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经济学家的叨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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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风俗论》，175N年，（法）伏尔泰：
婆罗门的教规有十条，即要避免十种罪孽。这些罪孽分为三类：肉体之罪、言语之罪和意愿之罪。
人类在堕落沉沦，这是几乎一切古代民族的神学基础。颂古非今，这是人类的一种自然倾向，它使各地的人都想象从前有一个黄金时代，继之而来的是黑铁时代。这种巧合值得高度重视。
我承认，中国人今天是并不高明的物理学家；但是他们完善了伦理学，伦理学是首要的科学。
当我们还是一群人并在阿登森林流浪之时，中国人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已经治理得像一个家庭。
他们的孔子不创新说，不立新法；他不做受神启者，也不做先知。他是传授古代法律的圣明官吏。我们有时不恰当地把他们的学说称为“儒教”，其实他们并没有宗教，他们的宗教就是先贤的宗教。孔子只是以道德谆谆告诫人，而不宣扬什么奥义。
他们接受道教、佛教，以及其他几种教。
《东方的遗产》，192N年，（美）威尔.杜兰：
中国文化予人最深刻的是它的政府组织系统。假如最理想的政府是个民主政治与权贵政治综合的政府，那么中国人实行这种政治已达1000年以上了；假如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那么中国人实行这种政治是最彻底的。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曾统治这么多的人民，又那样管理得少，而其统治的时间又那样的长久。
科举制度有许多优点。在这个制度之下，全国上下一心往着学习的道路上走，而产生的楷模多是有识之士，而非地主商人，实在令人羡慕。
在西方，18世纪以前，谈不上有什么工业。然而，我们在中国的历史上却发现，中国的家庭里早有忙碌的手工业，城镇上的商业，也极为鼎盛。
经最后分析认为，中国各种的文学、精细的思想和奢侈的生活，均得之于人民的勤奋耕耘。
他们有句格言：“在短暂的人生中，一个人所需要的只是一顶帽子和一碗饭。”像农历年、元宵节都可以让农民休息几天，并有唱戏演剧活动。当冬天消失，再荷锄走出家门，去经营他们那小小的田园，唱着那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希望之歌。
二、
193N年，《 “通论” 》，凯恩斯：
“就我本人而论，我相信的确有社会的以及心理的理由，可以替财富与所得之不均辩护，可是不均得像今天那么厉害，那就无法辩护了。
人类有许多有价值的活动，必须要有发财这个动机，私有财产这个环境，才能生效。不过要鼓励这些活动，要满足这些性格，赌注不必像今天这么大。即使把赌注减小许多，只要作此游戏者都习惯于小赌，还是一样可以达到目的。
我们不要把改变人性和管理人性混为一谈。若社会上大部分人对于发财有强烈的嗜欲，则让人在规则与限制之下作此发财之戏，恐不失为聪明睿智的政治家作风。”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N年，亚当.斯密：
一国君主，除了执行种种职务所必须的费用以外，为维持其尊严计，亦须有一定的费用。就尊严一点说，一国君主君临于其臣庶，比之共和国元首对其同胞市民，更要高不可攀，望尘莫及；所以为要维持这较高的尊严，是必要较大的费用。总督或市长的官邸，自不能与国王宫廷比其华丽。
自日耳曼民族和塞西亚民族，侵扰罗马帝国西部以来，欧洲起了一个大变革，跟着这个大变革发生的是，欧洲扰攘了好几百年。野蛮民族对原居民的掠夺和迫害，中断了城乡间的贸易。城市都成了废墟，乡村也无人耕作。在罗马帝国统治时很富裕的欧洲，一变而为极贫乏，野蛮。在接连不断的的扰攘中，那些民族的头子，占有或篡夺了这些国家的大部分土地。
说商人不一定是某特定国家的公民，这话还真不错。如果在甲国感到一种厌恶，哪怕顶微小，亦可能使他们把资本从甲国迁到乙国。据说汗萨同盟大部分都市拥有大财富，这些财富如今到哪里去了呀，除了在十三世纪、十四世纪模糊的历史中外，真是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
三、
《不确定的时代》，197N年，（美）加尔布雷斯：
殖民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人们以为伟大的经济学家已经对其作了周密的思考，论证了殖民目的的正当性及详细说明其方法，但他们什么也没有做。
良心由神话支配着，在涉及战争时这种神话特别重要，人类必须为杀戮寻找一个公正而高尚的动机，为保护或增加财富而死，为某些人的权力或特权而死等等。
几个世纪以来，引发冲突的原因普遍缺乏美好的理由。
殖民主义也是如此，其真正动机是粗鲁、自私、丑恶的。凡是殖民主义者所到之处，他们总是把自己看作是卓越的道德精神、政治和社会价值的传播者，而现实通常是，包含着对重要参与者真实或潜在的经济利益的周密考虑。凡对这种神话怀疑的人，轻者被视为认识错误，重者被看作叛国者。
殖民主义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它用高尚的道德神话遮盖了低级的经济利益。同样地，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教育和评论都说，公司是操纵权力的工具和支配我们的机构，那么我们会争论应该如何运用这种权力，如何使它服从于大众的意志和需要。相反，通过传播这种权力纯属子虚乌有的神话，就可以避免这样的争论，这对教育青年人尤其有用。
通过，假装，这种权力的不存在，我们就可不必担心它的运用了。
现代公司制度极大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我们对它知之甚少，更准确的说，我们是尽最大努力去误解它。年复一年，它对我们的生计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工会、大学、政客和政府。有关公司的神话到处传播。
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公司是不确定的主要源泉，使人们对它是如何管理的，被谁管理，公里的目的是什么都产生了怀疑……
1973年，（美）加尔布雷斯：
“（品）奠基性的信念：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现代公司对价格和成本进行控制，对供应商进行组织，对消费者进行说服，对五角大楼进行诱导和操纵，对公众舆论施加影响，对政客进行收买，并且在某些方面成了一股左右国家机器的影响势力。遗憾的是，大公司作为当代力量强大的组织形式，仅仅出现在经济理论的边缘。这些理论仍然坚持认为，企业孤独的从属于市场，孤独的听命于国家权力，并且基本上就是，为至高无上的公民服务的工具。而事实并非如此，学者们失去了与现实的联系。
年长的和部分比较年轻的经济学家仍心存侥幸，希望能够采取某种方式来巩固自己的势力，他们注定要遭到批评，而不是同情。
《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相》，2004年，（美）加尔布雷思：
笔者从事经济学工作近70年。华而不实的职业界。欺诈怎么会无罪？
金融界。从事预测工作的男女从业人员自信并且被认为掌握着预知未知因素的知识。研究被认为能够创造这样的知识。由于预测结果就是别人想听到的结果，以及他们想从中获利的结果，因此希望或需要能够掩盖事实。所以，在金融市场上，我们会赞扬，甚至欢迎本质性的失误。
共同的失误也同样具有良好的保护作用，它不再是一个个人问题。金融界供养着一大批看似经验丰富，但却靠不得已的无知，获取丰厚报酬的活跃分子。
《萧条经济学的回归》，1999年，（美）保罗.克鲁格曼：
备受责备的受害者。
直到现在，还是有许多权威不接受最近一连串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出了问题的观点；相反，他们指出，错误在个别领导的弱点。即使在危机之前这些国家大部分都因其卓越的管理能力而广受赞扬，也无法改变这些权威的看法。
保护富裕者。
世界是一个不公平的地方，发达国家占尽了便易。不仅因为他们富裕，还因为他们有比较稳定而且高效率的环境。并且，他们处在双重标准中的有利一端。这一切给了他们行动的自由，这是发展中国家嫉妒也得不到的。
《流氓 . 国家》，2007年，（美）威廉.波纳：
衍生品交易是当今整个金融界所有金融泡沫的根源。
格林斯潘炸开了金融界的“大古力水坝”，让现金和贷款的狂潮肆虐全世界。我们今天的泡沫必须归功于日本式拼命和美国式才智的结合。
成功是最大的失败。
格林斯潘是个成功者。但成功的中央银行家可能真的很危险，因为他们首要的使命就是控制价值。
现代中央银行和抢劫银行一样，是个罪恶的行当，但人们经常把中央银行家和老实人混为一谈。
但是，他的职业就是欺骗。他必须让世界相信，国家货币很稳定……同时稳步破坏它。因为中央银行家的本质是，一意孤行想要创造更美好世界的，世界改良者；或者是至少让世界，看上去好看些（的魔术师）。
四、
“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F.荷尔德林语录，摘录自《通往奴性之路》，“伟大的乌托邦”，哈耶克。）
“解救世界是我们的任务吗？” 1990年，（美）詹姆斯.M.布坎南：
很久以来，我就一直倾向于奈特的立场。我要引用F.H.奈特的话来开始这一节：
“在智力上无法相信，个人能对……历史进程产生什么值得一提的影响，那不可能是件明智的事情。但在我看来，把这看作是一个道德困境就完全误解了社会-道德问题……我发觉，不可能赋予个人改进社会的道德责任以意义。
个人在自由主义的旗帜下，常常想要承担这种责任，这种倾向表现出人在智力和道德方面的自负，这是不道德的。”
——见《伦理学》“伦理学和经济学中的思想混乱”。
1944年，《通往奴性之路》，哈耶克：
实际情况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多年以来已被战争（恶斗）机器所吸收，并因其官职在身而缄口不言，结果，有关这些问题的公共舆论，在令人吃惊的程度上为外行或怪异者、为居心叵测者或卖狗皮膏药的人所操纵。
尚未为人认识的最大悲剧是，在德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那些有着良好愿望的人，也就是这个国家被奉为楷模的人，如果不是他们创造了的话，至少也准备了这条道路，准备了现在正为他们所憎恨的那些势力。
