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就是脑子里没有障碍 - 柴静的日志 - 网易博客

自由就是脑子里没有障碍 

默认分类 2010-12-12 17:53:00 阅读1168 评论29   字号：大中小 订阅

死得光荣”，一边跳皮筋一边唱。 他也差不太多，等到了青春期，看朦胧诗的年纪，我抄汪国真席慕蓉，他看北岛泰戈尔，那种翻译体的痕迹不容易脱离，在他的书里还是看得出来，比如他写《山鬼》：上帝坐在空荡荡的天堂，诗人走在寂寞的世上……俯瞰逝去的悲欢和沧桑，扛着自己的墓碑走遍四方。 “沧桑”“俯瞰”，这种词儿我们都喜欢过，用他的话说，有一种“挺正经”的劲儿。要打破这个不容易，学了那么多年都是要对仗要排比要押韵，“用十几个排比句把对方打倒”。我和周云蓬那时候都经常代表学校去参加讲演。题目基本上都是《我的家乡》，最后一句通常是平地里突然拔高一声儿：“难道不是这样吗？！” 一洒狗血就是满堂彩。他一个老师挺好，调走了。有个同学写文章：“李老师，虽然你已经离开了我们……” 他说，人都不会表达爱了。男女之情也一样，他说，“说给你介绍个“对象”，这种词就是一个很官方用语，‘对象’是一个哲学用语，介入一种男女之间的私情，让你对这个词一点都没有欲望了。还有什么“生活作风问题”，你的“个人问题今天解决了吗”？” 他觉得普通话本来就是一种人造语言，却硬生生地介入了人的私人生活。他用了有语音功能的电脑之后，人有了隐私才有尊严，能更自由地阅读，比方可以私下里看《金瓶梅》，可以狂热地看武侠小说了。他说，“阅读跟恋爱一样，要私人化，隐秘化。” 后来他四处走，喜欢听地方戏，看唱粤剧的盲人，全是北宋，南宋的古诗词。还有苏州评弹，小桥流水和白蛇传，用朴素的字儿唱人心里的感情。慢慢生活中尽量用直观的语言，不要块状，不要排比，尽量亲切。 他喜欢那些新的网络语言，悲催，苦逼，给力，说更多有色彩、有力量的民间语言出来，将来的诗人会有更好的土壤，可能会写的越来越好。 在座谈的现场他放了“野孩子”的歌，是写凡高的《伏热》：他的心就象石头一样坚强就算破碎了，那也是，那也是石头他的爱就象花儿一样善良就算天黑了，那也是，那也是花儿他说，多简单的词儿，花儿和石头，这简直是被先锋诗人嘲笑的词，但这诗意。 6 周云蓬写过一段话，“在我的梦里，会凭着小时候的记忆，看到树是绿的，还是蓝的，我健康的奔跑，不用怕撞到什么。可是我梦见了她，完全是一个黑影，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从此我在梦里和白天，都是瞎的。” 这个疼，是在人心脏上捏一下。之前他迷恋米兰昆德拉的小说里的萨宾娜，追求绝对的自由，“后来才明白，人一旦投入具体生活后就会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没法完全自由。生活一定要参与进去，然后才明白心灵的自由是怎么一回事，很多快乐是来源于不自由，你若是爱上一个人，它就是不自由的。一切专注都会损害自由” 两人在一起，没有钱，脾气也不会好，所有的浪漫都磨没了。快分手，他在宁夏，半夜听到楼道电话响就往外跑，总觉得是她打来的，还是分了手。 他说，恋爱的这种痛苦，会让人落到地面，精神回归到肉体。崔健怎么唱的？----恋爱的时候理论都是虚的，只有分手时的疼痛才是实的。 恋爱最让人了解什么是无奈，你没法预料也不可争取，命运象磕煮熟的鸡蛋一样，不急不慢地，把人的壳一层层磕掉了，柔嫩脆弱地露出来。 他原来觉得诗与歌高于生活，这后来才明白歌和诗只是生活的流露“那么多经历，那么多故事，最后变成一首歌，但它们的目的并不是变成一首歌，它们是没办法了” 他写了这首《不会说话的爱情》：绣花绣的累了吧 牛羊也下山喽我们烧自己的房子和身体 生起火来解开你的红肚带 洒一床雪花白普天下所有的水 都在你眼中荡开 …… 日子快到头了 果子也熟透了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 从此仇深似海你去你的未来 我去我的未来 …… 期待更美的人到来 期待更好的人到来期待我们的灵魂附体 重新回来重新回来 重新回来期待我的灵魂附体，重新回来。痛苦不是财富，痛苦就是痛苦，“你要知道这些经历是为了一首歌，你非气死不可，你才不愿意去写。你会想，别写那首歌了，宁愿经历好一点。” 只不过人无路可走的时候，说不出来的时候，音乐降临。 7 零四年以后，他经济压力不像以前那样大，精神上就自在一些，幽默感在音乐里也复苏了，不那么沉重，在歌里跟李白开玩笑。他说住在香山把过去生活里黑暗的东西消解了很多.他喜欢爬爬山，偷偷翻到植物园里边，一条小路拐来拐去，能找到好多名人的墓。刘天华、刘半农、梅兰芳、马连良，还有梁启超，“他们都静静地呆在那里，看着我看不到的世界。” 他写了《春天责备》，说“这个诗刚写的时候，我是感觉到春天很多繁茂的花，它对于人是一种责备。你比方你的生活很抑郁，生活很暗淡，它对你就是一种责备。” 他写：“我的小屋后面是树木丛生的野山坡，坡上有一片墓园，墓园旁摆放着十几个蜂箱。天气好的时候，蜜蜂的嗡嗡声融入阳光，有一种催眠的作用。一个人坐上个把小时，时间缓慢逐渐凝固，感觉自己成了金黄琥珀中的一只昆虫。还有一只猫和狗，每逢我改善生活，他们都会不请自到。锅里的羊排熟了，我摸索着掀开锅盖，锅沿旁左边一只猫头右边一只狗头，都跃跃欲试着。”。 这里头有一种烂熟的心平气和，他说古兰经里有句话：命运如大海，自由如小舟。你的船不可能到陆地上去航行，人要尊重一种界限，可是这只船在命运里还是可以很自由的。 他看不见字，但对《诗经》有一种嗅觉上的好感，他写： “诗经最终长成了一株香樟树杜甫是那种沉积的落叶欧阳修是秋天的苦香他说：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予之叹息” 后来他写《牛羊下山》，包括《不会说话的爱情》的歌词，很多来自于嗅觉上的灵感。“牛羊下山，晚炊，草木香，山气日夕佳，生火的柴火和牛粪味，陈年的米缸。嗅觉更接近于艺术的本质，它和艺术冲动一样的深邃原始。” 他说在西藏喜欢听牛铃的声音。“一低头一抬头，周围全是牛铃的声音，变幻莫测又清透。我比较喜欢水声，海洋啊，流水啊。我去过雅鲁藏布江大拐弯，据说那里的水很壮烈。我听了听，像闷雷，很低沉，很持久。我是靠听觉来感觉世界的” 这世界是他闻出来，听出来，摸出来，踩出来的，人们只是看到事物存在，但他能感觉到事物的存在，看看他写这个-------- “为什么我唱：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而不是一个叫马头，一个叫马尾？木头里有人的向往和悔意。张枣诗云：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很多人有眼睛，但他们早已不看，不听，没有感觉，象石头一样不再闪烁。 8 在中央台录节目的时候，有观众对他说，“我非常不幸失明过，又非常幸运地重返光明，所以我想把失明时感受到的一切展现出来。” 周云蓬说，如果你失明的时候没有做好，那你能看见的时候也未必能做好，我并不认为失明的生活会是一种艺术的来源、灵感。他说，失明是一个存在，对他来说，走在街上，被石头绊了个跟头，这个石头就会提醒你一次，你缺了些什么，那种感觉渗透一生，没法超越。他说，“我承认它的存在，也承认没法超越，或许这就是我看待它的态度。” 有人说那你怎么保持平衡，他说我尊重我的倾斜甚至倒下，平衡是高高在上者的品质。常有人问他，“你看不见是否非常痛苦？”他说，“还可以。” 他们说，你真坚强。他说，你要让每个人说起来，谁都挺痛苦的，痛苦是个最普通最平常最普及的东西，比电视还普及。很多人说：“见到了你，才觉得能看见世界是这样的幸福” 他说，幸福不是比较得来的。 9 老罗心疼曾轶可，要给她录专辑，有天说约了周云蓬和小河给小曾做配器，我们都意外-----这八竿子打不着的几个人怎么掺和到一块，最后小曾果然没去，说瞧不上这音乐，他们几个人就围着个空椅子合了张影，罗永浩自己也觉得“不堪回首”，不过周云蓬说起这事儿笑呵呵，说小曾的歌挺好，词的语感很好。只不过她上了超女，所以争议大了。“如果她是一个地下乐队的，比如说“幸福大街”的，没人会觉得她这么跑调会怎么着，左小祖咒也跑，就没人说” 他没有阵营感，也没有剑拔弩张的东西，不刻意制造高潮，也不刻意反高潮，他只是诚实。座谈会现场有一个年青男孩，站起来对他说，很快要到克拉玛依多少年了，让他唱一首《中国孩子》。他说，这不是唱这歌的场合。歌也不是说，来你唱一首吧就唱的，那对歌也不尊重。那男孩说“那你就组织免费的纪念演唱会吧” 他说

11 我第一次听周云蓬唱歌是三年前在一个酒吧里，没座位，大家都坐硬纸板上。坐我前头两个姑娘在聊男朋友的事儿，拿着手机看照片，这个环境里，我有一搭没一搭听着。他唱到《中国孩子》“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这歌太狠了，象刀子一样扎人，我有点坐不住，听完站起身走了。从1994年克拉玛依大火开始，多少事在人心里过一遍又是一遍，沤了好些年，他才写了这歌，火里水里，就这么沤出来的。他写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卡住了，把“大难临头”改成“死到临头”，才觉得一吐为快。 2 他9岁彻底失明，有记者问这是否从精神上摧毁了你？他回答，不会的，那时我还没有精神。灾难来的太早，它扑了个空。小孩子感到的是难受，象心上擦着砂纸“小时候总是姐姐带我去厕所，每次刚蹲下，姐姐就会在外面叫“完了吗？”我说“没完。”过几分钟，姐姐又叫“完了吗？”我说“没完！”心里特内疚惭愧，仿佛自己是个贼。那时想，什么时候自己想去厕所就去厕所，而且一个人去，想什么时候完就可以什么时候完，该多好！” 看看中国现在唱民谣的人，唱得青山绿水的，但70年代出生的人，谁有天真烂漫的过去？罗大佑唱《童年》是写实，周云蓬翻唱只能是个想象：“没那么文雅的童年，没山没水，我们那里就是些平房。” 没什么美，没什么诗意，就是这么个年代，就是这么回事。人在贫瘠的地里是贪婪地想象着一点儿湿味儿往出长的。他有一个盲校的同学，妈妈是老师，每天都要读一百多页书给孩子听，听完了他就对周云蓬说“我讲给你听听”。周说“气得我……我妈妈不认得多少字，我就制定了一个策略，你不是看得多吗，我就看得精，背一本《唐诗三百首》，背一千遍。《古文观止》，古汉语，管它什么，拿起来就背。他就说，哦你这个古代文学还可以” 这个看了诙谐又心酸。他心里一直较这个劲，“要象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想去正常的学校上学，但不行，就报个高考补习班，离他家二十站地，都是走路。父母没空接，有次他爸爸骑个大的平板三轮车来接，那种运煤的平板车，停在外面，他就特别不好意思……觉得这种车，还不如自己走回去呢。就走回去。 十七八岁的时候，正是虚荣心最强的时候，下课时走廊里全是学生，他怕撞了人，还想到人群里有同龄的小姑娘，有一种自卑，他说那种心情特别扭，“走进那条走廊就像踏入地狱一样，总是等所有人都进教室了，最后一个进去。” 每天回家把课堂录音整理成盲文，有时候要抄好几天，他居然能这么把地理学好，“那时关于气候带，测算太阳高度角，都要看地图，理解起来特别麻烦，我要动用所有智慧来理解。” 他青春期这种狂热，几乎是一种精神上的高烧，不是这样也支持不下来。我那时候能找到的有文学味道的书很少，他能找到的盲文书就更少，图书馆都是比如《毛泽东选集》，还有一些按摩的书，文学类的极少，《红楼梦》全是洁本，涉及谈恋爱的都给你删掉。他说“我恨透那些删书的人了”。 他考上长春大学特教学院的中文系。发现会弹吉它的男生比写诗的男生更吸引女生，就开始学琴，学完琴教人，教一小时琴，人家帮他念两个小时书。本来也想听点武侠小说，但觉得让别人念这样的书，自己就太亏了，就念世界名著，人家读得辛苦，他自己也只好强挺着不能睡着，“所以《复活》、《红与黑》、《恶心》都是半梦半醒中读完的。” 上完学他被分配到一个色拉油厂，“我想上班，工厂也不让我去上班。我特别焦躁，成天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想着这样的日子离死还有几十年，怎么过啊？我想劳动，但是不被允许。经济利益还是另一方面。我参与不到现实生活中去，没有荣誉感，没有那种被人认可的成就感。” 他嘲笑那种日子是“狗活”，想来北京试试，先看能不能活下来，别的不会，会写诗，会弹琴，所以一下车就去了西直门地铁，卖唱挣了二十块钱，觉得能活下去，就留下来了。 卖唱这两个字看着很刺目，但他不回避这个词，他说这里头有一种命，“盲人有自己的祖先。荷马、高渐离这些盲艺人都喜欢到处走，在街头唱歌。可能因为失明以后会脱离社会的流水线，成为很闲很没用的人。没用也就不会受到流水线的带动、冲击，就到处转一转，用唱歌记录时代，一辈子就过去了。” 3 1998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碰见的男青年，经常都是三句话，“我漂在北京，我是搞艺术的，我总有一种想死的冲动” 有的还有第四句话“你们学校在哪儿？要不我到你们食堂找你吧” 后来看周云蓬写，他当时住在圆明园，那儿都是不着四六的艺术青年，大都这套路，靠这几句话泡妞和蹭饭，等饭点儿到了，坐人对面，你就得让他“吃一碗吧” “不吃不吃” “吃一碗吧” “不吃” “别客气，吃两碗吧” “那行” 他没那种小混混气质，只好每天盐水煮面条，没事整天读《圣经》、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读舍斯托夫和基督教神学的书，不停追问自己很多终极问题。自嘲当年的“大而无当” 他自己也说，那个阶段，思想还没有落实到生活里。他的朋友写过，“他喝醉了，一屁股坐在门前冰冷的水泥地上，死活不肯进屋，还用盲杖狠敲着地面，一遍遍地狂喊：‘要么握手，要么绝望……要么握手，要么绝望……’ 他说“我以前是个苦大仇深的人。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你是个残疾人，你要自强不息，身残志坚。我去北京之后一直在淡化这种意识，别老当悲剧英雄。” 他说人为什么会绝望？就是你脱离了个体，脱离了具体的生活你就容易绝望。他现在喜欢老六的说法“见招拆招”-------“人应该在具体的生活中生活，一件一件事情做，不要老想些大问题，大问题都是由小问题组成的，小问题做好了，大问题就自然解决了，老想没有用。 4 我俩初见面，我说我是谁，他说我认识你。我一愣，他说97年我在长沙，听你主持的电台节目，他还补一句证明一下“火柴的柴，安静的静”。 我都不太相信，怎么会在那儿遇上？他说当年在长沙唱歌，我奇怪，那时候湖南酒吧还远不成气候，好象都是夜总会，肥头大耳的主持人说塑料普通话，有小姐晚上跳艳舞的，唱歌的人都一口湘潭话，上台先说荤段子，后来知道他确实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唱，介绍到他，主持人说：“这是来自北京的金甲壳虫乐队的主唱周云蓬！” 他挣点儿钱，到处走，走一走再回北京住一阵子，上海苏州杭州南京长沙腾格里的沙漠阿拉善的戈壁，那曲草原和拉萨。走滇藏路，徒步到昆明。晚上有帐篷，不是买的，是找个裁缝店，找了些塑料布缝起来的。晚上刮个风就倒。身上就只有四个凉包子，一瓶小二锅头，又下雨，饥寒交迫，就地睡下。帐篷根本不顶事，都湿漉漉地糊在脸上。 冷热饥渴，这都特别具体，用他的话说，算是知道了自己的渺小，也别追问什么终极意义了，没有那个。生活本身“不好不坏”。有人说是不是用流浪考验自己的意志，他说：“这种考验有意义么？你也可以把手放到火上看谁时间长，这也是考验意志力，但是这是一种自虐行为嘛，为了显示人类的意志去做这种事情我觉得是一种虚荣，还不是个人的虚荣，是一种集体的虚荣感造成的一种东西，有的人以为全人类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哪怕在孤独的时候，他也为了某种目光在生活。” 他喜欢走，但是走到哪算哪，不是为了征服什么，也没有那么强烈的目的非要走到哪。当天在现场还有个女孩说，“我朋友让转告一声，希望您永远不签约大公司，永远在路上歌唱。” 周云蓬笑，“这是希望还是诅咒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得好。只有不正常的人才希望自己受苦。就像《大独裁者》里说的一样，那些人是机器人。我觉得你的朋友应该希望我能卖很多唱片，签大公司，有海边的大房子，在新闻联播放《中国孩子》，我们不歧视主流媒体。” 众人看着我笑。有人问，那请问怎么能兼济天下？他说，作一个自私的公民，能捍卫自己权利就不错了。我们过去的教育都是兼济天下给自己弄得面目全非也不敢说话，太空洞了。他说过其实人类这个概念就是一种幻觉，“因为你到不了所有的地方，你也不能接受所有的人，其实你所谓的人类就是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别的都是一种虚幻的东西，而且最终要回归到个人，什么都要最终回归到个人。” 5 那天座谈会是聊诗与歌，我说小时候接触的第一首诗是“一朵红花红又红，刘胡兰姐姐是英雄，毛主席题词金光照，生得伟大
我第一次听周云蓬唱歌是三年前在一个酒吧里，没座位，大家都坐硬纸板上。
坐我前头两个姑娘在聊男朋友的事儿，拿着手机看照片，这个环境里，我有一搭没一搭听着。
他唱到《中国孩子》“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这歌太狠了，象刀子一样扎人，我有点坐不住，听完站起身走了。
从1994年克拉玛依大火开始，多少事在人心里过一遍又是一遍，沤了好些年，他才写了这歌，火里水里，就这么沤出来的。
他写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卡住了，把“大难临头”改成“死到临头”，才觉得一吐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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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9岁彻底失明，有记者问这是否从精神上摧毁了你？
他回答，不会的，那时我还没有精神。灾难来的太早，它扑了个空。
小孩子感到的是难受，象心上擦着砂纸“小时候总是姐姐带我去厕所，每次刚蹲下，姐姐就会在外面叫“完了吗？”我说“没完。”过几分钟，姐姐又叫“完了吗？”我说“没完！”心里特内疚惭愧，仿佛自己是个贼。那时想，什么时候自己想去厕所就去厕所，而且一个人去，想什么时候完就可以什么时候完，该多好！”
看看中国现在唱民谣的人，唱得青山绿水的，但70年代出生的人，谁有天真烂漫的过去？罗大佑唱《童年》是写实，周云蓬翻唱只能是个想象：“没那么文雅的童年，没山没水，我们那里就是些平房。”
没什么美，没什么诗意，就是这么个年代，就是这么回事。人在贫瘠的地里是贪婪地想象着一点儿湿味儿往出长的。1 我第一次听周云蓬唱歌是三年前在一个酒吧里，没座位，大家都坐硬纸板上。坐我前头两个姑娘在聊男朋友的事儿，拿着手机看照片，这个环境里，我有一搭没一搭听着。他唱到《中国孩子》“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这歌太狠了，象刀子一样扎人，我有点坐不住，听完站起身走了。从1994年克拉玛依大火开始，多少事在人心里过一遍又是一遍，沤了好些年，他才写了这歌，火里水里，就这么沤出来的。他写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卡住了，把“大难临头”改成“死到临头”，才觉得一吐为快。 2 他9岁彻底失明，有记者问这是否从精神上摧毁了你？他回答，不会的，那时我还没有精神。灾难来的太早，它扑了个空。小孩子感到的是难受，象心上擦着砂纸“小时候总是姐姐带我去厕所，每次刚蹲下，姐姐就会在外面叫“完了吗？”我说“没完。”过几分钟，姐姐又叫“完了吗？”我说“没完！”心里特内疚惭愧，仿佛自己是个贼。那时想，什么时候自己想去厕所就去厕所，而且一个人去，想什么时候完就可以什么时候完，该多好！” 看看中国现在唱民谣的人，唱得青山绿水的，但70年代出生的人，谁有天真烂漫的过去？罗大佑唱《童年》是写实，周云蓬翻唱只能是个想象：“没那么文雅的童年，没山没水，我们那里就是些平房。” 没什么美，没什么诗意，就是这么个年代，就是这么回事。人在贫瘠的地里是贪婪地想象着一点儿湿味儿往出长的。他有一个盲校的同学，妈妈是老师，每天都要读一百多页书给孩子听，听完了他就对周云蓬说“我讲给你听听”。周说“气得我……我妈妈不认得多少字，我就制定了一个策略，你不是看得多吗，我就看得精，背一本《唐诗三百首》，背一千遍。《古文观止》，古汉语，管它什么，拿起来就背。他就说，哦你这个古代文学还可以” 这个看了诙谐又心酸。他心里一直较这个劲，“要象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想去正常的学校上学，但不行，就报个高考补习班，离他家二十站地，都是走路。父母没空接，有次他爸爸骑个大的平板三轮车来接，那种运煤的平板车，停在外面，他就特别不好意思……觉得这种车，还不如自己走回去呢。就走回去。 十七八岁的时候，正是虚荣心最强的时候，下课时走廊里全是学生，他怕撞了人，还想到人群里有同龄的小姑娘，有一种自卑，他说那种心情特别扭，“走进那条走廊就像踏入地狱一样，总是等所有人都进教室了，最后一个进去。” 每天回家把课堂录音整理成盲文，有时候要抄好几天，他居然能这么把地理学好，“那时关于气候带，测算太阳高度角，都要看地图，理解起来特别麻烦，我要动用所有智慧来理解。” 他青春期这种狂热，几乎是一种精神上的高烧，不是这样也支持不下来。我那时候能找到的有文学味道的书很少，他能找到的盲文书就更少，图书馆都是比如《毛泽东选集》，还有一些按摩的书，文学类的极少，《红楼梦》全是洁本，涉及谈恋爱的都给你删掉。他说“我恨透那些删书的人了”。 他考上长春大学特教学院的中文系。发现会弹吉它的男生比写诗的男生更吸引女生，就开始学琴，学完琴教人，教一小时琴，人家帮他念两个小时书。本来也想听点武侠小说，但觉得让别人念这样的书，自己就太亏了，就念世界名著，人家读得辛苦，他自己也只好强挺着不能睡着，“所以《复活》、《红与黑》、《恶心》都是半梦半醒中读完的。” 上完学他被分配到一个色拉油厂，“我想上班，工厂也不让我去上班。我特别焦躁，成天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想着这样的日子离死还有几十年，怎么过啊？我想劳动，但是不被允许。经济利益还是另一方面。我参与不到现实生活中去，没有荣誉感，没有那种被人认可的成就感。” 他嘲笑那种日子是“狗活”，想来北京试试，先看能不能活下来，别的不会，会写诗，会弹琴，所以一下车就去了西直门地铁，卖唱挣了二十块钱，觉得能活下去，就留下来了。 卖唱这两个字看着很刺目，但他不回避这个词，他说这里头有一种命，“盲人有自己的祖先。荷马、高渐离这些盲艺人都喜欢到处走，在街头唱歌。可能因为失明以后会脱离社会的流水线，成为很闲很没用的人。没用也就不会受到流水线的带动、冲击，就到处转一转，用唱歌记录时代，一辈子就过去了。” 3 1998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碰见的男青年，经常都是三句话，“我漂在北京，我是搞艺术的，我总有一种想死的冲动” 有的还有第四句话“你们学校在哪儿？要不我到你们食堂找你吧” 后来看周云蓬写，他当时住在圆明园，那儿都是不着四六的艺术青年，大都这套路，靠这几句话泡妞和蹭饭，等饭点儿到了，坐人对面，你就得让他“吃一碗吧” “不吃不吃” “吃一碗吧” “不吃” “别客气，吃两碗吧” “那行” 他没那种小混混气质，只好每天盐水煮面条，没事整天读《圣经》、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读舍斯托夫和基督教神学的书，不停追问自己很多终极问题。自嘲当年的“大而无当” 他自己也说，那个阶段，思想还没有落实到生活里。他的朋友写过，“他喝醉了，一屁股坐在门前冰冷的水泥地上，死活不肯进屋，还用盲杖狠敲着地面，一遍遍地狂喊：‘要么握手，要么绝望……要么握手，要么绝望……’ 他说“我以前是个苦大仇深的人。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你是个残疾人，你要自强不息，身残志坚。我去北京之后一直在淡化这种意识，别老当悲剧英雄。” 他说人为什么会绝望？就是你脱离了个体，脱离了具体的生活你就容易绝望。他现在喜欢老六的说法“见招拆招”-------“人应该在具体的生活中生活，一件一件事情做，不要老想些大问题，大问题都是由小问题组成的，小问题做好了，大问题就自然解决了，老想没有用。 4 我俩初见面，我说我是谁，他说我认识你。我一愣，他说97年我在长沙，听你主持的电台节目，他还补一句证明一下“火柴的柴，安静的静”。 我都不太相信，怎么会在那儿遇上？他说当年在长沙唱歌，我奇怪，那时候湖南酒吧还远不成气候，好象都是夜总会，肥头大耳的主持人说塑料普通话，有小姐晚上跳艳舞的，唱歌的人都一口湘潭话，上台先说荤段子，后来知道他确实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唱，介绍到他，主持人说：“这是来自北京的金甲壳虫乐队的主唱周云蓬！” 他挣点儿钱，到处走，走一走再回北京住一阵子，上海苏州杭州南京长沙腾格里的沙漠阿拉善的戈壁，那曲草原和拉萨。走滇藏路，徒步到昆明。晚上有帐篷，不是买的，是找个裁缝店，找了些塑料布缝起来的。晚上刮个风就倒。身上就只有四个凉包子，一瓶小二锅头，又下雨，饥寒交迫，就地睡下。帐篷根本不顶事，都湿漉漉地糊在脸上。 冷热饥渴，这都特别具体，用他的话说，算是知道了自己的渺小，也别追问什么终极意义了，没有那个。生活本身“不好不坏”。有人说是不是用流浪考验自己的意志，他说：“这种考验有意义么？你也可以把手放到火上看谁时间长，这也是考验意志力，但是这是一种自虐行为嘛，为了显示人类的意志去做这种事情我觉得是一种虚荣，还不是个人的虚荣，是一种集体的虚荣感造成的一种东西，有的人以为全人类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哪怕在孤独的时候，他也为了某种目光在生活。” 他喜欢走，但是走到哪算哪，不是为了征服什么，也没有那么强烈的目的非要走到哪。当天在现场还有个女孩说，“我朋友让转告一声，希望您永远不签约大公司，永远在路上歌唱。” 周云蓬笑，“这是希望还是诅咒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得好。只有不正常的人才希望自己受苦。就像《大独裁者》里说的一样，那些人是机器人。我觉得你的朋友应该希望我能卖很多唱片，签大公司，有海边的大房子，在新闻联播放《中国孩子》，我们不歧视主流媒体。” 众人看着我笑。有人问，那请问怎么能兼济天下？他说，作一个自私的公民，能捍卫自己权利就不错了。我们过去的教育都是兼济天下给自己弄得面目全非也不敢说话，太空洞了。他说过其实人类这个概念就是一种幻觉，“因为你到不了所有的地方，你也不能接受所有的人，其实你所谓的人类就是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别的都是一种虚幻的东西，而且最终要回归到个人，什么都要最终回归到个人。” 5 那天座谈会是聊诗与歌，我说小时候接触的第一首诗是“一朵红花红又红，刘胡兰姐姐是英雄，毛主席题词金光照，生得伟大
他有一个盲校的同学，妈妈是老师，每天都要读一百多页书给孩子听，听完了他就对周云蓬说“我讲给你听听”。周说“气得我……我妈妈不认得多少字，我就制定了一个策略，你不是看得多吗，我就看得精，背一本《唐诗三百首》，背一千遍。《古文观止》，古汉语，管它什么，拿起来就背。他就说，哦你这个古代文学还可以”
这个看了诙谐又心酸。
