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吴宓教授

我所知道的吴宓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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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

刘绪贻

婚恋

教育

我所知道的吴宓教授

 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  历史变幻与民族、家族及个人命运的记忆 
　

　1936-1940年我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期间，曾选读吴宓教授的《欧洲文学史》课程，是他的及门弟子。1947-1949年我在武汉大学教书期间，吴宓教授是我的同事和邻居。我们虽无私交，但他的传奇经历不断引起我的注意和兴趣，增加了我对他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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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吴先生的婚恋故事，评说的人很多。一知半解的人，往往予以同情；了解详情的人，则认为他自诩“殉情”乃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对他和毛彦文的苦恋，我在清华、西南联大读书时是同情他的，认为是毛彦文爱虚荣，背叛了他，嫁给一个年长自己33岁的前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当了解到吴宓的全部婚恋史后，我的同情却转向了毛彦文。吴宓在美留学时（1917-1921）年23至27岁，正是欲念旺盛之期。1919年3月，他曾在日记中写道：“盖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大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夫情欲如河水，无所宣泄，则必泛滥溃决。如以不婚为教，则其结果，普通人趋于逾闲荡检，肆无忌惮。即高明之人，亦流于乖僻郁愁，宓更掬诚以告我国中之少年男女……毋采邪说，及时婚嫁，用情于正道。……而不婚与迟婚……更不可慕名强效。”这段日记，实际是吴宓的夫子自道。比如，当时有朋友寄照片给他，托他在同学中寻找佳婿，他竟然毛遂自荐。这说明他当时并无恋爱至上思想，只是急于想结婚，解决“人之大欲”问题。所以，1918年11月，当他同在美国留学的清华同学陈烈勋向他介绍其姐（或妹）陈心一时，他虽与陈不相识，也答应下来，并托其清华好友朱君毅的表妹亦即未婚妻毛彦文了解陈心一的情况（因她俩是浙江女子师范学校同学）。毛彦文写信报告自己的考察意见时说：陈女士系一旧式女子，皮肤稍黑，但不难看，中文精通，西文从未学过，性情似很温柔；倘若吴君想娶一位能治家的贤内助，陈女士很适合，如果想娶善交际、会英语的时髦女子，则应另行选择。吴宓接到朱君毅转来的毛彦文的考察报告后，即同意与陈心一订婚。根据吴宓日记记载，1921年8月5日，吴宓回国到上海，住在旅馆内，次日回家看父母。8日，便匆匆赶往杭州会见陈心一，当天日记写道：“最后心一出，与宓一见如故，一若久已识面者然。宓殊欣慰，坐谈久之。……四时，岳丈命心一至西湖游览，并肩坐小艇中，荡漾湖中。景至清幽，殊快适。”第二天，两人又一同游了西湖，吴宓日记云：“是日之游，较昨日之游尤乐。家国身世友朋之事，随意所倾，无所不谈。……此日之清福，为十余年来所未数得者矣。”由于相互满意，两人第一次见面后第十三天便举行了婚礼。从以上这些情况看，吴宓与陈心一结合，是相当草率的，并非基于双方的深入了解与真挚爱情，而是基于本能，是为了找一位贤内助。所以婚后，尽管吴宓的“人之大欲”得到满足，而陈心一也完美地扮演着“贤内助”的角色，并在七年间为他生养了三个女儿，但对于富有浪漫情调的名教授吴宓来说，他是不会长期满足于这种婚姻的。