现在首要的是，要把我们自己从那种最坏的形式的当代蒙昧主义中解放出来，这种蒙昧主义试图使我们相信，不久以前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做得明智，就是非做不可的。
《有闲阶级论》，1899年，（美）凡勃伦：
高级学识是金钱文化的一种表现。
在写作和谈话中，文雅的措辞总是博取荣耀的有效手段。
学识的起源和初期发展，同宗教仪式的关系颇为密切，特别是为超自然有闲阶级服务的那部分仪式。
同过去的时代一样，学识中的神秘因素仍然是打动，甚至欺骗人的有效因素。直到这个世纪中叶，对一些神学权威，如路德、麦兰克吞、皮德.达斯，甚至近代神学家如格纶特维格学识渊深，挪威的农民依然本能地认为这是一种魔术。
《美国的高级学识：商人影响下的大学操行》，1918年，凡勃伦：
近来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倾向，那就是工业巨头在渐渐取代教士，成为研究高级学识的学校的领导人。那些在开拓知识（经济、社科类）领域方面狠下功夫的人士，通常不能受到应有的礼遇。——摘录自《加尔布雷斯文集》
“门外汉入门了”，1990年，（美）詹姆斯.M.布坎南：
为什么我不体面地退休，回到我在弗吉尼亚的山庄中去，坐在前廊下的摇椅中，望着世界上的各种荒唐事出神呢？
如果我是“门内汉” 沿着热门经济学前沿陷入复杂精细的讨论中，我可能也就不会作出这些或其他的贡献了。门内汉不大可能采取综合的视角，而我作为门外汉就几乎理所当然地采取这种视角。
为什么是由我来指出……
我的公众形象，特别实在1986年获诺贝尔奖之后，通过媒体形成的，是一个狂热的右翼自由论者，反对民主，反对平等，反对科学。当然，我决不是这样的人……
我的惊讶，持续了40年的惊讶，完全不是我的工作被人漠视；我惊讶的是，其他经济学家一直未认识到简单而明显的事物，而我的工作就是说明它们。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一直为自己起着这样一种作用而感到难堪：告诉那些远比我聪明的同仁们，皇帝真的没有穿衣服。
五、
《论“通论”》，1948年，萨缪尔森：
每个人都知道，当一种思想写进这种书籍（《经济学》）中以后，不管它多么不正确，它几乎会变为不朽的。
《不确定的时代》，197N年，（美）加尔布雷斯：
凯恩斯总是相信，一个自认为有金融头脑的人总是善于坚持，尤其是坚持他们的错误。可惜他本人并没有活着看到历史对此的另一次证明，他因突发心脏病而去世。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英）凯恩斯：
现在这个时候，一般人都渴望有一个更普世的诊断，非常肯接受，而且只要说得入情入理，很热心要试试。即使撇开这种当代情绪不谈，经济学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的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是这些思想而已。
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
《亚当 . 斯密通信录》，1759年4月12日，大卫.休谟致斯密：
P64伏尔泰近来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叫做《天真及乐观》。书中充满了玩世不恭的语句，以批判莱布尼兹的学说为借口，实际讽刺上帝。以后我还要把其中的细节奉告——但是您会问：“所有的一切与我的书有何关？”——亲爱的斯密先生，且耐心一点，把心情平静下来，在行动和表白中都要像个哲学家；想一想人类一般的判断力是何等空虚、轻率和无聊。他们在任何主题上极少遵循理性的规范。
“如果晕头晕脑的罗马人对任何事物轻嘴薄舌，不要同他们一般见识，跟他们计较是非，除了你自己，也不要指望乞助于别人。”一个聪明人的王国就是他自己的胸襟；或者，如果他看得远些，就会看到他只能乞助于不怀偏见，能够理解他著作的少数杰出人士的判断。
世上没有任何事情比受群众欢迎更为虚假的假象；您晓得，当福基翁受到群众欢呼时，他总是疑心自己犯了大错……
——您卑贱的仆人，大卫 . 休谟
“私人日记”，186N，（法）波德莱尔：
世界只是由于误会才前进。由于普遍的误会，人人才意见一致。因为不幸而大家相互理解了，意见就不一致了。
独裁者是人民的仆人。荣誉则是思想与全民族的愚蠢相适应的结果。
所有的革命都以屠杀无辜者为必然的结果。
六、
《歌德谈话录》：（1828年12月16日，歌德谈文化修养）
“要知道真理必须反复地宣讲，因为我们周围的谬误也有人反复传播，而且是大批的人。在报纸上，在百科全书里，在中小学，在大学，谬误到处都占上风，都舒服、得意、感觉良好，因为多数在它那一边。”
《愚人船》，1494年，【德】塞巴斯蒂安·勃兰特
我走在愚人舞蹈的前列
我高高地坐在大船的前端
我知道，“维奴姆”其实就是葡萄酒，
“古克罗斯”笨蛋，“斯图尔图斯”傻瓜，
而我则被称作：“我的博士先生！”
我把耳朵全部隐藏起来，
不让别人看出我是磨坊的牲畜。
“知识分子”1949年，哈耶克：
毫不奇怪，真正的学者、专家和实干家，对知识分子常有鄙夷之感，也不愿意承认他们的能力，如果发现了这种能力则会十分厌恶。他们私下发现，知识分子大多是些对具体事务一窍不通的人，并且他们对自己所理解的事情作出的判断，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特别的智慧。
但是，为此便低估了他的力量，却会犯下致命的错误。他们虽然学识浅薄，智力有限，却不能改变一个事实：正是他们的判断，大大决定着，社会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据以采取行动的观点。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一旦知识分子中较为活跃的那一部分人皈依了一套信念，几乎自然而然地就会出现一个，这些信念逐渐受到普遍接受的不可抗拒的过程。他们是现代社会（启蒙）为了传播知识而建立的组织，他们的信念和意见起着筛子的作用，一切新的观念在到达公众之前，必须先被它过滤一遍。
他占有自己的位置，是因为他拥有，他的雇主一般而言并不具备的知识，或者是因为他必须日复一日地同这种知识打交道，因此，别人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左右他的活动。正是因为知识分子在知识上最忠诚，所以当他们作出了判断时，不可避免地会遵从自己的信念行事，并且他们会让经他们插手的任何事情都染上自己的色彩。甚至，当政策的主导权，掌握在观点不同的实干家手中时，政策的执行权，一般也会落入知识分子手中，而对实际后果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有关细节问题的决策。我们在当代社会的几乎一切的领域，都能发现这种例子。
《西西弗神话》，加缪：
荒诞的这种状态，重要的是生活在其中。
荒诞感，在随便那条街上，都会直扑随便哪个人的脸上。这种荒诞感就这般赤裸裸的，叫人受不了，亮而无光，难以捉摸。
请看莎士比亚：一开场。人体着魔，驱动舞蹈。疯魔意味深长。没有疯魔，一切就会分崩离析。
“对政治经济学的反思”，W.W.罗斯托：
门农是对的。这个世界上愚蠢的事情多得很，但也还有魅力。
1962年4月，肯尼迪总统在他的生日时，将刻着奥布雷.门农的诗句的银啤酒杯，送给了他的朋友戴维.鲍尔斯：
有三样东西是真实的，
那就是上帝、人类的愚蠢和大笑。
前两样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
所以我们必须做我们能做的第三件。
《第二十二条军规》 ，（美）约瑟夫·赫勒：
当然，这里有骗人的东西。
你说的是“第二十二条军规”吗？尤索林问。
“当然啰，”科恩中校愉快的回答。“说到头，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你拒绝执行更多的飞行任务就把你遣送回国，而让其他人留在这里。这样不公平，对吗？”
“现在正是关键时刻，”卡恩卡特上校说。“他难道就没有一点爱国心吗？”
“对啦，”卡恩卡特用力地喊叫。
科恩中校补上了一句。“你要么拥护我们，要么就是反对你的祖国。事情就这么简单。”
“嗬，不，中校，我可不吃这一套。”
尤索林终于同意了这笔交易式的承诺。
他得意洋洋地向楼梯走去，一个士兵向他敬礼，尤索林回礼时，大兵突然变成了奈特雷的妓女，拿着一把骨柄的切菜刀，拼命向他砍来。
《好兵帅克历险记》，（捷克）雅.哈谢克：
歌声嘹亮而庄严，响遍了整个战场。那位正在与生命告别的战士又一次挣扎着想站立起来。他高呼：“奥地利万岁！奥地利万岁！让我们美妙的国歌永远唱下去！我们的统帅万岁！军队万岁！”
垂死的士兵又一次俯首在元帅的右手上，吻着它，倒了下去，从他高尚的灵魂里吐出了最后一丝颤抖的气息。统帅脱帽肃立在这名优秀的士兵面前。他双手捂着脸，激动地说“这一美好的结局真让人羡慕。”
“亲爱的士兵们，我祝愿你们大家都能得到这么美好的结局！”
《足球经济学》，200N年，西蒙.库珀:
基岗这段独白的关键是，它直率地道出了关于足球这项运动的一个新的不证自明之理：这项运动正在变得越来越乏味，因为大型俱乐部将赢得一切。
不过这个所谓的自明之理并非真理。球迷们会说，他们希望足球更加公平，欧冠联赛也罢英超联赛也罢。但是事实是，大多数球迷并不真的渴望公平。大多数支持者都更喜欢不平等的联赛。事实上，如果足球比现在更不公平一些，它可能会吸引更多的球迷。
七、
（本小段的文章，摘录自《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1992年，[美]迈克尔.曾伯格）
哈耶克：
仅仅是个经济学家，就不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我甚至想再说一句，只是个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即使不是非常有害的，可能也是个讨厌的家伙。
凯恩斯：
好的或合格的经济学家是稀有物种。一个轻松的主题，却极少有人能超越。他必须在几个不同的方面达到很高的水平，必须将不寻常的才干组合起来。他必须懂得符号并能用词汇讲出来。人的本质及其环境全都在他关心的范围内。他必须意志坚定，像艺术家一样冷漠超然和廉洁正直；而有时又像政治家一样接近实际。
“生活在跨学科的空间”，赫伯特.A.西蒙：
我先是科学家，然后才是社会科学家，其后才是经济学家——而我希望，我先是人，然后才是社会科学家和经济学家。
到处都有狭隘偏颇，这个世界非常需要跨学科的“旅行者”。被心理学家认为是好的经济学家、被政治学家认为是好的心理学家都是毁灭性的。当你踏上陌生的土地时，你必须开始掌握当地的文化，不是为了排除你原来的文化，而是为了能了解当地人的各个方面。
N.J.罗根：