他心里一直较这个劲，“要象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想去正常的学校上学，但不行，就报个高考补习班，离他家二十站地，都是走路。父母没空接，有次他爸爸骑个大的平板三轮车来接，那种运煤的平板车，停在外面，他就特别不好意思……觉得这种车，还不如自己走回去呢。就走回去。死得光荣”，一边跳皮筋一边唱。 他也差不太多，等到了青春期，看朦胧诗的年纪，我抄汪国真席慕蓉，他看北岛泰戈尔，那种翻译体的痕迹不容易脱离，在他的书里还是看得出来，比如他写《山鬼》：上帝坐在空荡荡的天堂，诗人走在寂寞的世上……俯瞰逝去的悲欢和沧桑，扛着自己的墓碑走遍四方。 “沧桑”“俯瞰”，这种词儿我们都喜欢过，用他的话说，有一种“挺正经”的劲儿。要打破这个不容易，学了那么多年都是要对仗要排比要押韵，“用十几个排比句把对方打倒”。我和周云蓬那时候都经常代表学校去参加讲演。题目基本上都是《我的家乡》，最后一句通常是平地里突然拔高一声儿：“难道不是这样吗？！” 一洒狗血就是满堂彩。他一个老师挺好，调走了。有个同学写文章：“李老师，虽然你已经离开了我们……” 他说，人都不会表达爱了。男女之情也一样，他说，“说给你介绍个“对象”，这种词就是一个很官方用语，‘对象’是一个哲学用语，介入一种男女之间的私情，让你对这个词一点都没有欲望了。还有什么“生活作风问题”，你的“个人问题今天解决了吗”？” 他觉得普通话本来就是一种人造语言，却硬生生地介入了人的私人生活。他用了有语音功能的电脑之后，人有了隐私才有尊严，能更自由地阅读，比方可以私下里看《金瓶梅》，可以狂热地看武侠小说了。他说，“阅读跟恋爱一样，要私人化，隐秘化。” 后来他四处走，喜欢听地方戏，看唱粤剧的盲人，全是北宋，南宋的古诗词。还有苏州评弹，小桥流水和白蛇传，用朴素的字儿唱人心里的感情。慢慢生活中尽量用直观的语言，不要块状，不要排比，尽量亲切。 他喜欢那些新的网络语言，悲催，苦逼，给力，说更多有色彩、有力量的民间语言出来，将来的诗人会有更好的土壤，可能会写的越来越好。 在座谈的现场他放了“野孩子”的歌，是写凡高的《伏热》：他的心就象石头一样坚强就算破碎了，那也是，那也是石头他的爱就象花儿一样善良就算天黑了，那也是，那也是花儿他说，多简单的词儿，花儿和石头，这简直是被先锋诗人嘲笑的词，但这诗意。 6 周云蓬写过一段话，“在我的梦里，会凭着小时候的记忆，看到树是绿的，还是蓝的，我健康的奔跑，不用怕撞到什么。可是我梦见了她，完全是一个黑影，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从此我在梦里和白天，都是瞎的。” 这个疼，是在人心脏上捏一下。之前他迷恋米兰昆德拉的小说里的萨宾娜，追求绝对的自由，“后来才明白，人一旦投入具体生活后就会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没法完全自由。生活一定要参与进去，然后才明白心灵的自由是怎么一回事，很多快乐是来源于不自由，你若是爱上一个人，它就是不自由的。一切专注都会损害自由” 两人在一起，没有钱，脾气也不会好，所有的浪漫都磨没了。快分手，他在宁夏，半夜听到楼道电话响就往外跑，总觉得是她打来的，还是分了手。 他说，恋爱的这种痛苦，会让人落到地面，精神回归到肉体。崔健怎么唱的？----恋爱的时候理论都是虚的，只有分手时的疼痛才是实的。 恋爱最让人了解什么是无奈，你没法预料也不可争取，命运象磕煮熟的鸡蛋一样，不急不慢地，把人的壳一层层磕掉了，柔嫩脆弱地露出来。 他原来觉得诗与歌高于生活，这后来才明白歌和诗只是生活的流露“那么多经历，那么多故事，最后变成一首歌，但它们的目的并不是变成一首歌，它们是没办法了” 他写了这首《不会说话的爱情》：绣花绣的累了吧 牛羊也下山喽我们烧自己的房子和身体 生起火来解开你的红肚带 洒一床雪花白普天下所有的水 都在你眼中荡开 …… 日子快到头了 果子也熟透了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 从此仇深似海你去你的未来 我去我的未来 …… 期待更美的人到来 期待更好的人到来期待我们的灵魂附体 重新回来重新回来 重新回来期待我的灵魂附体，重新回来。痛苦不是财富，痛苦就是痛苦，“你要知道这些经历是为了一首歌，你非气死不可，你才不愿意去写。你会想，别写那首歌了，宁愿经历好一点。” 只不过人无路可走的时候，说不出来的时候，音乐降临。 7 零四年以后，他经济压力不像以前那样大，精神上就自在一些，幽默感在音乐里也复苏了，不那么沉重，在歌里跟李白开玩笑。他说住在香山把过去生活里黑暗的东西消解了很多.他喜欢爬爬山，偷偷翻到植物园里边，一条小路拐来拐去，能找到好多名人的墓。刘天华、刘半农、梅兰芳、马连良，还有梁启超，“他们都静静地呆在那里，看着我看不到的世界。” 他写了《春天责备》，说“这个诗刚写的时候，我是感觉到春天很多繁茂的花，它对于人是一种责备。你比方你的生活很抑郁，生活很暗淡，它对你就是一种责备。” 他写：“我的小屋后面是树木丛生的野山坡，坡上有一片墓园，墓园旁摆放着十几个蜂箱。天气好的时候，蜜蜂的嗡嗡声融入阳光，有一种催眠的作用。一个人坐上个把小时，时间缓慢逐渐凝固，感觉自己成了金黄琥珀中的一只昆虫。还有一只猫和狗，每逢我改善生活，他们都会不请自到。锅里的羊排熟了，我摸索着掀开锅盖，锅沿旁左边一只猫头右边一只狗头，都跃跃欲试着。”。 这里头有一种烂熟的心平气和，他说古兰经里有句话：命运如大海，自由如小舟。你的船不可能到陆地上去航行，人要尊重一种界限，可是这只船在命运里还是可以很自由的。 他看不见字，但对《诗经》有一种嗅觉上的好感，他写： “诗经最终长成了一株香樟树杜甫是那种沉积的落叶欧阳修是秋天的苦香他说：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予之叹息” 后来他写《牛羊下山》，包括《不会说话的爱情》的歌词，很多来自于嗅觉上的灵感。“牛羊下山，晚炊，草木香，山气日夕佳，生火的柴火和牛粪味，陈年的米缸。嗅觉更接近于艺术的本质，它和艺术冲动一样的深邃原始。” 他说在西藏喜欢听牛铃的声音。“一低头一抬头，周围全是牛铃的声音，变幻莫测又清透。我比较喜欢水声，海洋啊，流水啊。我去过雅鲁藏布江大拐弯，据说那里的水很壮烈。我听了听，像闷雷，很低沉，很持久。我是靠听觉来感觉世界的” 这世界是他闻出来，听出来，摸出来，踩出来的，人们只是看到事物存在，但他能感觉到事物的存在，看看他写这个-------- “为什么我唱：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而不是一个叫马头，一个叫马尾？木头里有人的向往和悔意。张枣诗云：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很多人有眼睛，但他们早已不看，不听，没有感觉，象石头一样不再闪烁。 8 在中央台录节目的时候，有观众对他说，“我非常不幸失明过，又非常幸运地重返光明，所以我想把失明时感受到的一切展现出来。” 周云蓬说，如果你失明的时候没有做好，那你能看见的时候也未必能做好，我并不认为失明的生活会是一种艺术的来源、灵感。他说，失明是一个存在，对他来说，走在街上，被石头绊了个跟头，这个石头就会提醒你一次，你缺了些什么，那种感觉渗透一生，没法超越。他说，“我承认它的存在，也承认没法超越，或许这就是我看待它的态度。” 有人说那你怎么保持平衡，他说我尊重我的倾斜甚至倒下，平衡是高高在上者的品质。常有人问他，“你看不见是否非常痛苦？”他说，“还可以。” 他们说，你真坚强。他说，你要让每个人说起来，谁都挺痛苦的，痛苦是个最普通最平常最普及的东西，比电视还普及。很多人说：“见到了你，才觉得能看见世界是这样的幸福” 他说，幸福不是比较得来的。 9 老罗心疼曾轶可，要给她录专辑，有天说约了周云蓬和小河给小曾做配器，我们都意外-----这八竿子打不着的几个人怎么掺和到一块，最后小曾果然没去，说瞧不上这音乐，他们几个人就围着个空椅子合了张影，罗永浩自己也觉得“不堪回首”，不过周云蓬说起这事儿笑呵呵，说小曾的歌挺好，词的语感很好。只不过她上了超女，所以争议大了。“如果她是一个地下乐队的，比如说“幸福大街”的，没人会觉得她这么跑调会怎么着，左小祖咒也跑，就没人说” 他没有阵营感，也没有剑拔弩张的东西，不刻意制造高潮，也不刻意反高潮，他只是诚实。座谈会现场有一个年青男孩，站起来对他说，很快要到克拉玛依多少年了，让他唱一首《中国孩子》。他说，这不是唱这歌的场合。歌也不是说，来你唱一首吧就唱的，那对歌也不尊重。那男孩说“那你就组织免费的纪念演唱会吧” 他说
十七八岁的时候，正是虚荣心最强的时候，下课时走廊里全是学生，他怕撞了人，还想到人群里有同龄的小姑娘，有一种自卑，他说那种心情特别扭，“走进那条走廊就像踏入地狱一样，总是等所有人都进教室了，最后一个进去。”
每天回家把课堂录音整理成盲文，有时候要抄好几天，他居然能这么把地理学好，“那时关于气候带，测算太阳高度角，都要看地图，理解起来特别麻烦，我要动用所有智慧来理解。”
他青春期这种狂热，几乎是一种精神上的高烧，不是这样也支持不下来。
我那时候能找到的有文学味道的书很少，他能找到的盲文书就更少，图书馆都是比如《毛泽东选集》，还有一些按摩的书，文学类的极少，《红楼梦》全是洁本，涉及谈恋爱的都给你删掉。他说“我恨透那些删书的人了”。
他考上长春大学特教学院的中文系。发现会弹吉它的男生比写诗的男生更吸引女生，就开始学琴，学完琴教人，教一小时琴，人家帮他念两个小时书。本来也想听点武侠小说，但觉得让别人念这样的书，自己就太亏了，就念世界名著，人家读得辛苦，他自己也只好强挺着不能睡着，“所以《复活》、《红与黑》、《恶心》都是半梦半醒中读完的。”
上完学他被分配到一个色拉油厂，“我想上班，工厂也不让我去上班。我特别焦躁，成天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想着这样的日子离死还有几十年，怎么过啊？我想劳动，但是不被允许。经济利益还是另一方面。我参与不到现实生活中去，没有荣誉感，没有那种被人认可的成就感。”1 我第一次听周云蓬唱歌是三年前在一个酒吧里，没座位，大家都坐硬纸板上。坐我前头两个姑娘在聊男朋友的事儿，拿着手机看照片，这个环境里，我有一搭没一搭听着。他唱到《中国孩子》“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这歌太狠了，象刀子一样扎人，我有点坐不住，听完站起身走了。从1994年克拉玛依大火开始，多少事在人心里过一遍又是一遍，沤了好些年，他才写了这歌，火里水里，就这么沤出来的。他写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卡住了，把“大难临头”改成“死到临头”，才觉得一吐为快。 2 他9岁彻底失明，有记者问这是否从精神上摧毁了你？他回答，不会的，那时我还没有精神。灾难来的太早，它扑了个空。小孩子感到的是难受，象心上擦着砂纸“小时候总是姐姐带我去厕所，每次刚蹲下，姐姐就会在外面叫“完了吗？”我说“没完。”过几分钟，姐姐又叫“完了吗？”我说“没完！”心里特内疚惭愧，仿佛自己是个贼。那时想，什么时候自己想去厕所就去厕所，而且一个人去，想什么时候完就可以什么时候完，该多好！” 看看中国现在唱民谣的人，唱得青山绿水的，但70年代出生的人，谁有天真烂漫的过去？罗大佑唱《童年》是写实，周云蓬翻唱只能是个想象：“没那么文雅的童年，没山没水，我们那里就是些平房。” 没什么美，没什么诗意，就是这么个年代，就是这么回事。人在贫瘠的地里是贪婪地想象着一点儿湿味儿往出长的。他有一个盲校的同学，妈妈是老师，每天都要读一百多页书给孩子听，听完了他就对周云蓬说“我讲给你听听”。周说“气得我……我妈妈不认得多少字，我就制定了一个策略，你不是看得多吗，我就看得精，背一本《唐诗三百首》，背一千遍。《古文观止》，古汉语，管它什么，拿起来就背。他就说，哦你这个古代文学还可以” 这个看了诙谐又心酸。他心里一直较这个劲，“要象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想去正常的学校上学，但不行，就报个高考补习班，离他家二十站地，都是走路。父母没空接，有次他爸爸骑个大的平板三轮车来接，那种运煤的平板车，停在外面，他就特别不好意思……觉得这种车，还不如自己走回去呢。就走回去。 十七八岁的时候，正是虚荣心最强的时候，下课时走廊里全是学生，他怕撞了人，还想到人群里有同龄的小姑娘，有一种自卑，他说那种心情特别扭，“走进那条走廊就像踏入地狱一样，总是等所有人都进教室了，最后一个进去。” 每天回家把课堂录音整理成盲文，有时候要抄好几天，他居然能这么把地理学好，“那时关于气候带，测算太阳高度角，都要看地图，理解起来特别麻烦，我要动用所有智慧来理解。” 他青春期这种狂热，几乎是一种精神上的高烧，不是这样也支持不下来。我那时候能找到的有文学味道的书很少，他能找到的盲文书就更少，图书馆都是比如《毛泽东选集》，还有一些按摩的书，文学类的极少，《红楼梦》全是洁本，涉及谈恋爱的都给你删掉。他说“我恨透那些删书的人了”。 他考上长春大学特教学院的中文系。发现会弹吉它的男生比写诗的男生更吸引女生，就开始学琴，学完琴教人，教一小时琴，人家帮他念两个小时书。本来也想听点武侠小说，但觉得让别人念这样的书，自己就太亏了，就念世界名著，人家读得辛苦，他自己也只好强挺着不能睡着，“所以《复活》、《红与黑》、《恶心》都是半梦半醒中读完的。” 上完学他被分配到一个色拉油厂，“我想上班，工厂也不让我去上班。我特别焦躁，成天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想着这样的日子离死还有几十年，怎么过啊？我想劳动，但是不被允许。经济利益还是另一方面。我参与不到现实生活中去，没有荣誉感，没有那种被人认可的成就感。” 他嘲笑那种日子是“狗活”，想来北京试试，先看能不能活下来，别的不会，会写诗，会弹琴，所以一下车就去了西直门地铁，卖唱挣了二十块钱，觉得能活下去，就留下来了。 卖唱这两个字看着很刺目，但他不回避这个词，他说这里头有一种命，“盲人有自己的祖先。荷马、高渐离这些盲艺人都喜欢到处走，在街头唱歌。可能因为失明以后会脱离社会的流水线，成为很闲很没用的人。没用也就不会受到流水线的带动、冲击，就到处转一转，用唱歌记录时代，一辈子就过去了。” 3 1998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碰见的男青年，经常都是三句话，“我漂在北京，我是搞艺术的，我总有一种想死的冲动” 有的还有第四句话“你们学校在哪儿？要不我到你们食堂找你吧” 后来看周云蓬写，他当时住在圆明园，那儿都是不着四六的艺术青年，大都这套路，靠这几句话泡妞和蹭饭，等饭点儿到了，坐人对面，你就得让他“吃一碗吧” “不吃不吃” “吃一碗吧” “不吃” “别客气，吃两碗吧” “那行” 他没那种小混混气质，只好每天盐水煮面条，没事整天读《圣经》、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读舍斯托夫和基督教神学的书，不停追问自己很多终极问题。自嘲当年的“大而无当” 他自己也说，那个阶段，思想还没有落实到生活里。他的朋友写过，“他喝醉了，一屁股坐在门前冰冷的水泥地上，死活不肯进屋，还用盲杖狠敲着地面，一遍遍地狂喊：‘要么握手，要么绝望……要么握手，要么绝望……’ 他说“我以前是个苦大仇深的人。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你是个残疾人，你要自强不息，身残志坚。我去北京之后一直在淡化这种意识，别老当悲剧英雄。” 他说人为什么会绝望？就是你脱离了个体，脱离了具体的生活你就容易绝望。他现在喜欢老六的说法“见招拆招”-------“人应该在具体的生活中生活，一件一件事情做，不要老想些大问题，大问题都是由小问题组成的，小问题做好了，大问题就自然解决了，老想没有用。 4 我俩初见面，我说我是谁，他说我认识你。我一愣，他说97年我在长沙，听你主持的电台节目，他还补一句证明一下“火柴的柴，安静的静”。 我都不太相信，怎么会在那儿遇上？他说当年在长沙唱歌，我奇怪，那时候湖南酒吧还远不成气候，好象都是夜总会，肥头大耳的主持人说塑料普通话，有小姐晚上跳艳舞的，唱歌的人都一口湘潭话，上台先说荤段子，后来知道他确实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唱，介绍到他，主持人说：“这是来自北京的金甲壳虫乐队的主唱周云蓬！” 他挣点儿钱，到处走，走一走再回北京住一阵子，上海苏州杭州南京长沙腾格里的沙漠阿拉善的戈壁，那曲草原和拉萨。走滇藏路，徒步到昆明。晚上有帐篷，不是买的，是找个裁缝店，找了些塑料布缝起来的。晚上刮个风就倒。身上就只有四个凉包子，一瓶小二锅头，又下雨，饥寒交迫，就地睡下。帐篷根本不顶事，都湿漉漉地糊在脸上。 冷热饥渴，这都特别具体，用他的话说，算是知道了自己的渺小，也别追问什么终极意义了，没有那个。生活本身“不好不坏”。有人说是不是用流浪考验自己的意志，他说：“这种考验有意义么？你也可以把手放到火上看谁时间长，这也是考验意志力，但是这是一种自虐行为嘛，为了显示人类的意志去做这种事情我觉得是一种虚荣，还不是个人的虚荣，是一种集体的虚荣感造成的一种东西，有的人以为全人类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哪怕在孤独的时候，他也为了某种目光在生活。” 他喜欢走，但是走到哪算哪，不是为了征服什么，也没有那么强烈的目的非要走到哪。当天在现场还有个女孩说，“我朋友让转告一声，希望您永远不签约大公司，永远在路上歌唱。” 周云蓬笑，“这是希望还是诅咒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得好。只有不正常的人才希望自己受苦。就像《大独裁者》里说的一样，那些人是机器人。我觉得你的朋友应该希望我能卖很多唱片，签大公司，有海边的大房子，在新闻联播放《中国孩子》，我们不歧视主流媒体。” 众人看着我笑。有人问，那请问怎么能兼济天下？他说，作一个自私的公民，能捍卫自己权利就不错了。我们过去的教育都是兼济天下给自己弄得面目全非也不敢说话，太空洞了。他说过其实人类这个概念就是一种幻觉，“因为你到不了所有的地方，你也不能接受所有的人，其实你所谓的人类就是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别的都是一种虚幻的东西，而且最终要回归到个人，什么都要最终回归到个人。” 5 那天座谈会是聊诗与歌，我说小时候接触的第一首诗是“一朵红花红又红，刘胡兰姐姐是英雄，毛主席题词金光照，生得伟大
他嘲笑那种日子是“狗活”，想来北京试试，先看能不能活下来，别的不会，会写诗，会弹琴，所以一下车就去了西直门地铁，卖唱挣了二十块钱，觉得能活下去，就留下来了。
卖唱这两个字看着很刺目，但他不回避这个词，他说这里头有一种命，“盲人有自己的祖先。荷马、高渐离这些盲艺人都喜欢到处走，在街头唱歌。可能因为失明以后会脱离社会的流水线，成为很闲很没用的人。没用也就不会受到流水线的带动、冲击，就到处转一转，用唱歌记录时代，一辈子就过去了。”
31 我第一次听周云蓬唱歌是三年前在一个酒吧里，没座位，大家都坐硬纸板上。坐我前头两个姑娘在聊男朋友的事儿，拿着手机看照片，这个环境里，我有一搭没一搭听着。他唱到《中国孩子》“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这歌太狠了，象刀子一样扎人，我有点坐不住，听完站起身走了。从1994年克拉玛依大火开始，多少事在人心里过一遍又是一遍，沤了好些年，他才写了这歌，火里水里，就这么沤出来的。他写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卡住了，把“大难临头”改成“死到临头”，才觉得一吐为快。 2 他9岁彻底失明，有记者问这是否从精神上摧毁了你？他回答，不会的，那时我还没有精神。灾难来的太早，它扑了个空。小孩子感到的是难受，象心上擦着砂纸“小时候总是姐姐带我去厕所，每次刚蹲下，姐姐就会在外面叫“完了吗？”我说“没完。”过几分钟，姐姐又叫“完了吗？”我说“没完！”心里特内疚惭愧，仿佛自己是个贼。那时想，什么时候自己想去厕所就去厕所，而且一个人去，想什么时候完就可以什么时候完，该多好！” 看看中国现在唱民谣的人，唱得青山绿水的，但70年代出生的人，谁有天真烂漫的过去？罗大佑唱《童年》是写实，周云蓬翻唱只能是个想象：“没那么文雅的童年，没山没水，我们那里就是些平房。” 没什么美，没什么诗意，就是这么个年代，就是这么回事。人在贫瘠的地里是贪婪地想象着一点儿湿味儿往出长的。他有一个盲校的同学，妈妈是老师，每天都要读一百多页书给孩子听，听完了他就对周云蓬说“我讲给你听听”。周说“气得我……我妈妈不认得多少字，我就制定了一个策略，你不是看得多吗，我就看得精，背一本《唐诗三百首》，背一千遍。《古文观止》，古汉语，管它什么，拿起来就背。他就说，哦你这个古代文学还可以” 这个看了诙谐又心酸。他心里一直较这个劲，“要象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想去正常的学校上学，但不行，就报个高考补习班，离他家二十站地，都是走路。父母没空接，有次他爸爸骑个大的平板三轮车来接，那种运煤的平板车，停在外面，他就特别不好意思……觉得这种车，还不如自己走回去呢。就走回去。 十七八岁的时候，正是虚荣心最强的时候，下课时走廊里全是学生，他怕撞了人，还想到人群里有同龄的小姑娘，有一种自卑，他说那种心情特别扭，“走进那条走廊就像踏入地狱一样，总是等所有人都进教室了，最后一个进去。” 每天回家把课堂录音整理成盲文，有时候要抄好几天，他居然能这么把地理学好，“那时关于气候带，测算太阳高度角，都要看地图，理解起来特别麻烦，我要动用所有智慧来理解。” 他青春期这种狂热，几乎是一种精神上的高烧，不是这样也支持不下来。我那时候能找到的有文学味道的书很少，他能找到的盲文书就更少，图书馆都是比如《毛泽东选集》，还有一些按摩的书，文学类的极少，《红楼梦》全是洁本，涉及谈恋爱的都给你删掉。他说“我恨透那些删书的人了”。 他考上长春大学特教学院的中文系。发现会弹吉它的男生比写诗的男生更吸引女生，就开始学琴，学完琴教人，教一小时琴，人家帮他念两个小时书。本来也想听点武侠小说，但觉得让别人念这样的书，自己就太亏了，就念世界名著，人家读得辛苦，他自己也只好强挺着不能睡着，“所以《复活》、《红与黑》、《恶心》都是半梦半醒中读完的。” 上完学他被分配到一个色拉油厂，“我想上班，工厂也不让我去上班。我特别焦躁，成天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想着这样的日子离死还有几十年，怎么过啊？我想劳动，但是不被允许。经济利益还是另一方面。我参与不到现实生活中去，没有荣誉感，没有那种被人认可的成就感。” 他嘲笑那种日子是“狗活”，想来北京试试，先看能不能活下来，别的不会，会写诗，会弹琴，所以一下车就去了西直门地铁，卖唱挣了二十块钱，觉得能活下去，就留下来了。 卖唱这两个字看着很刺目，但他不回避这个词，他说这里头有一种命，“盲人有自己的祖先。荷马、高渐离这些盲艺人都喜欢到处走，在街头唱歌。可能因为失明以后会脱离社会的流水线，成为很闲很没用的人。没用也就不会受到流水线的带动、冲击，就到处转一转，用唱歌记录时代，一辈子就过去了。” 3 1998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碰见的男青年，经常都是三句话，“我漂在北京，我是搞艺术的，我总有一种想死的冲动” 有的还有第四句话“你们学校在哪儿？要不我到你们食堂找你吧” 后来看周云蓬写，他当时住在圆明园，那儿都是不着四六的艺术青年，大都这套路，靠这几句话泡妞和蹭饭，等饭点儿到了，坐人对面，你就得让他“吃一碗吧” “不吃不吃” “吃一碗吧” “不吃” “别客气，吃两碗吧” “那行” 他没那种小混混气质，只好每天盐水煮面条，没事整天读《圣经》、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读舍斯托夫和基督教神学的书，不停追问自己很多终极问题。自嘲当年的“大而无当” 他自己也说，那个阶段，思想还没有落实到生活里。他的朋友写过，“他喝醉了，一屁股坐在门前冰冷的水泥地上，死活不肯进屋，还用盲杖狠敲着地面，一遍遍地狂喊：‘要么握手，要么绝望……要么握手，要么绝望……’ 他说“我以前是个苦大仇深的人。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你是个残疾人，你要自强不息，身残志坚。我去北京之后一直在淡化这种意识，别老当悲剧英雄。” 他说人为什么会绝望？就是你脱离了个体，脱离了具体的生活你就容易绝望。他现在喜欢老六的说法“见招拆招”-------“人应该在具体的生活中生活，一件一件事情做，不要老想些大问题，大问题都是由小问题组成的，小问题做好了，大问题就自然解决了，老想没有用。 4 我俩初见面，我说我是谁，他说我认识你。我一愣，他说97年我在长沙，听你主持的电台节目，他还补一句证明一下“火柴的柴，安静的静”。 我都不太相信，怎么会在那儿遇上？他说当年在长沙唱歌，我奇怪，那时候湖南酒吧还远不成气候，好象都是夜总会，肥头大耳的主持人说塑料普通话，有小姐晚上跳艳舞的，唱歌的人都一口湘潭话，上台先说荤段子，后来知道他确实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唱，介绍到他，主持人说：“这是来自北京的金甲壳虫乐队的主唱周云蓬！” 他挣点儿钱，到处走，走一走再回北京住一阵子，上海苏州杭州南京长沙腾格里的沙漠阿拉善的戈壁，那曲草原和拉萨。走滇藏路，徒步到昆明。晚上有帐篷，不是买的，是找个裁缝店，找了些塑料布缝起来的。晚上刮个风就倒。身上就只有四个凉包子，一瓶小二锅头，又下雨，饥寒交迫，就地睡下。帐篷根本不顶事，都湿漉漉地糊在脸上。 冷热饥渴，这都特别具体，用他的话说，算是知道了自己的渺小，也别追问什么终极意义了，没有那个。生活本身“不好不坏”。有人说是不是用流浪考验自己的意志，他说：“这种考验有意义么？你也可以把手放到火上看谁时间长，这也是考验意志力，但是这是一种自虐行为嘛，为了显示人类的意志去做这种事情我觉得是一种虚荣，还不是个人的虚荣，是一种集体的虚荣感造成的一种东西，有的人以为全人类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哪怕在孤独的时候，他也为了某种目光在生活。” 他喜欢走，但是走到哪算哪，不是为了征服什么，也没有那么强烈的目的非要走到哪。当天在现场还有个女孩说，“我朋友让转告一声，希望您永远不签约大公司，永远在路上歌唱。” 周云蓬笑，“这是希望还是诅咒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得好。只有不正常的人才希望自己受苦。就像《大独裁者》里说的一样，那些人是机器人。我觉得你的朋友应该希望我能卖很多唱片，签大公司，有海边的大房子，在新闻联播放《中国孩子》，我们不歧视主流媒体。” 众人看着我笑。有人问，那请问怎么能兼济天下？他说，作一个自私的公民，能捍卫自己权利就不错了。我们过去的教育都是兼济天下给自己弄得面目全非也不敢说话，太空洞了。他说过其实人类这个概念就是一种幻觉，“因为你到不了所有的地方，你也不能接受所有的人，其实你所谓的人类就是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别的都是一种虚幻的东西，而且最终要回归到个人，什么都要最终回归到个人。” 5 那天座谈会是聊诗与歌，我说小时候接触的第一首诗是“一朵红花红又红，刘胡兰姐姐是英雄，毛主席题词金光照，生得伟大
1998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碰见的男青年，经常都是三句话，“我漂在北京，我是搞艺术的，我总有一种想死的冲动”
有的还有第四句话“你们学校在哪儿？要不我到你们食堂找你吧”
