉铁摩尔为特使，驻在重庆与蒋委员长接洽公务。居礼与拉铁摩尔均为共产党同路人。在日本投降前后，太平洋学会负责人更取得对中国问题决定政策之机要位置。
拉铁摩尔任战时情报局长，费正清任美国驻华新闻处长，控制来自中国之一切情报。希斯则任罗斯福总统之亲信助理，随之出席雅尔达会议，可以左右总统之决策。另一太平洋学会负责人怀特，任财政部次长，地位虽不如上述诸人重要，但其间谍行为几难令人置信。怀特曾将美钞之印模及油墨纸张样品密寄苏联，令苏联在欧洲印制美钞。怀特曾派一特派员名亚特勒者长驻重庆，破坏我中华民国之法币信用。
据美国会调查，认为中国大陆丧失的关键，在将东北交与苏联接收，然后由苏联将关东军武器交与林彪。日本投降后，魏德迈将军曾向杜鲁门总统建议，由美军接收东北后再行交与中国。希斯则建议由苏联接收东北。杜鲁门总统根据费正清与拉铁摩尔之情报，终决定将东北交苏联接收。苏联即将关东军之武器交与林彪。据苏联广播，交与林彪之武器数量，计有：步枪七十四万枝；机枪一万八千挺；飞机八百架；坦克八百辆；各种大炮四千余门；六百个仓库的弹药及装备、以及松花江的全部舰艇。
美国会调查记录又指出：一九四五年五月毛泽东要求组织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七月三日，拉铁摩尔即以备忘录向美国总统作此建议，经国务院同意后，联合政府即成为美国之对华政策，并派马歇尔将军使华，强迫我政府接受。我政府未予同意，美国即对我实施十八个月之军事禁运。当苏联将关军军全部武器交予林彪以后，我政府因禁运关系，未获美国一枪一弹。在十八个月禁运解除后，美国共产党布里奇发动码头工人罢工六个月，阻止武器运往中国，一直至大陆完全沦陷，我政府未获得美国之武器援助。美国国会认为国军缺乏武器弹药为丧失大陆之主因。造成此项悲惨之结果，系出自太平洋学会负责人费正清之阴谋。
中国大陆解放后，另一太平洋学会负责人杰索甫为国务院起草白皮书，对中华民国落井下石。此时国府已播迁台湾，正当危难之时，胡适、蒋廷黻等忽在纽约筹组中国自由党，声称有数百立监委员拥护，可接收台湾政权，系当时公开之事实。幸我政府在蒋总统领导之下获得稳定，费正清、杰索甫等之阴谋未能得逞。
美国会调查所得，确认太平洋学会出卖中华民国颠覆中国大陆以后，即由美国改府对居礼、希斯、怀特、拉铁摩尔、谢伟志等提出控诉。美国法院以有名的「南瓜案」判希斯徒刑六年。拉铁摩尔与美国政府缠讼七年终未能将其判罪，乃远走英国任教。怀特在受审时暴毙，传闻系畏罪自杀。居礼则逃往南美。谢伟志为一渗透美国驻华大使馆之共谍，经法院判罪后，最高法院再审，宣布无罪，现已退休赴南美与居礼同作共党活动。其中迄未获得证据将之控诉，而今仍作有力活动之太平洋学会中人，仅有费正清一人。
......