如果说我在哈佛的两年中，学术活动看来还相当突出的话，那可能如熊彼特曾经讲过的，是因为作为一个新手“能观察到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所不愿意观察的方面，而看不到他们以为然的其他方面”。
罗伯特.M.索洛：
“别把自己太当回事”。
认识自己是件相当困难的事，但是你能避免对那些荒唐可笑的事过于自负。我想起了许多，由于把思想与个人纠缠在一起，而产生的错误。稍微多一点幽默感，就能避免最坏的结果。
我认为，抱负过高对经济学没有好处。近几年来，我听到一些物理学家说，他们可能正在建立一种“包容一切的理论”。在我看来，经济学与“包容一切的理论”完全无缘，不仅因为它极其复杂，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经济学不应该把自己太当回事……
“别谦虚，你没有那么伟大。”（戈尔达.迈尔）
八、
《数学：确定性的丧失》，1980年，（美）M . 克莱因：
“逻辑是使人走向错误的艺术。”（无名氏）
所有领域中的真理，都将被数学不是真理，这个认识，所动摇。数学向世界证明了人能获得真理，然后又毁掉了这个证明。正是非欧几何和四元数这两个推理的重大胜利导致了这场灾难。
数学史中充满了光辉的成就，但它同时也是一部灾难的记录。真理的丧失当然是最大的悲剧。对数学的另一个打击是意识到人类推理的成就所展示的结构绝非完美，而是有着种种缺陷，对任何时候发现的灾难性的悖论都不堪一击。大多数数学家从现实世界中退缩而关注于数学之中产生的问题。他们放弃了科学。
一个寓言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本世纪有关数学基础的进展状况。在莱茵湖畔，一座美丽的城堡已经矗立了许多世纪。在城堡的地下室中生活着一群蜘蛛，突然一阵大风吹散了它们辛辛苦苦编织的一张繁复的蛛网，于是它们慌忙的加以修补，因为他们认为，正是蛛网支撑着整个城堡。
“像是有知识”，1974年，哈耶克：
我们目前确实没有太多的理由骄傲，作为一种职业，我们把事情处理糟了。
我认为，经济学家之所以未能成功地指导政策，与他们偏重于尽量模仿物理学的方法密切相关，这是一种在经济学领域中可能致使直接错误的试验。
“数学骗术”，1990年，莫里斯.阿莱:
一个人只有一些数学方面的能力和技巧，是不能成为好的物理学家或经济学家的。
将近45年来的当代经济学文献，在完全人为的、脱离现实的数学模型指导下，过于经常地在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上发展；常常越来越受数学形式主义的左右，而这在根本上说，是一种大大的退步。
建立在抽象和先验概念上的、脱离实际的一种新学术独裁主义正在抬头；这种数学骗术在凯恩斯的《概率论》中早已被痛斥。
“我们了解多少？”1990年，肯尼思.J.阿罗：
作天气预报员的经历更使我认识到，自然界也是不可预测的。
在我看来，大多数人低估了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在确定性的信念之后，无论在历史的不可避免性，大型外交政策的设计，还是对经济政策的极端观点，已产生了大量罪恶。
《经济学及其敌人》，1999年，(澳)W .O.科尔曼：
这些内容足以证明反经济学理论家中具有不正常的精神和不健康趋势。也许有人会说，经济学家群体也不是完全健康的。但是无论经济学家的精神不健康有多么严重，都不能和反经济学理论家们的症状相提并论。
我们的历史主题开始于启蒙时代，这是随着启蒙运动的瓦解而产生大量反经济学理论萌芽的时期。正是启蒙时代普世主义的视野、激情感知力的集聚，提供了经济学诞生的土壤；也正是启蒙时代对旧时代的终结，产生了不利于经济学生存的环境。
反经济学理论家是视经济学为灾难的人。对他们来说，经济学的罪责在于它是有害的并且是“致命的”。它享有的荣誉（如诺贝尔奖）必须取消，该理论的代表必须被排除在公共机构之外，其制度性身份必须抹去，传播理论的中心也不能继续存在。
经济学是颗坏种子，是一次不应该有的错误发展，其理论没有任何思想的基础。反经济学理论家不是理论的修正者或改革者，而是革命者。这种苛刻的探索方法，是反经济理论关键和独特的性质。
经济学家缺乏方法论；经济学过于科学化、假设化、数学化；过于自负、偏见；被人收买；
经济学过于“片面”“狭隘”“简化”（“金钱化”“魔术化”）……
九、
《启蒙的结果》，A.J.卡斯卡迪：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描述了这样的反思过程：它揭示了自由中的支配意向，它在理性的每个行为中都发现了物化，它展现了启蒙运动与神话的共谋。他们提出，“神话已经是启蒙；启蒙朝着神话倒退。”
启蒙运动的进步目标仍然没有实现：“……然而，完全启蒙的地球人却在得意洋洋地制造灾难。”
《我的规则》,200N年，科里纳（光头裁判）：
我觉得，在当今这个世界，不仅仅是职业体育世界，在面对失败的问题上，人们已迷失了方向，人们没有对那些应该受到尊敬的失败者给予正确的评价。
在这种文化下，人们就会不可避免地使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只要能够取胜，他们会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例如欺骗、欺压，甚至于兴奋剂。这是违背体育精神的，也是违背社会文明的。
“美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恐怖主义国家”,200N年，乔姆茨基:
“对那些由中央情报局极其同道所组织起来的极端分子来说，他们表达的就是仇恨。当这种仇恨和暴力是针对美国的敌人时，美国就很乐意支持。这在过去20年中一再发生。”
他说：“美国是被国际法庭谴责为国际恐怖主义的，唯一国家，也是拒绝安理会提出的，要求所有国家遵守国际法的决议的，唯一国家。”其实，在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地方，美国被视为首屈一指的恐怖主义国家。他列数美国的种种恐怖主义行径……
在乔姆茨基看来，问题严重的是美国不仅自己实施，国际恐怖主义，而且是全世界，组织实施恐怖主义的大本营。布什政府：“加入我们，或面临毁灭。
（摘录自：《驶向冰山的泰坦尼克号》，陈学明）
《资本主义黑皮书》，1999年，（德）罗伯特 . 库尔茨：
在思想普遍达尔文化和社会关系冷落恶化的背景下，“市场经济”和“民主”瓦解成单独的“争取生存”的竞争结构。
“资本主义，这个被客观化为整个世界体系的，所有时代中最大的没落邪教，所奉行的信条是：这个世界之后不应该再有另一个世界的来临。”
《增长的困惑》，199N年，（英）理查德.杜斯韦特：
即使我认为我们几乎没有自救的可能，但是我还是想要写作本书。我希望自己可以为资本主义体制指出道路，从而使其强大的力量带来生命，而不是毁灭。
资本主义体制不是顽石一块，它可以被改变。但是，我们是否还留有足够的时间？
地球需要一次停止。人类必须终止其破坏性增长。然后，在经过一两代人的寂静之后，容我们的后代再去思考这一问题。
197N年，《富裕社会》，加尔布雷思：
“在他的晚年，凡勃伦（1857~1929）只能以这种思想作为慰籍了：不断演进的经济社会将不仅仅摧毁其自身，还将摧毁所有的人类文明。
这是来自于新美国的最伟大的声音。”
“权力与有用的经济学家”，1972年，（美）加尔布雷斯：
在回避权力——使得经济学成为一门非政治学科——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切断了经济学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在现实世界中，无论发生什么，权力都是决定性因素。而且，现实世界的社会疾苦问题无论是在数量还是严重程度都在与日俱增。结果，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把现实世界的行为主体，降格为社会局外人。这类学问不是要求无所作为，就是极力主张采取错误行动。
同时，这种经济学却又置其他一些亟待解决的经济问题于不顾，而且几乎根本没有提及。
“建构主义的错误”，1970年，哈耶克：
构建主义，以一种十分天真的说法来表达：既然是人类自己创造了社会和文明中的各种制度，那么，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或需求，肯定也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去改变它们。
我们的知识无论有多么大的进步，我们努力的结果仍然依靠我们所知不多甚至一无所知的环境，我们也无法控制形成秩序的力量——许多人将此视为不可容忍的事实。
以为人类幸亏有了理智，使他可以超然于他的文明的价值之上，从外部对它加以评判——这纯属幻觉。
“复杂现象论”，196N年，哈耶克：
我们无知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摆脱一种天真的迷信，以为这个世界的组织方式使我们肯定能够通过直接观察，在所有的现象中找出它们之间的简单规律，并且这是科学方法之适用性的前提。我们至今为止已经发现了许多复杂结构的组织，足以让我们明白，没有任何理由抱这样的希望。
只有当人们遵守既定的成规时，这个世界才是有可能预测的，当人们偏离成规时，它就会变得让人……
在一个人们所知十分有限的世界里，要想成功地生活，服从某些防止人遇到危险的禁律，与理解世界运行的规律，是同样重要的。
十、
公元前3XX年，《理想国》，柏拉图：
“他们的教育和培养，”我回答说，“如果他们受了一种使之平和稳健的良好教育，那么他们会很容易明白我们谈论的每一件事情以及所有我们遗漏没谈的事情，比如说关于他们妻子的事情，关于结婚生子的事情，所有这些事情都必须依据俗话‘朋友分担一切’来加以处理。”
“那么，简而言之，城邦的管理者必须坚持这套教育体制并保证完整而不打折扣；他们应该时常防止变革，不让其违反体育锻炼或文艺学习的规范。他们应该尽其所能小心防范这些变革，如果他们听到有人说‘最受欢迎的歌曲正是歌手此时在吟唱的那首’他们就应该警惕，以防止人们可能普遍认为诗人们谈论的不是新的歌曲而是新的吟唱风格，并且这样做还可能得到赞扬。这类的事情是应该警惕的，这当然也不是诗人的意图。关键是采用一个不熟悉的音乐风格的时候必须小心谨慎：这是个极大的冒险，因为任何音乐风格的改变将影响城邦的最重要的法律，这是达蒙说的，我很相信他的话。”
你可以把我算作相信这话的另一个人。”阿狄曼图说。
《中庸》,子曰：
“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养生主》，庄子：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