后来看周云蓬写，他当时住在圆明园，那儿都是不着四六的艺术青年，大都这套路，靠这几句话泡妞和蹭饭，等饭点儿到了，坐人对面，你就得让他“吃一碗吧”死得光荣”，一边跳皮筋一边唱。 他也差不太多，等到了青春期，看朦胧诗的年纪，我抄汪国真席慕蓉，他看北岛泰戈尔，那种翻译体的痕迹不容易脱离，在他的书里还是看得出来，比如他写《山鬼》：上帝坐在空荡荡的天堂，诗人走在寂寞的世上……俯瞰逝去的悲欢和沧桑，扛着自己的墓碑走遍四方。 “沧桑”“俯瞰”，这种词儿我们都喜欢过，用他的话说，有一种“挺正经”的劲儿。要打破这个不容易，学了那么多年都是要对仗要排比要押韵，“用十几个排比句把对方打倒”。我和周云蓬那时候都经常代表学校去参加讲演。题目基本上都是《我的家乡》，最后一句通常是平地里突然拔高一声儿：“难道不是这样吗？！” 一洒狗血就是满堂彩。他一个老师挺好，调走了。有个同学写文章：“李老师，虽然你已经离开了我们……” 他说，人都不会表达爱了。男女之情也一样，他说，“说给你介绍个“对象”，这种词就是一个很官方用语，‘对象’是一个哲学用语，介入一种男女之间的私情，让你对这个词一点都没有欲望了。还有什么“生活作风问题”，你的“个人问题今天解决了吗”？” 他觉得普通话本来就是一种人造语言，却硬生生地介入了人的私人生活。他用了有语音功能的电脑之后，人有了隐私才有尊严，能更自由地阅读，比方可以私下里看《金瓶梅》，可以狂热地看武侠小说了。他说，“阅读跟恋爱一样，要私人化，隐秘化。” 后来他四处走，喜欢听地方戏，看唱粤剧的盲人，全是北宋，南宋的古诗词。还有苏州评弹，小桥流水和白蛇传，用朴素的字儿唱人心里的感情。慢慢生活中尽量用直观的语言，不要块状，不要排比，尽量亲切。 他喜欢那些新的网络语言，悲催，苦逼，给力，说更多有色彩、有力量的民间语言出来，将来的诗人会有更好的土壤，可能会写的越来越好。 在座谈的现场他放了“野孩子”的歌，是写凡高的《伏热》：他的心就象石头一样坚强就算破碎了，那也是，那也是石头他的爱就象花儿一样善良就算天黑了，那也是，那也是花儿他说，多简单的词儿，花儿和石头，这简直是被先锋诗人嘲笑的词，但这诗意。 6 周云蓬写过一段话，“在我的梦里，会凭着小时候的记忆，看到树是绿的，还是蓝的，我健康的奔跑，不用怕撞到什么。可是我梦见了她，完全是一个黑影，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从此我在梦里和白天，都是瞎的。” 这个疼，是在人心脏上捏一下。之前他迷恋米兰昆德拉的小说里的萨宾娜，追求绝对的自由，“后来才明白，人一旦投入具体生活后就会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没法完全自由。生活一定要参与进去，然后才明白心灵的自由是怎么一回事，很多快乐是来源于不自由，你若是爱上一个人，它就是不自由的。一切专注都会损害自由” 两人在一起，没有钱，脾气也不会好，所有的浪漫都磨没了。快分手，他在宁夏，半夜听到楼道电话响就往外跑，总觉得是她打来的，还是分了手。 他说，恋爱的这种痛苦，会让人落到地面，精神回归到肉体。崔健怎么唱的？----恋爱的时候理论都是虚的，只有分手时的疼痛才是实的。 恋爱最让人了解什么是无奈，你没法预料也不可争取，命运象磕煮熟的鸡蛋一样，不急不慢地，把人的壳一层层磕掉了，柔嫩脆弱地露出来。 他原来觉得诗与歌高于生活，这后来才明白歌和诗只是生活的流露“那么多经历，那么多故事，最后变成一首歌，但它们的目的并不是变成一首歌，它们是没办法了” 他写了这首《不会说话的爱情》：绣花绣的累了吧 牛羊也下山喽我们烧自己的房子和身体 生起火来解开你的红肚带 洒一床雪花白普天下所有的水 都在你眼中荡开 …… 日子快到头了 果子也熟透了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 从此仇深似海你去你的未来 我去我的未来 …… 期待更美的人到来 期待更好的人到来期待我们的灵魂附体 重新回来重新回来 重新回来期待我的灵魂附体，重新回来。痛苦不是财富，痛苦就是痛苦，“你要知道这些经历是为了一首歌，你非气死不可，你才不愿意去写。你会想，别写那首歌了，宁愿经历好一点。” 只不过人无路可走的时候，说不出来的时候，音乐降临。 7 零四年以后，他经济压力不像以前那样大，精神上就自在一些，幽默感在音乐里也复苏了，不那么沉重，在歌里跟李白开玩笑。他说住在香山把过去生活里黑暗的东西消解了很多.他喜欢爬爬山，偷偷翻到植物园里边，一条小路拐来拐去，能找到好多名人的墓。刘天华、刘半农、梅兰芳、马连良，还有梁启超，“他们都静静地呆在那里，看着我看不到的世界。” 他写了《春天责备》，说“这个诗刚写的时候，我是感觉到春天很多繁茂的花，它对于人是一种责备。你比方你的生活很抑郁，生活很暗淡，它对你就是一种责备。” 他写：“我的小屋后面是树木丛生的野山坡，坡上有一片墓园，墓园旁摆放着十几个蜂箱。天气好的时候，蜜蜂的嗡嗡声融入阳光，有一种催眠的作用。一个人坐上个把小时，时间缓慢逐渐凝固，感觉自己成了金黄琥珀中的一只昆虫。还有一只猫和狗，每逢我改善生活，他们都会不请自到。锅里的羊排熟了，我摸索着掀开锅盖，锅沿旁左边一只猫头右边一只狗头，都跃跃欲试着。”。 这里头有一种烂熟的心平气和，他说古兰经里有句话：命运如大海，自由如小舟。你的船不可能到陆地上去航行，人要尊重一种界限，可是这只船在命运里还是可以很自由的。 他看不见字，但对《诗经》有一种嗅觉上的好感，他写： “诗经最终长成了一株香樟树杜甫是那种沉积的落叶欧阳修是秋天的苦香他说：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予之叹息” 后来他写《牛羊下山》，包括《不会说话的爱情》的歌词，很多来自于嗅觉上的灵感。“牛羊下山，晚炊，草木香，山气日夕佳，生火的柴火和牛粪味，陈年的米缸。嗅觉更接近于艺术的本质，它和艺术冲动一样的深邃原始。” 他说在西藏喜欢听牛铃的声音。“一低头一抬头，周围全是牛铃的声音，变幻莫测又清透。我比较喜欢水声，海洋啊，流水啊。我去过雅鲁藏布江大拐弯，据说那里的水很壮烈。我听了听，像闷雷，很低沉，很持久。我是靠听觉来感觉世界的” 这世界是他闻出来，听出来，摸出来，踩出来的，人们只是看到事物存在，但他能感觉到事物的存在，看看他写这个-------- “为什么我唱：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而不是一个叫马头，一个叫马尾？木头里有人的向往和悔意。张枣诗云：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很多人有眼睛，但他们早已不看，不听，没有感觉，象石头一样不再闪烁。 8 在中央台录节目的时候，有观众对他说，“我非常不幸失明过，又非常幸运地重返光明，所以我想把失明时感受到的一切展现出来。” 周云蓬说，如果你失明的时候没有做好，那你能看见的时候也未必能做好，我并不认为失明的生活会是一种艺术的来源、灵感。他说，失明是一个存在，对他来说，走在街上，被石头绊了个跟头，这个石头就会提醒你一次，你缺了些什么，那种感觉渗透一生，没法超越。他说，“我承认它的存在，也承认没法超越，或许这就是我看待它的态度。” 有人说那你怎么保持平衡，他说我尊重我的倾斜甚至倒下，平衡是高高在上者的品质。常有人问他，“你看不见是否非常痛苦？”他说，“还可以。” 他们说，你真坚强。他说，你要让每个人说起来，谁都挺痛苦的，痛苦是个最普通最平常最普及的东西，比电视还普及。很多人说：“见到了你，才觉得能看见世界是这样的幸福” 他说，幸福不是比较得来的。 9 老罗心疼曾轶可，要给她录专辑，有天说约了周云蓬和小河给小曾做配器，我们都意外-----这八竿子打不着的几个人怎么掺和到一块，最后小曾果然没去，说瞧不上这音乐，他们几个人就围着个空椅子合了张影，罗永浩自己也觉得“不堪回首”，不过周云蓬说起这事儿笑呵呵，说小曾的歌挺好，词的语感很好。只不过她上了超女，所以争议大了。“如果她是一个地下乐队的，比如说“幸福大街”的，没人会觉得她这么跑调会怎么着，左小祖咒也跑，就没人说” 他没有阵营感，也没有剑拔弩张的东西，不刻意制造高潮，也不刻意反高潮，他只是诚实。座谈会现场有一个年青男孩，站起来对他说，很快要到克拉玛依多少年了，让他唱一首《中国孩子》。他说，这不是唱这歌的场合。歌也不是说，来你唱一首吧就唱的，那对歌也不尊重。那男孩说“那你就组织免费的纪念演唱会吧” 他说
“不吃不吃”
“吃一碗吧”
“不吃”
“别客气，吃两碗吧”
“那行”
他没那种小混混气质，只好每天盐水煮面条，没事整天读《圣经》、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读舍斯托夫和基督教神学的书，不停追问自己很多终极问题。自嘲当年的“大而无当”
他自己也说，那个阶段，思想还没有落实到生活里。他的朋友写过，“他喝醉了，一屁股坐在门前冰冷的水泥地上，死活不肯进屋，还用盲杖狠敲着地面，一遍遍地狂喊：‘要么握手，要么绝望……要么握手，要么绝望……’
他说“我以前是个苦大仇深的人。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你是个残疾人，你要自强不息，身残志坚。我去北京之后一直在淡化这种意识，别老当悲剧英雄。”
他说人为什么会绝望？就是你脱离了个体，脱离了具体的生活你就容易绝望。
他现在喜欢老六的说法“见招拆招”-------“人应该在具体的生活中生活，一件一件事情做，不要老想些大问题，大问题都是由小问题组成的，小问题做好了，大问题就自然解决了，老想没有用。

41 我第一次听周云蓬唱歌是三年前在一个酒吧里，没座位，大家都坐硬纸板上。坐我前头两个姑娘在聊男朋友的事儿，拿着手机看照片，这个环境里，我有一搭没一搭听着。他唱到《中国孩子》“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这歌太狠了，象刀子一样扎人，我有点坐不住，听完站起身走了。从1994年克拉玛依大火开始，多少事在人心里过一遍又是一遍，沤了好些年，他才写了这歌，火里水里，就这么沤出来的。他写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卡住了，把“大难临头”改成“死到临头”，才觉得一吐为快。 2 他9岁彻底失明，有记者问这是否从精神上摧毁了你？他回答，不会的，那时我还没有精神。灾难来的太早，它扑了个空。小孩子感到的是难受，象心上擦着砂纸“小时候总是姐姐带我去厕所，每次刚蹲下，姐姐就会在外面叫“完了吗？”我说“没完。”过几分钟，姐姐又叫“完了吗？”我说“没完！”心里特内疚惭愧，仿佛自己是个贼。那时想，什么时候自己想去厕所就去厕所，而且一个人去，想什么时候完就可以什么时候完，该多好！” 看看中国现在唱民谣的人，唱得青山绿水的，但70年代出生的人，谁有天真烂漫的过去？罗大佑唱《童年》是写实，周云蓬翻唱只能是个想象：“没那么文雅的童年，没山没水，我们那里就是些平房。” 没什么美，没什么诗意，就是这么个年代，就是这么回事。人在贫瘠的地里是贪婪地想象着一点儿湿味儿往出长的。他有一个盲校的同学，妈妈是老师，每天都要读一百多页书给孩子听，听完了他就对周云蓬说“我讲给你听听”。周说“气得我……我妈妈不认得多少字，我就制定了一个策略，你不是看得多吗，我就看得精，背一本《唐诗三百首》，背一千遍。《古文观止》，古汉语，管它什么，拿起来就背。他就说，哦你这个古代文学还可以” 这个看了诙谐又心酸。他心里一直较这个劲，“要象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想去正常的学校上学，但不行，就报个高考补习班，离他家二十站地，都是走路。父母没空接，有次他爸爸骑个大的平板三轮车来接，那种运煤的平板车，停在外面，他就特别不好意思……觉得这种车，还不如自己走回去呢。就走回去。 十七八岁的时候，正是虚荣心最强的时候，下课时走廊里全是学生，他怕撞了人，还想到人群里有同龄的小姑娘，有一种自卑，他说那种心情特别扭，“走进那条走廊就像踏入地狱一样，总是等所有人都进教室了，最后一个进去。” 每天回家把课堂录音整理成盲文，有时候要抄好几天，他居然能这么把地理学好，“那时关于气候带，测算太阳高度角，都要看地图，理解起来特别麻烦，我要动用所有智慧来理解。” 他青春期这种狂热，几乎是一种精神上的高烧，不是这样也支持不下来。我那时候能找到的有文学味道的书很少，他能找到的盲文书就更少，图书馆都是比如《毛泽东选集》，还有一些按摩的书，文学类的极少，《红楼梦》全是洁本，涉及谈恋爱的都给你删掉。他说“我恨透那些删书的人了”。 他考上长春大学特教学院的中文系。发现会弹吉它的男生比写诗的男生更吸引女生，就开始学琴，学完琴教人，教一小时琴，人家帮他念两个小时书。本来也想听点武侠小说，但觉得让别人念这样的书，自己就太亏了，就念世界名著，人家读得辛苦，他自己也只好强挺着不能睡着，“所以《复活》、《红与黑》、《恶心》都是半梦半醒中读完的。” 上完学他被分配到一个色拉油厂，“我想上班，工厂也不让我去上班。我特别焦躁，成天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想着这样的日子离死还有几十年，怎么过啊？我想劳动，但是不被允许。经济利益还是另一方面。我参与不到现实生活中去，没有荣誉感，没有那种被人认可的成就感。” 他嘲笑那种日子是“狗活”，想来北京试试，先看能不能活下来，别的不会，会写诗，会弹琴，所以一下车就去了西直门地铁，卖唱挣了二十块钱，觉得能活下去，就留下来了。 卖唱这两个字看着很刺目，但他不回避这个词，他说这里头有一种命，“盲人有自己的祖先。荷马、高渐离这些盲艺人都喜欢到处走，在街头唱歌。可能因为失明以后会脱离社会的流水线，成为很闲很没用的人。没用也就不会受到流水线的带动、冲击，就到处转一转，用唱歌记录时代，一辈子就过去了。” 3 1998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碰见的男青年，经常都是三句话，“我漂在北京，我是搞艺术的，我总有一种想死的冲动” 有的还有第四句话“你们学校在哪儿？要不我到你们食堂找你吧” 后来看周云蓬写，他当时住在圆明园，那儿都是不着四六的艺术青年，大都这套路，靠这几句话泡妞和蹭饭，等饭点儿到了，坐人对面，你就得让他“吃一碗吧” “不吃不吃” “吃一碗吧” “不吃” “别客气，吃两碗吧” “那行” 他没那种小混混气质，只好每天盐水煮面条，没事整天读《圣经》、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读舍斯托夫和基督教神学的书，不停追问自己很多终极问题。自嘲当年的“大而无当” 他自己也说，那个阶段，思想还没有落实到生活里。他的朋友写过，“他喝醉了，一屁股坐在门前冰冷的水泥地上，死活不肯进屋，还用盲杖狠敲着地面，一遍遍地狂喊：‘要么握手，要么绝望……要么握手，要么绝望……’ 他说“我以前是个苦大仇深的人。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你是个残疾人，你要自强不息，身残志坚。我去北京之后一直在淡化这种意识，别老当悲剧英雄。” 他说人为什么会绝望？就是你脱离了个体，脱离了具体的生活你就容易绝望。他现在喜欢老六的说法“见招拆招”-------“人应该在具体的生活中生活，一件一件事情做，不要老想些大问题，大问题都是由小问题组成的，小问题做好了，大问题就自然解决了，老想没有用。 4 我俩初见面，我说我是谁，他说我认识你。我一愣，他说97年我在长沙，听你主持的电台节目，他还补一句证明一下“火柴的柴，安静的静”。 我都不太相信，怎么会在那儿遇上？他说当年在长沙唱歌，我奇怪，那时候湖南酒吧还远不成气候，好象都是夜总会，肥头大耳的主持人说塑料普通话，有小姐晚上跳艳舞的，唱歌的人都一口湘潭话，上台先说荤段子，后来知道他确实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唱，介绍到他，主持人说：“这是来自北京的金甲壳虫乐队的主唱周云蓬！” 他挣点儿钱，到处走，走一走再回北京住一阵子，上海苏州杭州南京长沙腾格里的沙漠阿拉善的戈壁，那曲草原和拉萨。走滇藏路，徒步到昆明。晚上有帐篷，不是买的，是找个裁缝店，找了些塑料布缝起来的。晚上刮个风就倒。身上就只有四个凉包子，一瓶小二锅头，又下雨，饥寒交迫，就地睡下。帐篷根本不顶事，都湿漉漉地糊在脸上。 冷热饥渴，这都特别具体，用他的话说，算是知道了自己的渺小，也别追问什么终极意义了，没有那个。生活本身“不好不坏”。有人说是不是用流浪考验自己的意志，他说：“这种考验有意义么？你也可以把手放到火上看谁时间长，这也是考验意志力，但是这是一种自虐行为嘛，为了显示人类的意志去做这种事情我觉得是一种虚荣，还不是个人的虚荣，是一种集体的虚荣感造成的一种东西，有的人以为全人类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哪怕在孤独的时候，他也为了某种目光在生活。” 他喜欢走，但是走到哪算哪，不是为了征服什么，也没有那么强烈的目的非要走到哪。当天在现场还有个女孩说，“我朋友让转告一声，希望您永远不签约大公司，永远在路上歌唱。” 周云蓬笑，“这是希望还是诅咒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得好。只有不正常的人才希望自己受苦。就像《大独裁者》里说的一样，那些人是机器人。我觉得你的朋友应该希望我能卖很多唱片，签大公司，有海边的大房子，在新闻联播放《中国孩子》，我们不歧视主流媒体。” 众人看着我笑。有人问，那请问怎么能兼济天下？他说，作一个自私的公民，能捍卫自己权利就不错了。我们过去的教育都是兼济天下给自己弄得面目全非也不敢说话，太空洞了。他说过其实人类这个概念就是一种幻觉，“因为你到不了所有的地方，你也不能接受所有的人，其实你所谓的人类就是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别的都是一种虚幻的东西，而且最终要回归到个人，什么都要最终回归到个人。” 5 那天座谈会是聊诗与歌，我说小时候接触的第一首诗是“一朵红花红又红，刘胡兰姐姐是英雄，毛主席题词金光照，生得伟大
我俩初见面，我说我是谁，他说我认识你。我一愣，他说97年我在长沙，听你主持的电台节目，他还补一句证明一下“火柴的柴，安静的静”。
我都不太相信，怎么会在那儿遇上？他说当年在长沙唱歌，我奇怪，那时候湖南酒吧还远不成气候，好象都是夜总会，肥头大耳的主持人说塑料普通话，有小姐晚上跳艳舞的，唱歌的人都一口湘潭话，上台先说荤段子，后来知道他确实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唱，介绍到他，主持人说：“这是来自北京的金甲壳虫乐队的主唱周云蓬！”
他挣点儿钱，到处走，走一走再回北京住一阵子，上海苏州杭州南京长沙腾格里的沙漠阿拉善的戈壁，那曲草原和拉萨。走滇藏路，徒步到昆明。晚上有帐篷，不是买的，是找个裁缝店，找了些塑料布缝起来的。晚上刮个风就倒。身上就只有四个凉包子，一瓶小二锅头，又下雨，饥寒交迫，就地睡下。帐篷根本不顶事，都湿漉漉地糊在脸上。
冷热饥渴，这都特别具体，用他的话说，算是知道了自己的渺小，也别追问什么终极意义了，没有那个。生活本身“不好不坏”。
有人说是不是用流浪考验自己的意志，他说：“这种考验有意义么？你也可以把手放到火上看谁时间长，这也是考验意志力，但是这是一种自虐行为嘛，为了显示人类的意志去做这种事情我觉得是一种虚荣，还不是个人的虚荣，是一种集体的虚荣感造成的一种东西，有的人以为全人类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哪怕在孤独的时候，他也为了某种目光在生活。”
他喜欢走，但是走到哪算哪，不是为了征服什么，也没有那么强烈的目的非要走到哪。1 我第一次听周云蓬唱歌是三年前在一个酒吧里，没座位，大家都坐硬纸板上。坐我前头两个姑娘在聊男朋友的事儿，拿着手机看照片，这个环境里，我有一搭没一搭听着。他唱到《中国孩子》“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这歌太狠了，象刀子一样扎人，我有点坐不住，听完站起身走了。从1994年克拉玛依大火开始，多少事在人心里过一遍又是一遍，沤了好些年，他才写了这歌，火里水里，就这么沤出来的。他写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卡住了，把“大难临头”改成“死到临头”，才觉得一吐为快。 2 他9岁彻底失明，有记者问这是否从精神上摧毁了你？他回答，不会的，那时我还没有精神。灾难来的太早，它扑了个空。小孩子感到的是难受，象心上擦着砂纸“小时候总是姐姐带我去厕所，每次刚蹲下，姐姐就会在外面叫“完了吗？”我说“没完。”过几分钟，姐姐又叫“完了吗？”我说“没完！”心里特内疚惭愧，仿佛自己是个贼。那时想，什么时候自己想去厕所就去厕所，而且一个人去，想什么时候完就可以什么时候完，该多好！” 看看中国现在唱民谣的人，唱得青山绿水的，但70年代出生的人，谁有天真烂漫的过去？罗大佑唱《童年》是写实，周云蓬翻唱只能是个想象：“没那么文雅的童年，没山没水，我们那里就是些平房。” 没什么美，没什么诗意，就是这么个年代，就是这么回事。人在贫瘠的地里是贪婪地想象着一点儿湿味儿往出长的。他有一个盲校的同学，妈妈是老师，每天都要读一百多页书给孩子听，听完了他就对周云蓬说“我讲给你听听”。周说“气得我……我妈妈不认得多少字，我就制定了一个策略，你不是看得多吗，我就看得精，背一本《唐诗三百首》，背一千遍。《古文观止》，古汉语，管它什么，拿起来就背。他就说，哦你这个古代文学还可以” 这个看了诙谐又心酸。他心里一直较这个劲，“要象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想去正常的学校上学，但不行，就报个高考补习班，离他家二十站地，都是走路。父母没空接，有次他爸爸骑个大的平板三轮车来接，那种运煤的平板车，停在外面，他就特别不好意思……觉得这种车，还不如自己走回去呢。就走回去。 十七八岁的时候，正是虚荣心最强的时候，下课时走廊里全是学生，他怕撞了人，还想到人群里有同龄的小姑娘，有一种自卑，他说那种心情特别扭，“走进那条走廊就像踏入地狱一样，总是等所有人都进教室了，最后一个进去。” 每天回家把课堂录音整理成盲文，有时候要抄好几天，他居然能这么把地理学好，“那时关于气候带，测算太阳高度角，都要看地图，理解起来特别麻烦，我要动用所有智慧来理解。” 他青春期这种狂热，几乎是一种精神上的高烧，不是这样也支持不下来。我那时候能找到的有文学味道的书很少，他能找到的盲文书就更少，图书馆都是比如《毛泽东选集》，还有一些按摩的书，文学类的极少，《红楼梦》全是洁本，涉及谈恋爱的都给你删掉。他说“我恨透那些删书的人了”。 他考上长春大学特教学院的中文系。发现会弹吉它的男生比写诗的男生更吸引女生，就开始学琴，学完琴教人，教一小时琴，人家帮他念两个小时书。本来也想听点武侠小说，但觉得让别人念这样的书，自己就太亏了，就念世界名著，人家读得辛苦，他自己也只好强挺着不能睡着，“所以《复活》、《红与黑》、《恶心》都是半梦半醒中读完的。” 上完学他被分配到一个色拉油厂，“我想上班，工厂也不让我去上班。我特别焦躁，成天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想着这样的日子离死还有几十年，怎么过啊？我想劳动，但是不被允许。经济利益还是另一方面。我参与不到现实生活中去，没有荣誉感，没有那种被人认可的成就感。” 他嘲笑那种日子是“狗活”，想来北京试试，先看能不能活下来，别的不会，会写诗，会弹琴，所以一下车就去了西直门地铁，卖唱挣了二十块钱，觉得能活下去，就留下来了。 卖唱这两个字看着很刺目，但他不回避这个词，他说这里头有一种命，“盲人有自己的祖先。荷马、高渐离这些盲艺人都喜欢到处走，在街头唱歌。可能因为失明以后会脱离社会的流水线，成为很闲很没用的人。没用也就不会受到流水线的带动、冲击，就到处转一转，用唱歌记录时代，一辈子就过去了。” 3 1998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碰见的男青年，经常都是三句话，“我漂在北京，我是搞艺术的，我总有一种想死的冲动” 有的还有第四句话“你们学校在哪儿？要不我到你们食堂找你吧” 后来看周云蓬写，他当时住在圆明园，那儿都是不着四六的艺术青年，大都这套路，靠这几句话泡妞和蹭饭，等饭点儿到了，坐人对面，你就得让他“吃一碗吧” “不吃不吃” “吃一碗吧” “不吃” “别客气，吃两碗吧” “那行” 他没那种小混混气质，只好每天盐水煮面条，没事整天读《圣经》、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读舍斯托夫和基督教神学的书，不停追问自己很多终极问题。自嘲当年的“大而无当” 他自己也说，那个阶段，思想还没有落实到生活里。他的朋友写过，“他喝醉了，一屁股坐在门前冰冷的水泥地上，死活不肯进屋，还用盲杖狠敲着地面，一遍遍地狂喊：‘要么握手，要么绝望……要么握手，要么绝望……’ 他说“我以前是个苦大仇深的人。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你是个残疾人，你要自强不息，身残志坚。我去北京之后一直在淡化这种意识，别老当悲剧英雄。” 他说人为什么会绝望？就是你脱离了个体，脱离了具体的生活你就容易绝望。他现在喜欢老六的说法“见招拆招”-------“人应该在具体的生活中生活，一件一件事情做，不要老想些大问题，大问题都是由小问题组成的，小问题做好了，大问题就自然解决了，老想没有用。 4 我俩初见面，我说我是谁，他说我认识你。我一愣，他说97年我在长沙，听你主持的电台节目，他还补一句证明一下“火柴的柴，安静的静”。 我都不太相信，怎么会在那儿遇上？他说当年在长沙唱歌，我奇怪，那时候湖南酒吧还远不成气候，好象都是夜总会，肥头大耳的主持人说塑料普通话，有小姐晚上跳艳舞的，唱歌的人都一口湘潭话，上台先说荤段子，后来知道他确实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唱，介绍到他，主持人说：“这是来自北京的金甲壳虫乐队的主唱周云蓬！” 他挣点儿钱，到处走，走一走再回北京住一阵子，上海苏州杭州南京长沙腾格里的沙漠阿拉善的戈壁，那曲草原和拉萨。走滇藏路，徒步到昆明。晚上有帐篷，不是买的，是找个裁缝店，找了些塑料布缝起来的。晚上刮个风就倒。身上就只有四个凉包子，一瓶小二锅头，又下雨，饥寒交迫，就地睡下。帐篷根本不顶事，都湿漉漉地糊在脸上。 冷热饥渴，这都特别具体，用他的话说，算是知道了自己的渺小，也别追问什么终极意义了，没有那个。生活本身“不好不坏”。有人说是不是用流浪考验自己的意志，他说：“这种考验有意义么？你也可以把手放到火上看谁时间长，这也是考验意志力，但是这是一种自虐行为嘛，为了显示人类的意志去做这种事情我觉得是一种虚荣，还不是个人的虚荣，是一种集体的虚荣感造成的一种东西，有的人以为全人类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哪怕在孤独的时候，他也为了某种目光在生活。” 他喜欢走，但是走到哪算哪，不是为了征服什么，也没有那么强烈的目的非要走到哪。当天在现场还有个女孩说，“我朋友让转告一声，希望您永远不签约大公司，永远在路上歌唱。” 周云蓬笑，“这是希望还是诅咒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得好。只有不正常的人才希望自己受苦。就像《大独裁者》里说的一样，那些人是机器人。我觉得你的朋友应该希望我能卖很多唱片，签大公司，有海边的大房子，在新闻联播放《中国孩子》，我们不歧视主流媒体。” 众人看着我笑。有人问，那请问怎么能兼济天下？他说，作一个自私的公民，能捍卫自己权利就不错了。我们过去的教育都是兼济天下给自己弄得面目全非也不敢说话，太空洞了。他说过其实人类这个概念就是一种幻觉，“因为你到不了所有的地方，你也不能接受所有的人，其实你所谓的人类就是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别的都是一种虚幻的东西，而且最终要回归到个人，什么都要最终回归到个人。” 5 那天座谈会是聊诗与歌，我说小时候接触的第一首诗是“一朵红花红又红，刘胡兰姐姐是英雄，毛主席题词金光照，生得伟大
当天在现场还有个女孩说，“我朋友让转告一声，希望您永远不签约大公司，永远在路上歌唱。”
周云蓬笑，“这是希望还是诅咒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得好。只有不正常的人才希望自己受苦。就像《大独裁者》里说的一样，那些人是机器人。我觉得你的朋友应该希望我能卖很多唱片，签大公司，有海边的大房子，在新闻联播放《中国孩子》，我们不歧视主流媒体。”
众人看着我笑。
有人问，那请问怎么能兼济天下？
他说，作一个自私的公民，能捍卫自己权利就不错了。我们过去的教育都是兼济天下给自己弄得面目全非也不敢说话，太空洞了。
他说过其实人类这个概念就是一种幻觉，“因为你到不了所有的地方，你也不能接受所有的人，其实你所谓的人类就是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别的都是一种虚幻的东西，而且最终要回归到个人，什么都要最终回归到个人。”