　　时机来了。在清华读书时，吴宓与朱君毅是至交。毛彦文写给朱的情书，朱是让吴共享的。当时，吴宓便很倾慕毛的才情，不过因为毛是自己至交的未婚妻，他尚无异念。吴、陈婚后，毛是吴家常客，三人成为好友。但1924年朱君毅留学回国后爱上了另一女子，借口表兄妹结婚不利于后代，尽管毛一再抗争，还是坚持解除了婚约。这以后，长期潜伏在吴宓潜意识中的对毛彦文的恋情，便逐渐汹涌而出，并公开表白了。此时，吴宓已完全忘却了他以前主张的结婚是解决“人之大欲”的“用情于正道”，是为了找个贤内助，而记起了从西方文化中学来的婚姻恋爱观，认为结婚应以爱情为基础。为此，他于1928年8月前往杭州会见毛彦文。据他日记所载，两人相见甚欢，共游西湖，长谈抵夜。8月21日，朱君毅结婚，毛将整箱朱写给她的情书赠吴，供他将来写小说之用。翌日吴宓北返，两人“话别依依未忍离”。不过当吴宓坦言他爱毛彦文时，毛却明确表示两人只能做好朋友。1929年2月和7月，吴宓又两次南游，结果都只得到毛的友谊，没有得到她的爱情。
　1929年秋，毛彦文赴美留学。同年9月15日，尽管陈、毛两人坚持反对，吴宓为追求毛彦文，还是置三个幼女的心理健康和诸亲友的劝阻谴责于不顾，和“辛勤安恬”、“谦卑恭顺”的陈心一离了婚，并不断写情书向毛进攻。他的挚友姚文青在《挚友吴宓先生轶事》一文（载《回忆吴宓先生》一书）中说，吴宓说他和陈心一离婚，是由于他真正爱的是毛彦文，对陈心一则“于婚前婚后，均不能爱之”。我认为这是吴宓的自我坦白。他婚前不爱陈心一而与之结婚，主要是为了解决“人之大欲”问题；婚后不爱陈心一，是因为他对为他解决“人之大欲”问题的这个工具久而生厌。所以，他承认和陈心一离婚是不道德的。
　　在陈心一坚决不同意离婚时，吴宓曾毋视她坚守一夫一妻制的思想感情，异想天开地暗示她可否效法娥皇、女英的故事。陈虽柔顺，但这种无理要求超越了她的道德感情底线，理直气壮地拒绝了他。离婚后，吴宓以自由之身开始了他七年苦追毛彦文的经历，为她创作了数百首情诗，五本日记，并在《空轩诗话》中坦白：“余生平所遇之女子，理想中最完善、最崇拜者，为异国仙姝（美国格布士女士），而实际上，余爱之既深且久者，则为海伦（毛彦文英文名）。”毛彦文开始是干脆、坚决地拒绝他，而且反对他和陈心一离婚。他竟又不自量地（也可说是傻里傻气地）向思想志趣远新于、高于陈心一的毛提出了同样的无理要求，难怪他遭到毛的气愤和斥责。不过，吴宓此时已堕入爱河而不能自救，他仍然一面死死纠缠着毛彦文，并以其学生张荫麟等人名义暗中资助她留学费用；一面又追求另一女子，并多次在日记中分析、比较她们的长短。后来，经过吴宓长期的追求（或者说蛮缠），随着毛的年龄渐近30，感情之事几经蹉跎，而吴的名望、地位日高，他的热诚、善良、正义感等优点有时也打动了毛，使毛的思想感情慢慢起了微妙的变化，逐渐接受了他。以常情而论，这正是高唱“婚姻应以爱情为基础”的吴宓，抓紧机会和毛彦文结婚的良辰吉日了。但事情却又出人意外，吴宓当时并没有珍视这种长期苦苦追求到的爱情。1930年9月12日，他赴欧洲访学、进修。1931年1月，他会见了英国当时已负盛名、后来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并成为当代世界最伟大诗人同时也是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的艾略特（ThomasS。Eliot），两人一同散步、会餐，并大谈共同敬爱的美国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艾略特还为他介绍了一批英、法文化名人，提高了他的身价。此后，他先在英国牛津大学，后在法国巴黎大学进修，婚姻恋爱观日益欧化，心猿意马，而且自抬身价，认为自己恋爱本钱更足。加之，他当时与身边两位留法美国女学生H（HarrietGibbs）和M（Mering）打得火热，并携H游览意大利各地，日记中记载：“宓斜仰，而Harriet依宓身，首枕宓右胸，宓以两臂拥Harriet肩头，觉死于此亦乐。”他俩还一同计划赴美，后因H与前男友重逢才未能如愿。另外，他又和远在北平的泰国华侨留学生陈仰贤女士通信示爱。在此情景下，他对毛彦文态度产生了剧变。首先，他可能是想到毛是个有追求、有个性、交游颇广、热心于政治和社会公益事业，并且拥护新文化运动的新潮女性，而自己则拘谨守旧，并且坚决反对新文化运动，担心婚后是否能和谐相处。于是，1930-1931年间，他连续写信、拍电报给毛，威逼她放弃美国学业，赶往欧洲结婚，否则分手。在毛未按他要求行动时，有一天他在日记中甚至写道：“我不爱彦，决不与彦结婚，且彦来欧有妨我对H（即Harriet）之爱之进行；回国后，既可与（陈仰）贤晤谈，亦可广为物色选择合意之女子，故尤不欲此时将我自由之身为彦拘束。”