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生，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老子》：
众人皆有以，而我独玩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论语》，子曰：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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帷幕正在拉开
轻如泰山
薄似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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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帷幕》——“撕裂的帷幕” 200N年，米兰.昆德拉：
我们可以推断出一个普遍的规则：
一个社会现象的存在意义并非在它普及时，而是在它肇始时，才可以让人以最大的敏锐感知到，也就是在它比后来弱小得多的时候。
尼采发现，在十六世纪，教会在德国，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要不腐败些，正是如此，宗教改革恰恰就在那里发生，因为，只有“腐败的初级阶段才被认可是不可容忍的”。
卡夫卡时期的官僚主义跟今天相比，简直是个无辜的孩子，然而正是卡夫卡发现了它的可怕，到后来它就平凡了。
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一些杰出的哲学家对“消费社会”进行批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批判已经如此可笑地被现实超越，以至于人们今天都羞于提起它。
因此还必须提到另一个普遍的规则：
现实是没有任何廉耻感地重复着的，然而思想，面对现实的重复，最后总是缄默不语。
将人类重大冲突从善与恶斗争的天真解释中解脱出来，乃是人类智性的一种巨大能力。它使得人类真理致命的相对性显示出来。它使人感到一种为敌人也讨回公道的需要。
但是，道德上善恶二元论的活力是不可战胜的。
荷马并不让人去怀疑那些驱使希腊人围攻特洛伊的理由。
去问一下人们，一九一四年的那场战争的真正理由是什么。没有人能回答，尽管那场浩大的屠杀是刚刚结束不久的那个世纪的所有恶的根源。
要是有人至少可以告诉我们，欧洲人当时自相残杀是为了拯救一个戴了绿帽子的男人的荣誉，倒也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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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如果，他，从那边走过来，看见了自己家乡的现实，他肯定会肝脑涂地，根本没有时间来销毁他的那些，现在由他看来是，悲哀的要命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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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
19世纪初的15年，欧洲出现了一次数百万人的不寻常的运动。人们抛弃了他们日常的职业，从欧洲的一边到另一边去抢劫和厮杀，凯歌胜利和绝望呻吟，因而整个生活的进程在几年间变化不定，表现为一种先高涨而后衰落的激烈运动。这一运动的原因何在，它是按照什么规律运行的呢？——人类的智慧要问个明白。
历史学家回答这一问题时，向我们叙述巴黎城内一座大楼里的几十个人的言行，称这些言行是革命；然后出版拿破仑的，以及同情和敌视他的人物传记，讲述其中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影响，说出：这就是这一运动发生的原因，这就是它的规律。
但是，人类的智慧不仅不肯相信这种解释，还干脆说，这种解释方法就是不可信以为真的，因为这种解释是把最脆弱的现象视为最有力的证据。人们无意识行为的总和造成了革命，也造就了拿破仑，也只是这些无意识的行为的总会，才容忍了，尔后又消灭了前后两者。
我们只看见日常生命现象中一些条件的偶合。我清楚，无论我多么仔细地观察时钟的指针，机车的阀门和车轮以及橡树芽，我依然不会明白祈祷钟声，机车运动和倒春寒的原因。要明白其究竟，我们必须完全改变观察点，去研究蒸汽、教堂大钟和风力的运动规律。史学也应如此。而且有人做了这方面的尝试。
为了研究历史规律，我们应该完全改变观察的目标。谁也无法说出，用这一方法，人类能获得对历史规律的几许了解，但是显而易见，这条途径有获取历史规律的机会。
史学家们在描述这些历史人物的活动时，往往声色俱厉地谴责他们，因为历史学家们认为那些历史人物就是他们所指的反动的祸根。当时所有闻名的人物，从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到斯塔埃尔夫人、福蒂、谢林、费希特、谢多勃良以及和其他一些人物都遭受到史学家们的严正的审判，并视他们是否有助于进步或反动，而宣布无罪或加以谴责。
现在所以的俄国文献中，从中学生到学识渊博的史学家，没有一人不因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时的错误行为而向他投掷石子。
亚历山大一世是一个处于人类权力可能达到的顶峰、是处于夺目的历史光辉在他身上聚成的焦点上的历史人物。像他这样的人物，理应受到伴随权力而来的阴谋、欺诈、阿谀、自欺等世间最强大的魔力的影响。这个人物不是凭空虚构的，而是有血有肉的活人。他像所有人那样，有自己的习惯、情欲、对真善美的渴望——这个人物在五十年前，并非缺乏美德。但是他却没有当代教授们对人类幸福所具有的看法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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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看似简单一点。可是有谁理解他呢。他为什么有时要怪兮兮说点什么呢。
他为什么要自杀，老人与海，看似不应该；还有人讲一些故事，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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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为谁鸣》，海明威：
啊，我的祖父！看这个令人讨厌的国家，看那一付付可恶的、背叛的面孔！
去他妈的吧，每个混蛋！除了人民。不过也得十分小心，注意他们一旦手中有了权力，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你呀，可怜的小兔子，如果你刚才和我插嘴的话，我也许会狠狠地揍你。一个人要是发起火来，可真和牲口差不多。”
“都计划好了，亲爱的。”他把嘴唇贴在玛利亚的肩膀上，轻声说。“你没有被我遇到的困境打扰，你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故。我们要被他们打死，但我们将炸毁那座桥。你不必因为这些事情而自己着急。作为婚礼礼品，这显然不够的。但这一夜的好觉难道不是无比珍贵的吗？你睡得好香啊！你可以把这当作套在手指上的结婚戒指。睡吧，亲爱的，好好睡吧，我的爱。我不打扰你。现在这是我唯一可以为你做的事情了。”
他躺在那儿，轻轻地楼着她，感觉到了她的呼吸，感觉到了她的心跳，眼睁睁的看着他手腕上手表的指针。
《永别了，武器》，海明威：
有一次我野营，把一块木头放在火上，木头上全是蚂蚁。木头燃烧起来，蚂蚁成群地涌向前 ，起先往中间着火的地方跑，随即掉头向木头的后端奔跑。蚂蚁在木头尾端叠得高高的，掉到火里去了。有一些逃了出来，身体烧得又焦又扁，乱奔乱跑，不知道要跑到什么地方去。但是大多数还是朝火里跑，接着又往尾端涌，涌到那还没有火的尾端上，到最后还是全部跌入火中。
记得当时我想，这就是世界末日，我有机会做个救世主，从火中抽出木头，丢到一个蚂蚁可以逃生的地方。但是我并没有这样做，只是把锡灌里的水，倒在木头上，大概只是叫蚂蚁蒸死吧。
（英）约翰 . 唐恩（1571-1631）：
没有谁能像一座孤岛，
在大海里独踞，
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
连接成整个陆地。
如果有一块泥土被海水冲去，
欧洲就会失去一角。
这如同一座山岬
也如同你的朋友和你自己。
无论谁死了，
都得是自己的一部分在死去。
我从不问丧钟为谁而鸣，
它为我，也为你。
——(摘录自《钟为谁鸣》，海明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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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裸奔着，在其翅膀的部位，插着一双重重的锤子——战争，彰显出壮观、聪明、虚荣、贪婪、阴险、狠毒、病态、罪恶的嘴脸。
《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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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法国）勒 .克莱齐奥：
战争已经开始了。谁也不知道在那里又是怎么打起来的，但事情就是这样。它就在人们的脑袋后面，如今，它在人们的脑袋后面张开了大嘴，正喘着气。战争，就是种种罪恶、声声诅咒，是狂热的目光，是脑海并发的思想。战争就在这里，展现在世界面前，使其笼罩在它设置的那张电网下。战争时刻在扩展，只要抓住什么就将之碾为灰烬。在它看来，什么都值得一击。它有无数的獠牙、利爪和尖嘴，没有人能活下来。任何人都不能幸免。这，这就是事实的眼睛。
战争既不是一个小插曲，也不是一个大事件。战争就是战争。
战争善于乔装打扮。忽而火红一片，忽而如海上落日。它步履轻柔，头发如海藻般碧绿。战争具有生命力，它是现实，是未来！