他现在不打算做这件事，他又补了一句，“不纪念，人们也会记得的，慢慢来” 我问他，好多人对你的期望就是希望你表现出更多愤怒的那个劲。他说，我觉得愤怒是一种偶然的、意外的东西，人的常态应该是平静的、温和的生活。如果要是总是愤怒，人早活几年就给气死了， 我说，但有人对地下歌手的印象，应该像标枪和匕首一样。他说，如果有目标可以自己去做标枪和匕首，但是不要苛求人们必须去做标枪和匕首。他写《中国孩子》也是从水与火的痛苦出发，从人的本能和感受出发去写的。 四川地震后，很多校舍倒塌，很多朋友问他，说，老周，《中国孩子》这首歌是不是专门为四川孩子再续写一段？他说，我又不是郭沫若，才思没那么敏捷，我首先看重的是音乐的审美，而不是过分应景。零八年一帮人去北京南站坐轻轨去天津，结果奥运期间买不到票，很可气。跟他去的朋友就说：老周，写个歌儿骂骂他们！他说，“我很怕被这样“类型化”。其实我喜欢情绪更复杂一些的，PinkFloyd，TomWaits那样。那需要心态更放松，不要老进入两极状态” 我说，很多人期望你能对现实进行批判。他说，“音乐一旦变成无产阶级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或者是什么，那就走向另一个反面了，我觉得应该音乐人心里有数，不是应该大家一捧你，你抗议你很牛，然后你就头脑一晕你就抗议一辈子，我觉得那个是很无聊的事情，也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事情。” 所以他说诗歌的第一性永远是诗性，不是工具，不是用来教化和革命的。 10 很多人面对残疾人，都容易有一种沉重感。就好象不沉重不够尊重，当天在现场问他的问题都是这么起头的“周老师，我问一个比较俗的问题啊，请问您有没有流浪的情愫？” 情愫，都是这样的词。饭桌上刚认识的气氛里也有这个郑重的紧张，稍过一会儿就会发现，他松松垮垮喝着酒，但随手一句，可以在言辞上直接修理老罗，让我们乐不可支。他蔫坏一笑。 那天在现场，有人问我，说你怎么会跟老罗和冯唐这样的流氓一起混啊。我说，哪有姑娘喜欢肉头肉脑的好学生啊，只不过不好意思坏。周云蓬也说，作为一个盲人不容易坏起来。人们会觉得，作为一个弱势群体，你还敢坏啊，太不要脸了。他高中的时候跟转学来的姑娘恋爱，两人约会，因为看不见，被学校发现了，他是好学生，学校认为你怎么能这样自毁身残志坚的典型，他说“我情愿像一团泥那样瘫软在自己的幸福中，也不愿成为广场上站得笔直的雕像。” 他说所有弱势群体都有这个问题。“我基本上比他们还稍微坏一点，但也不够坏，但多少年我总希望能摆脱道德上的约束，我凭什么不能怎么样？首先我能破坏这种约束，然后我能自愿遵守。要不就特别扭，不自由。” 他看了我采访卢安克的节目，说那是一个有诗性的人，你看他说的那句话，“自由就是脑子里没有障碍” 11 周云蓬在少年时代认识过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她是先天性失明。几乎没跟任何人说过话。只是据说歌唱得好。大家围坐一处，想听她唱歌，一个高年龄级的女生陪着她。那女生说：“童童，给我们唱首歌吧。”大家很安静。她说：“一，二，三，唱!”孩子沉默着，如此多次，她的歌声才突然响了起来。她唱的是“黑鸦鸦的黄沙岗，挺起个钻天杨”。 周云蓬说，经她的口唱出，这首歌经加工后的浮华、庸俗之气沉淀净尽，只剩下那种来自民间的愁苦和苍凉。“这样小、这样封闭的一颗心灵对忧伤的理解，它事实上承载着何等重量的负担.” 他稍有名声的时候，有一个红色推土机的公益计划，把专辑销售的全部收入将作为启动资金，购买mp3、乐器，让盲童有接触音乐和书的机会。 他前阵子到上海演出，说：“有个小男孩，问我有没有使命感，我说没有。可他偏让我有。他说我觉得你有，我说我真的没有。他说你那有救赎感！这就做作了，我尽量淡化这种东西”。 他说尤其不喜欢“使命感”这个词，“好多事就是被太有使命感的人耽误了”。他说过一句话“我是一个残损的零件，在社会精密的大流水线中派不上什么用场，那就做一个玩具，有朝一日交到一个穷孩子手中。我们的文化里，最有名的盲人应该是拉《二泉映月》的阿炳，周云蓬曾经去过无锡，想写一本阿炳的传记，他有一个疑问是“阿炳的音乐几乎家喻户晓,可是他是怎样生活的？以怎样的方式去爱一个女人的？最专业的历史学家也知之甚少。” 他找来找去，还是没有找到什么资料，他说，如果阿炳在天有灵，他会想“我活着的时候你们干吗去了？” 他说这事唯一给他的启示是，去理解、去爱你身边活着的人。 周云蓬的书和音乐地址：周云蓬的淘宝店

5
那天座谈会是聊诗与歌，我说小时候接触的第一首诗是“一朵红花红又红，刘胡兰姐姐是英雄，毛主席题词金光照，生得伟大死得光荣”，一边跳皮筋一边唱。
他也差不太多，等到了青春期，看朦胧诗的年纪，我抄汪国真席慕蓉，他看北岛泰戈尔，那种翻译体的痕迹不容易脱离，在他的书里还是看得出来，比如他写《山鬼》：上帝坐在空荡荡的天堂，诗人走在寂寞的世上……俯瞰逝去的悲欢和沧桑，扛着自己的墓碑走遍四方。
 “沧桑”“俯瞰”，这种词儿我们都喜欢过，用他的话说，有一种“挺正经”的劲儿。
要打破这个不容易，学了那么多年都是要对仗要排比要押韵，“用十几个排比句把对方打倒”。
我和周云蓬那时候都经常代表学校去参加讲演。题目基本上都是《我的家乡》，最后一句通常是平地里突然拔高一声儿：“难道不是这样吗？！”
一洒狗血就是满堂彩。
他一个老师挺好，调走了。有个同学写文章：“李老师，虽然你已经离开了我们……”
他说，人都不会表达爱了。1 我第一次听周云蓬唱歌是三年前在一个酒吧里，没座位，大家都坐硬纸板上。坐我前头两个姑娘在聊男朋友的事儿，拿着手机看照片，这个环境里，我有一搭没一搭听着。他唱到《中国孩子》“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这歌太狠了，象刀子一样扎人，我有点坐不住，听完站起身走了。从1994年克拉玛依大火开始，多少事在人心里过一遍又是一遍，沤了好些年，他才写了这歌，火里水里，就这么沤出来的。他写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卡住了，把“大难临头”改成“死到临头”，才觉得一吐为快。 2 他9岁彻底失明，有记者问这是否从精神上摧毁了你？他回答，不会的，那时我还没有精神。灾难来的太早，它扑了个空。小孩子感到的是难受，象心上擦着砂纸“小时候总是姐姐带我去厕所，每次刚蹲下，姐姐就会在外面叫“完了吗？”我说“没完。”过几分钟，姐姐又叫“完了吗？”我说“没完！”心里特内疚惭愧，仿佛自己是个贼。那时想，什么时候自己想去厕所就去厕所，而且一个人去，想什么时候完就可以什么时候完，该多好！” 看看中国现在唱民谣的人，唱得青山绿水的，但70年代出生的人，谁有天真烂漫的过去？罗大佑唱《童年》是写实，周云蓬翻唱只能是个想象：“没那么文雅的童年，没山没水，我们那里就是些平房。” 没什么美，没什么诗意，就是这么个年代，就是这么回事。人在贫瘠的地里是贪婪地想象着一点儿湿味儿往出长的。他有一个盲校的同学，妈妈是老师，每天都要读一百多页书给孩子听，听完了他就对周云蓬说“我讲给你听听”。周说“气得我……我妈妈不认得多少字，我就制定了一个策略，你不是看得多吗，我就看得精，背一本《唐诗三百首》，背一千遍。《古文观止》，古汉语，管它什么，拿起来就背。他就说，哦你这个古代文学还可以” 这个看了诙谐又心酸。他心里一直较这个劲，“要象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想去正常的学校上学，但不行，就报个高考补习班，离他家二十站地，都是走路。父母没空接，有次他爸爸骑个大的平板三轮车来接，那种运煤的平板车，停在外面，他就特别不好意思……觉得这种车，还不如自己走回去呢。就走回去。 十七八岁的时候，正是虚荣心最强的时候，下课时走廊里全是学生，他怕撞了人，还想到人群里有同龄的小姑娘，有一种自卑，他说那种心情特别扭，“走进那条走廊就像踏入地狱一样，总是等所有人都进教室了，最后一个进去。” 每天回家把课堂录音整理成盲文，有时候要抄好几天，他居然能这么把地理学好，“那时关于气候带，测算太阳高度角，都要看地图，理解起来特别麻烦，我要动用所有智慧来理解。” 他青春期这种狂热，几乎是一种精神上的高烧，不是这样也支持不下来。我那时候能找到的有文学味道的书很少，他能找到的盲文书就更少，图书馆都是比如《毛泽东选集》，还有一些按摩的书，文学类的极少，《红楼梦》全是洁本，涉及谈恋爱的都给你删掉。他说“我恨透那些删书的人了”。 他考上长春大学特教学院的中文系。发现会弹吉它的男生比写诗的男生更吸引女生，就开始学琴，学完琴教人，教一小时琴，人家帮他念两个小时书。本来也想听点武侠小说，但觉得让别人念这样的书，自己就太亏了，就念世界名著，人家读得辛苦，他自己也只好强挺着不能睡着，“所以《复活》、《红与黑》、《恶心》都是半梦半醒中读完的。” 上完学他被分配到一个色拉油厂，“我想上班，工厂也不让我去上班。我特别焦躁，成天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想着这样的日子离死还有几十年，怎么过啊？我想劳动，但是不被允许。经济利益还是另一方面。我参与不到现实生活中去，没有荣誉感，没有那种被人认可的成就感。” 他嘲笑那种日子是“狗活”，想来北京试试，先看能不能活下来，别的不会，会写诗，会弹琴，所以一下车就去了西直门地铁，卖唱挣了二十块钱，觉得能活下去，就留下来了。 卖唱这两个字看着很刺目，但他不回避这个词，他说这里头有一种命，“盲人有自己的祖先。荷马、高渐离这些盲艺人都喜欢到处走，在街头唱歌。可能因为失明以后会脱离社会的流水线，成为很闲很没用的人。没用也就不会受到流水线的带动、冲击，就到处转一转，用唱歌记录时代，一辈子就过去了。” 3 1998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碰见的男青年，经常都是三句话，“我漂在北京，我是搞艺术的，我总有一种想死的冲动” 有的还有第四句话“你们学校在哪儿？要不我到你们食堂找你吧” 后来看周云蓬写，他当时住在圆明园，那儿都是不着四六的艺术青年，大都这套路，靠这几句话泡妞和蹭饭，等饭点儿到了，坐人对面，你就得让他“吃一碗吧” “不吃不吃” “吃一碗吧” “不吃” “别客气，吃两碗吧” “那行” 他没那种小混混气质，只好每天盐水煮面条，没事整天读《圣经》、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读舍斯托夫和基督教神学的书，不停追问自己很多终极问题。自嘲当年的“大而无当” 他自己也说，那个阶段，思想还没有落实到生活里。他的朋友写过，“他喝醉了，一屁股坐在门前冰冷的水泥地上，死活不肯进屋，还用盲杖狠敲着地面，一遍遍地狂喊：‘要么握手，要么绝望……要么握手，要么绝望……’ 他说“我以前是个苦大仇深的人。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你是个残疾人，你要自强不息，身残志坚。我去北京之后一直在淡化这种意识，别老当悲剧英雄。” 他说人为什么会绝望？就是你脱离了个体，脱离了具体的生活你就容易绝望。他现在喜欢老六的说法“见招拆招”-------“人应该在具体的生活中生活，一件一件事情做，不要老想些大问题，大问题都是由小问题组成的，小问题做好了，大问题就自然解决了，老想没有用。 4 我俩初见面，我说我是谁，他说我认识你。我一愣，他说97年我在长沙，听你主持的电台节目，他还补一句证明一下“火柴的柴，安静的静”。 我都不太相信，怎么会在那儿遇上？他说当年在长沙唱歌，我奇怪，那时候湖南酒吧还远不成气候，好象都是夜总会，肥头大耳的主持人说塑料普通话，有小姐晚上跳艳舞的，唱歌的人都一口湘潭话，上台先说荤段子，后来知道他确实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唱，介绍到他，主持人说：“这是来自北京的金甲壳虫乐队的主唱周云蓬！” 他挣点儿钱，到处走，走一走再回北京住一阵子，上海苏州杭州南京长沙腾格里的沙漠阿拉善的戈壁，那曲草原和拉萨。走滇藏路，徒步到昆明。晚上有帐篷，不是买的，是找个裁缝店，找了些塑料布缝起来的。晚上刮个风就倒。身上就只有四个凉包子，一瓶小二锅头，又下雨，饥寒交迫，就地睡下。帐篷根本不顶事，都湿漉漉地糊在脸上。 冷热饥渴，这都特别具体，用他的话说，算是知道了自己的渺小，也别追问什么终极意义了，没有那个。生活本身“不好不坏”。有人说是不是用流浪考验自己的意志，他说：“这种考验有意义么？你也可以把手放到火上看谁时间长，这也是考验意志力，但是这是一种自虐行为嘛，为了显示人类的意志去做这种事情我觉得是一种虚荣，还不是个人的虚荣，是一种集体的虚荣感造成的一种东西，有的人以为全人类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哪怕在孤独的时候，他也为了某种目光在生活。” 他喜欢走，但是走到哪算哪，不是为了征服什么，也没有那么强烈的目的非要走到哪。当天在现场还有个女孩说，“我朋友让转告一声，希望您永远不签约大公司，永远在路上歌唱。” 周云蓬笑，“这是希望还是诅咒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得好。只有不正常的人才希望自己受苦。就像《大独裁者》里说的一样，那些人是机器人。我觉得你的朋友应该希望我能卖很多唱片，签大公司，有海边的大房子，在新闻联播放《中国孩子》，我们不歧视主流媒体。” 众人看着我笑。有人问，那请问怎么能兼济天下？他说，作一个自私的公民，能捍卫自己权利就不错了。我们过去的教育都是兼济天下给自己弄得面目全非也不敢说话，太空洞了。他说过其实人类这个概念就是一种幻觉，“因为你到不了所有的地方，你也不能接受所有的人，其实你所谓的人类就是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别的都是一种虚幻的东西，而且最终要回归到个人，什么都要最终回归到个人。” 5 那天座谈会是聊诗与歌，我说小时候接触的第一首诗是“一朵红花红又红，刘胡兰姐姐是英雄，毛主席题词金光照，生得伟大
男女之情也一样，他说，“说给你介绍个“对象”，这种词就是一个很官方用语，‘对象’是一个哲学用语，介入一种男女之间的私情，让你对这个词一点都没有欲望了。还有什么“生活作风问题”，你的“个人问题今天解决了吗”？”
他觉得普通话本来就是一种人造语言，却硬生生地介入了人的私人生活。
他用了有语音功能的电脑之后，人有了隐私才有尊严，能更自由地阅读，比方可以私下里看《金瓶梅》，可以狂热地看武侠小说了。他说，“阅读跟恋爱一样，要私人化，隐秘化。”
后来他四处走，喜欢听地方戏，看唱粤剧的盲人，全是北宋，南宋的古诗词。还有苏州评弹，小桥流水和白蛇传，用朴素的字儿唱人心里的感情。慢慢生活中尽量用直观的语言，不要块状，不要排比，尽量亲切。
他喜欢那些新的网络语言，悲催，苦逼，给力，说更多有色彩、有力量的民间语言出来，将来的诗人会有更好的土壤，可能会写的越来越好。
在座谈的现场他放了“野孩子”的歌，是写凡高的《伏热》：1 我第一次听周云蓬唱歌是三年前在一个酒吧里，没座位，大家都坐硬纸板上。坐我前头两个姑娘在聊男朋友的事儿，拿着手机看照片，这个环境里，我有一搭没一搭听着。他唱到《中国孩子》“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这歌太狠了，象刀子一样扎人，我有点坐不住，听完站起身走了。从1994年克拉玛依大火开始，多少事在人心里过一遍又是一遍，沤了好些年，他才写了这歌，火里水里，就这么沤出来的。他写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卡住了，把“大难临头”改成“死到临头”，才觉得一吐为快。 2 他9岁彻底失明，有记者问这是否从精神上摧毁了你？他回答，不会的，那时我还没有精神。灾难来的太早，它扑了个空。小孩子感到的是难受，象心上擦着砂纸“小时候总是姐姐带我去厕所，每次刚蹲下，姐姐就会在外面叫“完了吗？”我说“没完。”过几分钟，姐姐又叫“完了吗？”我说“没完！”心里特内疚惭愧，仿佛自己是个贼。那时想，什么时候自己想去厕所就去厕所，而且一个人去，想什么时候完就可以什么时候完，该多好！” 看看中国现在唱民谣的人，唱得青山绿水的，但70年代出生的人，谁有天真烂漫的过去？罗大佑唱《童年》是写实，周云蓬翻唱只能是个想象：“没那么文雅的童年，没山没水，我们那里就是些平房。” 没什么美，没什么诗意，就是这么个年代，就是这么回事。人在贫瘠的地里是贪婪地想象着一点儿湿味儿往出长的。他有一个盲校的同学，妈妈是老师，每天都要读一百多页书给孩子听，听完了他就对周云蓬说“我讲给你听听”。周说“气得我……我妈妈不认得多少字，我就制定了一个策略，你不是看得多吗，我就看得精，背一本《唐诗三百首》，背一千遍。《古文观止》，古汉语，管它什么，拿起来就背。他就说，哦你这个古代文学还可以” 这个看了诙谐又心酸。他心里一直较这个劲，“要象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想去正常的学校上学，但不行，就报个高考补习班，离他家二十站地，都是走路。父母没空接，有次他爸爸骑个大的平板三轮车来接，那种运煤的平板车，停在外面，他就特别不好意思……觉得这种车，还不如自己走回去呢。就走回去。 十七八岁的时候，正是虚荣心最强的时候，下课时走廊里全是学生，他怕撞了人，还想到人群里有同龄的小姑娘，有一种自卑，他说那种心情特别扭，“走进那条走廊就像踏入地狱一样，总是等所有人都进教室了，最后一个进去。” 每天回家把课堂录音整理成盲文，有时候要抄好几天，他居然能这么把地理学好，“那时关于气候带，测算太阳高度角，都要看地图，理解起来特别麻烦，我要动用所有智慧来理解。” 他青春期这种狂热，几乎是一种精神上的高烧，不是这样也支持不下来。我那时候能找到的有文学味道的书很少，他能找到的盲文书就更少，图书馆都是比如《毛泽东选集》，还有一些按摩的书，文学类的极少，《红楼梦》全是洁本，涉及谈恋爱的都给你删掉。他说“我恨透那些删书的人了”。 他考上长春大学特教学院的中文系。发现会弹吉它的男生比写诗的男生更吸引女生，就开始学琴，学完琴教人，教一小时琴，人家帮他念两个小时书。本来也想听点武侠小说，但觉得让别人念这样的书，自己就太亏了，就念世界名著，人家读得辛苦，他自己也只好强挺着不能睡着，“所以《复活》、《红与黑》、《恶心》都是半梦半醒中读完的。” 上完学他被分配到一个色拉油厂，“我想上班，工厂也不让我去上班。我特别焦躁，成天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想着这样的日子离死还有几十年，怎么过啊？我想劳动，但是不被允许。经济利益还是另一方面。我参与不到现实生活中去，没有荣誉感，没有那种被人认可的成就感。” 他嘲笑那种日子是“狗活”，想来北京试试，先看能不能活下来，别的不会，会写诗，会弹琴，所以一下车就去了西直门地铁，卖唱挣了二十块钱，觉得能活下去，就留下来了。 卖唱这两个字看着很刺目，但他不回避这个词，他说这里头有一种命，“盲人有自己的祖先。荷马、高渐离这些盲艺人都喜欢到处走，在街头唱歌。可能因为失明以后会脱离社会的流水线，成为很闲很没用的人。没用也就不会受到流水线的带动、冲击，就到处转一转，用唱歌记录时代，一辈子就过去了。” 3 1998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碰见的男青年，经常都是三句话，“我漂在北京，我是搞艺术的，我总有一种想死的冲动” 有的还有第四句话“你们学校在哪儿？要不我到你们食堂找你吧” 后来看周云蓬写，他当时住在圆明园，那儿都是不着四六的艺术青年，大都这套路，靠这几句话泡妞和蹭饭，等饭点儿到了，坐人对面，你就得让他“吃一碗吧” “不吃不吃” “吃一碗吧” “不吃” “别客气，吃两碗吧” “那行” 他没那种小混混气质，只好每天盐水煮面条，没事整天读《圣经》、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读舍斯托夫和基督教神学的书，不停追问自己很多终极问题。自嘲当年的“大而无当” 他自己也说，那个阶段，思想还没有落实到生活里。他的朋友写过，“他喝醉了，一屁股坐在门前冰冷的水泥地上，死活不肯进屋，还用盲杖狠敲着地面，一遍遍地狂喊：‘要么握手，要么绝望……要么握手，要么绝望……’ 他说“我以前是个苦大仇深的人。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你是个残疾人，你要自强不息，身残志坚。我去北京之后一直在淡化这种意识，别老当悲剧英雄。” 他说人为什么会绝望？就是你脱离了个体，脱离了具体的生活你就容易绝望。他现在喜欢老六的说法“见招拆招”-------“人应该在具体的生活中生活，一件一件事情做，不要老想些大问题，大问题都是由小问题组成的，小问题做好了，大问题就自然解决了，老想没有用。 4 我俩初见面，我说我是谁，他说我认识你。我一愣，他说97年我在长沙，听你主持的电台节目，他还补一句证明一下“火柴的柴，安静的静”。 我都不太相信，怎么会在那儿遇上？他说当年在长沙唱歌，我奇怪，那时候湖南酒吧还远不成气候，好象都是夜总会，肥头大耳的主持人说塑料普通话，有小姐晚上跳艳舞的，唱歌的人都一口湘潭话，上台先说荤段子，后来知道他确实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唱，介绍到他，主持人说：“这是来自北京的金甲壳虫乐队的主唱周云蓬！” 他挣点儿钱，到处走，走一走再回北京住一阵子，上海苏州杭州南京长沙腾格里的沙漠阿拉善的戈壁，那曲草原和拉萨。走滇藏路，徒步到昆明。晚上有帐篷，不是买的，是找个裁缝店，找了些塑料布缝起来的。晚上刮个风就倒。身上就只有四个凉包子，一瓶小二锅头，又下雨，饥寒交迫，就地睡下。帐篷根本不顶事，都湿漉漉地糊在脸上。 冷热饥渴，这都特别具体，用他的话说，算是知道了自己的渺小，也别追问什么终极意义了，没有那个。生活本身“不好不坏”。有人说是不是用流浪考验自己的意志，他说：“这种考验有意义么？你也可以把手放到火上看谁时间长，这也是考验意志力，但是这是一种自虐行为嘛，为了显示人类的意志去做这种事情我觉得是一种虚荣，还不是个人的虚荣，是一种集体的虚荣感造成的一种东西，有的人以为全人类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哪怕在孤独的时候，他也为了某种目光在生活。” 他喜欢走，但是走到哪算哪，不是为了征服什么，也没有那么强烈的目的非要走到哪。当天在现场还有个女孩说，“我朋友让转告一声，希望您永远不签约大公司，永远在路上歌唱。” 周云蓬笑，“这是希望还是诅咒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得好。只有不正常的人才希望自己受苦。就像《大独裁者》里说的一样，那些人是机器人。我觉得你的朋友应该希望我能卖很多唱片，签大公司，有海边的大房子，在新闻联播放《中国孩子》，我们不歧视主流媒体。” 众人看着我笑。有人问，那请问怎么能兼济天下？他说，作一个自私的公民，能捍卫自己权利就不错了。我们过去的教育都是兼济天下给自己弄得面目全非也不敢说话，太空洞了。他说过其实人类这个概念就是一种幻觉，“因为你到不了所有的地方，你也不能接受所有的人，其实你所谓的人类就是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别的都是一种虚幻的东西，而且最终要回归到个人，什么都要最终回归到个人。” 5 那天座谈会是聊诗与歌，我说小时候接触的第一首诗是“一朵红花红又红，刘胡兰姐姐是英雄，毛主席题词金光照，生得伟大
他的心就象石头一样坚强
就算破碎了，那也是，那也是石头
他的爱就象花儿一样善良他现在不打算做这件事，他又补了一句，“不纪念，人们也会记得的，慢慢来” 我问他，好多人对你的期望就是希望你表现出更多愤怒的那个劲。他说，我觉得愤怒是一种偶然的、意外的东西，人的常态应该是平静的、温和的生活。如果要是总是愤怒，人早活几年就给气死了， 我说，但有人对地下歌手的印象，应该像标枪和匕首一样。他说，如果有目标可以自己去做标枪和匕首，但是不要苛求人们必须去做标枪和匕首。他写《中国孩子》也是从水与火的痛苦出发，从人的本能和感受出发去写的。 四川地震后，很多校舍倒塌，很多朋友问他，说，老周，《中国孩子》这首歌是不是专门为四川孩子再续写一段？他说，我又不是郭沫若，才思没那么敏捷，我首先看重的是音乐的审美，而不是过分应景。零八年一帮人去北京南站坐轻轨去天津，结果奥运期间买不到票，很可气。跟他去的朋友就说：老周，写个歌儿骂骂他们！他说，“我很怕被这样“类型化”。其实我喜欢情绪更复杂一些的，PinkFloyd，TomWaits那样。那需要心态更放松，不要老进入两极状态” 我说，很多人期望你能对现实进行批判。他说，“音乐一旦变成无产阶级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或者是什么，那就走向另一个反面了，我觉得应该音乐人心里有数，不是应该大家一捧你，你抗议你很牛，然后你就头脑一晕你就抗议一辈子，我觉得那个是很无聊的事情，也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事情。” 所以他说诗歌的第一性永远是诗性，不是工具，不是用来教化和革命的。 10 很多人面对残疾人，都容易有一种沉重感。就好象不沉重不够尊重，当天在现场问他的问题都是这么起头的“周老师，我问一个比较俗的问题啊，请问您有没有流浪的情愫？” 情愫，都是这样的词。饭桌上刚认识的气氛里也有这个郑重的紧张，稍过一会儿就会发现，他松松垮垮喝着酒，但随手一句，可以在言辞上直接修理老罗，让我们乐不可支。他蔫坏一笑。 那天在现场，有人问我，说你怎么会跟老罗和冯唐这样的流氓一起混啊。我说，哪有姑娘喜欢肉头肉脑的好学生啊，只不过不好意思坏。周云蓬也说，作为一个盲人不容易坏起来。人们会觉得，作为一个弱势群体，你还敢坏啊，太不要脸了。他高中的时候跟转学来的姑娘恋爱，两人约会，因为看不见，被学校发现了，他是好学生，学校认为你怎么能这样自毁身残志坚的典型，他说“我情愿像一团泥那样瘫软在自己的幸福中，也不愿成为广场上站得笔直的雕像。” 他说所有弱势群体都有这个问题。“我基本上比他们还稍微坏一点，但也不够坏，但多少年我总希望能摆脱道德上的约束，我凭什么不能怎么样？首先我能破坏这种约束，然后我能自愿遵守。要不就特别扭，不自由。” 他看了我采访卢安克的节目，说那是一个有诗性的人，你看他说的那句话，“自由就是脑子里没有障碍” 11 周云蓬在少年时代认识过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她是先天性失明。几乎没跟任何人说过话。只是据说歌唱得好。大家围坐一处，想听她唱歌，一个高年龄级的女生陪着她。那女生说：“童童，给我们唱首歌吧。”大家很安静。她说：“一，二，三，唱!”孩子沉默着，如此多次，她的歌声才突然响了起来。她唱的是“黑鸦鸦的黄沙岗，挺起个钻天杨”。 周云蓬说，经她的口唱出，这首歌经加工后的浮华、庸俗之气沉淀净尽，只剩下那种来自民间的愁苦和苍凉。“这样小、这样封闭的一颗心灵对忧伤的理解，它事实上承载着何等重量的负担.” 他稍有名声的时候，有一个红色推土机的公益计划，把专辑销售的全部收入将作为启动资金，购买mp3、乐器，让盲童有接触音乐和书的机会。 他前阵子到上海演出，说：“有个小男孩，问我有没有使命感，我说没有。可他偏让我有。他说我觉得你有，我说我真的没有。他说你那有救赎感！这就做作了，我尽量淡化这种东西”。 他说尤其不喜欢“使命感”这个词，“好多事就是被太有使命感的人耽误了”。他说过一句话“我是一个残损的零件，在社会精密的大流水线中派不上什么用场，那就做一个玩具，有朝一日交到一个穷孩子手中。我们的文化里，最有名的盲人应该是拉《二泉映月》的阿炳，周云蓬曾经去过无锡，想写一本阿炳的传记，他有一个疑问是“阿炳的音乐几乎家喻户晓,可是他是怎样生活的？以怎样的方式去爱一个女人的？最专业的历史学家也知之甚少。” 他找来找去，还是没有找到什么资料，他说，如果阿炳在天有灵，他会想“我活着的时候你们干吗去了？” 他说这事唯一给他的启示是，去理解、去爱你身边活着的人。 周云蓬的书和音乐地址：周云蓬的淘宝店
就算天黑了，那也是，那也是花儿