　　1931年夏，毛彦文获得密歇根大学硕士学位后赶往欧洲，在巴黎与吴宓相会，准备和他结婚。但是，吴宓却将结婚改为订婚。毛彦文受此委屈，不禁泪下。吴在日记中写道：“是晚彦虽哭泣，毫不足以动我心，徒使宓对彦憎厌，而更悔此前知人不明，用情失地耳！”据说，那晚因大雨之故，两人不得不留在旅馆中同卧一床。孤男寡女，恋爱中人，吴宓却声称自己要恪守礼义，不欺暗室，决不做始乱终弃的张君瑞，而要做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两人和衣而眠，直至天亮。我真不知道这时吴宓究竟是迂呆，还是真不爱毛彦文，还是更爱着其他女子！
吴宓拒与毛彦文结婚后，一人继续在欧洲旅游，途中又爱过一个德国女子诺伊伯（Neuber）。9月回国前，两人达成谅解，4个月后在青岛结婚，但留有尾巴：届时如别有所爱，或宁愿独身，那就取消婚礼。回国后，吴宓回清华，毛彦文任教于上海复旦大学。两年间，毛彦文一方面有所矜持，使吴宓烦恼，“奉劝世人莫恋爱，此事无利有百害”；另一方面又总在等着吴宓娶她。但是，吴宓却不断地爱上别的女子，往往同时爱好几位，并将爱的感受写进日记，甚至说给毛彦文听。1933年8月，吴宓再次南下，首先到杭州向卢葆华女士求爱，有诗唱和。但因卢只同意结为兄妹，乃转赴上海晤毛彦文。8月22日晚，吴宓有《蝶恋花》词记其事：“世事不随人意逗，五载能迟，一夕翻嫌骤。佳会浓欢天所授，碧窗绣枕凉初透。君障面纱吾拂袖，划地为沟，去去休回首。寂寞余生长自疚，水流花谢机难又。”婚姻的事，仍无结果。毛觉吴太花心，也唱起高调来，说是自己准备做老姑娘，抱养个女儿以承欢。吴宓不理解毛的潜台词，以为毛仍在等他，还是以潇洒的新派作家和风流的旧派文人难以比拟的疯狂，制造着多角恋爱的故事。毛彦文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于是在1935年2月9日在上海和66岁的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结了婚，时年33岁。天真的（或傻瓜）吴宓从来没想到毛彦文会走这步棋，在接到毛邀请他参加婚礼的电报后，他既感到被遗弃，又深觉自疚，长时间弄不清自己扮演的究竟是什么角色，是负心汉呢，还是被负情的痴心汉？不过无论如何，他不能无动于衷，乃赋诗二首以自解。一曰：“渐能至理窥人天，离合悲欢各有缘。侍女吹笙引凤去，花开花落自年年。”另一曰：“殉道殉情对帝天，深心微笑了尘缘。闭门我自编诗话，梅蕊空轩似去年。”自解诗是写了，但吴宓并不能“花开花落自年年”，“深心微笑了尘缘”。他毕竟长期真心爱过毛彦文，一旦失去，更觉珍贵。毛婚后，特别是1937年12月熊希龄逝世后，他又死死地纠缠着毛彦文，千方百计地乞求毛和他重归于好，但毛深知他花心难改，坚决不予理会。我认为毛彦文的这种决断是正确的，因为他在纠缠毛的同时，仍在积极地进行多角恋爱。人们看他当时的日记，常常发现他在一天之内和几个恋爱对象周旋。所以，即使毛答应和他重归于好，结果也很可能是不欢而散。
　　吴宓一生总在追求女性，几乎可以说是随时随地用情，并且为此不知耗费了多少时间、精力和金钱。但是，直到1953年6月他近60岁时才第二次结婚。他的继室名叫邹兰芳，是他兼任教授的重庆大学法律系的学生。她因父亲被划为地主，家境困苦，身受歧视，吴宓同情她、追求她，她崇拜、投靠吴宓。两相需要，也是人之常情。但天不假年，1956年她即病逝。吴宓对她还是很怀念的。他在她住过、睡过的一间空房的单人床靠着的墙上，贴了一张淡绿色土纸，恭恭正正地写上“兰室”二字。他每每散步时，总要久久凝望着远方她的墓地。他用餐时，总为她留一空位，摆设着碗筷。甚至看电影时，也多买一张票，为她在身旁留一空位。然而，令人感到矛盾的是，他在和好友姚文青谈到邹兰芳时却又说：“非宓负初衷（他曾为追不到毛彦文说过决不再结婚），实此女强我，不得已而为之。以论此女学识，则英文不懂，中文不通；以论容貌（即探怀出半身小照示余曰），不过如此。”你看这个吴宓，既然你这样怀念邹兰芳，为什么在好友前又这样损她、诽谤她呢？你和她结婚，究竟是基于爱情，还仅仅是由于老年孤独要找个性伴侣呢？
　　从以上简述的吴宓一生的婚恋史看，有理由认为，吴宓绝不是好恋人、好丈夫，而是一个不合格的恋人、不合格的丈夫。