它不在一个姑娘的灵魂里。如果在的话，一切都简单了。像医生拔牙，把它的灵魂根除，那么一切又恢复正常。如果这发生在一个王子的眼中，我们很清楚怎么做：挖去它的双眼，代之以两颗葡萄。可是，它不在任何人眼中。它在人的目光之外，灵魂之外。这不是一根神经在受痛苦的煎熬。它在神经以外。做你愿意做的人，说你想说的话：但千万别以为会有什么改变。闭上你的双眼做几首小诗，去拍女人的胸脯，去亲吻那笑意荡漾的嘴唇。但千万别以为会有什么……
《风俗论》，175N年，（法）伏尔泰：
婆罗门的教规有十条，即要避免十种罪孽。这些罪孽分为三类：肉体之罪、言语之罪和意愿之罪。
人类在堕落沉沦，这是几乎一切古代民族的神学基础。颂古非今，这是人类的一种自然倾向，它使各地的人都想象从前有一个黄金时代，继之而来的是黑铁时代。这种巧合值得高度重视。
我承认，中国人今天是并不高明的物理学家；但是他们完善了伦理学，伦理学是首要的科学。
当我们还是一群人并在阿登森林流浪之时，中国人的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已经治理得像一个家庭。
他们的孔子不创新说，不立新法；他不做受神启者，也不做先知。他是传授古代法律的圣明官吏。我们有时不恰当地把他们的学说称为“儒教”，其实他们并没有宗教，他们的宗教就是先贤的宗教。孔子只是以道德谆谆告诫人，而不宣扬什么奥义。
他们接受道教、佛教，以及其他几种教。
《东方的遗产》，192N年，（美）威尔.杜兰：
中国文化予人最深刻的是它的政府组织系统。假如最理想的政府是个民主政治与权贵政治综合的政府，那么中国人实行这种政治已达1000年以上了；假如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那么中国人实行这种政治是最彻底的。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曾统治这么多的人民，又那样管理得少，而其统治的时间又那样的长久。
科举制度有许多优点。在这个制度之下，全国上下一心往着学习的道路上走，而产生的楷模多是有识之士，而非地主商人，实在令人羡慕。
在西方，18世纪以前，谈不上有什么工业。然而，我们在中国的历史上却发现，中国的家庭里早有忙碌的手工业，城镇上的商业，也极为鼎盛。
经最后分析认为，中国各种的文学、精细的思想和奢侈的生活，均得之于人民的勤奋耕耘。
他们有句格言：“在短暂的人生中，一个人所需要的只是一顶帽子和一碗饭。”像农历年、元宵节都可以让农民休息几天，并有唱戏演剧活动。当冬天消失，再荷锄走出家门，去经营他们那小小的田园，唱着那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希望之歌。
二、
193N年，《 “通论” 》，凯恩斯：
“就我本人而论，我相信的确有社会的以及心理的理由，可以替财富与所得之不均辩护，可是不均得像今天那么厉害，那就无法辩护了。
人类有许多有价值的活动，必须要有发财这个动机，私有财产这个环境，才能生效。不过要鼓励这些活动，要满足这些性格，赌注不必像今天这么大。即使把赌注减小许多，只要作此游戏者都习惯于小赌，还是一样可以达到目的。
我们不要把改变人性和管理人性混为一谈。若社会上大部分人对于发财有强烈的嗜欲，则让人在规则与限制之下作此发财之戏，恐不失为聪明睿智的政治家作风。”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N年，亚当.斯密：
一国君主，除了执行种种职务所必须的费用以外，为维持其尊严计，亦须有一定的费用。就尊严一点说，一国君主君临于其臣庶，比之共和国元首对其同胞市民，更要高不可攀，望尘莫及；所以为要维持这较高的尊严，是必要较大的费用。总督或市长的官邸，自不能与国王宫廷比其华丽。
自日耳曼民族和塞西亚民族，侵扰罗马帝国西部以来，欧洲起了一个大变革，跟着这个大变革发生的是，欧洲扰攘了好几百年。野蛮民族对原居民的掠夺和迫害，中断了城乡间的贸易。城市都成了废墟，乡村也无人耕作。在罗马帝国统治时很富裕的欧洲，一变而为极贫乏，野蛮。在接连不断的的扰攘中，那些民族的头子，占有或篡夺了这些国家的大部分土地。
说商人不一定是某特定国家的公民，这话还真不错。如果在甲国感到一种厌恶，哪怕顶微小，亦可能使他们把资本从甲国迁到乙国。据说汗萨同盟大部分都市拥有大财富，这些财富如今到哪里去了呀，除了在十三世纪、十四世纪模糊的历史中外，真是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
三、
《不确定的时代》，197N年，（美）加尔布雷斯：
殖民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人们以为伟大的经济学家已经对其作了周密的思考，论证了殖民目的的正当性及详细说明其方法，但他们什么也没有做。
良心由神话支配着，在涉及战争时这种神话特别重要，人类必须为杀戮寻找一个公正而高尚的动机，为保护或增加财富而死，为某些人的权力或特权而死等等。
几个世纪以来，引发冲突的原因普遍缺乏美好的理由。
殖民主义也是如此，其真正动机是粗鲁、自私、丑恶的。凡是殖民主义者所到之处，他们总是把自己看作是卓越的道德精神、政治和社会价值的传播者，而现实通常是，包含着对重要参与者真实或潜在的经济利益的周密考虑。凡对这种神话怀疑的人，轻者被视为认识错误，重者被看作叛国者。
殖民主义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它用高尚的道德神话遮盖了低级的经济利益。同样地，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教育和评论都说，公司是操纵权力的工具和支配我们的机构，那么我们会争论应该如何运用这种权力，如何使它服从于大众的意志和需要。相反，通过传播这种权力纯属子虚乌有的神话，就可以避免这样的争论，这对教育青年人尤其有用。
通过，假装，这种权力的不存在，我们就可不必担心它的运用了。
现代公司制度极大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我们对它知之甚少，更准确的说，我们是尽最大努力去误解它。年复一年，它对我们的生计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工会、大学、政客和政府。有关公司的神话到处传播。
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公司是不确定的主要源泉，使人们对它是如何管理的，被谁管理，公里的目的是什么都产生了怀疑……
1973年，（美）加尔布雷斯：
“（品）奠基性的信念：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现代公司对价格和成本进行控制，对供应商进行组织，对消费者进行说服，对五角大楼进行诱导和操纵，对公众舆论施加影响，对政客进行收买，并且在某些方面成了一股左右国家机器的影响势力。遗憾的是，大公司作为当代力量强大的组织形式，仅仅出现在经济理论的边缘。这些理论仍然坚持认为，企业孤独的从属于市场，孤独的听命于国家权力，并且基本上就是，为至高无上的公民服务的工具。而事实并非如此，学者们失去了与现实的联系。
年长的和部分比较年轻的经济学家仍心存侥幸，希望能够采取某种方式来巩固自己的势力，他们注定要遭到批评，而不是同情。
《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相》，2004年，（美）加尔布雷思：
笔者从事经济学工作近70年。华而不实的职业界。欺诈怎么会无罪？
金融界。从事预测工作的男女从业人员自信并且被认为掌握着预知未知因素的知识。研究被认为能够创造这样的知识。由于预测结果就是别人想听到的结果，以及他们想从中获利的结果，因此希望或需要能够掩盖事实。所以，在金融市场上，我们会赞扬，甚至欢迎本质性的失误。
共同的失误也同样具有良好的保护作用，它不再是一个个人问题。金融界供养着一大批看似经验丰富，但却靠不得已的无知，获取丰厚报酬的活跃分子。
《萧条经济学的回归》，1999年，（美）保罗.克鲁格曼：
备受责备的受害者。
直到现在，还是有许多权威不接受最近一连串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出了问题的观点；相反，他们指出，错误在个别领导的弱点。即使在危机之前这些国家大部分都因其卓越的管理能力而广受赞扬，也无法改变这些权威的看法。
保护富裕者。
世界是一个不公平的地方，发达国家占尽了便易。不仅因为他们富裕，还因为他们有比较稳定而且高效率的环境。并且，他们处在双重标准中的有利一端。这一切给了他们行动的自由，这是发展中国家嫉妒也得不到的。
《流氓 . 国家》，2007年，（美）威廉.波纳：
衍生品交易是当今整个金融界所有金融泡沫的根源。
格林斯潘炸开了金融界的“大古力水坝”，让现金和贷款的狂潮肆虐全世界。我们今天的泡沫必须归功于日本式拼命和美国式才智的结合。
成功是最大的失败。
格林斯潘是个成功者。但成功的中央银行家可能真的很危险，因为他们首要的使命就是控制价值。
现代中央银行和抢劫银行一样，是个罪恶的行当，但人们经常把中央银行家和老实人混为一谈。
但是，他的职业就是欺骗。他必须让世界相信，国家货币很稳定……同时稳步破坏它。因为中央银行家的本质是，一意孤行想要创造更美好世界的，世界改良者；或者是至少让世界，看上去好看些（的魔术师）。
四、
“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F.荷尔德林语录，摘录自《通往奴性之路》，“伟大的乌托邦”，哈耶克。）
“解救世界是我们的任务吗？” 1990年，（美）詹姆斯.M.布坎南：
很久以来，我就一直倾向于奈特的立场。我要引用F.H.奈特的话来开始这一节：
“在智力上无法相信，个人能对……历史进程产生什么值得一提的影响，那不可能是件明智的事情。但在我看来，把这看作是一个道德困境就完全误解了社会-道德问题……我发觉，不可能赋予个人改进社会的道德责任以意义。
个人在自由主义的旗帜下，常常想要承担这种责任，这种倾向表现出人在智力和道德方面的自负，这是不道德的。”
——见《伦理学》“伦理学和经济学中的思想混乱”。
1944年，《通往奴性之路》，哈耶克：
实际情况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多年以来已被战争（恶斗）机器所吸收，并因其官职在身而缄口不言，结果，有关这些问题的公共舆论，在令人吃惊的程度上为外行或怪异者、为居心叵测者或卖狗皮膏药的人所操纵。
尚未为人认识的最大悲剧是，在德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那些有着良好愿望的人，也就是这个国家被奉为楷模的人，如果不是他们创造了的话，至少也准备了这条道路，准备了现在正为他们所憎恨的那些势力。
现在首要的是，要把我们自己从那种最坏的形式的当代蒙昧主义中解放出来，这种蒙昧主义试图使我们相信，不久以前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做得明智，就是非做不可的。