何浩若：民国五十七年一月十三日
*******
何浩若兄当时在立法院所作之专题报告，洋洋几达万言，因限於篇幅，以上仅系择要摘录，但对美国太平洋学会姑息份子若干年来误人误已之内幕经过，已可一目了然。
  *.*.*.*   2008-8-14 0:4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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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略的扩张造成美国加强援华的决心，民国二十九年（1940）十二月二十九日美总统罗斯福批准军事援助中国以後十二天，发表了他著名的「炉边谈话」，表示「美国要做民主主义的兵工厂」。所谓「民主主义」当然包括中华民国在内。
可是跟著在三十年（1941）三月十九日英美参谋会谈商定两国作战总战略决定，如英美两国须同时对德国与日本作战，军力应首先集中对付德国，对日本则取消耗的阻遏战，直到击败德国为止。在这种先德後日，也可以说重欧轻亚的总战略下，美国的外援虽包括中华民国在内，和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比较之下，中国所能得的帮助就显得微乎其微了。
可是罗斯福却还曾郑重其事的作了几次切实援华的表示，并在租借法案尚在国会辩论之时，就派遣白宫行政助理居理博士（Dr. Lauchlin Currie）来华，考察中国军事及经济情况。居理在三十年二月七日到了重庆，晋谒蒋委员长长谈十次之多，对有关军事、政治、经济各个角度详细交换意见之後，复向中国政府其他主管官员与美国侨民徵求资讯，停留了二十天才返回美国。他回到美国刚巧是租借法案签署生效的那一天，他就向罗斯福作了一次详尽中国需援的报告，并说明蒋委员长得援之後各种加强战斗力的具体计画。同时，居理建议，美国应派一位专家去做蒋委员长的顾问。
四月十三日，日本与苏俄签订了中立条约，促使日本军阀公开扩张其南进侵略计画，也就促进美国加速推动其对中国之援助。於是从四月起我国提出的各种美援物资源源而来。但可感叹的是，总计美国租借法案在民国三十年二月中拨给中国的物资总值二千五百八十二万一千美元，只占美国拨给各国的物资总额百分之一点七！
这一点点得之不易的戋戋美援，今日事後检讨，竟带来了祸水！因为，居理到重庆是负著双重任务的，美国政府的援华竟带著严重的条件。居理携带了罗斯福总统致蒋委员长的一封亲笔密函，信中说道：
「在万里外的我们看起采，中共似乎是我们国内所称的社会主义者。我们赞同他们对农民、对妇女与对日本的态度。据我看起来：这所谓共产党与国民政府间相同之点殆多於相异者。我们希望双方能够消泯歧见，更密切地合作，以有利於对日本作战的共同目标。」
居理在重庆时，曾表示希望有机会跟周恩来谈谈，蒋委员长并不反对，他就找美国驻华大使约周在大使馆中长谈。後来他又去访晤了苏俄驻华大使潘友新（A. S. Panyushkin）。对罗斯福国共合作的建议，蒋公要居理带他口头的答覆，大意说：
“各国共产党的工作不是为自己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第三国际的利益，并执行其命令。中共决不例外。因此，中国政策不与第三国际目的冲突时，中共尚可与我中央政府合作，倘中国政策与第三国际目的不能一致时，中共必尽力破坏之。现在，第三国际反对中国与英美合作，不愿见中国与英美站在同一战线上。
“这可以中共因滇缅路封启而转变其对我中央政府态度来作例说明之。在滇缅路封闭时，我中央政府与英美未取得谅解以前，中共乖乖地服从政府的领导，等到滇缅路重开，中央政府与英美站到了一条战线上，中共立刻采取叛变中央的态度。因此，蒋公希望居理转告罗斯福总统，只要中共肯遵从政府命令，严守国家纪律，中央政府决不会歧视他们，倘他们藉抗日的掩护来扩张第三国际的势力，为了国家安全起见，中央政府自必加以制止。”
居理回去，是不是这样说，无资讯可证，但他回美国却向罗斯福总统转达 蒋公建议，美国援华，希望白宫能派一位总统完全信任的人到中国来担任政治顾问。不久，罗斯福推荐给 蒋公的政治顾问是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蒋公发现拉铁摩尔在接受任命之前根本跟罗斯福无一面之缘，怎能符合他白宫完全信任的要求，始终感到骇异。实际，事後证明是居理在中间弄了玄虚，使罗斯福好意援助中华民国的动机，竟恶化而成陷害中华民国的杀手。