箫声剑影（1） 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

         历史变幻与民族、家族及个人命运的记忆
　　再谈谈我对学生运动的态度问题。如前所说，我虽爱国，但一向不问政治。进清华以后，政治却来问我。我属于清华大学第十二级，成立级会时，我意外地被选为级会干事。事后我想，其原因有二。首先，当时左派学生在清华占绝对优势，我是公费生，家境清寒，受左派学生青睐。其次，我的省高同学杨学诚、傅国虎都是清华中共外围组织民族先锋队骨干，杨学诚更是清华地下党的领袖之一，很可能是他们推荐我的。不过，我当时仍然不想参加政治活动，被选为级会干事后，虽一再接到通知，我却从未参加级会工作和活动。但是，我虽不以某种组织成员身份参加政治活动，从政治倾向来说，我是站在左派学生一边的。我也常常以一个中立者或旁观者的身份，参加各种报告会、座谈会、讨论会；阅读校园内的大字报、小字报。有几件事情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到现在还记得。西安事变后，有一次，我参与了在作为学生活动场所的“同方部”举行的座谈会，主要讨论应该如何对待、处理蒋介石的问题，并预测其结果。学生们请了两位学术思想对立、政治态度也有差异的冯友兰和张申府两位教授作为嘉宾。经过激烈争论后，同学们请他们两位发言。张先生曾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并曾代表中共接受朱德入党，此时已脱党，但仍相信共产主义，平时积极支持进步学生运动，在“一二·九”运动中坐过牢。他发言时情绪激烈，声色俱厉。他极力主张杀掉蒋介石，并预言蒋介石一定会被杀。冯先生在学术思想上是个客观唯心主义者，不相信唯物论，但他去苏联参观后回校作报告时，却热情赞扬苏联社会，并认为唯物论不可轻视。他曾因此报告坐过牢，是梅校长保释的。他发言时情绪平和，慢条斯理，虽然不求出语惊人，但逻辑性很强，娓娓道来，很有说服力。他认为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看，为了抗战的利益，绝不应该杀蒋介石，蒋介石也决不会被杀。后来的事实证明，张先生的发言错了，冯先生的发言却对了。也是在西安事变之后，当蒋介石获释返南京时，右派学生趾高气扬，乘势搜查了左派学生组织的办公室，并将抢来的左派出版物堆在大操场上焚烧。我的宿舍窗户正对大操场，除看到这个场面并为左派学生抱不平外，还看到两派学生的斗殴。后来了解到，右派学生何炳棣打了左派女同学黄绍湘。如今，这两位同学都已成为著名学者；何是美籍华人，在美国史学界颇有声望。2005年，何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一书中，对此事做过解释，但我觉得说服力不够。我还听到传言，前几年何回国访问时，曾与黄相见，两人已“一笑泯恩仇”，不知确否。这已经扯得太远了，言归正传吧。大体说来，我在清华园一年，没有正式参加政治活动，思想上还是个不成熟的自由主义者。
谈到这里，我想应该谈一谈我的短期同学叶琼的故事。她是周世英的高中同学，大约低周世英两班，在校时两人不相识。此刻，她虽为人低调，沉默寡言，但形象非常出众，全校闻名。每有球赛，只要她到场，观众就不看球赛，只看她。这时，她有个男友，名叫林守正，是我武昌省高同学，不过我们不相识。他也是一表人才，和叶琼很相配。他们俩常在一起，同学们都很羡慕。后来，林守正忽然不见了，同学们传说他是个中共地下党员，为了党的事业，离开了如花似玉的女友，到中共新四军去了。我当时虽不理解、也无意于共产主义事业，但暗地里却对林守正感到十分钦佩，对叶琼很同情。