《有闲阶级论》，1899年，（美）凡勃伦：
高级学识是金钱文化的一种表现。
在写作和谈话中，文雅的措辞总是博取荣耀的有效手段。
学识的起源和初期发展，同宗教仪式的关系颇为密切，特别是为超自然有闲阶级服务的那部分仪式。
同过去的时代一样，学识中的神秘因素仍然是打动，甚至欺骗人的有效因素。直到这个世纪中叶，对一些神学权威，如路德、麦兰克吞、皮德.达斯，甚至近代神学家如格纶特维格学识渊深，挪威的农民依然本能地认为这是一种魔术。
《美国的高级学识：商人影响下的大学操行》，1918年，凡勃伦：
近来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倾向，那就是工业巨头在渐渐取代教士，成为研究高级学识的学校的领导人。那些在开拓知识（经济、社科类）领域方面狠下功夫的人士，通常不能受到应有的礼遇。——摘录自《加尔布雷斯文集》
“门外汉入门了”，1990年，（美）詹姆斯.M.布坎南：
为什么我不体面地退休，回到我在弗吉尼亚的山庄中去，坐在前廊下的摇椅中，望着世界上的各种荒唐事出神呢？
如果我是“门内汉” 沿着热门经济学前沿陷入复杂精细的讨论中，我可能也就不会作出这些或其他的贡献了。门内汉不大可能采取综合的视角，而我作为门外汉就几乎理所当然地采取这种视角。
为什么是由我来指出……
我的公众形象，特别实在1986年获诺贝尔奖之后，通过媒体形成的，是一个狂热的右翼自由论者，反对民主，反对平等，反对科学。当然，我决不是这样的人……
我的惊讶，持续了40年的惊讶，完全不是我的工作被人漠视；我惊讶的是，其他经济学家一直未认识到简单而明显的事物，而我的工作就是说明它们。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一直为自己起着这样一种作用而感到难堪：告诉那些远比我聪明的同仁们，皇帝真的没有穿衣服。
五、
《论“通论”》，1948年，萨缪尔森：
每个人都知道，当一种思想写进这种书籍（《经济学》）中以后，不管它多么不正确，它几乎会变为不朽的。
《不确定的时代》，197N年，（美）加尔布雷斯：
凯恩斯总是相信，一个自认为有金融头脑的人总是善于坚持，尤其是坚持他们的错误。可惜他本人并没有活着看到历史对此的另一次证明，他因突发心脏病而去世。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英）凯恩斯：
现在这个时候，一般人都渴望有一个更普世的诊断，非常肯接受，而且只要说得入情入理，很热心要试试。即使撇开这种当代情绪不谈，经济学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的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是这些思想而已。
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
《亚当 . 斯密通信录》，1759年4月12日，大卫.休谟致斯密：
P64伏尔泰近来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叫做《天真及乐观》。书中充满了玩世不恭的语句，以批判莱布尼兹的学说为借口，实际讽刺上帝。以后我还要把其中的细节奉告——但是您会问：“所有的一切与我的书有何关？”——亲爱的斯密先生，且耐心一点，把心情平静下来，在行动和表白中都要像个哲学家；想一想人类一般的判断力是何等空虚、轻率和无聊。他们在任何主题上极少遵循理性的规范。
“如果晕头晕脑的罗马人对任何事物轻嘴薄舌，不要同他们一般见识，跟他们计较是非，除了你自己，也不要指望乞助于别人。”一个聪明人的王国就是他自己的胸襟；或者，如果他看得远些，就会看到他只能乞助于不怀偏见，能够理解他著作的少数杰出人士的判断。
世上没有任何事情比受群众欢迎更为虚假的假象；您晓得，当福基翁受到群众欢呼时，他总是疑心自己犯了大错……
——您卑贱的仆人，大卫 . 休谟
“私人日记”，186N，（法）波德莱尔：
世界只是由于误会才前进。由于普遍的误会，人人才意见一致。因为不幸而大家相互理解了，意见就不一致了。
独裁者是人民的仆人。荣誉则是思想与全民族的愚蠢相适应的结果。
所有的革命都以屠杀无辜者为必然的结果。
六、
《歌德谈话录》：（1828年12月16日，歌德谈文化修养）
“要知道真理必须反复地宣讲，因为我们周围的谬误也有人反复传播，而且是大批的人。在报纸上，在百科全书里，在中小学，在大学，谬误到处都占上风，都舒服、得意、感觉良好，因为多数在它那一边。”
《愚人船》，1494年，【德】塞巴斯蒂安·勃兰特
我走在愚人舞蹈的前列
我高高地坐在大船的前端
我知道，“维奴姆”其实就是葡萄酒，
“古克罗斯”笨蛋，“斯图尔图斯”傻瓜，
而我则被称作：“我的博士先生！”
我把耳朵全部隐藏起来，
不让别人看出我是磨坊的牲畜。
“知识分子”1949年，哈耶克：
毫不奇怪，真正的学者、专家和实干家，对知识分子常有鄙夷之感，也不愿意承认他们的能力，如果发现了这种能力则会十分厌恶。他们私下发现，知识分子大多是些对具体事务一窍不通的人，并且他们对自己所理解的事情作出的判断，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特别的智慧。
但是，为此便低估了他的力量，却会犯下致命的错误。他们虽然学识浅薄，智力有限，却不能改变一个事实：正是他们的判断，大大决定着，社会在不太遥远的将来据以采取行动的观点。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一旦知识分子中较为活跃的那一部分人皈依了一套信念，几乎自然而然地就会出现一个，这些信念逐渐受到普遍接受的不可抗拒的过程。他们是现代社会（启蒙）为了传播知识而建立的组织，他们的信念和意见起着筛子的作用，一切新的观念在到达公众之前，必须先被它过滤一遍。
他占有自己的位置，是因为他拥有，他的雇主一般而言并不具备的知识，或者是因为他必须日复一日地同这种知识打交道，因此，别人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左右他的活动。正是因为知识分子在知识上最忠诚，所以当他们作出了判断时，不可避免地会遵从自己的信念行事，并且他们会让经他们插手的任何事情都染上自己的色彩。甚至，当政策的主导权，掌握在观点不同的实干家手中时，政策的执行权，一般也会落入知识分子手中，而对实际后果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有关细节问题的决策。我们在当代社会的几乎一切的领域，都能发现这种例子。
《西西弗神话》，加缪：
荒诞的这种状态，重要的是生活在其中。
荒诞感，在随便那条街上，都会直扑随便哪个人的脸上。这种荒诞感就这般赤裸裸的，叫人受不了，亮而无光，难以捉摸。
请看莎士比亚：一开场。人体着魔，驱动舞蹈。疯魔意味深长。没有疯魔，一切就会分崩离析。
“对政治经济学的反思”，W.W.罗斯托：
门农是对的。这个世界上愚蠢的事情多得很，但也还有魅力。
1962年4月，肯尼迪总统在他的生日时，将刻着奥布雷.门农的诗句的银啤酒杯，送给了他的朋友戴维.鲍尔斯：
有三样东西是真实的，
那就是上帝、人类的愚蠢和大笑。
前两样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
所以我们必须做我们能做的第三件。
《第二十二条军规》 ，（美）约瑟夫·赫勒：
当然，这里有骗人的东西。
你说的是“第二十二条军规”吗？尤索林问。
“当然啰，”科恩中校愉快的回答。“说到头，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你拒绝执行更多的飞行任务就把你遣送回国，而让其他人留在这里。这样不公平，对吗？”
“现在正是关键时刻，”卡恩卡特上校说。“他难道就没有一点爱国心吗？”
“对啦，”卡恩卡特用力地喊叫。
科恩中校补上了一句。“你要么拥护我们，要么就是反对你的祖国。事情就这么简单。”
“嗬，不，中校，我可不吃这一套。”
尤索林终于同意了这笔交易式的承诺。
他得意洋洋地向楼梯走去，一个士兵向他敬礼，尤索林回礼时，大兵突然变成了奈特雷的妓女，拿着一把骨柄的切菜刀，拼命向他砍来。
《好兵帅克历险记》，（捷克）雅.哈谢克：
歌声嘹亮而庄严，响遍了整个战场。那位正在与生命告别的战士又一次挣扎着想站立起来。他高呼：“奥地利万岁！奥地利万岁！让我们美妙的国歌永远唱下去！我们的统帅万岁！军队万岁！”
垂死的士兵又一次俯首在元帅的右手上，吻着它，倒了下去，从他高尚的灵魂里吐出了最后一丝颤抖的气息。统帅脱帽肃立在这名优秀的士兵面前。他双手捂着脸，激动地说“这一美好的结局真让人羡慕。”
“亲爱的士兵们，我祝愿你们大家都能得到这么美好的结局！”
《足球经济学》，200N年，西蒙.库珀:
基岗这段独白的关键是，它直率地道出了关于足球这项运动的一个新的不证自明之理：这项运动正在变得越来越乏味，因为大型俱乐部将赢得一切。
不过这个所谓的自明之理并非真理。球迷们会说，他们希望足球更加公平，欧冠联赛也罢英超联赛也罢。但是事实是，大多数球迷并不真的渴望公平。大多数支持者都更喜欢不平等的联赛。事实上，如果足球比现在更不公平一些，它可能会吸引更多的球迷。
七、
（本小段的文章，摘录自《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1992年，[美]迈克尔.曾伯格）
哈耶克：
仅仅是个经济学家，就不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我甚至想再说一句，只是个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即使不是非常有害的，可能也是个讨厌的家伙。
凯恩斯：
好的或合格的经济学家是稀有物种。一个轻松的主题，却极少有人能超越。他必须在几个不同的方面达到很高的水平，必须将不寻常的才干组合起来。他必须懂得符号并能用词汇讲出来。人的本质及其环境全都在他关心的范围内。他必须意志坚定，像艺术家一样冷漠超然和廉洁正直；而有时又像政治家一样接近实际。
“生活在跨学科的空间”，赫伯特.A.西蒙：
我先是科学家，然后才是社会科学家，其后才是经济学家——而我希望，我先是人，然后才是社会科学家和经济学家。
到处都有狭隘偏颇，这个世界非常需要跨学科的“旅行者”。被心理学家认为是好的经济学家、被政治学家认为是好的心理学家都是毁灭性的。当你踏上陌生的土地时，你必须开始掌握当地的文化，不是为了排除你原来的文化，而是为了能了解当地人的各个方面。
N.J.罗根：
如果说我在哈佛的两年中，学术活动看来还相当突出的话，那可能如熊彼特曾经讲过的，是因为作为一个新手“能观察到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所不愿意观察的方面，而看不到他们以为然的其他方面”。
罗伯特.M.索洛：
“别把自己太当回事”。