在中日战争结束後的七年，民国四十一年（1952）七月二日美国国会开会的议程中，有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提出的太平洋学会凋查报告，详细说明共产党力量在这个学会内部和周围活动的情形，以及这些力量如何影响美国舆论以及美国的国策。
这报告竟在抗战结束七年後追溯居理当时推荐拉铁摩尔的阴谋说，居理此次推荐直接取得总统同意，没有跟国务卿磋商，当时国务院顾问贺伯克（Stanley Hornbeck）表示反对，居理竟悍然表示总统核定了是既成事实不容争辩。这报告又揭露，实际拉铁摩尔在未得任命前十一天（即是月十八日）已与苏俄驻美大使乌满斯基(Konstantin Umansky）聚餐详商此後工作联系与合作办法。到了七月，拉铁摩尔跟中共高级干部冀朝鼎同机飞到重庆就他的新职。
这个报告跟着说明居理是太平洋学会的高级顾问。拉铁摩尔也是太平洋学会的会员，主编「太平洋评论」，为该会的喉舌。居理位居美国白宫行政助理的要职，太平洋学会当然要利用他去影响美国政策，更因为在重庆会晤了周恩来更将利用他做沟通中共的桥梁。
这个报告彻底揭开了太平洋学会的底牌说，在民国十六年这个学会的第一任秘书长就想建立与第三国际的关系。後来由贺兰德（W. L. Holland）继任秘书长就进一步跟在中国推进共产党活动的俄共高干鲍罗廷取得了联系。到了民国二十三年（1934）末，太平洋学会领导负责人和民国十九年第三国际来华策动组织中国共产党、那时已为第三国际远东部负责人的吴廷康取得正式联系。
从此，美国共产党和莫斯科都正式承认太平洋学会是第三国际发展阴谋的一个前哨机构。这个学会在太平洋沿岸各国都有分会，各国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是会员。共党分子和共党组织就利用它来掩护各种阴谋活动。更重要的，太平洋学会是全美国没有任何匹敌的远东及亚洲问题的研究权威，美国所有研究远东及亚洲问题的教授和学生们对於亚洲局势的观点都受了它的出版品的影响，
太平洋学会的出版品最有号召力的当推拉铁摩尔主编的「太平洋评论」。一直到民国十九年拉铁摩尔准备到中国发展他更上层楼的活动为止，「太平洋评论」已成为共党势力在美国最坚固的据点，而太平洋学会也就成为共党用来引导美国远东政策趋向共党目标的工具。苏联也利用这个学会的声望来增进苏联在美国的利益。
太平洋学会的一个主要工作是影响美国舆论，它的实际领导人不断努力与美国政府中的外交决策人员建立积极的合作与机密的关系。民国三十年迄民国三十四年间美国对华政策显欲协助国民政府增强其抗日战争的实力，大平洋学会的阴谋却要扶助中共使它死里逃生，破坏中国国民党领导抗战实力，完全摧毁了美国的援华政策。民国三十年居理来华带给蒋委员长的一封罗斯福总统密函，表示了罗斯福受太平洋学会蒙蔽之深，已危及中美两国此後合作的基本观念。这就是苏联利用太平洋学会渗透白宫的显著成效。
以上揭开太平洋学会活动内幕情况都是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报告的实录，史料确实，无一言虚构。然而美国也有少数明眼人洞烛这可怕的危局，例如美驻苏大使蒲立德（William Bullitt）在民二十四年七月十九日给美国务院的电报中就说：苏俄希望美国跟日本打起来，苏俄自己尽量避免参战，可是等美国打败日本的时候，苏俄一定会乘机攫取东北，赤化中国。这位美国外交家真是目光如炬，他的预言都成了事实，这也同时反映了罗斯福当年受太平洋学会尽情利用的颟顸了！
我们今日回头检讨，居里带给蒋公那封罗斯福总统的密函，已以事实证明，早在民三十年太平洋学会已在美国政府从总统罗斯福起塑造了一套牢不可破的偏见，种下了祸根。今天我们可以断言，太平洋学会受第三国际的策动，要乘日美战争的机会，帮助夺取中国政权的。他们决定的政策，一方面丑化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久失人心，一方面博得民众的拥护。美国要把中国培养成一个与它并肩抗日作战的有力夥伴，一定要压迫中国国民党把政权让给中国共产党。压迫之道无他，只须运用美援之予否，就可使中国国民党俯首就范。
太平洋学会决定了这套阴谋之後就发动攻势，一方面渗透美国决策层，主要说服总统次及国务院，一方面设法渗透美国派赴中国的外交与军事使节机构，使美国对华政策的运用，朝里与现场都在他们掌握之中。事实证明，罗斯福致蒋公秘函既暴露了太平洋学会渗透美国决策层的成功，而拉铁摩尔的派遣更暴露了太平洋学会渗透美国驻华使节的成功。此後，中美关系不愉快之发展多可以找到太平洋学会阴谋的痕迹。