他说，多简单的词儿，花儿和石头，这简直是被先锋诗人嘲笑的词，但这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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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第一次听周云蓬唱歌是三年前在一个酒吧里，没座位，大家都坐硬纸板上。坐我前头两个姑娘在聊男朋友的事儿，拿着手机看照片，这个环境里，我有一搭没一搭听着。他唱到《中国孩子》“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这歌太狠了，象刀子一样扎人，我有点坐不住，听完站起身走了。从1994年克拉玛依大火开始，多少事在人心里过一遍又是一遍，沤了好些年，他才写了这歌，火里水里，就这么沤出来的。他写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卡住了，把“大难临头”改成“死到临头”，才觉得一吐为快。 2 他9岁彻底失明，有记者问这是否从精神上摧毁了你？他回答，不会的，那时我还没有精神。灾难来的太早，它扑了个空。小孩子感到的是难受，象心上擦着砂纸“小时候总是姐姐带我去厕所，每次刚蹲下，姐姐就会在外面叫“完了吗？”我说“没完。”过几分钟，姐姐又叫“完了吗？”我说“没完！”心里特内疚惭愧，仿佛自己是个贼。那时想，什么时候自己想去厕所就去厕所，而且一个人去，想什么时候完就可以什么时候完，该多好！” 看看中国现在唱民谣的人，唱得青山绿水的，但70年代出生的人，谁有天真烂漫的过去？罗大佑唱《童年》是写实，周云蓬翻唱只能是个想象：“没那么文雅的童年，没山没水，我们那里就是些平房。” 没什么美，没什么诗意，就是这么个年代，就是这么回事。人在贫瘠的地里是贪婪地想象着一点儿湿味儿往出长的。他有一个盲校的同学，妈妈是老师，每天都要读一百多页书给孩子听，听完了他就对周云蓬说“我讲给你听听”。周说“气得我……我妈妈不认得多少字，我就制定了一个策略，你不是看得多吗，我就看得精，背一本《唐诗三百首》，背一千遍。《古文观止》，古汉语，管它什么，拿起来就背。他就说，哦你这个古代文学还可以” 这个看了诙谐又心酸。他心里一直较这个劲，“要象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想去正常的学校上学，但不行，就报个高考补习班，离他家二十站地，都是走路。父母没空接，有次他爸爸骑个大的平板三轮车来接，那种运煤的平板车，停在外面，他就特别不好意思……觉得这种车，还不如自己走回去呢。就走回去。 十七八岁的时候，正是虚荣心最强的时候，下课时走廊里全是学生，他怕撞了人，还想到人群里有同龄的小姑娘，有一种自卑，他说那种心情特别扭，“走进那条走廊就像踏入地狱一样，总是等所有人都进教室了，最后一个进去。” 每天回家把课堂录音整理成盲文，有时候要抄好几天，他居然能这么把地理学好，“那时关于气候带，测算太阳高度角，都要看地图，理解起来特别麻烦，我要动用所有智慧来理解。” 他青春期这种狂热，几乎是一种精神上的高烧，不是这样也支持不下来。我那时候能找到的有文学味道的书很少，他能找到的盲文书就更少，图书馆都是比如《毛泽东选集》，还有一些按摩的书，文学类的极少，《红楼梦》全是洁本，涉及谈恋爱的都给你删掉。他说“我恨透那些删书的人了”。 他考上长春大学特教学院的中文系。发现会弹吉它的男生比写诗的男生更吸引女生，就开始学琴，学完琴教人，教一小时琴，人家帮他念两个小时书。本来也想听点武侠小说，但觉得让别人念这样的书，自己就太亏了，就念世界名著，人家读得辛苦，他自己也只好强挺着不能睡着，“所以《复活》、《红与黑》、《恶心》都是半梦半醒中读完的。” 上完学他被分配到一个色拉油厂，“我想上班，工厂也不让我去上班。我特别焦躁，成天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想着这样的日子离死还有几十年，怎么过啊？我想劳动，但是不被允许。经济利益还是另一方面。我参与不到现实生活中去，没有荣誉感，没有那种被人认可的成就感。” 他嘲笑那种日子是“狗活”，想来北京试试，先看能不能活下来，别的不会，会写诗，会弹琴，所以一下车就去了西直门地铁，卖唱挣了二十块钱，觉得能活下去，就留下来了。 卖唱这两个字看着很刺目，但他不回避这个词，他说这里头有一种命，“盲人有自己的祖先。荷马、高渐离这些盲艺人都喜欢到处走，在街头唱歌。可能因为失明以后会脱离社会的流水线，成为很闲很没用的人。没用也就不会受到流水线的带动、冲击，就到处转一转，用唱歌记录时代，一辈子就过去了。” 3 1998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碰见的男青年，经常都是三句话，“我漂在北京，我是搞艺术的，我总有一种想死的冲动” 有的还有第四句话“你们学校在哪儿？要不我到你们食堂找你吧” 后来看周云蓬写，他当时住在圆明园，那儿都是不着四六的艺术青年，大都这套路，靠这几句话泡妞和蹭饭，等饭点儿到了，坐人对面，你就得让他“吃一碗吧” “不吃不吃” “吃一碗吧” “不吃” “别客气，吃两碗吧” “那行” 他没那种小混混气质，只好每天盐水煮面条，没事整天读《圣经》、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读舍斯托夫和基督教神学的书，不停追问自己很多终极问题。自嘲当年的“大而无当” 他自己也说，那个阶段，思想还没有落实到生活里。他的朋友写过，“他喝醉了，一屁股坐在门前冰冷的水泥地上，死活不肯进屋，还用盲杖狠敲着地面，一遍遍地狂喊：‘要么握手，要么绝望……要么握手，要么绝望……’ 他说“我以前是个苦大仇深的人。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你是个残疾人，你要自强不息，身残志坚。我去北京之后一直在淡化这种意识，别老当悲剧英雄。” 他说人为什么会绝望？就是你脱离了个体，脱离了具体的生活你就容易绝望。他现在喜欢老六的说法“见招拆招”-------“人应该在具体的生活中生活，一件一件事情做，不要老想些大问题，大问题都是由小问题组成的，小问题做好了，大问题就自然解决了，老想没有用。 4 我俩初见面，我说我是谁，他说我认识你。我一愣，他说97年我在长沙，听你主持的电台节目，他还补一句证明一下“火柴的柴，安静的静”。 我都不太相信，怎么会在那儿遇上？他说当年在长沙唱歌，我奇怪，那时候湖南酒吧还远不成气候，好象都是夜总会，肥头大耳的主持人说塑料普通话，有小姐晚上跳艳舞的，唱歌的人都一口湘潭话，上台先说荤段子，后来知道他确实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唱，介绍到他，主持人说：“这是来自北京的金甲壳虫乐队的主唱周云蓬！” 他挣点儿钱，到处走，走一走再回北京住一阵子，上海苏州杭州南京长沙腾格里的沙漠阿拉善的戈壁，那曲草原和拉萨。走滇藏路，徒步到昆明。晚上有帐篷，不是买的，是找个裁缝店，找了些塑料布缝起来的。晚上刮个风就倒。身上就只有四个凉包子，一瓶小二锅头，又下雨，饥寒交迫，就地睡下。帐篷根本不顶事，都湿漉漉地糊在脸上。 冷热饥渴，这都特别具体，用他的话说，算是知道了自己的渺小，也别追问什么终极意义了，没有那个。生活本身“不好不坏”。有人说是不是用流浪考验自己的意志，他说：“这种考验有意义么？你也可以把手放到火上看谁时间长，这也是考验意志力，但是这是一种自虐行为嘛，为了显示人类的意志去做这种事情我觉得是一种虚荣，还不是个人的虚荣，是一种集体的虚荣感造成的一种东西，有的人以为全人类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哪怕在孤独的时候，他也为了某种目光在生活。” 他喜欢走，但是走到哪算哪，不是为了征服什么，也没有那么强烈的目的非要走到哪。当天在现场还有个女孩说，“我朋友让转告一声，希望您永远不签约大公司，永远在路上歌唱。” 周云蓬笑，“这是希望还是诅咒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得好。只有不正常的人才希望自己受苦。就像《大独裁者》里说的一样，那些人是机器人。我觉得你的朋友应该希望我能卖很多唱片，签大公司，有海边的大房子，在新闻联播放《中国孩子》，我们不歧视主流媒体。” 众人看着我笑。有人问，那请问怎么能兼济天下？他说，作一个自私的公民，能捍卫自己权利就不错了。我们过去的教育都是兼济天下给自己弄得面目全非也不敢说话，太空洞了。他说过其实人类这个概念就是一种幻觉，“因为你到不了所有的地方，你也不能接受所有的人，其实你所谓的人类就是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别的都是一种虚幻的东西，而且最终要回归到个人，什么都要最终回归到个人。” 5 那天座谈会是聊诗与歌，我说小时候接触的第一首诗是“一朵红花红又红，刘胡兰姐姐是英雄，毛主席题词金光照，生得伟大

周云蓬写过一段话，“在我的梦里，会凭着小时候的记忆，看到树是绿的，还是蓝的，我健康的奔跑，不用怕撞到什么。可是我梦见了她，完全是一个黑影，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从此我在梦里和白天，都是瞎的。”
这个疼，是在人心脏上捏一下。
之前他迷恋米兰昆德拉的小说里的萨宾娜，追求绝对的自由，“后来才明白，人一旦投入具体生活后就会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没法完全自由。生活一定要参与进去，然后才明白心灵的自由是怎么一回事，很多快乐是来源于不自由，你若是爱上一个人，它就是不自由的。一切专注都会损害自由”死得光荣”，一边跳皮筋一边唱。 他也差不太多，等到了青春期，看朦胧诗的年纪，我抄汪国真席慕蓉，他看北岛泰戈尔，那种翻译体的痕迹不容易脱离，在他的书里还是看得出来，比如他写《山鬼》：上帝坐在空荡荡的天堂，诗人走在寂寞的世上……俯瞰逝去的悲欢和沧桑，扛着自己的墓碑走遍四方。 “沧桑”“俯瞰”，这种词儿我们都喜欢过，用他的话说，有一种“挺正经”的劲儿。要打破这个不容易，学了那么多年都是要对仗要排比要押韵，“用十几个排比句把对方打倒”。我和周云蓬那时候都经常代表学校去参加讲演。题目基本上都是《我的家乡》，最后一句通常是平地里突然拔高一声儿：“难道不是这样吗？！” 一洒狗血就是满堂彩。他一个老师挺好，调走了。有个同学写文章：“李老师，虽然你已经离开了我们……” 他说，人都不会表达爱了。男女之情也一样，他说，“说给你介绍个“对象”，这种词就是一个很官方用语，‘对象’是一个哲学用语，介入一种男女之间的私情，让你对这个词一点都没有欲望了。还有什么“生活作风问题”，你的“个人问题今天解决了吗”？” 他觉得普通话本来就是一种人造语言，却硬生生地介入了人的私人生活。他用了有语音功能的电脑之后，人有了隐私才有尊严，能更自由地阅读，比方可以私下里看《金瓶梅》，可以狂热地看武侠小说了。他说，“阅读跟恋爱一样，要私人化，隐秘化。” 后来他四处走，喜欢听地方戏，看唱粤剧的盲人，全是北宋，南宋的古诗词。还有苏州评弹，小桥流水和白蛇传，用朴素的字儿唱人心里的感情。慢慢生活中尽量用直观的语言，不要块状，不要排比，尽量亲切。 他喜欢那些新的网络语言，悲催，苦逼，给力，说更多有色彩、有力量的民间语言出来，将来的诗人会有更好的土壤，可能会写的越来越好。 在座谈的现场他放了“野孩子”的歌，是写凡高的《伏热》：他的心就象石头一样坚强就算破碎了，那也是，那也是石头他的爱就象花儿一样善良就算天黑了，那也是，那也是花儿他说，多简单的词儿，花儿和石头，这简直是被先锋诗人嘲笑的词，但这诗意。 6 周云蓬写过一段话，“在我的梦里，会凭着小时候的记忆，看到树是绿的，还是蓝的，我健康的奔跑，不用怕撞到什么。可是我梦见了她，完全是一个黑影，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从此我在梦里和白天，都是瞎的。” 这个疼，是在人心脏上捏一下。之前他迷恋米兰昆德拉的小说里的萨宾娜，追求绝对的自由，“后来才明白，人一旦投入具体生活后就会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没法完全自由。生活一定要参与进去，然后才明白心灵的自由是怎么一回事，很多快乐是来源于不自由，你若是爱上一个人，它就是不自由的。一切专注都会损害自由” 两人在一起，没有钱，脾气也不会好，所有的浪漫都磨没了。快分手，他在宁夏，半夜听到楼道电话响就往外跑，总觉得是她打来的，还是分了手。 他说，恋爱的这种痛苦，会让人落到地面，精神回归到肉体。崔健怎么唱的？----恋爱的时候理论都是虚的，只有分手时的疼痛才是实的。 恋爱最让人了解什么是无奈，你没法预料也不可争取，命运象磕煮熟的鸡蛋一样，不急不慢地，把人的壳一层层磕掉了，柔嫩脆弱地露出来。 他原来觉得诗与歌高于生活，这后来才明白歌和诗只是生活的流露“那么多经历，那么多故事，最后变成一首歌，但它们的目的并不是变成一首歌，它们是没办法了” 他写了这首《不会说话的爱情》：绣花绣的累了吧 牛羊也下山喽我们烧自己的房子和身体 生起火来解开你的红肚带 洒一床雪花白普天下所有的水 都在你眼中荡开 …… 日子快到头了 果子也熟透了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 从此仇深似海你去你的未来 我去我的未来 …… 期待更美的人到来 期待更好的人到来期待我们的灵魂附体 重新回来重新回来 重新回来期待我的灵魂附体，重新回来。痛苦不是财富，痛苦就是痛苦，“你要知道这些经历是为了一首歌，你非气死不可，你才不愿意去写。你会想，别写那首歌了，宁愿经历好一点。” 只不过人无路可走的时候，说不出来的时候，音乐降临。 7 零四年以后，他经济压力不像以前那样大，精神上就自在一些，幽默感在音乐里也复苏了，不那么沉重，在歌里跟李白开玩笑。他说住在香山把过去生活里黑暗的东西消解了很多.他喜欢爬爬山，偷偷翻到植物园里边，一条小路拐来拐去，能找到好多名人的墓。刘天华、刘半农、梅兰芳、马连良，还有梁启超，“他们都静静地呆在那里，看着我看不到的世界。” 他写了《春天责备》，说“这个诗刚写的时候，我是感觉到春天很多繁茂的花，它对于人是一种责备。你比方你的生活很抑郁，生活很暗淡，它对你就是一种责备。” 他写：“我的小屋后面是树木丛生的野山坡，坡上有一片墓园，墓园旁摆放着十几个蜂箱。天气好的时候，蜜蜂的嗡嗡声融入阳光，有一种催眠的作用。一个人坐上个把小时，时间缓慢逐渐凝固，感觉自己成了金黄琥珀中的一只昆虫。还有一只猫和狗，每逢我改善生活，他们都会不请自到。锅里的羊排熟了，我摸索着掀开锅盖，锅沿旁左边一只猫头右边一只狗头，都跃跃欲试着。”。 这里头有一种烂熟的心平气和，他说古兰经里有句话：命运如大海，自由如小舟。你的船不可能到陆地上去航行，人要尊重一种界限，可是这只船在命运里还是可以很自由的。 他看不见字，但对《诗经》有一种嗅觉上的好感，他写： “诗经最终长成了一株香樟树杜甫是那种沉积的落叶欧阳修是秋天的苦香他说：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予之叹息” 后来他写《牛羊下山》，包括《不会说话的爱情》的歌词，很多来自于嗅觉上的灵感。“牛羊下山，晚炊，草木香，山气日夕佳，生火的柴火和牛粪味，陈年的米缸。嗅觉更接近于艺术的本质，它和艺术冲动一样的深邃原始。” 他说在西藏喜欢听牛铃的声音。“一低头一抬头，周围全是牛铃的声音，变幻莫测又清透。我比较喜欢水声，海洋啊，流水啊。我去过雅鲁藏布江大拐弯，据说那里的水很壮烈。我听了听，像闷雷，很低沉，很持久。我是靠听觉来感觉世界的” 这世界是他闻出来，听出来，摸出来，踩出来的，人们只是看到事物存在，但他能感觉到事物的存在，看看他写这个-------- “为什么我唱：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而不是一个叫马头，一个叫马尾？木头里有人的向往和悔意。张枣诗云：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很多人有眼睛，但他们早已不看，不听，没有感觉，象石头一样不再闪烁。 8 在中央台录节目的时候，有观众对他说，“我非常不幸失明过，又非常幸运地重返光明，所以我想把失明时感受到的一切展现出来。” 周云蓬说，如果你失明的时候没有做好，那你能看见的时候也未必能做好，我并不认为失明的生活会是一种艺术的来源、灵感。他说，失明是一个存在，对他来说，走在街上，被石头绊了个跟头，这个石头就会提醒你一次，你缺了些什么，那种感觉渗透一生，没法超越。他说，“我承认它的存在，也承认没法超越，或许这就是我看待它的态度。” 有人说那你怎么保持平衡，他说我尊重我的倾斜甚至倒下，平衡是高高在上者的品质。常有人问他，“你看不见是否非常痛苦？”他说，“还可以。” 他们说，你真坚强。他说，你要让每个人说起来，谁都挺痛苦的，痛苦是个最普通最平常最普及的东西，比电视还普及。很多人说：“见到了你，才觉得能看见世界是这样的幸福” 他说，幸福不是比较得来的。 9 老罗心疼曾轶可，要给她录专辑，有天说约了周云蓬和小河给小曾做配器，我们都意外-----这八竿子打不着的几个人怎么掺和到一块，最后小曾果然没去，说瞧不上这音乐，他们几个人就围着个空椅子合了张影，罗永浩自己也觉得“不堪回首”，不过周云蓬说起这事儿笑呵呵，说小曾的歌挺好，词的语感很好。只不过她上了超女，所以争议大了。“如果她是一个地下乐队的，比如说“幸福大街”的，没人会觉得她这么跑调会怎么着，左小祖咒也跑，就没人说” 他没有阵营感，也没有剑拔弩张的东西，不刻意制造高潮，也不刻意反高潮，他只是诚实。座谈会现场有一个年青男孩，站起来对他说，很快要到克拉玛依多少年了，让他唱一首《中国孩子》。他说，这不是唱这歌的场合。歌也不是说，来你唱一首吧就唱的，那对歌也不尊重。那男孩说“那你就组织免费的纪念演唱会吧” 他说
两人在一起，没有钱，脾气也不会好，所有的浪漫都磨没了。快分手，他在宁夏，半夜听到楼道电话响就往外跑，总觉得是她打来的，还是分了手。
他说，恋爱的这种痛苦，会让人落到地面，精神回归到肉体。崔健怎么唱的？----恋爱的时候理论都是虚的，只有分手时的疼痛才是实的。

恋爱最让人了解什么是无奈，你没法预料也不可争取，命运象磕煮熟的鸡蛋一样，不急不慢地，把人的壳一层层磕掉了，柔嫩脆弱地露出来。
他原来觉得诗与歌高于生活，这后来才明白歌和诗只是生活的流露“那么多经历，那么多故事，最后变成一首歌，但它们的目的并不是变成一首歌，它们是没办法了”
他写了这首《不会说话的爱情》：
绣花绣的累了吧 牛羊也下山喽
我们烧自己的房子和身体 生起火来
解开你的红肚带 洒一床雪花白
普天下所有的水 都在你眼中荡开1 我第一次听周云蓬唱歌是三年前在一个酒吧里，没座位，大家都坐硬纸板上。坐我前头两个姑娘在聊男朋友的事儿，拿着手机看照片，这个环境里，我有一搭没一搭听着。他唱到《中国孩子》“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这歌太狠了，象刀子一样扎人，我有点坐不住，听完站起身走了。从1994年克拉玛依大火开始，多少事在人心里过一遍又是一遍，沤了好些年，他才写了这歌，火里水里，就这么沤出来的。他写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卡住了，把“大难临头”改成“死到临头”，才觉得一吐为快。 2 他9岁彻底失明，有记者问这是否从精神上摧毁了你？他回答，不会的，那时我还没有精神。灾难来的太早，它扑了个空。小孩子感到的是难受，象心上擦着砂纸“小时候总是姐姐带我去厕所，每次刚蹲下，姐姐就会在外面叫“完了吗？”我说“没完。”过几分钟，姐姐又叫“完了吗？”我说“没完！”心里特内疚惭愧，仿佛自己是个贼。那时想，什么时候自己想去厕所就去厕所，而且一个人去，想什么时候完就可以什么时候完，该多好！” 看看中国现在唱民谣的人，唱得青山绿水的，但70年代出生的人，谁有天真烂漫的过去？罗大佑唱《童年》是写实，周云蓬翻唱只能是个想象：“没那么文雅的童年，没山没水，我们那里就是些平房。” 没什么美，没什么诗意，就是这么个年代，就是这么回事。人在贫瘠的地里是贪婪地想象着一点儿湿味儿往出长的。他有一个盲校的同学，妈妈是老师，每天都要读一百多页书给孩子听，听完了他就对周云蓬说“我讲给你听听”。周说“气得我……我妈妈不认得多少字，我就制定了一个策略，你不是看得多吗，我就看得精，背一本《唐诗三百首》，背一千遍。《古文观止》，古汉语，管它什么，拿起来就背。他就说，哦你这个古代文学还可以” 这个看了诙谐又心酸。他心里一直较这个劲，“要象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想去正常的学校上学，但不行，就报个高考补习班，离他家二十站地，都是走路。父母没空接，有次他爸爸骑个大的平板三轮车来接，那种运煤的平板车，停在外面，他就特别不好意思……觉得这种车，还不如自己走回去呢。就走回去。 十七八岁的时候，正是虚荣心最强的时候，下课时走廊里全是学生，他怕撞了人，还想到人群里有同龄的小姑娘，有一种自卑，他说那种心情特别扭，“走进那条走廊就像踏入地狱一样，总是等所有人都进教室了，最后一个进去。” 每天回家把课堂录音整理成盲文，有时候要抄好几天，他居然能这么把地理学好，“那时关于气候带，测算太阳高度角，都要看地图，理解起来特别麻烦，我要动用所有智慧来理解。” 他青春期这种狂热，几乎是一种精神上的高烧，不是这样也支持不下来。我那时候能找到的有文学味道的书很少，他能找到的盲文书就更少，图书馆都是比如《毛泽东选集》，还有一些按摩的书，文学类的极少，《红楼梦》全是洁本，涉及谈恋爱的都给你删掉。他说“我恨透那些删书的人了”。 他考上长春大学特教学院的中文系。发现会弹吉它的男生比写诗的男生更吸引女生，就开始学琴，学完琴教人，教一小时琴，人家帮他念两个小时书。本来也想听点武侠小说，但觉得让别人念这样的书，自己就太亏了，就念世界名著，人家读得辛苦，他自己也只好强挺着不能睡着，“所以《复活》、《红与黑》、《恶心》都是半梦半醒中读完的。” 上完学他被分配到一个色拉油厂，“我想上班，工厂也不让我去上班。我特别焦躁，成天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想着这样的日子离死还有几十年，怎么过啊？我想劳动，但是不被允许。经济利益还是另一方面。我参与不到现实生活中去，没有荣誉感，没有那种被人认可的成就感。” 他嘲笑那种日子是“狗活”，想来北京试试，先看能不能活下来，别的不会，会写诗，会弹琴，所以一下车就去了西直门地铁，卖唱挣了二十块钱，觉得能活下去，就留下来了。 卖唱这两个字看着很刺目，但他不回避这个词，他说这里头有一种命，“盲人有自己的祖先。荷马、高渐离这些盲艺人都喜欢到处走，在街头唱歌。可能因为失明以后会脱离社会的流水线，成为很闲很没用的人。没用也就不会受到流水线的带动、冲击，就到处转一转，用唱歌记录时代，一辈子就过去了。” 3 1998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碰见的男青年，经常都是三句话，“我漂在北京，我是搞艺术的，我总有一种想死的冲动” 有的还有第四句话“你们学校在哪儿？要不我到你们食堂找你吧” 后来看周云蓬写，他当时住在圆明园，那儿都是不着四六的艺术青年，大都这套路，靠这几句话泡妞和蹭饭，等饭点儿到了，坐人对面，你就得让他“吃一碗吧” “不吃不吃” “吃一碗吧” “不吃” “别客气，吃两碗吧” “那行” 他没那种小混混气质，只好每天盐水煮面条，没事整天读《圣经》、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读舍斯托夫和基督教神学的书，不停追问自己很多终极问题。自嘲当年的“大而无当” 他自己也说，那个阶段，思想还没有落实到生活里。他的朋友写过，“他喝醉了，一屁股坐在门前冰冷的水泥地上，死活不肯进屋，还用盲杖狠敲着地面，一遍遍地狂喊：‘要么握手，要么绝望……要么握手，要么绝望……’ 他说“我以前是个苦大仇深的人。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你是个残疾人，你要自强不息，身残志坚。我去北京之后一直在淡化这种意识，别老当悲剧英雄。” 他说人为什么会绝望？就是你脱离了个体，脱离了具体的生活你就容易绝望。他现在喜欢老六的说法“见招拆招”-------“人应该在具体的生活中生活，一件一件事情做，不要老想些大问题，大问题都是由小问题组成的，小问题做好了，大问题就自然解决了，老想没有用。 4 我俩初见面，我说我是谁，他说我认识你。我一愣，他说97年我在长沙，听你主持的电台节目，他还补一句证明一下“火柴的柴，安静的静”。 我都不太相信，怎么会在那儿遇上？他说当年在长沙唱歌，我奇怪，那时候湖南酒吧还远不成气候，好象都是夜总会，肥头大耳的主持人说塑料普通话，有小姐晚上跳艳舞的，唱歌的人都一口湘潭话，上台先说荤段子，后来知道他确实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唱，介绍到他，主持人说：“这是来自北京的金甲壳虫乐队的主唱周云蓬！” 他挣点儿钱，到处走，走一走再回北京住一阵子，上海苏州杭州南京长沙腾格里的沙漠阿拉善的戈壁，那曲草原和拉萨。走滇藏路，徒步到昆明。晚上有帐篷，不是买的，是找个裁缝店，找了些塑料布缝起来的。晚上刮个风就倒。身上就只有四个凉包子，一瓶小二锅头，又下雨，饥寒交迫，就地睡下。帐篷根本不顶事，都湿漉漉地糊在脸上。 冷热饥渴，这都特别具体，用他的话说，算是知道了自己的渺小，也别追问什么终极意义了，没有那个。生活本身“不好不坏”。有人说是不是用流浪考验自己的意志，他说：“这种考验有意义么？你也可以把手放到火上看谁时间长，这也是考验意志力，但是这是一种自虐行为嘛，为了显示人类的意志去做这种事情我觉得是一种虚荣，还不是个人的虚荣，是一种集体的虚荣感造成的一种东西，有的人以为全人类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哪怕在孤独的时候，他也为了某种目光在生活。” 他喜欢走，但是走到哪算哪，不是为了征服什么，也没有那么强烈的目的非要走到哪。当天在现场还有个女孩说，“我朋友让转告一声，希望您永远不签约大公司，永远在路上歌唱。” 周云蓬笑，“这是希望还是诅咒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得好。只有不正常的人才希望自己受苦。就像《大独裁者》里说的一样，那些人是机器人。我觉得你的朋友应该希望我能卖很多唱片，签大公司，有海边的大房子，在新闻联播放《中国孩子》，我们不歧视主流媒体。” 众人看着我笑。有人问，那请问怎么能兼济天下？他说，作一个自私的公民，能捍卫自己权利就不错了。我们过去的教育都是兼济天下给自己弄得面目全非也不敢说话，太空洞了。他说过其实人类这个概念就是一种幻觉，“因为你到不了所有的地方，你也不能接受所有的人，其实你所谓的人类就是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别的都是一种虚幻的东西，而且最终要回归到个人，什么都要最终回归到个人。” 5 那天座谈会是聊诗与歌，我说小时候接触的第一首诗是“一朵红花红又红，刘胡兰姐姐是英雄，毛主席题词金光照，生得伟大
……
日子快到头了 果子也熟透了