认识自己是件相当困难的事，但是你能避免对那些荒唐可笑的事过于自负。我想起了许多，由于把思想与个人纠缠在一起，而产生的错误。稍微多一点幽默感，就能避免最坏的结果。
我认为，抱负过高对经济学没有好处。近几年来，我听到一些物理学家说，他们可能正在建立一种“包容一切的理论”。在我看来，经济学与“包容一切的理论”完全无缘，不仅因为它极其复杂，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经济学不应该把自己太当回事……
“别谦虚，你没有那么伟大。”（戈尔达.迈尔）
八、
《数学：确定性的丧失》，1980年，（美）M . 克莱因：
“逻辑是使人走向错误的艺术。”（无名氏）
所有领域中的真理，都将被数学不是真理，这个认识，所动摇。数学向世界证明了人能获得真理，然后又毁掉了这个证明。正是非欧几何和四元数这两个推理的重大胜利导致了这场灾难。
数学史中充满了光辉的成就，但它同时也是一部灾难的记录。真理的丧失当然是最大的悲剧。对数学的另一个打击是意识到人类推理的成就所展示的结构绝非完美，而是有着种种缺陷，对任何时候发现的灾难性的悖论都不堪一击。大多数数学家从现实世界中退缩而关注于数学之中产生的问题。他们放弃了科学。
一个寓言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本世纪有关数学基础的进展状况。在莱茵湖畔，一座美丽的城堡已经矗立了许多世纪。在城堡的地下室中生活着一群蜘蛛，突然一阵大风吹散了它们辛辛苦苦编织的一张繁复的蛛网，于是它们慌忙的加以修补，因为他们认为，正是蛛网支撑着整个城堡。
“像是有知识”，1974年，哈耶克：
我们目前确实没有太多的理由骄傲，作为一种职业，我们把事情处理糟了。
我认为，经济学家之所以未能成功地指导政策，与他们偏重于尽量模仿物理学的方法密切相关，这是一种在经济学领域中可能致使直接错误的试验。
“数学骗术”，1990年，莫里斯.阿莱:
一个人只有一些数学方面的能力和技巧，是不能成为好的物理学家或经济学家的。
将近45年来的当代经济学文献，在完全人为的、脱离现实的数学模型指导下，过于经常地在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上发展；常常越来越受数学形式主义的左右，而这在根本上说，是一种大大的退步。
建立在抽象和先验概念上的、脱离实际的一种新学术独裁主义正在抬头；这种数学骗术在凯恩斯的《概率论》中早已被痛斥。
“我们了解多少？”1990年，肯尼思.J.阿罗：
作天气预报员的经历更使我认识到，自然界也是不可预测的。
在我看来，大多数人低估了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在确定性的信念之后，无论在历史的不可避免性，大型外交政策的设计，还是对经济政策的极端观点，已产生了大量罪恶。
《经济学及其敌人》，1999年，(澳)W .O.科尔曼：
这些内容足以证明反经济学理论家中具有不正常的精神和不健康趋势。也许有人会说，经济学家群体也不是完全健康的。但是无论经济学家的精神不健康有多么严重，都不能和反经济学理论家们的症状相提并论。
我们的历史主题开始于启蒙时代，这是随着启蒙运动的瓦解而产生大量反经济学理论萌芽的时期。正是启蒙时代普世主义的视野、激情感知力的集聚，提供了经济学诞生的土壤；也正是启蒙时代对旧时代的终结，产生了不利于经济学生存的环境。
反经济学理论家是视经济学为灾难的人。对他们来说，经济学的罪责在于它是有害的并且是“致命的”。它享有的荣誉（如诺贝尔奖）必须取消，该理论的代表必须被排除在公共机构之外，其制度性身份必须抹去，传播理论的中心也不能继续存在。
经济学是颗坏种子，是一次不应该有的错误发展，其理论没有任何思想的基础。反经济学理论家不是理论的修正者或改革者，而是革命者。这种苛刻的探索方法，是反经济理论关键和独特的性质。
经济学家缺乏方法论；经济学过于科学化、假设化、数学化；过于自负、偏见；被人收买；
经济学过于“片面”“狭隘”“简化”（“金钱化”“魔术化”）……
九、
《启蒙的结果》，A.J.卡斯卡迪：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描述了这样的反思过程：它揭示了自由中的支配意向，它在理性的每个行为中都发现了物化，它展现了启蒙运动与神话的共谋。他们提出，“神话已经是启蒙；启蒙朝着神话倒退。”
启蒙运动的进步目标仍然没有实现：“……然而，完全启蒙的地球人却在得意洋洋地制造灾难。”
《我的规则》,200N年，科里纳（光头裁判）：
我觉得，在当今这个世界，不仅仅是职业体育世界，在面对失败的问题上，人们已迷失了方向，人们没有对那些应该受到尊敬的失败者给予正确的评价。
在这种文化下，人们就会不可避免地使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只要能够取胜，他们会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例如欺骗、欺压，甚至于兴奋剂。这是违背体育精神的，也是违背社会文明的。
“美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恐怖主义国家”,200N年，乔姆茨基:
“对那些由中央情报局极其同道所组织起来的极端分子来说，他们表达的就是仇恨。当这种仇恨和暴力是针对美国的敌人时，美国就很乐意支持。这在过去20年中一再发生。”
他说：“美国是被国际法庭谴责为国际恐怖主义的，唯一国家，也是拒绝安理会提出的，要求所有国家遵守国际法的决议的，唯一国家。”其实，在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地方，美国被视为首屈一指的恐怖主义国家。他列数美国的种种恐怖主义行径……
在乔姆茨基看来，问题严重的是美国不仅自己实施，国际恐怖主义，而且是全世界，组织实施恐怖主义的大本营。布什政府：“加入我们，或面临毁灭。
（摘录自：《驶向冰山的泰坦尼克号》，陈学明）
《资本主义黑皮书》，1999年，（德）罗伯特 . 库尔茨：
在思想普遍达尔文化和社会关系冷落恶化的背景下，“市场经济”和“民主”瓦解成单独的“争取生存”的竞争结构。
“资本主义，这个被客观化为整个世界体系的，所有时代中最大的没落邪教，所奉行的信条是：这个世界之后不应该再有另一个世界的来临。”
《增长的困惑》，199N年，（英）理查德.杜斯韦特：
即使我认为我们几乎没有自救的可能，但是我还是想要写作本书。我希望自己可以为资本主义体制指出道路，从而使其强大的力量带来生命，而不是毁灭。
资本主义体制不是顽石一块，它可以被改变。但是，我们是否还留有足够的时间？
地球需要一次停止。人类必须终止其破坏性增长。然后，在经过一两代人的寂静之后，容我们的后代再去思考这一问题。
197N年，《富裕社会》，加尔布雷思：
“在他的晚年，凡勃伦（1857~1929）只能以这种思想作为慰籍了：不断演进的经济社会将不仅仅摧毁其自身，还将摧毁所有的人类文明。
这是来自于新美国的最伟大的声音。”
“权力与有用的经济学家”，1972年，（美）加尔布雷斯：
在回避权力——使得经济学成为一门非政治学科——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切断了经济学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在现实世界中，无论发生什么，权力都是决定性因素。而且，现实世界的社会疾苦问题无论是在数量还是严重程度都在与日俱增。结果，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把现实世界的行为主体，降格为社会局外人。这类学问不是要求无所作为，就是极力主张采取错误行动。
同时，这种经济学却又置其他一些亟待解决的经济问题于不顾，而且几乎根本没有提及。
“建构主义的错误”，1970年，哈耶克：
构建主义，以一种十分天真的说法来表达：既然是人类自己创造了社会和文明中的各种制度，那么，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或需求，肯定也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去改变它们。
我们的知识无论有多么大的进步，我们努力的结果仍然依靠我们所知不多甚至一无所知的环境，我们也无法控制形成秩序的力量——许多人将此视为不可容忍的事实。
以为人类幸亏有了理智，使他可以超然于他的文明的价值之上，从外部对它加以评判——这纯属幻觉。
“复杂现象论”，196N年，哈耶克：
我们无知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摆脱一种天真的迷信，以为这个世界的组织方式使我们肯定能够通过直接观察，在所有的现象中找出它们之间的简单规律，并且这是科学方法之适用性的前提。我们至今为止已经发现了许多复杂结构的组织，足以让我们明白，没有任何理由抱这样的希望。
只有当人们遵守既定的成规时，这个世界才是有可能预测的，当人们偏离成规时，它就会变得让人……
在一个人们所知十分有限的世界里，要想成功地生活，服从某些防止人遇到危险的禁律，与理解世界运行的规律，是同样重要的。
十、
公元前3XX年，《理想国》，柏拉图：
“他们的教育和培养，”我回答说，“如果他们受了一种使之平和稳健的良好教育，那么他们会很容易明白我们谈论的每一件事情以及所有我们遗漏没谈的事情，比如说关于他们妻子的事情，关于结婚生子的事情，所有这些事情都必须依据俗话‘朋友分担一切’来加以处理。”
“那么，简而言之，城邦的管理者必须坚持这套教育体制并保证完整而不打折扣；他们应该时常防止变革，不让其违反体育锻炼或文艺学习的规范。他们应该尽其所能小心防范这些变革，如果他们听到有人说‘最受欢迎的歌曲正是歌手此时在吟唱的那首’他们就应该警惕，以防止人们可能普遍认为诗人们谈论的不是新的歌曲而是新的吟唱风格，并且这样做还可能得到赞扬。这类的事情是应该警惕的，这当然也不是诗人的意图。关键是采用一个不熟悉的音乐风格的时候必须小心谨慎：这是个极大的冒险，因为任何音乐风格的改变将影响城邦的最重要的法律，这是达蒙说的，我很相信他的话。”
你可以把我算作相信这话的另一个人。”阿狄曼图说。
《中庸》,子曰：
“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养生主》，庄子：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
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生，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老子》：