史迪威与蒋公之磨擦，虽有史迪威桀骛性格促成的因素，但实际检讨，在史迪威左右助其策划成其智囊团的两位政治顾问实为他与 蒋公不能合作的主因。这两人，一为美军驻华考察团团员谢伟志（John Serrice）【注：其中文名字彼时又写作“谢伟士”、“谢伟思”等】，一为美国驻华大使馆秘书戴维思（Joseph E．Davis）。两人都是太平洋学会会员。史迪威被蒋公拒聘免职返美，谢伟志跟著回美国，竟调入国务院，变成了无人能比的权威「中国通」。此後马歇尔来华以调人身分促成**赤化大陆的所谓「联合政府」的美国国策，都是国务院中这位「中国通」智囊团的贡献。
我们事後聪明来做检讨，究竟美援救了我们还是害了我们，值得我们深思。上述概要简报已把美援给太平洋学会把持促成大陆变色的经过史迹如实揭发，美援贻害中国有了铁证。我们再进一步检讨，假定我们坚持反共政策，不受太平洋学会挟美援来要挟我们的威胁，我们确信，蒋公「以空间换取时间」战略的成功，仍可以不需美援，而作困敌於我泥淖中的贡献，在世界战胜利计功时，占优越地位。
因为，日本军阀偷袭珍珠港，冒险与强敌美国展开太平洋争夺战，势必倾其海、陆、空全力作最後之一掷，那末，抽出中国战场部队，减弱中国战场的作战实力是日军阀必然要改变的对华战略。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日美战的展现，已种下了我们无须美援，独力可以制日进而胜日的根。
假定我们当日能看到这一点，那末不会有雅尔达强把我东北权益换取俄共参战的美国卖友丑行；不会有俄共对日宣战三日後日本投降，俄军竟以战胜国身分接收东北，藉机壮大共军军力；不会有强把中共作平等政党、美国作调人的「联合政府」谈判；不会有四平街共军大败溃逃，马歇尔强迫蒋公下令停战的无理干涉；最後当然不会有美国停止援助促成大陆的意外突变。这一些当然只有事後聪明才可以看得到的，当时主政的人，面对环境的压迫，自必就事论事，解决实际问题，无法作这样深远的预断。但，前事不忘是後事之师，我们鉴往可得知来的智慧，做这样的检讨也还有它的价值。
[转贴]夏功权： 中华民国的美国损友和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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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外交官二十五、六年來，交往的朋友，外國朋友比中國朋友多。對中國友好的外國友人，如周以德、魏德邁、陳納德等人；損友則如馬歇爾等人。
一、損友——史迪威和馬歇爾
史迪威是中國戰區的參謀長，我並不認得他。他曾於一九一一年到過中國，那時他是海軍陸戰隊一員，當時民國剛成立，中國一片混亂，人民且無智識，他看到當時的中國人，認為中國是一個落後民族，因此看不起中國人。這種觀念深植他的內心，所以他再度來華時，雖然當時的中國已經經過訓政十年，大學生從幾千人增加至幾萬人，全國知識程度大為提高，工商業蓬勃，幣值亦升高，但史迪威對中國的觀念始終停留在一九一一年的經驗，所以對領袖、知識階級濃厚的愛國、救國思想完全沒有看在眼裏。有關這類事，我們從書中亦得知，史迪威瞧不起蔣委員長及其他國民政府人員。這種偏執的觀念使他唯我獨尊，難以共事。
馬歇爾是史迪威在陸軍大學的同學，一九三七年，史迪威以上校退休，向馬歇爾抱怨，馬即升他為少將。中國抗日期間，一九四二年美國派兵參戰，史迪威為中國戰區參謀長，升為中將，他失敗時，馬歇爾很沒面子。一九四六年，馬歇爾到中國調停，他對中國局勢的理解，是根據美國國務院的左傾文人，以及史迪威部下的報告，認為國民政府一蹋糊塗，完全無視於中國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間蓬勃發展的證據。
中國打仗打了八年，所有工業區都淪陷，政府撤退到重慶時，中、小學的書籍印刷工作都得送到香港，可以說是完全沒有工業。我對美國人說，我們在抗戰時期的重慶，連生產牙膏的能力都沒有，工業落後的程度可見一斑。重慶是個農業城，依賴上海、漢口運送工業品，互通往來，上海、漢口一淪陷，重慶就沒有工業可言了，雖然如此，我們仍然得抗戰，貨幣貶值是不可避免的情形，接連而來的問題層出不窮。
當時我國所面臨的問題是：第一，官吏無法維生。抗戰前一個科長月薪四百元，可坐小汽車，抗戰三年多仍是四百元，卻變成無以為生，有人就鑽牆腳、賄賂，無所不用其極；同樣的，美國內戰打了四年，貨幣貶值、貪污舞弊，北方為了征服南方而收買商人。我們打仗打了八年，沒有工業的支持，會出現一些舞弊是自然的，任何政府都免不了。
