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的惑与不惑

经济学现在是显学，经济学家也倍受关注。人们可能对他们的观点是怎么形成的，他们是怎么成长的感到好奇。知名青年经济学家蔡昉的学术自述《惑与不惑之间——与经济学结缘20年》(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经济学家成长史的样本。
 
我开始听到惑与不惑这个书名的时候，还以为是要写作为经济学家有什么困惑。其实不全是。这是作者刚过不惑之年，与经济学结缘二十年之际所写的，所以从时间的角度来讲，既有惑又有不惑。从学问的角度来说，他认为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也只能算是在惑与不惑之间。
发展经济学可以说是显学中的显学，也是作者比较有影响的研究领域之一。中国改革为什么得以成功是经济学家们众说纷纭的问题。作者与合作者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被称为"把改革与发展结合起来"的思路。他们从发展战略选择与资源禀赋之间的矛盾出发，分析了中国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内在逻辑，指出发展战略的选择是否符合资源禀赋的要求，是决定经济体制模式及经济发展绩效的根本原因，比较有说服力地回答了改革之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但在某些方面又进展迟缓甚至存在问题的原因，以及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能否持续和苏联东欧的改革为什么步履维艰等重大问题。按照他们的观点，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大量的劳动力，所以应该选择劳动密集产业作为发展重点。但是，对于许多普通人来说，却难以理解中国的出路就是做廉价劳动力与简单制成品的供应国、有些资源富国就要做原料供应国。在后来的修订本中，他们重写了《比较优势战略》这一章，可以更清楚地回答人们的疑问。比较优势战略是永远适用的，但是比较优势是处于动态变化中的，相对稀缺的资源与相对占优势的领域会发生变化，这个时候就应该进行产业调整，或者在产业内部进行资本、技术与劳动的代替。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在发展过程中"三农"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作者主要是一个农业经济学家，在1996年他明确提出中国农业已经处于从被征税到受保护的转折点。而对农业实施价格保护与进行剪刀差式的征税一样，都是扭曲的政策。这种政策倾向是制约我国农业经济改革最终成功的根本障碍。在中国农业人口仍然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搞农业保护只能是不彻底的，其结果是不会有赢家：农民得不到充分保护，消费者白白多掏腰包，政府不堪财政负担，政策执行难度也很大。既然承认农业资源配置最终要依靠市场机制进行，就不应该臆造"农业是弱质产业"的"规律"以制造非市场化的理论依据争取政府的支持。不过，市场不是万能的，人们对市场信号可能产生误读，面对市场失灵的客观现实，指望完全依靠市场解决农业问题恐怕也是难以行得通的。所以，我认为还是要不断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寻找结合点，否则就摆脱不了重蹈自己与别人覆辙的命运。
我国的改革是从实行家庭承包制、结束人民公社制度起步的。但是随着农业产业化的产生与发展，农民对新型合作组织的需求却越来越迫切。关于农民对合作经济组织"扬弃-再寻求"的原因，学者们的解择也是众说纷纭。作者有机会亲自考察了国际上被誉为"普遍失败中的成功范例"的西班牙蒙德拉贡合作企业，从外部竞争环境和内部治理结构两个方面解释了其成功原因。这个合作经济组织具有与私人企业同等程度的开放性质，有竞争就保证了它有效率。合作公司以契约的方式连结起来，提供了不同层次合作关系的"进入"和"退出"的权力。该合作组织的管理结构为成员的"表达"即参与管理提供了完善的机制，成员有平等的权力获得与经营有关的信息，劳动者能够表达对管理过程的满意程度，这使管理体制得以不断完善。中国远离合作经济基本原则，但却获得了成功的社区合作组织，如形式上比人民公社还人民公社的河南南街等地究竟遵循的是何种规范，仍然是作者准备解除的困惑。我认为，自愿原则是中国本土的合作组织成功与发展的最重要原则。有些地方从自己的实际出发，逆家庭承包制的潮流而动，继续选择了有利于发挥集体优势的合作组织并取得了成功。将来要发展合作组织，也要尊重群众自己的选择，从满足群众的需要出发，政府不能包办代替，强迫群众接受他们认识不到其好处的东西。当然，效率原则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合作组织不能显示出其优越性，就不会有什么吸引力与生命力。
作者对待学问的态度也许可以帮助许多研究者以及准备选择科学研究的人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困惑。如，在研究与数学(模型)的关系上，他认为经济学的第一原理是其最基本的"理性人"假说，统计相关关系说明不了什么因果联系，不能把数学看得比经济学原理还重要。在对待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上，他同意不能怀疑对方的动机与智力的说法，主张不能进行观点对观点的争论，而要关注对方的论证过程，保持开放性的思维。他以日本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与美国经济学家拉坦提出"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的例子说明了这样做的重要性。前者发现日本经历的是以生物技术进步为主要方向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后者的结论是美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是以机械技术进步为主要方向的，他们通过合作研究找到了两种经验中的共同性：农业生产对于技术的需求，取决于特定经济中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在对待做学问、做官与经商的选择上，虽然做学问是自己与自己战斗，很消磨人的意志与生活情趣，必须放弃常人所拥有的某些乐趣，严肃的学者还不能利用自己的名气卖弄学问，但是他仍然愿意放弃选择的权利，甘愿坐冷板凳。这不仅是因为他从做学问中受到了激励，而且也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最适合做学问。我想，如果中国的学者都是这样的话，中国的学术就是大有希望的。
作者还特别提到“邓力群访日归来的思索，使我们第一次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积极方面。从此，人们开始探索资本主义何以腐而不朽的问题。”他还进一步指出“这何尝不是15年之后，我们终于把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体现的最充分的市场经济，作为我们改革的目标模式的思想起点呢?”(第24页)。这真是耐人寻味。邓现在被普遍认为是老左的代表，谁会想到他竟然对我们的改革起到了这么大的思想解放作用呢?我一向认为，"左"与"右"的划分只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对于认识人们的思想差异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并没有什么实际帮助，反而可能产生误导。在社会主义建设条件下，如果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利，就都是对党和人民忠诚的不同表现。在这么大的国土范围内的不同地方，在不同的阶段，可能"左"或者"右"分别更符合不同的实际。我们应该九许不同的观点有存在的空间，有实践的机会，通过实践证明谁是谁非，这样才能让人心服口服，最终达成一致。
这本书的一个价值在于作者没有把自己写成天才。事实上，他的研究基础可以说并不是很好，他受的是传统经济学的训练，直到本科毕业他才产生专业兴趣，他报考母校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却没有被录取，而转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他原来一直学的也是俄语。但是经过努力，他"边干边学"，补上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和英语，成为成就斐然的经济学家。作为成功人士，他的经历让我们感到敬而不远。如果我们足够智慧，如果我们的导师也是同样的"名"与"明"，如果我们的机缘也是同样凑巧，我们有什么理由没信心取得更大的成就呢?(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