众人皆有以，而我独玩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论语》，子曰：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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帷幕正在拉开
轻如泰山
薄似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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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帷幕》——“撕裂的帷幕” 200N年，米兰.昆德拉：
我们可以推断出一个普遍的规则：
一个社会现象的存在意义并非在它普及时，而是在它肇始时，才可以让人以最大的敏锐感知到，也就是在它比后来弱小得多的时候。
尼采发现，在十六世纪，教会在德国，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要不腐败些，正是如此，宗教改革恰恰就在那里发生，因为，只有“腐败的初级阶段才被认可是不可容忍的”。
卡夫卡时期的官僚主义跟今天相比，简直是个无辜的孩子，然而正是卡夫卡发现了它的可怕，到后来它就平凡了。
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一些杰出的哲学家对“消费社会”进行批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批判已经如此可笑地被现实超越，以至于人们今天都羞于提起它。
因此还必须提到另一个普遍的规则：
现实是没有任何廉耻感地重复着的，然而思想，面对现实的重复，最后总是缄默不语。
将人类重大冲突从善与恶斗争的天真解释中解脱出来，乃是人类智性的一种巨大能力。它使得人类真理致命的相对性显示出来。它使人感到一种为敌人也讨回公道的需要。
但是，道德上善恶二元论的活力是不可战胜的。
荷马并不让人去怀疑那些驱使希腊人围攻特洛伊的理由。
去问一下人们，一九一四年的那场战争的真正理由是什么。没有人能回答，尽管那场浩大的屠杀是刚刚结束不久的那个世纪的所有恶的根源。
要是有人至少可以告诉我们，欧洲人当时自相残杀是为了拯救一个戴了绿帽子的男人的荣誉，倒也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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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如果，他，从那边走过来，看见了自己家乡的现实，他肯定会肝脑涂地，根本没有时间来销毁他的那些，现在由他看来是，悲哀的要命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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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
19世纪初的15年，欧洲出现了一次数百万人的不寻常的运动。人们抛弃了他们日常的职业，从欧洲的一边到另一边去抢劫和厮杀，凯歌胜利和绝望呻吟，因而整个生活的进程在几年间变化不定，表现为一种先高涨而后衰落的激烈运动。这一运动的原因何在，它是按照什么规律运行的呢？——人类的智慧要问个明白。
历史学家回答这一问题时，向我们叙述巴黎城内一座大楼里的几十个人的言行，称这些言行是革命；然后出版拿破仑的，以及同情和敌视他的人物传记，讲述其中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影响，说出：这就是这一运动发生的原因，这就是它的规律。
但是，人类的智慧不仅不肯相信这种解释，还干脆说，这种解释方法就是不可信以为真的，因为这种解释是把最脆弱的现象视为最有力的证据。人们无意识行为的总和造成了革命，也造就了拿破仑，也只是这些无意识的行为的总会，才容忍了，尔后又消灭了前后两者。
我们只看见日常生命现象中一些条件的偶合。我清楚，无论我多么仔细地观察时钟的指针，机车的阀门和车轮以及橡树芽，我依然不会明白祈祷钟声，机车运动和倒春寒的原因。要明白其究竟，我们必须完全改变观察点，去研究蒸汽、教堂大钟和风力的运动规律。史学也应如此。而且有人做了这方面的尝试。
为了研究历史规律，我们应该完全改变观察的目标。谁也无法说出，用这一方法，人类能获得对历史规律的几许了解，但是显而易见，这条途径有获取历史规律的机会。
史学家们在描述这些历史人物的活动时，往往声色俱厉地谴责他们，因为历史学家们认为那些历史人物就是他们所指的反动的祸根。当时所有闻名的人物，从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到斯塔埃尔夫人、福蒂、谢林、费希特、谢多勃良以及和其他一些人物都遭受到史学家们的严正的审判，并视他们是否有助于进步或反动，而宣布无罪或加以谴责。
现在所以的俄国文献中，从中学生到学识渊博的史学家，没有一人不因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时的错误行为而向他投掷石子。
亚历山大一世是一个处于人类权力可能达到的顶峰、是处于夺目的历史光辉在他身上聚成的焦点上的历史人物。像他这样的人物，理应受到伴随权力而来的阴谋、欺诈、阿谀、自欺等世间最强大的魔力的影响。这个人物不是凭空虚构的，而是有血有肉的活人。他像所有人那样，有自己的习惯、情欲、对真善美的渴望——这个人物在五十年前，并非缺乏美德。但是他却没有当代教授们对人类幸福所具有的看法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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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看似简单一点。可是有谁理解他呢。他为什么有时要怪兮兮说点什么呢。
他为什么要自杀，老人与海，看似不应该；还有人讲一些故事，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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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为谁鸣》，海明威：
啊，我的祖父！看这个令人讨厌的国家，看那一付付可恶的、背叛的面孔！
去他妈的吧，每个混蛋！除了人民。不过也得十分小心，注意他们一旦手中有了权力，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你呀，可怜的小兔子，如果你刚才和我插嘴的话，我也许会狠狠地揍你。一个人要是发起火来，可真和牲口差不多。”
“都计划好了，亲爱的。”他把嘴唇贴在玛利亚的肩膀上，轻声说。“你没有被我遇到的困境打扰，你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故。我们要被他们打死，但我们将炸毁那座桥。你不必因为这些事情而自己着急。作为婚礼礼品，这显然不够的。但这一夜的好觉难道不是无比珍贵的吗？你睡得好香啊！你可以把这当作套在手指上的结婚戒指。睡吧，亲爱的，好好睡吧，我的爱。我不打扰你。现在这是我唯一可以为你做的事情了。”
他躺在那儿，轻轻地楼着她，感觉到了她的呼吸，感觉到了她的心跳，眼睁睁的看着他手腕上手表的指针。
《永别了，武器》，海明威：
有一次我野营，把一块木头放在火上，木头上全是蚂蚁。木头燃烧起来，蚂蚁成群地涌向前 ，起先往中间着火的地方跑，随即掉头向木头的后端奔跑。蚂蚁在木头尾端叠得高高的，掉到火里去了。有一些逃了出来，身体烧得又焦又扁，乱奔乱跑，不知道要跑到什么地方去。但是大多数还是朝火里跑，接着又往尾端涌，涌到那还没有火的尾端上，到最后还是全部跌入火中。
记得当时我想，这就是世界末日，我有机会做个救世主，从火中抽出木头，丢到一个蚂蚁可以逃生的地方。但是我并没有这样做，只是把锡灌里的水，倒在木头上，大概只是叫蚂蚁蒸死吧。
（英）约翰 . 唐恩（1571-1631）：
没有谁能像一座孤岛，
在大海里独踞，
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
连接成整个陆地。
如果有一块泥土被海水冲去，
欧洲就会失去一角。
这如同一座山岬
也如同你的朋友和你自己。
无论谁死了，
都得是自己的一部分在死去。
我从不问丧钟为谁而鸣，
它为我，也为你。
——(摘录自《钟为谁鸣》，海明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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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裸奔着，在其翅膀的部位，插着一双重重的锤子——战争，彰显出壮观、聪明、虚荣、贪婪、阴险、狠毒、病态、罪恶的嘴脸。
《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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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法国）勒 .克莱齐奥：
战争已经开始了。谁也不知道在那里又是怎么打起来的，但事情就是这样。它就在人们的脑袋后面，如今，它在人们的脑袋后面张开了大嘴，正喘着气。战争，就是种种罪恶、声声诅咒，是狂热的目光，是脑海并发的思想。战争就在这里，展现在世界面前，使其笼罩在它设置的那张电网下。战争时刻在扩展，只要抓住什么就将之碾为灰烬。在它看来，什么都值得一击。它有无数的獠牙、利爪和尖嘴，没有人能活下来。任何人都不能幸免。这，这就是事实的眼睛。
战争既不是一个小插曲，也不是一个大事件。战争就是战争。
战争善于乔装打扮。忽而火红一片，忽而如海上落日。它步履轻柔，头发如海藻般碧绿。战争具有生命力，它是现实，是未来！
它不在一个姑娘的灵魂里。如果在的话，一切都简单了。像医生拔牙，把它的灵魂根除，那么一切又恢复正常。如果这发生在一个王子的眼中，我们很清楚怎么做：挖去它的双眼，代之以两颗葡萄。可是，它不在任何人眼中。它在人的目光之外，灵魂之外。这不是一根神经在受痛苦的煎熬。它在神经以外。做你愿意做的人，说你想说的话：但千万别以为会有什么改变。闭上你的双眼做几首小诗，去拍女人的胸脯，去亲吻那笑意荡漾的嘴唇。但千万别以为会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