但馬歇爾完全無視於此，我曾當面和他說過話，他的參謀、秘書我也都認得。他的參謀考埃上校對我們較好，馬歇爾個人則非常固執。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瀋陽收復，總統到瀋陽、長春視察時，戰事仍持續著。他一到瀋陽即說：「勒兵不進，尊重美國的調停。」當時不知什麼原因，沈昌煥未到，由我起稿，蔣夫人修改之後由我打字，再發電報到南京給馬歇爾，告訴他我們現在勒兵不動。假如我們冒犯馬歇爾，不顧調停而進兵，對我們來說非常不利；若接受他的調停，勒兵不動，對我們來說更是大禍害。所以在我們困難萬分之際，馬歇爾的決定是完全不利於中國政府的。
馬歇爾後來退休，總統仍以德報怨，當他是朋友，但是馬歇爾到死都不認為他應對中國負責。。
二、益 友
㈠魏德邁（Gen Albert C．Wedemeyer）
至於益友，我先提魏德邁。魏氏在抗戰前從來沒到過中國，大戰發生時，他在聯軍參謀本部設計對歐作戰，以作戰部長之名到歐洲，之後才調到中國。他原來對中國完全沒有概念，到中國後，發現中國開始整軍—因那時我國陸軍調到印度，國軍只要得到充足的武器、士兵的三餐能夠飽足，將士皆絕對服從委員長的命令，所以他對國軍的印象非常良好。
稍後他到中國內地視察，看到內地一片貧苦現象，他認為這是極自然的。這和馬歇爾、史迪威的觀點完全不同。魏德邁認為中國全無武器，手無寸鐵的抵抗日本達六、七年之久，這種誓死抵抗，絕不屈服的態度，是英雄的表現。總統也告訴魏德邁，日本和美國開戰時，日本馬上向我求和，除東北絕不放棄外，華北及其他地區則全部撤退，為的就是抽兵攻打美國；若日本把美國打敗的話，日本也仍將回頭打中國，所以我們必須和日本力拼到底。
這兩件事使得魏德邁決定全力幫助中國，和馬歇爾唱反調。迨抗戰勝利，魏德邁以中將銜調回美國，卻因美國裁軍而降為少將，在舊金山任第六軍團軍長。一九四七年來中國，起先國務院欲任之為大使，連衣服都做好了，但馬歇爾從中作梗，命令撤銷。
一九**年，魏德邁來華訪問，那時台灣經濟剛剛起步，他曾對我說：「假如經濟起步時能抄襲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黃金十年時代，台灣在五年之內將令人刮目相看。」結果我們做到了，黃金十年時期，我國幣值上升三倍；台灣經濟起飛之後，幣值穩定在一比四十上下。
魏德邁一生軍功顯赫，草擬反攻歐洲的計畫，馬歇爾無可挑剔，但後來竟把他從駐中國大使職位上拉下馬來，另派司徒雷登來華。魏德邁於一九八九年過世，他的房子在華盛頓近郊，宅名為「Friend's Advice」。後來卡特和我斷交，台灣經濟的成長卻不受影響。對於中華民國來說，魏德邁是最好的朋友。
㈡陳纳德（Claire Chenault）
第二位益友是陳納德。一九三四年，美國有一個大演習，陸、海、空軍都參加，這是美國平時所沒有的。那時陳納德官任上尉，曾寫一份文件，內列兩個要點：一、轟炸機出任務，必須由戰鬥機保護，和義大利的杜黑所主張的轟炸機不需戰鬥機保護理論剛好相反。二、在戰術上，以往驅逐機都是三機編隊，長機向左向右，兩邊的飛機都礙事，若僅用雙機，僚機在左，長機向左向右轉，僚機就跟隨長機轉動方位，行動自由。其次，不要和零式戰鬥機纏鬥。因為美國飛機注重人身安全，背後装甲使得飛機較重，英、法兩國皆較美機為輕，日機則更輕，若與之纏鬥則吃大虧。一九四七年，空軍部才成立陸軍航空隊，因為陸軍航空隊的戰略是轟炸隊固定三機出動，戰鬥機掩不掩護都可以，所以他寫的這篇文章，後來成為戰略與戰術的經典之作。
盟軍轟炸德國時，事先經仔細研究，若德國無鋼珠軸承及石油的供應，軍隊將無法增加火力。當時瑞典持中立態度，但出售鋼珠軸承給德國，美國為了斷其鋼珠軸承來源，遂向瑞典訂購其十年產量。瑞典若供應鋼珠軸承給德國，使其能施行無限制潜艇政策，英、美各國將會受到很大的威脅。佈署完畢，盟軍同時又炸德國東部之鋼珠軸承廠，以及德國唯一的石油供應地—羅馬尼亞的普勒斯特，以致其死命。
但炸Shamhalls兩次，以B-24為主力，B-17為輔，一共出動五百架飛機，雖完全奏效，二次卻損失了三百架，損失慘重。之後炸羅馬尼亞的普勒斯特，斬獲不大，損失了一百多架。回程經義大利，聯軍的英美艦隊眼見大批飛機飛至，不明就裏，便開砲攻擊，因此又損失了幾十架，最後五百架飛機所剩無幾。此三事使聯軍總部對空中戰略重新考慮。後來有B-29高空重轟炸機，但戰鬥機無法配合其高度，所以B-29自行轟炸，硫磺島（Iwo Jima）一役，證明戰鬥機能夠接近日本，後來戰鬥機就偕同轟炸機出動，以後盟軍深入歐洲，轟炸機的距離就縮短了。