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 从此仇深似海他现在不打算做这件事，他又补了一句，“不纪念，人们也会记得的，慢慢来” 我问他，好多人对你的期望就是希望你表现出更多愤怒的那个劲。他说，我觉得愤怒是一种偶然的、意外的东西，人的常态应该是平静的、温和的生活。如果要是总是愤怒，人早活几年就给气死了， 我说，但有人对地下歌手的印象，应该像标枪和匕首一样。他说，如果有目标可以自己去做标枪和匕首，但是不要苛求人们必须去做标枪和匕首。他写《中国孩子》也是从水与火的痛苦出发，从人的本能和感受出发去写的。 四川地震后，很多校舍倒塌，很多朋友问他，说，老周，《中国孩子》这首歌是不是专门为四川孩子再续写一段？他说，我又不是郭沫若，才思没那么敏捷，我首先看重的是音乐的审美，而不是过分应景。零八年一帮人去北京南站坐轻轨去天津，结果奥运期间买不到票，很可气。跟他去的朋友就说：老周，写个歌儿骂骂他们！他说，“我很怕被这样“类型化”。其实我喜欢情绪更复杂一些的，PinkFloyd，TomWaits那样。那需要心态更放松，不要老进入两极状态” 我说，很多人期望你能对现实进行批判。他说，“音乐一旦变成无产阶级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或者是什么，那就走向另一个反面了，我觉得应该音乐人心里有数，不是应该大家一捧你，你抗议你很牛，然后你就头脑一晕你就抗议一辈子，我觉得那个是很无聊的事情，也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事情。” 所以他说诗歌的第一性永远是诗性，不是工具，不是用来教化和革命的。 10 很多人面对残疾人，都容易有一种沉重感。就好象不沉重不够尊重，当天在现场问他的问题都是这么起头的“周老师，我问一个比较俗的问题啊，请问您有没有流浪的情愫？” 情愫，都是这样的词。饭桌上刚认识的气氛里也有这个郑重的紧张，稍过一会儿就会发现，他松松垮垮喝着酒，但随手一句，可以在言辞上直接修理老罗，让我们乐不可支。他蔫坏一笑。 那天在现场，有人问我，说你怎么会跟老罗和冯唐这样的流氓一起混啊。我说，哪有姑娘喜欢肉头肉脑的好学生啊，只不过不好意思坏。周云蓬也说，作为一个盲人不容易坏起来。人们会觉得，作为一个弱势群体，你还敢坏啊，太不要脸了。他高中的时候跟转学来的姑娘恋爱，两人约会，因为看不见，被学校发现了，他是好学生，学校认为你怎么能这样自毁身残志坚的典型，他说“我情愿像一团泥那样瘫软在自己的幸福中，也不愿成为广场上站得笔直的雕像。” 他说所有弱势群体都有这个问题。“我基本上比他们还稍微坏一点，但也不够坏，但多少年我总希望能摆脱道德上的约束，我凭什么不能怎么样？首先我能破坏这种约束，然后我能自愿遵守。要不就特别扭，不自由。” 他看了我采访卢安克的节目，说那是一个有诗性的人，你看他说的那句话，“自由就是脑子里没有障碍” 11 周云蓬在少年时代认识过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她是先天性失明。几乎没跟任何人说过话。只是据说歌唱得好。大家围坐一处，想听她唱歌，一个高年龄级的女生陪着她。那女生说：“童童，给我们唱首歌吧。”大家很安静。她说：“一，二，三，唱!”孩子沉默着，如此多次，她的歌声才突然响了起来。她唱的是“黑鸦鸦的黄沙岗，挺起个钻天杨”。 周云蓬说，经她的口唱出，这首歌经加工后的浮华、庸俗之气沉淀净尽，只剩下那种来自民间的愁苦和苍凉。“这样小、这样封闭的一颗心灵对忧伤的理解，它事实上承载着何等重量的负担.” 他稍有名声的时候，有一个红色推土机的公益计划，把专辑销售的全部收入将作为启动资金，购买mp3、乐器，让盲童有接触音乐和书的机会。 他前阵子到上海演出，说：“有个小男孩，问我有没有使命感，我说没有。可他偏让我有。他说我觉得你有，我说我真的没有。他说你那有救赎感！这就做作了，我尽量淡化这种东西”。 他说尤其不喜欢“使命感”这个词，“好多事就是被太有使命感的人耽误了”。他说过一句话“我是一个残损的零件，在社会精密的大流水线中派不上什么用场，那就做一个玩具，有朝一日交到一个穷孩子手中。我们的文化里，最有名的盲人应该是拉《二泉映月》的阿炳，周云蓬曾经去过无锡，想写一本阿炳的传记，他有一个疑问是“阿炳的音乐几乎家喻户晓,可是他是怎样生活的？以怎样的方式去爱一个女人的？最专业的历史学家也知之甚少。” 他找来找去，还是没有找到什么资料，他说，如果阿炳在天有灵，他会想“我活着的时候你们干吗去了？” 他说这事唯一给他的启示是，去理解、去爱你身边活着的人。 周云蓬的书和音乐地址：周云蓬的淘宝店
你去你的未来 我去我的未来
……
期待更美的人到来 期待更好的人到来
期待我们的灵魂附体 重新回来
重新回来 重新回来
期待我的灵魂附体，重新回来。
痛苦不是财富，痛苦就是痛苦，“你要知道这些经历是为了一首歌，你非气死不可，你才不愿意去写。你会想，别写那首歌了，宁愿经历好一点。”
只不过人无路可走的时候，说不出来的时候，音乐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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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现在不打算做这件事，他又补了一句，“不纪念，人们也会记得的，慢慢来” 我问他，好多人对你的期望就是希望你表现出更多愤怒的那个劲。他说，我觉得愤怒是一种偶然的、意外的东西，人的常态应该是平静的、温和的生活。如果要是总是愤怒，人早活几年就给气死了， 我说，但有人对地下歌手的印象，应该像标枪和匕首一样。他说，如果有目标可以自己去做标枪和匕首，但是不要苛求人们必须去做标枪和匕首。他写《中国孩子》也是从水与火的痛苦出发，从人的本能和感受出发去写的。 四川地震后，很多校舍倒塌，很多朋友问他，说，老周，《中国孩子》这首歌是不是专门为四川孩子再续写一段？他说，我又不是郭沫若，才思没那么敏捷，我首先看重的是音乐的审美，而不是过分应景。零八年一帮人去北京南站坐轻轨去天津，结果奥运期间买不到票，很可气。跟他去的朋友就说：老周，写个歌儿骂骂他们！他说，“我很怕被这样“类型化”。其实我喜欢情绪更复杂一些的，PinkFloyd，TomWaits那样。那需要心态更放松，不要老进入两极状态” 我说，很多人期望你能对现实进行批判。他说，“音乐一旦变成无产阶级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或者是什么，那就走向另一个反面了，我觉得应该音乐人心里有数，不是应该大家一捧你，你抗议你很牛，然后你就头脑一晕你就抗议一辈子，我觉得那个是很无聊的事情，也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事情。” 所以他说诗歌的第一性永远是诗性，不是工具，不是用来教化和革命的。 10 很多人面对残疾人，都容易有一种沉重感。就好象不沉重不够尊重，当天在现场问他的问题都是这么起头的“周老师，我问一个比较俗的问题啊，请问您有没有流浪的情愫？” 情愫，都是这样的词。饭桌上刚认识的气氛里也有这个郑重的紧张，稍过一会儿就会发现，他松松垮垮喝着酒，但随手一句，可以在言辞上直接修理老罗，让我们乐不可支。他蔫坏一笑。 那天在现场，有人问我，说你怎么会跟老罗和冯唐这样的流氓一起混啊。我说，哪有姑娘喜欢肉头肉脑的好学生啊，只不过不好意思坏。周云蓬也说，作为一个盲人不容易坏起来。人们会觉得，作为一个弱势群体，你还敢坏啊，太不要脸了。他高中的时候跟转学来的姑娘恋爱，两人约会，因为看不见，被学校发现了，他是好学生，学校认为你怎么能这样自毁身残志坚的典型，他说“我情愿像一团泥那样瘫软在自己的幸福中，也不愿成为广场上站得笔直的雕像。” 他说所有弱势群体都有这个问题。“我基本上比他们还稍微坏一点，但也不够坏，但多少年我总希望能摆脱道德上的约束，我凭什么不能怎么样？首先我能破坏这种约束，然后我能自愿遵守。要不就特别扭，不自由。” 他看了我采访卢安克的节目，说那是一个有诗性的人，你看他说的那句话，“自由就是脑子里没有障碍” 11 周云蓬在少年时代认识过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她是先天性失明。几乎没跟任何人说过话。只是据说歌唱得好。大家围坐一处，想听她唱歌，一个高年龄级的女生陪着她。那女生说：“童童，给我们唱首歌吧。”大家很安静。她说：“一，二，三，唱!”孩子沉默着，如此多次，她的歌声才突然响了起来。她唱的是“黑鸦鸦的黄沙岗，挺起个钻天杨”。 周云蓬说，经她的口唱出，这首歌经加工后的浮华、庸俗之气沉淀净尽，只剩下那种来自民间的愁苦和苍凉。“这样小、这样封闭的一颗心灵对忧伤的理解，它事实上承载着何等重量的负担.” 他稍有名声的时候，有一个红色推土机的公益计划，把专辑销售的全部收入将作为启动资金，购买mp3、乐器，让盲童有接触音乐和书的机会。 他前阵子到上海演出，说：“有个小男孩，问我有没有使命感，我说没有。可他偏让我有。他说我觉得你有，我说我真的没有。他说你那有救赎感！这就做作了，我尽量淡化这种东西”。 他说尤其不喜欢“使命感”这个词，“好多事就是被太有使命感的人耽误了”。他说过一句话“我是一个残损的零件，在社会精密的大流水线中派不上什么用场，那就做一个玩具，有朝一日交到一个穷孩子手中。我们的文化里，最有名的盲人应该是拉《二泉映月》的阿炳，周云蓬曾经去过无锡，想写一本阿炳的传记，他有一个疑问是“阿炳的音乐几乎家喻户晓,可是他是怎样生活的？以怎样的方式去爱一个女人的？最专业的历史学家也知之甚少。” 他找来找去，还是没有找到什么资料，他说，如果阿炳在天有灵，他会想“我活着的时候你们干吗去了？” 他说这事唯一给他的启示是，去理解、去爱你身边活着的人。 周云蓬的书和音乐地址：周云蓬的淘宝店

零四年以后，他经济压力不像以前那样大，精神上就自在一些，幽默感在音乐里也复苏了，不那么沉重，在歌里跟李白开玩笑。
他说住在香山把过去生活里黑暗的东西消解了很多.他喜欢爬爬山，偷偷翻到植物园里边，一条小路拐来拐去，能找到好多名人的墓。刘天华、刘半农、梅兰芳、马连良，还有梁启超，“他们都静静地呆在那里，看着我看不到的世界。”
他写了《春天责备》，说“这个诗刚写的时候，我是感觉到春天很多繁茂的花，它对于人是一种责备。你比方你的生活很抑郁，生活很暗淡，它对你就是一种责备。”1 我第一次听周云蓬唱歌是三年前在一个酒吧里，没座位，大家都坐硬纸板上。坐我前头两个姑娘在聊男朋友的事儿，拿着手机看照片，这个环境里，我有一搭没一搭听着。他唱到《中国孩子》“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这歌太狠了，象刀子一样扎人，我有点坐不住，听完站起身走了。从1994年克拉玛依大火开始，多少事在人心里过一遍又是一遍，沤了好些年，他才写了这歌，火里水里，就这么沤出来的。他写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卡住了，把“大难临头”改成“死到临头”，才觉得一吐为快。 2 他9岁彻底失明，有记者问这是否从精神上摧毁了你？他回答，不会的，那时我还没有精神。灾难来的太早，它扑了个空。小孩子感到的是难受，象心上擦着砂纸“小时候总是姐姐带我去厕所，每次刚蹲下，姐姐就会在外面叫“完了吗？”我说“没完。”过几分钟，姐姐又叫“完了吗？”我说“没完！”心里特内疚惭愧，仿佛自己是个贼。那时想，什么时候自己想去厕所就去厕所，而且一个人去，想什么时候完就可以什么时候完，该多好！” 看看中国现在唱民谣的人，唱得青山绿水的，但70年代出生的人，谁有天真烂漫的过去？罗大佑唱《童年》是写实，周云蓬翻唱只能是个想象：“没那么文雅的童年，没山没水，我们那里就是些平房。” 没什么美，没什么诗意，就是这么个年代，就是这么回事。人在贫瘠的地里是贪婪地想象着一点儿湿味儿往出长的。他有一个盲校的同学，妈妈是老师，每天都要读一百多页书给孩子听，听完了他就对周云蓬说“我讲给你听听”。周说“气得我……我妈妈不认得多少字，我就制定了一个策略，你不是看得多吗，我就看得精，背一本《唐诗三百首》，背一千遍。《古文观止》，古汉语，管它什么，拿起来就背。他就说，哦你这个古代文学还可以” 这个看了诙谐又心酸。他心里一直较这个劲，“要象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想去正常的学校上学，但不行，就报个高考补习班，离他家二十站地，都是走路。父母没空接，有次他爸爸骑个大的平板三轮车来接，那种运煤的平板车，停在外面，他就特别不好意思……觉得这种车，还不如自己走回去呢。就走回去。 十七八岁的时候，正是虚荣心最强的时候，下课时走廊里全是学生，他怕撞了人，还想到人群里有同龄的小姑娘，有一种自卑，他说那种心情特别扭，“走进那条走廊就像踏入地狱一样，总是等所有人都进教室了，最后一个进去。” 每天回家把课堂录音整理成盲文，有时候要抄好几天，他居然能这么把地理学好，“那时关于气候带，测算太阳高度角，都要看地图，理解起来特别麻烦，我要动用所有智慧来理解。” 他青春期这种狂热，几乎是一种精神上的高烧，不是这样也支持不下来。我那时候能找到的有文学味道的书很少，他能找到的盲文书就更少，图书馆都是比如《毛泽东选集》，还有一些按摩的书，文学类的极少，《红楼梦》全是洁本，涉及谈恋爱的都给你删掉。他说“我恨透那些删书的人了”。 他考上长春大学特教学院的中文系。发现会弹吉它的男生比写诗的男生更吸引女生，就开始学琴，学完琴教人，教一小时琴，人家帮他念两个小时书。本来也想听点武侠小说，但觉得让别人念这样的书，自己就太亏了，就念世界名著，人家读得辛苦，他自己也只好强挺着不能睡着，“所以《复活》、《红与黑》、《恶心》都是半梦半醒中读完的。” 上完学他被分配到一个色拉油厂，“我想上班，工厂也不让我去上班。我特别焦躁，成天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想着这样的日子离死还有几十年，怎么过啊？我想劳动，但是不被允许。经济利益还是另一方面。我参与不到现实生活中去，没有荣誉感，没有那种被人认可的成就感。” 他嘲笑那种日子是“狗活”，想来北京试试，先看能不能活下来，别的不会，会写诗，会弹琴，所以一下车就去了西直门地铁，卖唱挣了二十块钱，觉得能活下去，就留下来了。 卖唱这两个字看着很刺目，但他不回避这个词，他说这里头有一种命，“盲人有自己的祖先。荷马、高渐离这些盲艺人都喜欢到处走，在街头唱歌。可能因为失明以后会脱离社会的流水线，成为很闲很没用的人。没用也就不会受到流水线的带动、冲击，就到处转一转，用唱歌记录时代，一辈子就过去了。” 3 1998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碰见的男青年，经常都是三句话，“我漂在北京，我是搞艺术的，我总有一种想死的冲动” 有的还有第四句话“你们学校在哪儿？要不我到你们食堂找你吧” 后来看周云蓬写，他当时住在圆明园，那儿都是不着四六的艺术青年，大都这套路，靠这几句话泡妞和蹭饭，等饭点儿到了，坐人对面，你就得让他“吃一碗吧” “不吃不吃” “吃一碗吧” “不吃” “别客气，吃两碗吧” “那行” 他没那种小混混气质，只好每天盐水煮面条，没事整天读《圣经》、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读舍斯托夫和基督教神学的书，不停追问自己很多终极问题。自嘲当年的“大而无当” 他自己也说，那个阶段，思想还没有落实到生活里。他的朋友写过，“他喝醉了，一屁股坐在门前冰冷的水泥地上，死活不肯进屋，还用盲杖狠敲着地面，一遍遍地狂喊：‘要么握手，要么绝望……要么握手，要么绝望……’ 他说“我以前是个苦大仇深的人。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你是个残疾人，你要自强不息，身残志坚。我去北京之后一直在淡化这种意识，别老当悲剧英雄。” 他说人为什么会绝望？就是你脱离了个体，脱离了具体的生活你就容易绝望。他现在喜欢老六的说法“见招拆招”-------“人应该在具体的生活中生活，一件一件事情做，不要老想些大问题，大问题都是由小问题组成的，小问题做好了，大问题就自然解决了，老想没有用。 4 我俩初见面，我说我是谁，他说我认识你。我一愣，他说97年我在长沙，听你主持的电台节目，他还补一句证明一下“火柴的柴，安静的静”。 我都不太相信，怎么会在那儿遇上？他说当年在长沙唱歌，我奇怪，那时候湖南酒吧还远不成气候，好象都是夜总会，肥头大耳的主持人说塑料普通话，有小姐晚上跳艳舞的，唱歌的人都一口湘潭话，上台先说荤段子，后来知道他确实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唱，介绍到他，主持人说：“这是来自北京的金甲壳虫乐队的主唱周云蓬！” 他挣点儿钱，到处走，走一走再回北京住一阵子，上海苏州杭州南京长沙腾格里的沙漠阿拉善的戈壁，那曲草原和拉萨。走滇藏路，徒步到昆明。晚上有帐篷，不是买的，是找个裁缝店，找了些塑料布缝起来的。晚上刮个风就倒。身上就只有四个凉包子，一瓶小二锅头，又下雨，饥寒交迫，就地睡下。帐篷根本不顶事，都湿漉漉地糊在脸上。 冷热饥渴，这都特别具体，用他的话说，算是知道了自己的渺小，也别追问什么终极意义了，没有那个。生活本身“不好不坏”。有人说是不是用流浪考验自己的意志，他说：“这种考验有意义么？你也可以把手放到火上看谁时间长，这也是考验意志力，但是这是一种自虐行为嘛，为了显示人类的意志去做这种事情我觉得是一种虚荣，还不是个人的虚荣，是一种集体的虚荣感造成的一种东西，有的人以为全人类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哪怕在孤独的时候，他也为了某种目光在生活。” 他喜欢走，但是走到哪算哪，不是为了征服什么，也没有那么强烈的目的非要走到哪。当天在现场还有个女孩说，“我朋友让转告一声，希望您永远不签约大公司，永远在路上歌唱。” 周云蓬笑，“这是希望还是诅咒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得好。只有不正常的人才希望自己受苦。就像《大独裁者》里说的一样，那些人是机器人。我觉得你的朋友应该希望我能卖很多唱片，签大公司，有海边的大房子，在新闻联播放《中国孩子》，我们不歧视主流媒体。” 众人看着我笑。有人问，那请问怎么能兼济天下？他说，作一个自私的公民，能捍卫自己权利就不错了。我们过去的教育都是兼济天下给自己弄得面目全非也不敢说话，太空洞了。他说过其实人类这个概念就是一种幻觉，“因为你到不了所有的地方，你也不能接受所有的人，其实你所谓的人类就是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别的都是一种虚幻的东西，而且最终要回归到个人，什么都要最终回归到个人。” 5 那天座谈会是聊诗与歌，我说小时候接触的第一首诗是“一朵红花红又红，刘胡兰姐姐是英雄，毛主席题词金光照，生得伟大
他写：“我的小屋后面是树木丛生的野山坡，坡上有一片墓园，墓园旁摆放着十几个蜂箱。天气好的时候，蜜蜂的嗡嗡声融入阳光，有一种催眠的作用。一个人坐上个把小时，时间缓慢逐渐凝固，感觉自己成了金黄琥珀中的一只昆虫。还有一只猫和狗，每逢我改善生活，他们都会不请自到。锅里的羊排熟了，我摸索着掀开锅盖，锅沿旁左边一只猫头右边一只狗头，都跃跃欲试着。”。
这里头有一种烂熟的心平气和，他说古兰经里有句话：命运如大海，自由如小舟。你的船不可能到陆地上去航行，人要尊重一种界限，可是这只船在命运里还是可以很自由的。
他看不见字，但对《诗经》有一种嗅觉上的好感，他写：他现在不打算做这件事，他又补了一句，“不纪念，人们也会记得的，慢慢来” 我问他，好多人对你的期望就是希望你表现出更多愤怒的那个劲。他说，我觉得愤怒是一种偶然的、意外的东西，人的常态应该是平静的、温和的生活。如果要是总是愤怒，人早活几年就给气死了， 我说，但有人对地下歌手的印象，应该像标枪和匕首一样。他说，如果有目标可以自己去做标枪和匕首，但是不要苛求人们必须去做标枪和匕首。他写《中国孩子》也是从水与火的痛苦出发，从人的本能和感受出发去写的。 四川地震后，很多校舍倒塌，很多朋友问他，说，老周，《中国孩子》这首歌是不是专门为四川孩子再续写一段？他说，我又不是郭沫若，才思没那么敏捷，我首先看重的是音乐的审美，而不是过分应景。零八年一帮人去北京南站坐轻轨去天津，结果奥运期间买不到票，很可气。跟他去的朋友就说：老周，写个歌儿骂骂他们！他说，“我很怕被这样“类型化”。其实我喜欢情绪更复杂一些的，PinkFloyd，TomWaits那样。那需要心态更放松，不要老进入两极状态” 我说，很多人期望你能对现实进行批判。他说，“音乐一旦变成无产阶级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或者是什么，那就走向另一个反面了，我觉得应该音乐人心里有数，不是应该大家一捧你，你抗议你很牛，然后你就头脑一晕你就抗议一辈子，我觉得那个是很无聊的事情，也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事情。” 所以他说诗歌的第一性永远是诗性，不是工具，不是用来教化和革命的。 10 很多人面对残疾人，都容易有一种沉重感。就好象不沉重不够尊重，当天在现场问他的问题都是这么起头的“周老师，我问一个比较俗的问题啊，请问您有没有流浪的情愫？” 情愫，都是这样的词。饭桌上刚认识的气氛里也有这个郑重的紧张，稍过一会儿就会发现，他松松垮垮喝着酒，但随手一句，可以在言辞上直接修理老罗，让我们乐不可支。他蔫坏一笑。 那天在现场，有人问我，说你怎么会跟老罗和冯唐这样的流氓一起混啊。我说，哪有姑娘喜欢肉头肉脑的好学生啊，只不过不好意思坏。周云蓬也说，作为一个盲人不容易坏起来。人们会觉得，作为一个弱势群体，你还敢坏啊，太不要脸了。他高中的时候跟转学来的姑娘恋爱，两人约会，因为看不见，被学校发现了，他是好学生，学校认为你怎么能这样自毁身残志坚的典型，他说“我情愿像一团泥那样瘫软在自己的幸福中，也不愿成为广场上站得笔直的雕像。” 他说所有弱势群体都有这个问题。“我基本上比他们还稍微坏一点，但也不够坏，但多少年我总希望能摆脱道德上的约束，我凭什么不能怎么样？首先我能破坏这种约束，然后我能自愿遵守。要不就特别扭，不自由。” 他看了我采访卢安克的节目，说那是一个有诗性的人，你看他说的那句话，“自由就是脑子里没有障碍” 11 周云蓬在少年时代认识过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她是先天性失明。几乎没跟任何人说过话。只是据说歌唱得好。大家围坐一处，想听她唱歌，一个高年龄级的女生陪着她。那女生说：“童童，给我们唱首歌吧。”大家很安静。她说：“一，二，三，唱!”孩子沉默着，如此多次，她的歌声才突然响了起来。她唱的是“黑鸦鸦的黄沙岗，挺起个钻天杨”。 周云蓬说，经她的口唱出，这首歌经加工后的浮华、庸俗之气沉淀净尽，只剩下那种来自民间的愁苦和苍凉。“这样小、这样封闭的一颗心灵对忧伤的理解，它事实上承载着何等重量的负担.” 他稍有名声的时候，有一个红色推土机的公益计划，把专辑销售的全部收入将作为启动资金，购买mp3、乐器，让盲童有接触音乐和书的机会。 他前阵子到上海演出，说：“有个小男孩，问我有没有使命感，我说没有。可他偏让我有。他说我觉得你有，我说我真的没有。他说你那有救赎感！这就做作了，我尽量淡化这种东西”。 他说尤其不喜欢“使命感”这个词，“好多事就是被太有使命感的人耽误了”。他说过一句话“我是一个残损的零件，在社会精密的大流水线中派不上什么用场，那就做一个玩具，有朝一日交到一个穷孩子手中。我们的文化里，最有名的盲人应该是拉《二泉映月》的阿炳，周云蓬曾经去过无锡，想写一本阿炳的传记，他有一个疑问是“阿炳的音乐几乎家喻户晓,可是他是怎样生活的？以怎样的方式去爱一个女人的？最专业的历史学家也知之甚少。” 他找来找去，还是没有找到什么资料，他说，如果阿炳在天有灵，他会想“我活着的时候你们干吗去了？” 他说这事唯一给他的启示是，去理解、去爱你身边活着的人。 周云蓬的书和音乐地址：周云蓬的淘宝店
“诗经最终长成了一株香樟树
杜甫是那种沉积的落叶
欧阳修是秋天的苦香
他说：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予之叹息”
后来他写《牛羊下山》，包括《不会说话的爱情》的歌词，很多来自于嗅觉上的灵感。“牛羊下山，晚炊，草木香，山气日夕佳，生火的柴火和牛粪味，陈年的米缸。嗅觉更接近于艺术的本质，它和艺术冲动一样的深邃原始。”
他说在西藏喜欢听牛铃的声音。“一低头一抬头，周围全是牛铃的声音，变幻莫测又清透。我比较喜欢水声，海洋啊，流水啊。我去过雅鲁藏布江大拐弯，据说那里的水很壮烈。我听了听，像闷雷，很低沉，很持久。我是靠听觉来感觉世界的”死得光荣”，一边跳皮筋一边唱。 他也差不太多，等到了青春期，看朦胧诗的年纪，我抄汪国真席慕蓉，他看北岛泰戈尔，那种翻译体的痕迹不容易脱离，在他的书里还是看得出来，比如他写《山鬼》：上帝坐在空荡荡的天堂，诗人走在寂寞的世上……俯瞰逝去的悲欢和沧桑，扛着自己的墓碑走遍四方。 “沧桑”“俯瞰”，这种词儿我们都喜欢过，用他的话说，有一种“挺正经”的劲儿。要打破这个不容易，学了那么多年都是要对仗要排比要押韵，“用十几个排比句把对方打倒”。我和周云蓬那时候都经常代表学校去参加讲演。题目基本上都是《我的家乡》，最后一句通常是平地里突然拔高一声儿：“难道不是这样吗？！” 一洒狗血就是满堂彩。他一个老师挺好，调走了。有个同学写文章：“李老师，虽然你已经离开了我们……” 他说，人都不会表达爱了。男女之情也一样，他说，“说给你介绍个“对象”，这种词就是一个很官方用语，‘对象’是一个哲学用语，介入一种男女之间的私情，让你对这个词一点都没有欲望了。还有什么“生活作风问题”，你的“个人问题今天解决了吗”？” 他觉得普通话本来就是一种人造语言，却硬生生地介入了人的私人生活。他用了有语音功能的电脑之后，人有了隐私才有尊严，能更自由地阅读，比方可以私下里看《金瓶梅》，可以狂热地看武侠小说了。他说，“阅读跟恋爱一样，要私人化，隐秘化。” 后来他四处走，喜欢听地方戏，看唱粤剧的盲人，全是北宋，南宋的古诗词。还有苏州评弹，小桥流水和白蛇传，用朴素的字儿唱人心里的感情。慢慢生活中尽量用直观的语言，不要块状，不要排比，尽量亲切。 他喜欢那些新的网络语言，悲催，苦逼，给力，说更多有色彩、有力量的民间语言出来，将来的诗人会有更好的土壤，可能会写的越来越好。 在座谈的现场他放了“野孩子”的歌，是写凡高的《伏热》：他的心就象石头一样坚强就算破碎了，那也是，那也是石头他的爱就象花儿一样善良就算天黑了，那也是，那也是花儿他说，多简单的词儿，花儿和石头，这简直是被先锋诗人嘲笑的词，但这诗意。 6 周云蓬写过一段话，“在我的梦里，会凭着小时候的记忆，看到树是绿的，还是蓝的，我健康的奔跑，不用怕撞到什么。可是我梦见了她，完全是一个黑影，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从此我在梦里和白天，都是瞎的。” 这个疼，是在人心脏上捏一下。之前他迷恋米兰昆德拉的小说里的萨宾娜，追求绝对的自由，“后来才明白，人一旦投入具体生活后就会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没法完全自由。生活一定要参与进去，然后才明白心灵的自由是怎么一回事，很多快乐是来源于不自由，你若是爱上一个人，它就是不自由的。一切专注都会损害自由” 两人在一起，没有钱，脾气也不会好，所有的浪漫都磨没了。快分手，他在宁夏，半夜听到楼道电话响就往外跑，总觉得是她打来的，还是分了手。 他说，恋爱的这种痛苦，会让人落到地面，精神回归到肉体。崔健怎么唱的？----恋爱的时候理论都是虚的，只有分手时的疼痛才是实的。 恋爱最让人了解什么是无奈，你没法预料也不可争取，命运象磕煮熟的鸡蛋一样，不急不慢地，把人的壳一层层磕掉了，柔嫩脆弱地露出来。 他原来觉得诗与歌高于生活，这后来才明白歌和诗只是生活的流露“那么多经历，那么多故事，最后变成一首歌，但它们的目的并不是变成一首歌，它们是没办法了” 他写了这首《不会说话的爱情》：绣花绣的累了吧 牛羊也下山喽我们烧自己的房子和身体 生起火来解开你的红肚带 洒一床雪花白普天下所有的水 都在你眼中荡开 …… 日子快到头了 果子也熟透了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 从此仇深似海你去你的未来 我去我的未来 …… 期待更美的人到来 期待更好的人到来期待我们的灵魂附体 重新回来重新回来 重新回来期待我的灵魂附体，重新回来。痛苦不是财富，痛苦就是痛苦，“你要知道这些经历是为了一首歌，你非气死不可，你才不愿意去写。你会想，别写那首歌了，宁愿经历好一点。” 只不过人无路可走的时候，说不出来的时候，音乐降临。 7 零四年以后，他经济压力不像以前那样大，精神上就自在一些，幽默感在音乐里也复苏了，不那么沉重，在歌里跟李白开玩笑。他说住在香山把过去生活里黑暗的东西消解了很多.他喜欢爬爬山，偷偷翻到植物园里边，一条小路拐来拐去，能找到好多名人的墓。刘天华、刘半农、梅兰芳、马连良，还有梁启超，“他们都静静地呆在那里，看着我看不到的世界。” 他写了《春天责备》，说“这个诗刚写的时候，我是感觉到春天很多繁茂的花，它对于人是一种责备。你比方你的生活很抑郁，生活很暗淡，它对你就是一种责备。” 他写：“我的小屋后面是树木丛生的野山坡，坡上有一片墓园，墓园旁摆放着十几个蜂箱。天气好的时候，蜜蜂的嗡嗡声融入阳光，有一种催眠的作用。一个人坐上个把小时，时间缓慢逐渐凝固，感觉自己成了金黄琥珀中的一只昆虫。还有一只猫和狗，每逢我改善生活，他们都会不请自到。锅里的羊排熟了，我摸索着掀开锅盖，锅沿旁左边一只猫头右边一只狗头，都跃跃欲试着。”。 这里头有一种烂熟的心平气和，他说古兰经里有句话：命运如大海，自由如小舟。你的船不可能到陆地上去航行，人要尊重一种界限，可是这只船在命运里还是可以很自由的。 他看不见字，但对《诗经》有一种嗅觉上的好感，他写： “诗经最终长成了一株香樟树杜甫是那种沉积的落叶欧阳修是秋天的苦香他说：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予之叹息” 后来他写《牛羊下山》，包括《不会说话的爱情》的歌词，很多来自于嗅觉上的灵感。“牛羊下山，晚炊，草木香，山气日夕佳，生火的柴火和牛粪味，陈年的米缸。嗅觉更接近于艺术的本质，它和艺术冲动一样的深邃原始。” 他说在西藏喜欢听牛铃的声音。“一低头一抬头，周围全是牛铃的声音，变幻莫测又清透。我比较喜欢水声，海洋啊，流水啊。我去过雅鲁藏布江大拐弯，据说那里的水很壮烈。我听了听，像闷雷，很低沉，很持久。我是靠听觉来感觉世界的” 这世界是他闻出来，听出来，摸出来，踩出来的，人们只是看到事物存在，但他能感觉到事物的存在，看看他写这个-------- “为什么我唱：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而不是一个叫马头，一个叫马尾？木头里有人的向往和悔意。张枣诗云：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很多人有眼睛，但他们早已不看，不听，没有感觉，象石头一样不再闪烁。 8 在中央台录节目的时候，有观众对他说，“我非常不幸失明过，又非常幸运地重返光明，所以我想把失明时感受到的一切展现出来。” 周云蓬说，如果你失明的时候没有做好，那你能看见的时候也未必能做好，我并不认为失明的生活会是一种艺术的来源、灵感。他说，失明是一个存在，对他来说，走在街上，被石头绊了个跟头，这个石头就会提醒你一次，你缺了些什么，那种感觉渗透一生，没法超越。他说，“我承认它的存在，也承认没法超越，或许这就是我看待它的态度。” 有人说那你怎么保持平衡，他说我尊重我的倾斜甚至倒下，平衡是高高在上者的品质。常有人问他，“你看不见是否非常痛苦？”他说，“还可以。” 他们说，你真坚强。他说，你要让每个人说起来，谁都挺痛苦的，痛苦是个最普通最平常最普及的东西，比电视还普及。很多人说：“见到了你，才觉得能看见世界是这样的幸福” 他说，幸福不是比较得来的。 9 老罗心疼曾轶可，要给她录专辑，有天说约了周云蓬和小河给小曾做配器，我们都意外-----这八竿子打不着的几个人怎么掺和到一块，最后小曾果然没去，说瞧不上这音乐，他们几个人就围着个空椅子合了张影，罗永浩自己也觉得“不堪回首”，不过周云蓬说起这事儿笑呵呵，说小曾的歌挺好，词的语感很好。只不过她上了超女，所以争议大了。“如果她是一个地下乐队的，比如说“幸福大街”的，没人会觉得她这么跑调会怎么着，左小祖咒也跑，就没人说” 他没有阵营感，也没有剑拔弩张的东西，不刻意制造高潮，也不刻意反高潮，他只是诚实。座谈会现场有一个年青男孩，站起来对他说，很快要到克拉玛依多少年了，让他唱一首《中国孩子》。他说，这不是唱这歌的场合。歌也不是说，来你唱一首吧就唱的，那对歌也不尊重。那男孩说“那你就组织免费的纪念演唱会吧” 他说