1938年初，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后，叶琼去了乐山。后来听说，她美丽动人的形象，日益声名远播，仰慕她的人很多，特别是1941年林守正牺牲于皖南事变后，追求她的人，更是络绎不绝。但是，她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总是无动于衷。1940年下半年，她在四川长寿县国立第十二中学教书时，有个国家篮球队队员坐飞机去向她求爱，也未打动她的芳心。1941年，她调到重庆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工作。该局局长程海峰是清华校友，我因工作关系和他相识，还有一位清华社会学系毕业同学在该局任职，所以我常到该局访友办事。这样，别来近4年的同班同学又见面了。此时，我已和周世英结婚，她也认识了周世英这位老同学。她虽明艳不减当年，却仍是孑然一身，令男士们有镜花水月之感。1944年底我出国之后，直到1947年9月我到武汉大学教书时，才又见到了她。据传说，她曾嫁给一位飞行员，两人共同生活不久，这位飞行员便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当时，她也在武汉大学任教，住在一位亲戚家里，年约30，风韵如昔，依然单身，使得不少男士怜香惜玉。
　　1947年冬，我在学校尚未分到住房，一个人住在珞珈山一个名为半山庐的单身教授宿舍里。有一天大雪，晚餐后，我们几位教授一面玩桥牌，一面聊天，不知怎么聊到她头上去了。震于她的盛名和美貌，有人提议去访问她，美其名曰：“踏雪寻梅”。可惜的是，当我们冒着大雪摸到她寄住的亲戚家时，她的亲戚（武汉大学的一位法语女教授）对我们说：“非常对不起各位，叶琼已经就寝了。”第二天，叶琼打电话给我，说是将到半山庐来回拜。于是，我烧了一盆红红的炭火，泡了龙井茶等着。她来了以后，我把昨夜拜访她的几位友人请来，围坐在火盆四周，一面品茗，一面论文议诗，大家兴趣盎然。她辞别时，尚是单身汉的吴于厪教授，和我一起送她一程。望着她远去的身影，吴于厪用英语笑对我说：Sheisawfullynice！（她真是异常地漂亮！）这以后，1948年除教书外，我一直忙于写作，1949年头几个月，我又参加了党领导的地下活动，再也没有闲情逸致，也未和她往来。1949年5月武汉解放前，不知什么缘故，她却离开武汉大学，跑到张家口的一个中等专业学校教书去了。此后30余年，缘悭一面。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听说她来到了武昌华中理工大学。我想，大约是因为这所大学当时的校长朱九思，是1937年她和林守正的旧友的缘故。
　　1982年4月10日，我曾抽空去她家拜访，她当时年龄不过65左右，但从她的容貌、体态、衣着、家庭陈设等方面看来，她似曾饱经风霜，再也看不出当年光彩照人的影子，却令人有美人迟暮、老境不尽如人意之感。不久，她曾来我家回访，惜值我外出，无缘最后一面。大约再过两三年，就听说她悄悄地走了。我常常想，叶琼这位友人，可谓天生尤物，要不是她经常保持低调，她的一生是不应这样度过的，是不应该这样默默无闻地离开人世的。她好像一朵不同凡响的牡丹花，以其天香国色近悦远来，予广大人群以美的享受。待三春一过，她就孤独飘零，自堕尘土，无人过问，真令人惋惜。同时，我和她只是萍水相逢，君子之交淡如水，从未倾心深谈，对她的一生，也留下许多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