美國空軍第十四航空隊在陳納德的指揮領導下非常堅強，他的戰鬥技術是舉世無雙的，因為他用英國人不要的老型P-40飛機，轉給美國助中國志願航空隊使用；英國在北非則用新的P-4飛機，來對付德國在北非強盛的空軍勢力。另外以Spidfire、Herdon和美援的飛機用來保衛英國本島。陳納德用最舊的P- 40飛機打了勝仗，等到一九四四年P-51來了，日本飛機根本招架不住。
現在美國已有一個P-40協會，擁有四、五百位飛行員，他們在一九九一年更改憲章，設置了一個中國副會長，這位副會長在抗戰時屬於中美混合的第十四航空軍。另外，飛駝峰的飛行員協會也有中國理事副會長。有了這兩項成果，我在中國空軍的工作也要告一段落了。
㈢庫克將軍(Adm．Charlse Cook)
第三位益友是庫克將軍，他是一位海軍上將，一九四七年時擔任第七艦隊司令。那年總統飛到青島視察，與庫克將軍會面，時市長為丁治磐，俞濟時先生沒有通知沈昌煥，總統就命我翻譯。當時桂永清上將陪同庫克上將進來，我上前迎接，桂永清問：「沈昌煥怎麼沒來?」我不能說俞濟時沒通知他，只好說「是」，他問：「那誰翻譯呀?」我說：「總司令翻譯也好。」他說：「那不行呀，我是Cocktail的英文，這個我不行呀，不行呀。」我說：「那我翻譯也馬馬虎虎。」桂永清就在旁邊看著我。
在交談和翻譯的過程中，庫克將軍以非常至誠的態度說：「假如第七艦隊剩餘的軍火可以用的話，全部都送給中國。」同時又提到幾個戰略的問題，態度非常真誠。他說因為我們打仗的是陸軍，其中有幾個很可能的錯誤之處，若在戰略上能做一些改變或修正，情形會好一點。桂總司令和庫克將軍對我的翻譯都很滿意，庫克將軍後來還介紹我認識麥帥所屬的海軍駐遠東司令Adm．Joy和空軍駐遠東司令Gen．Stratemeyer，和繼任的 Gen. Patterson。
一九四七年底，庫克將軍退休，總統邀其來台擔任私人顧問，此時我們的軍經援助皆已斷絕。一九四九至五○ 年，台灣還有一點經援，一九五○年韓戰爆發，美國的政策就改變了，在此一年多時間，庫克將軍非常忠誠的維護我們，他在我們最危難時仍未離去。此後每年我到加州，均至距舊金山六十哩的那巴山谷去看他。當地的酒非常出名，那時酒廠還很小，現在市容已非常繁榮。酒廠隨葡萄的面積增長，酒的質地與法國酒一樣。
（四）John Alison少將
第四位是John Alison。一九四三年，我在美國為飛行教官時，經朋友介紹與其結識。他在中國擔任盟軍空軍第二十三大隊大隊長，有一次作戰，三架日本飛機追他，情況非常危急，我國飛行員臧鍚蘭幫助他打掉兩架，第三架脫逃，但臧機亦傷，二人分別降落，皆得存活。此後十幾年，二人未曾見面。
Alison退役回去做商務部次長兼民航局長，一輩子為中國設想。美國在韓戰時賣F-86給我們，戰後逐漸不想賣了，如此一來，我們就無飛機來源。那時 Alison已辭公職，在Northrope做副總裁，和我商量，若Northrope能將T-34快速教練機改裝的話，供應與美國結盟的泰、菲、台、日的盟軍空軍，盟軍飛機的問題必可迎刃而解。這裹我要提到普立德大使，他搬到台灣後，在高雄蓋了一間房子，表示將與台灣共存亡，這給蔣總統一個莫大的鼓勵。普立德為蘇聯大使時，Gen. White將軍為其武官，時任空軍參謀長（一九五七），與我很熟；我在一九五一年赴美辦毛邦初案時，Gen White為作戰次長，低總司令一級，普立德告訴他Major夏在這裏，並問他是否有空來吃中飯，我就利用機會和他商量如何處理毛案。
一九六七年至六八年時，White升任空軍參謀總長，一九五七年我寫了一篇"Air Weapon System "給他，建議若能將T-34飛機改進，盟軍的空軍都能利用。Gen．White一共找我兩次，在他家晚餐，都沒有Northrope的人，這兩次，他反覆地和我談，情形相當複雜。假如此案不成功的話，日本當時已能造YS-11型的飛機，我們可向日本和澳洲訂購；若日本不賣，和美國聯盟的澳洲也可買得到。但這個計畫遲了五年，至一九五二年才實現，以這個構想改進成F-5，然後才改進為F-5E，時為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五年。我不能說僅因我的一篇文章，美國空軍參謀長即接納此飛機計劃，我更沒拿Northrope一塊錢。
後來F-104取代F-5E，但因F-104的成交，是用賄賂的方式進行，所以是個爛攤子。牽涉的國家，第一個是日本，日本首相和防衛廳都牽扯在內；第二個是荷蘭，荷蘭皇室接受行賄；第三個是比利時，是時比利時皇位已傳給太子，但老王的皇后也牽涉這項醜聞。