这世界是他闻出来，听出来，摸出来，踩出来的，人们只是看到事物存在，但他能感觉到事物的存在，看看他写这个--------
“为什么我唱：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
而不是一个叫马头，一个叫马尾？
木头里有人的向往和悔意。
张枣诗云：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死得光荣”，一边跳皮筋一边唱。 他也差不太多，等到了青春期，看朦胧诗的年纪，我抄汪国真席慕蓉，他看北岛泰戈尔，那种翻译体的痕迹不容易脱离，在他的书里还是看得出来，比如他写《山鬼》：上帝坐在空荡荡的天堂，诗人走在寂寞的世上……俯瞰逝去的悲欢和沧桑，扛着自己的墓碑走遍四方。 “沧桑”“俯瞰”，这种词儿我们都喜欢过，用他的话说，有一种“挺正经”的劲儿。要打破这个不容易，学了那么多年都是要对仗要排比要押韵，“用十几个排比句把对方打倒”。我和周云蓬那时候都经常代表学校去参加讲演。题目基本上都是《我的家乡》，最后一句通常是平地里突然拔高一声儿：“难道不是这样吗？！” 一洒狗血就是满堂彩。他一个老师挺好，调走了。有个同学写文章：“李老师，虽然你已经离开了我们……” 他说，人都不会表达爱了。男女之情也一样，他说，“说给你介绍个“对象”，这种词就是一个很官方用语，‘对象’是一个哲学用语，介入一种男女之间的私情，让你对这个词一点都没有欲望了。还有什么“生活作风问题”，你的“个人问题今天解决了吗”？” 他觉得普通话本来就是一种人造语言，却硬生生地介入了人的私人生活。他用了有语音功能的电脑之后，人有了隐私才有尊严，能更自由地阅读，比方可以私下里看《金瓶梅》，可以狂热地看武侠小说了。他说，“阅读跟恋爱一样，要私人化，隐秘化。” 后来他四处走，喜欢听地方戏，看唱粤剧的盲人，全是北宋，南宋的古诗词。还有苏州评弹，小桥流水和白蛇传，用朴素的字儿唱人心里的感情。慢慢生活中尽量用直观的语言，不要块状，不要排比，尽量亲切。 他喜欢那些新的网络语言，悲催，苦逼，给力，说更多有色彩、有力量的民间语言出来，将来的诗人会有更好的土壤，可能会写的越来越好。 在座谈的现场他放了“野孩子”的歌，是写凡高的《伏热》：他的心就象石头一样坚强就算破碎了，那也是，那也是石头他的爱就象花儿一样善良就算天黑了，那也是，那也是花儿他说，多简单的词儿，花儿和石头，这简直是被先锋诗人嘲笑的词，但这诗意。 6 周云蓬写过一段话，“在我的梦里，会凭着小时候的记忆，看到树是绿的，还是蓝的，我健康的奔跑，不用怕撞到什么。可是我梦见了她，完全是一个黑影，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从此我在梦里和白天，都是瞎的。” 这个疼，是在人心脏上捏一下。之前他迷恋米兰昆德拉的小说里的萨宾娜，追求绝对的自由，“后来才明白，人一旦投入具体生活后就会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没法完全自由。生活一定要参与进去，然后才明白心灵的自由是怎么一回事，很多快乐是来源于不自由，你若是爱上一个人，它就是不自由的。一切专注都会损害自由” 两人在一起，没有钱，脾气也不会好，所有的浪漫都磨没了。快分手，他在宁夏，半夜听到楼道电话响就往外跑，总觉得是她打来的，还是分了手。 他说，恋爱的这种痛苦，会让人落到地面，精神回归到肉体。崔健怎么唱的？----恋爱的时候理论都是虚的，只有分手时的疼痛才是实的。 恋爱最让人了解什么是无奈，你没法预料也不可争取，命运象磕煮熟的鸡蛋一样，不急不慢地，把人的壳一层层磕掉了，柔嫩脆弱地露出来。 他原来觉得诗与歌高于生活，这后来才明白歌和诗只是生活的流露“那么多经历，那么多故事，最后变成一首歌，但它们的目的并不是变成一首歌，它们是没办法了” 他写了这首《不会说话的爱情》：绣花绣的累了吧 牛羊也下山喽我们烧自己的房子和身体 生起火来解开你的红肚带 洒一床雪花白普天下所有的水 都在你眼中荡开 …… 日子快到头了 果子也熟透了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 从此仇深似海你去你的未来 我去我的未来 …… 期待更美的人到来 期待更好的人到来期待我们的灵魂附体 重新回来重新回来 重新回来期待我的灵魂附体，重新回来。痛苦不是财富，痛苦就是痛苦，“你要知道这些经历是为了一首歌，你非气死不可，你才不愿意去写。你会想，别写那首歌了，宁愿经历好一点。” 只不过人无路可走的时候，说不出来的时候，音乐降临。 7 零四年以后，他经济压力不像以前那样大，精神上就自在一些，幽默感在音乐里也复苏了，不那么沉重，在歌里跟李白开玩笑。他说住在香山把过去生活里黑暗的东西消解了很多.他喜欢爬爬山，偷偷翻到植物园里边，一条小路拐来拐去，能找到好多名人的墓。刘天华、刘半农、梅兰芳、马连良，还有梁启超，“他们都静静地呆在那里，看着我看不到的世界。” 他写了《春天责备》，说“这个诗刚写的时候，我是感觉到春天很多繁茂的花，它对于人是一种责备。你比方你的生活很抑郁，生活很暗淡，它对你就是一种责备。” 他写：“我的小屋后面是树木丛生的野山坡，坡上有一片墓园，墓园旁摆放着十几个蜂箱。天气好的时候，蜜蜂的嗡嗡声融入阳光，有一种催眠的作用。一个人坐上个把小时，时间缓慢逐渐凝固，感觉自己成了金黄琥珀中的一只昆虫。还有一只猫和狗，每逢我改善生活，他们都会不请自到。锅里的羊排熟了，我摸索着掀开锅盖，锅沿旁左边一只猫头右边一只狗头，都跃跃欲试着。”。 这里头有一种烂熟的心平气和，他说古兰经里有句话：命运如大海，自由如小舟。你的船不可能到陆地上去航行，人要尊重一种界限，可是这只船在命运里还是可以很自由的。 他看不见字，但对《诗经》有一种嗅觉上的好感，他写： “诗经最终长成了一株香樟树杜甫是那种沉积的落叶欧阳修是秋天的苦香他说：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予之叹息” 后来他写《牛羊下山》，包括《不会说话的爱情》的歌词，很多来自于嗅觉上的灵感。“牛羊下山，晚炊，草木香，山气日夕佳，生火的柴火和牛粪味，陈年的米缸。嗅觉更接近于艺术的本质，它和艺术冲动一样的深邃原始。” 他说在西藏喜欢听牛铃的声音。“一低头一抬头，周围全是牛铃的声音，变幻莫测又清透。我比较喜欢水声，海洋啊，流水啊。我去过雅鲁藏布江大拐弯，据说那里的水很壮烈。我听了听，像闷雷，很低沉，很持久。我是靠听觉来感觉世界的” 这世界是他闻出来，听出来，摸出来，踩出来的，人们只是看到事物存在，但他能感觉到事物的存在，看看他写这个-------- “为什么我唱：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而不是一个叫马头，一个叫马尾？木头里有人的向往和悔意。张枣诗云：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很多人有眼睛，但他们早已不看，不听，没有感觉，象石头一样不再闪烁。 8 在中央台录节目的时候，有观众对他说，“我非常不幸失明过，又非常幸运地重返光明，所以我想把失明时感受到的一切展现出来。” 周云蓬说，如果你失明的时候没有做好，那你能看见的时候也未必能做好，我并不认为失明的生活会是一种艺术的来源、灵感。他说，失明是一个存在，对他来说，走在街上，被石头绊了个跟头，这个石头就会提醒你一次，你缺了些什么，那种感觉渗透一生，没法超越。他说，“我承认它的存在，也承认没法超越，或许这就是我看待它的态度。” 有人说那你怎么保持平衡，他说我尊重我的倾斜甚至倒下，平衡是高高在上者的品质。常有人问他，“你看不见是否非常痛苦？”他说，“还可以。” 他们说，你真坚强。他说，你要让每个人说起来，谁都挺痛苦的，痛苦是个最普通最平常最普及的东西，比电视还普及。很多人说：“见到了你，才觉得能看见世界是这样的幸福” 他说，幸福不是比较得来的。 9 老罗心疼曾轶可，要给她录专辑，有天说约了周云蓬和小河给小曾做配器，我们都意外-----这八竿子打不着的几个人怎么掺和到一块，最后小曾果然没去，说瞧不上这音乐，他们几个人就围着个空椅子合了张影，罗永浩自己也觉得“不堪回首”，不过周云蓬说起这事儿笑呵呵，说小曾的歌挺好，词的语感很好。只不过她上了超女，所以争议大了。“如果她是一个地下乐队的，比如说“幸福大街”的，没人会觉得她这么跑调会怎么着，左小祖咒也跑，就没人说” 他没有阵营感，也没有剑拔弩张的东西，不刻意制造高潮，也不刻意反高潮，他只是诚实。座谈会现场有一个年青男孩，站起来对他说，很快要到克拉玛依多少年了，让他唱一首《中国孩子》。他说，这不是唱这歌的场合。歌也不是说，来你唱一首吧就唱的，那对歌也不尊重。那男孩说“那你就组织免费的纪念演唱会吧” 他说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很多人有眼睛，但他们早已不看，不听，没有感觉，象石头一样不再闪烁。

8
在中央台录节目的时候，有观众对他说，“我非常不幸失明过，又非常幸运地重返光明，所以我想把失明时感受到的一切展现出来。”
周云蓬说，如果你失明的时候没有做好，那你能看见的时候也未必能做好，我并不认为失明的生活会是一种艺术的来源、灵感。
他说，失明是一个存在，对他来说，走在街上，被石头绊了个跟头，这个石头就会提醒你一次，你缺了些什么，那种感觉渗透一生，没法超越。他说，“我承认它的存在，也承认没法超越，或许这就是我看待它的态度。”1 我第一次听周云蓬唱歌是三年前在一个酒吧里，没座位，大家都坐硬纸板上。坐我前头两个姑娘在聊男朋友的事儿，拿着手机看照片，这个环境里，我有一搭没一搭听着。他唱到《中国孩子》“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这歌太狠了，象刀子一样扎人，我有点坐不住，听完站起身走了。从1994年克拉玛依大火开始，多少事在人心里过一遍又是一遍，沤了好些年，他才写了这歌，火里水里，就这么沤出来的。他写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卡住了，把“大难临头”改成“死到临头”，才觉得一吐为快。 2 他9岁彻底失明，有记者问这是否从精神上摧毁了你？他回答，不会的，那时我还没有精神。灾难来的太早，它扑了个空。小孩子感到的是难受，象心上擦着砂纸“小时候总是姐姐带我去厕所，每次刚蹲下，姐姐就会在外面叫“完了吗？”我说“没完。”过几分钟，姐姐又叫“完了吗？”我说“没完！”心里特内疚惭愧，仿佛自己是个贼。那时想，什么时候自己想去厕所就去厕所，而且一个人去，想什么时候完就可以什么时候完，该多好！” 看看中国现在唱民谣的人，唱得青山绿水的，但70年代出生的人，谁有天真烂漫的过去？罗大佑唱《童年》是写实，周云蓬翻唱只能是个想象：“没那么文雅的童年，没山没水，我们那里就是些平房。” 没什么美，没什么诗意，就是这么个年代，就是这么回事。人在贫瘠的地里是贪婪地想象着一点儿湿味儿往出长的。他有一个盲校的同学，妈妈是老师，每天都要读一百多页书给孩子听，听完了他就对周云蓬说“我讲给你听听”。周说“气得我……我妈妈不认得多少字，我就制定了一个策略，你不是看得多吗，我就看得精，背一本《唐诗三百首》，背一千遍。《古文观止》，古汉语，管它什么，拿起来就背。他就说，哦你这个古代文学还可以” 这个看了诙谐又心酸。他心里一直较这个劲，“要象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想去正常的学校上学，但不行，就报个高考补习班，离他家二十站地，都是走路。父母没空接，有次他爸爸骑个大的平板三轮车来接，那种运煤的平板车，停在外面，他就特别不好意思……觉得这种车，还不如自己走回去呢。就走回去。 十七八岁的时候，正是虚荣心最强的时候，下课时走廊里全是学生，他怕撞了人，还想到人群里有同龄的小姑娘，有一种自卑，他说那种心情特别扭，“走进那条走廊就像踏入地狱一样，总是等所有人都进教室了，最后一个进去。” 每天回家把课堂录音整理成盲文，有时候要抄好几天，他居然能这么把地理学好，“那时关于气候带，测算太阳高度角，都要看地图，理解起来特别麻烦，我要动用所有智慧来理解。” 他青春期这种狂热，几乎是一种精神上的高烧，不是这样也支持不下来。我那时候能找到的有文学味道的书很少，他能找到的盲文书就更少，图书馆都是比如《毛泽东选集》，还有一些按摩的书，文学类的极少，《红楼梦》全是洁本，涉及谈恋爱的都给你删掉。他说“我恨透那些删书的人了”。 他考上长春大学特教学院的中文系。发现会弹吉它的男生比写诗的男生更吸引女生，就开始学琴，学完琴教人，教一小时琴，人家帮他念两个小时书。本来也想听点武侠小说，但觉得让别人念这样的书，自己就太亏了，就念世界名著，人家读得辛苦，他自己也只好强挺着不能睡着，“所以《复活》、《红与黑》、《恶心》都是半梦半醒中读完的。” 上完学他被分配到一个色拉油厂，“我想上班，工厂也不让我去上班。我特别焦躁，成天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想着这样的日子离死还有几十年，怎么过啊？我想劳动，但是不被允许。经济利益还是另一方面。我参与不到现实生活中去，没有荣誉感，没有那种被人认可的成就感。” 他嘲笑那种日子是“狗活”，想来北京试试，先看能不能活下来，别的不会，会写诗，会弹琴，所以一下车就去了西直门地铁，卖唱挣了二十块钱，觉得能活下去，就留下来了。 卖唱这两个字看着很刺目，但他不回避这个词，他说这里头有一种命，“盲人有自己的祖先。荷马、高渐离这些盲艺人都喜欢到处走，在街头唱歌。可能因为失明以后会脱离社会的流水线，成为很闲很没用的人。没用也就不会受到流水线的带动、冲击，就到处转一转，用唱歌记录时代，一辈子就过去了。” 3 1998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碰见的男青年，经常都是三句话，“我漂在北京，我是搞艺术的，我总有一种想死的冲动” 有的还有第四句话“你们学校在哪儿？要不我到你们食堂找你吧” 后来看周云蓬写，他当时住在圆明园，那儿都是不着四六的艺术青年，大都这套路，靠这几句话泡妞和蹭饭，等饭点儿到了，坐人对面，你就得让他“吃一碗吧” “不吃不吃” “吃一碗吧” “不吃” “别客气，吃两碗吧” “那行” 他没那种小混混气质，只好每天盐水煮面条，没事整天读《圣经》、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读舍斯托夫和基督教神学的书，不停追问自己很多终极问题。自嘲当年的“大而无当” 他自己也说，那个阶段，思想还没有落实到生活里。他的朋友写过，“他喝醉了，一屁股坐在门前冰冷的水泥地上，死活不肯进屋，还用盲杖狠敲着地面，一遍遍地狂喊：‘要么握手，要么绝望……要么握手，要么绝望……’ 他说“我以前是个苦大仇深的人。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你是个残疾人，你要自强不息，身残志坚。我去北京之后一直在淡化这种意识，别老当悲剧英雄。” 他说人为什么会绝望？就是你脱离了个体，脱离了具体的生活你就容易绝望。他现在喜欢老六的说法“见招拆招”-------“人应该在具体的生活中生活，一件一件事情做，不要老想些大问题，大问题都是由小问题组成的，小问题做好了，大问题就自然解决了，老想没有用。 4 我俩初见面，我说我是谁，他说我认识你。我一愣，他说97年我在长沙，听你主持的电台节目，他还补一句证明一下“火柴的柴，安静的静”。 我都不太相信，怎么会在那儿遇上？他说当年在长沙唱歌，我奇怪，那时候湖南酒吧还远不成气候，好象都是夜总会，肥头大耳的主持人说塑料普通话，有小姐晚上跳艳舞的，唱歌的人都一口湘潭话，上台先说荤段子，后来知道他确实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唱，介绍到他，主持人说：“这是来自北京的金甲壳虫乐队的主唱周云蓬！” 他挣点儿钱，到处走，走一走再回北京住一阵子，上海苏州杭州南京长沙腾格里的沙漠阿拉善的戈壁，那曲草原和拉萨。走滇藏路，徒步到昆明。晚上有帐篷，不是买的，是找个裁缝店，找了些塑料布缝起来的。晚上刮个风就倒。身上就只有四个凉包子，一瓶小二锅头，又下雨，饥寒交迫，就地睡下。帐篷根本不顶事，都湿漉漉地糊在脸上。 冷热饥渴，这都特别具体，用他的话说，算是知道了自己的渺小，也别追问什么终极意义了，没有那个。生活本身“不好不坏”。有人说是不是用流浪考验自己的意志，他说：“这种考验有意义么？你也可以把手放到火上看谁时间长，这也是考验意志力，但是这是一种自虐行为嘛，为了显示人类的意志去做这种事情我觉得是一种虚荣，还不是个人的虚荣，是一种集体的虚荣感造成的一种东西，有的人以为全人类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哪怕在孤独的时候，他也为了某种目光在生活。” 他喜欢走，但是走到哪算哪，不是为了征服什么，也没有那么强烈的目的非要走到哪。当天在现场还有个女孩说，“我朋友让转告一声，希望您永远不签约大公司，永远在路上歌唱。” 周云蓬笑，“这是希望还是诅咒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得好。只有不正常的人才希望自己受苦。就像《大独裁者》里说的一样，那些人是机器人。我觉得你的朋友应该希望我能卖很多唱片，签大公司，有海边的大房子，在新闻联播放《中国孩子》，我们不歧视主流媒体。” 众人看着我笑。有人问，那请问怎么能兼济天下？他说，作一个自私的公民，能捍卫自己权利就不错了。我们过去的教育都是兼济天下给自己弄得面目全非也不敢说话，太空洞了。他说过其实人类这个概念就是一种幻觉，“因为你到不了所有的地方，你也不能接受所有的人，其实你所谓的人类就是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别的都是一种虚幻的东西，而且最终要回归到个人，什么都要最终回归到个人。” 5 那天座谈会是聊诗与歌，我说小时候接触的第一首诗是“一朵红花红又红，刘胡兰姐姐是英雄，毛主席题词金光照，生得伟大
有人说那你怎么保持平衡，他说我尊重我的倾斜甚至倒下，平衡是高高在上者的品质。
常有人问他，“你看不见是否非常痛苦？”他说，“还可以。”
他们说，你真坚强。
他说，你要让每个人说起来，谁都挺痛苦的，痛苦是个最普通最平常最普及的东西，比电视还普及。
很多人说：“见到了你，才觉得能看见世界是这样的幸福”
他说，幸福不是比较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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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罗心疼曾轶可，要给她录专辑，有天说约了周云蓬和小河给小曾做配器，我们都意外-----这八竿子打不着的几个人怎么掺和到一块，最后小曾果然没去，说瞧不上这音乐，他们几个人就围着个空椅子合了张影，罗永浩自己也觉得“不堪回首”，不过周云蓬说起这事儿笑呵呵，说小曾的歌挺好，词的语感很好。只不过她上了超女，所以争议大了。“如果她是一个地下乐队的，比如说“幸福大街”的，没人会觉得她这么跑调会怎么着，左小祖咒也跑，就没人说”
他没有阵营感，也没有剑拔弩张的东西，不刻意制造高潮，也不刻意反高潮，他只是诚实。死得光荣”，一边跳皮筋一边唱。 他也差不太多，等到了青春期，看朦胧诗的年纪，我抄汪国真席慕蓉，他看北岛泰戈尔，那种翻译体的痕迹不容易脱离，在他的书里还是看得出来，比如他写《山鬼》：上帝坐在空荡荡的天堂，诗人走在寂寞的世上……俯瞰逝去的悲欢和沧桑，扛着自己的墓碑走遍四方。 “沧桑”“俯瞰”，这种词儿我们都喜欢过，用他的话说，有一种“挺正经”的劲儿。要打破这个不容易，学了那么多年都是要对仗要排比要押韵，“用十几个排比句把对方打倒”。我和周云蓬那时候都经常代表学校去参加讲演。题目基本上都是《我的家乡》，最后一句通常是平地里突然拔高一声儿：“难道不是这样吗？！” 一洒狗血就是满堂彩。他一个老师挺好，调走了。有个同学写文章：“李老师，虽然你已经离开了我们……” 他说，人都不会表达爱了。男女之情也一样，他说，“说给你介绍个“对象”，这种词就是一个很官方用语，‘对象’是一个哲学用语，介入一种男女之间的私情，让你对这个词一点都没有欲望了。还有什么“生活作风问题”，你的“个人问题今天解决了吗”？” 他觉得普通话本来就是一种人造语言，却硬生生地介入了人的私人生活。他用了有语音功能的电脑之后，人有了隐私才有尊严，能更自由地阅读，比方可以私下里看《金瓶梅》，可以狂热地看武侠小说了。他说，“阅读跟恋爱一样，要私人化，隐秘化。” 后来他四处走，喜欢听地方戏，看唱粤剧的盲人，全是北宋，南宋的古诗词。还有苏州评弹，小桥流水和白蛇传，用朴素的字儿唱人心里的感情。慢慢生活中尽量用直观的语言，不要块状，不要排比，尽量亲切。 他喜欢那些新的网络语言，悲催，苦逼，给力，说更多有色彩、有力量的民间语言出来，将来的诗人会有更好的土壤，可能会写的越来越好。 在座谈的现场他放了“野孩子”的歌，是写凡高的《伏热》：他的心就象石头一样坚强就算破碎了，那也是，那也是石头他的爱就象花儿一样善良就算天黑了，那也是，那也是花儿他说，多简单的词儿，花儿和石头，这简直是被先锋诗人嘲笑的词，但这诗意。 6 周云蓬写过一段话，“在我的梦里，会凭着小时候的记忆，看到树是绿的，还是蓝的，我健康的奔跑，不用怕撞到什么。可是我梦见了她，完全是一个黑影，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从此我在梦里和白天，都是瞎的。” 这个疼，是在人心脏上捏一下。之前他迷恋米兰昆德拉的小说里的萨宾娜，追求绝对的自由，“后来才明白，人一旦投入具体生活后就会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没法完全自由。生活一定要参与进去，然后才明白心灵的自由是怎么一回事，很多快乐是来源于不自由，你若是爱上一个人，它就是不自由的。一切专注都会损害自由” 两人在一起，没有钱，脾气也不会好，所有的浪漫都磨没了。快分手，他在宁夏，半夜听到楼道电话响就往外跑，总觉得是她打来的，还是分了手。 他说，恋爱的这种痛苦，会让人落到地面，精神回归到肉体。崔健怎么唱的？----恋爱的时候理论都是虚的，只有分手时的疼痛才是实的。 恋爱最让人了解什么是无奈，你没法预料也不可争取，命运象磕煮熟的鸡蛋一样，不急不慢地，把人的壳一层层磕掉了，柔嫩脆弱地露出来。 他原来觉得诗与歌高于生活，这后来才明白歌和诗只是生活的流露“那么多经历，那么多故事，最后变成一首歌，但它们的目的并不是变成一首歌，它们是没办法了” 他写了这首《不会说话的爱情》：绣花绣的累了吧 牛羊也下山喽我们烧自己的房子和身体 生起火来解开你的红肚带 洒一床雪花白普天下所有的水 都在你眼中荡开 …… 日子快到头了 果子也熟透了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 从此仇深似海你去你的未来 我去我的未来 …… 期待更美的人到来 期待更好的人到来期待我们的灵魂附体 重新回来重新回来 重新回来期待我的灵魂附体，重新回来。痛苦不是财富，痛苦就是痛苦，“你要知道这些经历是为了一首歌，你非气死不可，你才不愿意去写。你会想，别写那首歌了，宁愿经历好一点。” 只不过人无路可走的时候，说不出来的时候，音乐降临。 7 零四年以后，他经济压力不像以前那样大，精神上就自在一些，幽默感在音乐里也复苏了，不那么沉重，在歌里跟李白开玩笑。他说住在香山把过去生活里黑暗的东西消解了很多.他喜欢爬爬山，偷偷翻到植物园里边，一条小路拐来拐去，能找到好多名人的墓。刘天华、刘半农、梅兰芳、马连良，还有梁启超，“他们都静静地呆在那里，看着我看不到的世界。” 他写了《春天责备》，说“这个诗刚写的时候，我是感觉到春天很多繁茂的花，它对于人是一种责备。你比方你的生活很抑郁，生活很暗淡，它对你就是一种责备。” 他写：“我的小屋后面是树木丛生的野山坡，坡上有一片墓园，墓园旁摆放着十几个蜂箱。天气好的时候，蜜蜂的嗡嗡声融入阳光，有一种催眠的作用。一个人坐上个把小时，时间缓慢逐渐凝固，感觉自己成了金黄琥珀中的一只昆虫。还有一只猫和狗，每逢我改善生活，他们都会不请自到。锅里的羊排熟了，我摸索着掀开锅盖，锅沿旁左边一只猫头右边一只狗头，都跃跃欲试着。”。 这里头有一种烂熟的心平气和，他说古兰经里有句话：命运如大海，自由如小舟。你的船不可能到陆地上去航行，人要尊重一种界限，可是这只船在命运里还是可以很自由的。 他看不见字，但对《诗经》有一种嗅觉上的好感，他写： “诗经最终长成了一株香樟树杜甫是那种沉积的落叶欧阳修是秋天的苦香他说：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予之叹息” 后来他写《牛羊下山》，包括《不会说话的爱情》的歌词，很多来自于嗅觉上的灵感。“牛羊下山，晚炊，草木香，山气日夕佳，生火的柴火和牛粪味，陈年的米缸。嗅觉更接近于艺术的本质，它和艺术冲动一样的深邃原始。” 他说在西藏喜欢听牛铃的声音。“一低头一抬头，周围全是牛铃的声音，变幻莫测又清透。我比较喜欢水声，海洋啊，流水啊。我去过雅鲁藏布江大拐弯，据说那里的水很壮烈。我听了听，像闷雷，很低沉，很持久。我是靠听觉来感觉世界的” 这世界是他闻出来，听出来，摸出来，踩出来的，人们只是看到事物存在，但他能感觉到事物的存在，看看他写这个-------- “为什么我唱：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而不是一个叫马头，一个叫马尾？木头里有人的向往和悔意。张枣诗云：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很多人有眼睛，但他们早已不看，不听，没有感觉，象石头一样不再闪烁。 8 在中央台录节目的时候，有观众对他说，“我非常不幸失明过，又非常幸运地重返光明，所以我想把失明时感受到的一切展现出来。” 周云蓬说，如果你失明的时候没有做好，那你能看见的时候也未必能做好，我并不认为失明的生活会是一种艺术的来源、灵感。他说，失明是一个存在，对他来说，走在街上，被石头绊了个跟头，这个石头就会提醒你一次，你缺了些什么，那种感觉渗透一生，没法超越。他说，“我承认它的存在，也承认没法超越，或许这就是我看待它的态度。” 有人说那你怎么保持平衡，他说我尊重我的倾斜甚至倒下，平衡是高高在上者的品质。常有人问他，“你看不见是否非常痛苦？”他说，“还可以。” 他们说，你真坚强。他说，你要让每个人说起来，谁都挺痛苦的，痛苦是个最普通最平常最普及的东西，比电视还普及。很多人说：“见到了你，才觉得能看见世界是这样的幸福” 他说，幸福不是比较得来的。 9 老罗心疼曾轶可，要给她录专辑，有天说约了周云蓬和小河给小曾做配器，我们都意外-----这八竿子打不着的几个人怎么掺和到一块，最后小曾果然没去，说瞧不上这音乐，他们几个人就围着个空椅子合了张影，罗永浩自己也觉得“不堪回首”，不过周云蓬说起这事儿笑呵呵，说小曾的歌挺好，词的语感很好。只不过她上了超女，所以争议大了。“如果她是一个地下乐队的，比如说“幸福大街”的，没人会觉得她这么跑调会怎么着，左小祖咒也跑，就没人说” 他没有阵营感，也没有剑拔弩张的东西，不刻意制造高潮，也不刻意反高潮，他只是诚实。座谈会现场有一个年青男孩，站起来对他说，很快要到克拉玛依多少年了，让他唱一首《中国孩子》。他说，这不是唱这歌的场合。歌也不是说，来你唱一首吧就唱的，那对歌也不尊重。那男孩说“那你就组织免费的纪念演唱会吧” 他说