現在美國制定一個法律，規定公司不得在他國行賄，若查出問題的話，公司得受刑法的責任。行賄和佣金不同，佣金限制在七、八％之內，超過這個標準即判定為賄賂。我國購買的F-104比F-5E先到，行賄事件一爆發，F-5E就來了。F-104對我國來說較為笨重，因為F-5E較輕，不用跑道，在公路上即可起飛，台灣距離敵人近，若敵人要突襲的話，F-104不能脫離停機坪，F-5E則可自地下停機坪或公路起飛，馬上應戰。
General Alsion對中國非常忠實，我和他說的話，完全沒有私心，我要他保一個中國優秀的學生，他說：「你叫我做的事我一定做。」像這樣的朋友實在難得。後來在洛杉磯有個General Randall，他的旗杆始終升的是美國旗，若有中國人來訪，便升中國旗，這些是在軍事上的盟友。
㈤普立德大使(Amb Willam Bullitt）
普立德大使民國三十七年（1948）來華，他是美國時代雜誌創辦人路斯的好朋友。他來中國的目的是要寫一篇論文刊登在時代雜誌上，他和路斯相同，為的是激勵美國要援助友好的中華民國。他五月抵達，就立即請求蔣總統准許他考察中國的戰事，蔣總統派飛機叫我陪他一齊去，我們從南京到徐州，到黃氾區，回來後，他見了蔣總統就說：「局勢很危險，我一定要鼓勵美國大事援助中華民國。」
總統要我陪著他到上海，送到市長吳國楨那裏，飛機落地的地點是龍華機場，普立德問我家住在那裹，我說在愚園路，離市政府很遠，他一定要見一見我母親，因為他認為母親肯讓我去當空軍，實在是一件很偉大的事情，我拗不過他，便驅車回家。
普立德拜會我母親，母親在昆明因有我堂姊練習英文，還會說幾句簡單的會話，普立德就說：「我要上海美國總領事簽給你移民的簽證，你避到美國去可以自由自在。」我立刻說：「我是中國人，不論存亡，我都在祖國，我不願移民。」普立德半晌不語，後來就說：「那我們到吳市長那裹去。」
時代雜誌於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刊載了普立德的文章，他說：「要救中國，正其時也。」但是美政府並不聽他的。
我再到華盛頓是去讀書時，湊巧普立德是喬治城大學的董事，我本來是工學院學生，改修國際法，因我時間不夠，所以校方派了五個教授接連發問，口試結果，我的地理、近代史和其他部分課程可免修。三年後，我得了學士學位，又進研究院。民國四十八年，我把武官一職讓給一個同學後返國。
民國六十一年，我在紐西蘭的時候，接到普立德大使去世的消息，民國六十二年我接任紐約大使總領事的時候，曾經到他的墳上獻花。
㈥諾蘭參議員（Senator William Knowland）
諾蘭參議員是加利福尼亞州的參議員，他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到重慶考察戰事，但是他晚來了一步。他在重慶得知我們即將撤退，就坐民航隊飛機到台北，正好此時中共軍隊攻打金門。總裁於六月命令部隊固守，共軍攻擊不下，而有古寧頭大捷，士氣大振。
諾蘭參議員要看金門，恐怕是懷疑我們的宣傳，總裁要黃仁霖和我陪他去，我駕駛飛機，抵達金門時，只見金門滿目瘡痍，共軍所使用的古老商船都已擱淺，從古寧頭遣送來的俘虜達六、七千人，當時俘虜所帶的手榴彈尚未完全解除，我看了覺得不妥，就勸參議員離開此地。我們還看到國軍和共軍在狹巷內肉搏，二人互相被刺刀所刺，對面倒斃。
諾蘭參議員在美國所說的，我沒有聽到，但是等到毛邦初案真相大白，還我政府清白的時候，諾蘭參議員和周以德議員主持正義，在國會通過我國經、軍援。
㈦周以德議員Congressman Walter Judd
周以德是美國明尼蘇答州人，他在大學醫科畢業實習後，就被教會派到中國山西行醫，並替自己取了一個中國名字。抗戰發生以後，日軍佔領山西，周以德盡其醫生的本份，不但掩護中國的愛國者，同時也為日軍治療。但是他親自領略日軍的殘暴，所以在抗戰末期—在美國人民對中國無限同情的時候—競選眾議員，從此就替中國人說話。
我在北平的時候，周以德跟育英中學的教會有密切的關係，抗戰後周以德到北平去，育英就復校。他晉見總統時指出北方受到中共的威脅，和政府官員的無能等問題，總統曉得他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對他這些直言也不以為忤。其實這都是交通和中共的緣故。
周以德議員和美國亞洲協會關係很好，在中共佔領大陸後，很多教授學者逃到香港或台灣。亞洲協會多聽從周以德的意見，幫助這些學者解決居住或生活的問題，歷時二三年之久。
周以德在議會裹，為中華民國發言不計其數，除了幫助我們調查毛邦初案外，還大力支持對我經、軍援。一九九五年周以德耳聾目盲，再也不能聽見任何聲音，也看不見任何事物了。我每年寫信給他，他的女兒偶爾會替他回信。
以上《中华民国的美国损友和益友》，原題《我國的損友和益友》，首发《夏功權先生訪談錄》（臺北縣：國史館），本帖发布时有部分删节。
  *.*.*.*   2008-8-14 0:5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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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伟大的友谊：苏联对于中国革命的无私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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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9日-9月9日，苏联驻中国东北红军向正在陆续到达的中国人民武装移交的俘虏、物资清单如下：
战俘（含妇孺）：59.4万 名
飞机：               920 架
坦克：              360辆
装甲车：            350 辆
野战炮：            2662 门
机关枪：            13825 挺
步枪：               30万 支
无线电机：         133 座
汽车：               2300 部
拖车：               125 部
骡马：               17497 匹
弹药及补给库：   742 所
手榴弹：            11052 颗
卡车：               3078 辆
战马：               10.4777万 匹
补给车：            21084 辆
特种车：            815 部
指挥车：            287 辆
  *.*.*.*   2008-8-14 0:5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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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復行視事文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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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
1950年3月1日
去年元旦，中正鑑於生靈塗炭，國家前途之憂患方殷，而國人和平之期望彌切，當時固知和平自難獲致，第以個人之誠信未孚，不能使中外深喻斯義，乃發表文告，重申以政治方法，解決中共問題之旨；復於一月二十一日依據憲法第四十九條「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之規定，將總統職權交李副總統代行，原冀弭戰銷兵，出人民於水火，拯國家於危亡。
乃一年以來共亞洲之形勢為之激變，世界之危機日益迫切。此誠我中華民族五千年來未有之劫，凡我國人所當一致奮起救國自救之時也。李代總統自去年十一月積勞致疾，出國療養，迄今健康未復，返旆無期，於是全體軍民對國事惶惑不安，而各級民意機關對中正責望尤切。
中正許身革命四十餘年，生死榮辱早已置諸度外，進退出處，一惟國民之公意是從。際此存亡危急之時期，已無推諉責任之可能。爰於三月一日復行視事，繼續行使總統職權。抗戰勝利結束至今不及五年，而國事演變至此，中正領導無方，彌用自責。惟有鞠躬盡瘁，補過去之缺失，策未來之成效。所望我海內外愛國同胞精誠團結，三軍將士砥礪奮發，各級官吏竭誠奉公，為恢復中華民國之領土主權，拯救同胞之生命自由，維護世界之和平安全，同心一德，奮鬥到底。務期重建我中華民國為三民主義民有民治民享之國家。全國同胞幸共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