座谈会现场有一个年青男孩，站起来对他说，很快要到克拉玛依多少年了，让他唱一首《中国孩子》。
他说，这不是唱这歌的场合。歌也不是说，来你唱一首吧就唱的，那对歌也不尊重。
那男孩说“那你就组织免费的纪念演唱会吧”
他说他现在不打算做这件事，他又补了一句，“不纪念，人们也会记得的，慢慢来”
我问他，好多人对你的期望就是希望你表现出更多愤怒的那个劲。
他说，我觉得愤怒是一种偶然的、意外的东西，人的常态应该是平静的、温和的生活。如果要是总是愤怒，人早活几年就给气死了，   
我说，但有人对地下歌手的印象，应该像标枪和匕首一样。
他说，如果有目标可以自己去做标枪和匕首，但是不要苛求人们必须去做标枪和匕首。他写《中国孩子》也是从水与火的痛苦出发，从人的本能和感受出发去写的。
四川地震后，很多校舍倒塌，很多朋友问他，说，老周，《中国孩子》这首歌是不是专门为四川孩子再续写一段？
他说，我又不是郭沫若，才思没那么敏捷，我首先看重的是音乐的审美，而不是过分应景。
零八年一帮人去北京南站坐轻轨去天津，结果奥运期间买不到票，很可气。跟他去的朋友就说：老周，写个歌儿骂骂他们！
他说，“我很怕被这样“类型化”。其实我喜欢情绪更复杂一些的，PinkFloyd，TomWaits那样。那需要心态更放松，不要老进入两极状态”1 我第一次听周云蓬唱歌是三年前在一个酒吧里，没座位，大家都坐硬纸板上。坐我前头两个姑娘在聊男朋友的事儿，拿着手机看照片，这个环境里，我有一搭没一搭听着。他唱到《中国孩子》“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这歌太狠了，象刀子一样扎人，我有点坐不住，听完站起身走了。从1994年克拉玛依大火开始，多少事在人心里过一遍又是一遍，沤了好些年，他才写了这歌，火里水里，就这么沤出来的。他写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卡住了，把“大难临头”改成“死到临头”，才觉得一吐为快。 2 他9岁彻底失明，有记者问这是否从精神上摧毁了你？他回答，不会的，那时我还没有精神。灾难来的太早，它扑了个空。小孩子感到的是难受，象心上擦着砂纸“小时候总是姐姐带我去厕所，每次刚蹲下，姐姐就会在外面叫“完了吗？”我说“没完。”过几分钟，姐姐又叫“完了吗？”我说“没完！”心里特内疚惭愧，仿佛自己是个贼。那时想，什么时候自己想去厕所就去厕所，而且一个人去，想什么时候完就可以什么时候完，该多好！” 看看中国现在唱民谣的人，唱得青山绿水的，但70年代出生的人，谁有天真烂漫的过去？罗大佑唱《童年》是写实，周云蓬翻唱只能是个想象：“没那么文雅的童年，没山没水，我们那里就是些平房。” 没什么美，没什么诗意，就是这么个年代，就是这么回事。人在贫瘠的地里是贪婪地想象着一点儿湿味儿往出长的。他有一个盲校的同学，妈妈是老师，每天都要读一百多页书给孩子听，听完了他就对周云蓬说“我讲给你听听”。周说“气得我……我妈妈不认得多少字，我就制定了一个策略，你不是看得多吗，我就看得精，背一本《唐诗三百首》，背一千遍。《古文观止》，古汉语，管它什么，拿起来就背。他就说，哦你这个古代文学还可以” 这个看了诙谐又心酸。他心里一直较这个劲，“要象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想去正常的学校上学，但不行，就报个高考补习班，离他家二十站地，都是走路。父母没空接，有次他爸爸骑个大的平板三轮车来接，那种运煤的平板车，停在外面，他就特别不好意思……觉得这种车，还不如自己走回去呢。就走回去。 十七八岁的时候，正是虚荣心最强的时候，下课时走廊里全是学生，他怕撞了人，还想到人群里有同龄的小姑娘，有一种自卑，他说那种心情特别扭，“走进那条走廊就像踏入地狱一样，总是等所有人都进教室了，最后一个进去。” 每天回家把课堂录音整理成盲文，有时候要抄好几天，他居然能这么把地理学好，“那时关于气候带，测算太阳高度角，都要看地图，理解起来特别麻烦，我要动用所有智慧来理解。” 他青春期这种狂热，几乎是一种精神上的高烧，不是这样也支持不下来。我那时候能找到的有文学味道的书很少，他能找到的盲文书就更少，图书馆都是比如《毛泽东选集》，还有一些按摩的书，文学类的极少，《红楼梦》全是洁本，涉及谈恋爱的都给你删掉。他说“我恨透那些删书的人了”。 他考上长春大学特教学院的中文系。发现会弹吉它的男生比写诗的男生更吸引女生，就开始学琴，学完琴教人，教一小时琴，人家帮他念两个小时书。本来也想听点武侠小说，但觉得让别人念这样的书，自己就太亏了，就念世界名著，人家读得辛苦，他自己也只好强挺着不能睡着，“所以《复活》、《红与黑》、《恶心》都是半梦半醒中读完的。” 上完学他被分配到一个色拉油厂，“我想上班，工厂也不让我去上班。我特别焦躁，成天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想着这样的日子离死还有几十年，怎么过啊？我想劳动，但是不被允许。经济利益还是另一方面。我参与不到现实生活中去，没有荣誉感，没有那种被人认可的成就感。” 他嘲笑那种日子是“狗活”，想来北京试试，先看能不能活下来，别的不会，会写诗，会弹琴，所以一下车就去了西直门地铁，卖唱挣了二十块钱，觉得能活下去，就留下来了。 卖唱这两个字看着很刺目，但他不回避这个词，他说这里头有一种命，“盲人有自己的祖先。荷马、高渐离这些盲艺人都喜欢到处走，在街头唱歌。可能因为失明以后会脱离社会的流水线，成为很闲很没用的人。没用也就不会受到流水线的带动、冲击，就到处转一转，用唱歌记录时代，一辈子就过去了。” 3 1998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碰见的男青年，经常都是三句话，“我漂在北京，我是搞艺术的，我总有一种想死的冲动” 有的还有第四句话“你们学校在哪儿？要不我到你们食堂找你吧” 后来看周云蓬写，他当时住在圆明园，那儿都是不着四六的艺术青年，大都这套路，靠这几句话泡妞和蹭饭，等饭点儿到了，坐人对面，你就得让他“吃一碗吧” “不吃不吃” “吃一碗吧” “不吃” “别客气，吃两碗吧” “那行” 他没那种小混混气质，只好每天盐水煮面条，没事整天读《圣经》、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读舍斯托夫和基督教神学的书，不停追问自己很多终极问题。自嘲当年的“大而无当” 他自己也说，那个阶段，思想还没有落实到生活里。他的朋友写过，“他喝醉了，一屁股坐在门前冰冷的水泥地上，死活不肯进屋，还用盲杖狠敲着地面，一遍遍地狂喊：‘要么握手，要么绝望……要么握手，要么绝望……’ 他说“我以前是个苦大仇深的人。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你是个残疾人，你要自强不息，身残志坚。我去北京之后一直在淡化这种意识，别老当悲剧英雄。” 他说人为什么会绝望？就是你脱离了个体，脱离了具体的生活你就容易绝望。他现在喜欢老六的说法“见招拆招”-------“人应该在具体的生活中生活，一件一件事情做，不要老想些大问题，大问题都是由小问题组成的，小问题做好了，大问题就自然解决了，老想没有用。 4 我俩初见面，我说我是谁，他说我认识你。我一愣，他说97年我在长沙，听你主持的电台节目，他还补一句证明一下“火柴的柴，安静的静”。 我都不太相信，怎么会在那儿遇上？他说当年在长沙唱歌，我奇怪，那时候湖南酒吧还远不成气候，好象都是夜总会，肥头大耳的主持人说塑料普通话，有小姐晚上跳艳舞的，唱歌的人都一口湘潭话，上台先说荤段子，后来知道他确实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唱，介绍到他，主持人说：“这是来自北京的金甲壳虫乐队的主唱周云蓬！” 他挣点儿钱，到处走，走一走再回北京住一阵子，上海苏州杭州南京长沙腾格里的沙漠阿拉善的戈壁，那曲草原和拉萨。走滇藏路，徒步到昆明。晚上有帐篷，不是买的，是找个裁缝店，找了些塑料布缝起来的。晚上刮个风就倒。身上就只有四个凉包子，一瓶小二锅头，又下雨，饥寒交迫，就地睡下。帐篷根本不顶事，都湿漉漉地糊在脸上。 冷热饥渴，这都特别具体，用他的话说，算是知道了自己的渺小，也别追问什么终极意义了，没有那个。生活本身“不好不坏”。有人说是不是用流浪考验自己的意志，他说：“这种考验有意义么？你也可以把手放到火上看谁时间长，这也是考验意志力，但是这是一种自虐行为嘛，为了显示人类的意志去做这种事情我觉得是一种虚荣，还不是个人的虚荣，是一种集体的虚荣感造成的一种东西，有的人以为全人类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哪怕在孤独的时候，他也为了某种目光在生活。” 他喜欢走，但是走到哪算哪，不是为了征服什么，也没有那么强烈的目的非要走到哪。当天在现场还有个女孩说，“我朋友让转告一声，希望您永远不签约大公司，永远在路上歌唱。” 周云蓬笑，“这是希望还是诅咒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得好。只有不正常的人才希望自己受苦。就像《大独裁者》里说的一样，那些人是机器人。我觉得你的朋友应该希望我能卖很多唱片，签大公司，有海边的大房子，在新闻联播放《中国孩子》，我们不歧视主流媒体。” 众人看着我笑。有人问，那请问怎么能兼济天下？他说，作一个自私的公民，能捍卫自己权利就不错了。我们过去的教育都是兼济天下给自己弄得面目全非也不敢说话，太空洞了。他说过其实人类这个概念就是一种幻觉，“因为你到不了所有的地方，你也不能接受所有的人，其实你所谓的人类就是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别的都是一种虚幻的东西，而且最终要回归到个人，什么都要最终回归到个人。” 5 那天座谈会是聊诗与歌，我说小时候接触的第一首诗是“一朵红花红又红，刘胡兰姐姐是英雄，毛主席题词金光照，生得伟大
我说，很多人期望你能对现实进行批判。
他说，“音乐一旦变成无产阶级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或者是什么，那就走向另一个反面了，我觉得应该音乐人心里有数，不是应该大家一捧你，你抗议你很牛，然后你就头脑一晕你就抗议一辈子，我觉得那个是很无聊的事情，也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事情。”
所以他说诗歌的第一性永远是诗性，不是工具，不是用来教化和革命的。

10
很多人面对残疾人，都容易有一种沉重感。
就好象不沉重不够尊重，当天在现场问他的问题都是这么起头的“周老师，我问一个比较俗的问题啊，请问您有没有流浪的情愫？”
情愫，都是这样的词。
饭桌上刚认识的气氛里也有这个郑重的紧张，稍过一会儿就会发现，他松松垮垮喝着酒，但随手一句，可以在言辞上直接修理老罗，让我们乐不可支。他蔫坏一笑。
那天在现场，有人问我，说你怎么会跟老罗和冯唐这样的流氓一起混啊。我说，哪有姑娘喜欢肉头肉脑的好学生啊，只不过不好意思坏。
周云蓬也说，作为一个盲人不容易坏起来。人们会觉得，作为一个弱势群体，你还敢坏啊，太不要脸了。
他高中的时候跟转学来的姑娘恋爱，两人约会，因为看不见，被学校发现了，他是好学生，学校认为你怎么能这样自毁身残志坚的典型，他说“我情愿像一团泥那样瘫软在自己的幸福中，也不愿成为广场上站得笔直的雕像。”
他说所有弱势群体都有这个问题。“我基本上比他们还稍微坏一点，但也不够坏，但多少年我总希望能摆脱道德上的约束，我凭什么不能怎么样？首先我能破坏这种约束，然后我能自愿遵守。要不就特别扭，不自由。”
他看了我采访卢安克的节目，说那是一个有诗性的人，你看他说的那句话，“自由就是脑子里没有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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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云蓬在少年时代认识过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她是先天性失明。几乎没跟任何人说过话。只是据说歌唱得好。他现在不打算做这件事，他又补了一句，“不纪念，人们也会记得的，慢慢来” 我问他，好多人对你的期望就是希望你表现出更多愤怒的那个劲。他说，我觉得愤怒是一种偶然的、意外的东西，人的常态应该是平静的、温和的生活。如果要是总是愤怒，人早活几年就给气死了， 我说，但有人对地下歌手的印象，应该像标枪和匕首一样。他说，如果有目标可以自己去做标枪和匕首，但是不要苛求人们必须去做标枪和匕首。他写《中国孩子》也是从水与火的痛苦出发，从人的本能和感受出发去写的。 四川地震后，很多校舍倒塌，很多朋友问他，说，老周，《中国孩子》这首歌是不是专门为四川孩子再续写一段？他说，我又不是郭沫若，才思没那么敏捷，我首先看重的是音乐的审美，而不是过分应景。零八年一帮人去北京南站坐轻轨去天津，结果奥运期间买不到票，很可气。跟他去的朋友就说：老周，写个歌儿骂骂他们！他说，“我很怕被这样“类型化”。其实我喜欢情绪更复杂一些的，PinkFloyd，TomWaits那样。那需要心态更放松，不要老进入两极状态” 我说，很多人期望你能对现实进行批判。他说，“音乐一旦变成无产阶级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或者是什么，那就走向另一个反面了，我觉得应该音乐人心里有数，不是应该大家一捧你，你抗议你很牛，然后你就头脑一晕你就抗议一辈子，我觉得那个是很无聊的事情，也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事情。” 所以他说诗歌的第一性永远是诗性，不是工具，不是用来教化和革命的。 10 很多人面对残疾人，都容易有一种沉重感。就好象不沉重不够尊重，当天在现场问他的问题都是这么起头的“周老师，我问一个比较俗的问题啊，请问您有没有流浪的情愫？” 情愫，都是这样的词。饭桌上刚认识的气氛里也有这个郑重的紧张，稍过一会儿就会发现，他松松垮垮喝着酒，但随手一句，可以在言辞上直接修理老罗，让我们乐不可支。他蔫坏一笑。 那天在现场，有人问我，说你怎么会跟老罗和冯唐这样的流氓一起混啊。我说，哪有姑娘喜欢肉头肉脑的好学生啊，只不过不好意思坏。周云蓬也说，作为一个盲人不容易坏起来。人们会觉得，作为一个弱势群体，你还敢坏啊，太不要脸了。他高中的时候跟转学来的姑娘恋爱，两人约会，因为看不见，被学校发现了，他是好学生，学校认为你怎么能这样自毁身残志坚的典型，他说“我情愿像一团泥那样瘫软在自己的幸福中，也不愿成为广场上站得笔直的雕像。” 他说所有弱势群体都有这个问题。“我基本上比他们还稍微坏一点，但也不够坏，但多少年我总希望能摆脱道德上的约束，我凭什么不能怎么样？首先我能破坏这种约束，然后我能自愿遵守。要不就特别扭，不自由。” 他看了我采访卢安克的节目，说那是一个有诗性的人，你看他说的那句话，“自由就是脑子里没有障碍” 11 周云蓬在少年时代认识过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她是先天性失明。几乎没跟任何人说过话。只是据说歌唱得好。大家围坐一处，想听她唱歌，一个高年龄级的女生陪着她。那女生说：“童童，给我们唱首歌吧。”大家很安静。她说：“一，二，三，唱!”孩子沉默着，如此多次，她的歌声才突然响了起来。她唱的是“黑鸦鸦的黄沙岗，挺起个钻天杨”。 周云蓬说，经她的口唱出，这首歌经加工后的浮华、庸俗之气沉淀净尽，只剩下那种来自民间的愁苦和苍凉。“这样小、这样封闭的一颗心灵对忧伤的理解，它事实上承载着何等重量的负担.” 他稍有名声的时候，有一个红色推土机的公益计划，把专辑销售的全部收入将作为启动资金，购买mp3、乐器，让盲童有接触音乐和书的机会。 他前阵子到上海演出，说：“有个小男孩，问我有没有使命感，我说没有。可他偏让我有。他说我觉得你有，我说我真的没有。他说你那有救赎感！这就做作了，我尽量淡化这种东西”。 他说尤其不喜欢“使命感”这个词，“好多事就是被太有使命感的人耽误了”。他说过一句话“我是一个残损的零件，在社会精密的大流水线中派不上什么用场，那就做一个玩具，有朝一日交到一个穷孩子手中。我们的文化里，最有名的盲人应该是拉《二泉映月》的阿炳，周云蓬曾经去过无锡，想写一本阿炳的传记，他有一个疑问是“阿炳的音乐几乎家喻户晓,可是他是怎样生活的？以怎样的方式去爱一个女人的？最专业的历史学家也知之甚少。” 他找来找去，还是没有找到什么资料，他说，如果阿炳在天有灵，他会想“我活着的时候你们干吗去了？” 他说这事唯一给他的启示是，去理解、去爱你身边活着的人。 周云蓬的书和音乐地址：周云蓬的淘宝店
大家围坐一处，想听她唱歌，一个高年龄级的女生陪着她。那女生说：“童童，给我们唱首歌吧。”大家很安静。她说：“一，二，三，唱!”孩子沉默着，如此多次，她的歌声才突然响了起来。她唱的是“黑鸦鸦的黄沙岗，挺起个钻天杨”。
周云蓬说，经她的口唱出，这首歌经加工后的浮华、庸俗之气沉淀净尽，只剩下那种来自民间的愁苦和苍凉。“这样小、这样封闭的一颗心灵对忧伤的理解，它事实上承载着何等重量的负担.”
他稍有名声的时候，有一个红色推土机的公益计划，把专辑销售的全部收入将作为启动资金，购买mp3、乐器，让盲童有接触音乐和书的机会。1 我第一次听周云蓬唱歌是三年前在一个酒吧里，没座位，大家都坐硬纸板上。坐我前头两个姑娘在聊男朋友的事儿，拿着手机看照片，这个环境里，我有一搭没一搭听着。他唱到《中国孩子》“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这歌太狠了，象刀子一样扎人，我有点坐不住，听完站起身走了。从1994年克拉玛依大火开始，多少事在人心里过一遍又是一遍，沤了好些年，他才写了这歌，火里水里，就这么沤出来的。他写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卡住了，把“大难临头”改成“死到临头”，才觉得一吐为快。 2 他9岁彻底失明，有记者问这是否从精神上摧毁了你？他回答，不会的，那时我还没有精神。灾难来的太早，它扑了个空。小孩子感到的是难受，象心上擦着砂纸“小时候总是姐姐带我去厕所，每次刚蹲下，姐姐就会在外面叫“完了吗？”我说“没完。”过几分钟，姐姐又叫“完了吗？”我说“没完！”心里特内疚惭愧，仿佛自己是个贼。那时想，什么时候自己想去厕所就去厕所，而且一个人去，想什么时候完就可以什么时候完，该多好！” 看看中国现在唱民谣的人，唱得青山绿水的，但70年代出生的人，谁有天真烂漫的过去？罗大佑唱《童年》是写实，周云蓬翻唱只能是个想象：“没那么文雅的童年，没山没水，我们那里就是些平房。” 没什么美，没什么诗意，就是这么个年代，就是这么回事。人在贫瘠的地里是贪婪地想象着一点儿湿味儿往出长的。他有一个盲校的同学，妈妈是老师，每天都要读一百多页书给孩子听，听完了他就对周云蓬说“我讲给你听听”。周说“气得我……我妈妈不认得多少字，我就制定了一个策略，你不是看得多吗，我就看得精，背一本《唐诗三百首》，背一千遍。《古文观止》，古汉语，管它什么，拿起来就背。他就说，哦你这个古代文学还可以” 这个看了诙谐又心酸。他心里一直较这个劲，“要象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想去正常的学校上学，但不行，就报个高考补习班，离他家二十站地，都是走路。父母没空接，有次他爸爸骑个大的平板三轮车来接，那种运煤的平板车，停在外面，他就特别不好意思……觉得这种车，还不如自己走回去呢。就走回去。 十七八岁的时候，正是虚荣心最强的时候，下课时走廊里全是学生，他怕撞了人，还想到人群里有同龄的小姑娘，有一种自卑，他说那种心情特别扭，“走进那条走廊就像踏入地狱一样，总是等所有人都进教室了，最后一个进去。” 每天回家把课堂录音整理成盲文，有时候要抄好几天，他居然能这么把地理学好，“那时关于气候带，测算太阳高度角，都要看地图，理解起来特别麻烦，我要动用所有智慧来理解。” 他青春期这种狂热，几乎是一种精神上的高烧，不是这样也支持不下来。我那时候能找到的有文学味道的书很少，他能找到的盲文书就更少，图书馆都是比如《毛泽东选集》，还有一些按摩的书，文学类的极少，《红楼梦》全是洁本，涉及谈恋爱的都给你删掉。他说“我恨透那些删书的人了”。 他考上长春大学特教学院的中文系。发现会弹吉它的男生比写诗的男生更吸引女生，就开始学琴，学完琴教人，教一小时琴，人家帮他念两个小时书。本来也想听点武侠小说，但觉得让别人念这样的书，自己就太亏了，就念世界名著，人家读得辛苦，他自己也只好强挺着不能睡着，“所以《复活》、《红与黑》、《恶心》都是半梦半醒中读完的。” 上完学他被分配到一个色拉油厂，“我想上班，工厂也不让我去上班。我特别焦躁，成天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想着这样的日子离死还有几十年，怎么过啊？我想劳动，但是不被允许。经济利益还是另一方面。我参与不到现实生活中去，没有荣誉感，没有那种被人认可的成就感。” 他嘲笑那种日子是“狗活”，想来北京试试，先看能不能活下来，别的不会，会写诗，会弹琴，所以一下车就去了西直门地铁，卖唱挣了二十块钱，觉得能活下去，就留下来了。 卖唱这两个字看着很刺目，但他不回避这个词，他说这里头有一种命，“盲人有自己的祖先。荷马、高渐离这些盲艺人都喜欢到处走，在街头唱歌。可能因为失明以后会脱离社会的流水线，成为很闲很没用的人。没用也就不会受到流水线的带动、冲击，就到处转一转，用唱歌记录时代，一辈子就过去了。” 3 1998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碰见的男青年，经常都是三句话，“我漂在北京，我是搞艺术的，我总有一种想死的冲动” 有的还有第四句话“你们学校在哪儿？要不我到你们食堂找你吧” 后来看周云蓬写，他当时住在圆明园，那儿都是不着四六的艺术青年，大都这套路，靠这几句话泡妞和蹭饭，等饭点儿到了，坐人对面，你就得让他“吃一碗吧” “不吃不吃” “吃一碗吧” “不吃” “别客气，吃两碗吧” “那行” 他没那种小混混气质，只好每天盐水煮面条，没事整天读《圣经》、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读舍斯托夫和基督教神学的书，不停追问自己很多终极问题。自嘲当年的“大而无当” 他自己也说，那个阶段，思想还没有落实到生活里。他的朋友写过，“他喝醉了，一屁股坐在门前冰冷的水泥地上，死活不肯进屋，还用盲杖狠敲着地面，一遍遍地狂喊：‘要么握手，要么绝望……要么握手，要么绝望……’ 他说“我以前是个苦大仇深的人。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你是个残疾人，你要自强不息，身残志坚。我去北京之后一直在淡化这种意识，别老当悲剧英雄。” 他说人为什么会绝望？就是你脱离了个体，脱离了具体的生活你就容易绝望。他现在喜欢老六的说法“见招拆招”-------“人应该在具体的生活中生活，一件一件事情做，不要老想些大问题，大问题都是由小问题组成的，小问题做好了，大问题就自然解决了，老想没有用。 4 我俩初见面，我说我是谁，他说我认识你。我一愣，他说97年我在长沙，听你主持的电台节目，他还补一句证明一下“火柴的柴，安静的静”。 我都不太相信，怎么会在那儿遇上？他说当年在长沙唱歌，我奇怪，那时候湖南酒吧还远不成气候，好象都是夜总会，肥头大耳的主持人说塑料普通话，有小姐晚上跳艳舞的，唱歌的人都一口湘潭话，上台先说荤段子，后来知道他确实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唱，介绍到他，主持人说：“这是来自北京的金甲壳虫乐队的主唱周云蓬！” 他挣点儿钱，到处走，走一走再回北京住一阵子，上海苏州杭州南京长沙腾格里的沙漠阿拉善的戈壁，那曲草原和拉萨。走滇藏路，徒步到昆明。晚上有帐篷，不是买的，是找个裁缝店，找了些塑料布缝起来的。晚上刮个风就倒。身上就只有四个凉包子，一瓶小二锅头，又下雨，饥寒交迫，就地睡下。帐篷根本不顶事，都湿漉漉地糊在脸上。 冷热饥渴，这都特别具体，用他的话说，算是知道了自己的渺小，也别追问什么终极意义了，没有那个。生活本身“不好不坏”。有人说是不是用流浪考验自己的意志，他说：“这种考验有意义么？你也可以把手放到火上看谁时间长，这也是考验意志力，但是这是一种自虐行为嘛，为了显示人类的意志去做这种事情我觉得是一种虚荣，还不是个人的虚荣，是一种集体的虚荣感造成的一种东西，有的人以为全人类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哪怕在孤独的时候，他也为了某种目光在生活。” 他喜欢走，但是走到哪算哪，不是为了征服什么，也没有那么强烈的目的非要走到哪。当天在现场还有个女孩说，“我朋友让转告一声，希望您永远不签约大公司，永远在路上歌唱。” 周云蓬笑，“这是希望还是诅咒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得好。只有不正常的人才希望自己受苦。就像《大独裁者》里说的一样，那些人是机器人。我觉得你的朋友应该希望我能卖很多唱片，签大公司，有海边的大房子，在新闻联播放《中国孩子》，我们不歧视主流媒体。” 众人看着我笑。有人问，那请问怎么能兼济天下？他说，作一个自私的公民，能捍卫自己权利就不错了。我们过去的教育都是兼济天下给自己弄得面目全非也不敢说话，太空洞了。他说过其实人类这个概念就是一种幻觉，“因为你到不了所有的地方，你也不能接受所有的人，其实你所谓的人类就是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别的都是一种虚幻的东西，而且最终要回归到个人，什么都要最终回归到个人。” 5 那天座谈会是聊诗与歌，我说小时候接触的第一首诗是“一朵红花红又红，刘胡兰姐姐是英雄，毛主席题词金光照，生得伟大
他前阵子到上海演出，说：“有个小男孩，问我有没有使命感，我说没有。可他偏让我有。他说我觉得你有，我说我真的没有。他说你那有救赎感！这就做作了，我尽量淡化这种东西”。
他说尤其不喜欢“使命感”这个词，“好多事就是被太有使命感的人耽误了”。
他说过一句话“我是一个残损的零件，在社会精密的大流水线中派不上什么用场，那就做一个玩具，有朝一日交到一个穷孩子手中。
我们的文化里，最有名的盲人应该是拉《二泉映月》的阿炳，周云蓬曾经去过无锡，想写一本阿炳的传记，他有一个疑问是“阿炳的音乐几乎家喻户晓,可是他是怎样生活的？以怎样的方式去爱一个女人的？最专业的历史学家也知之甚少。”
他找来找去，还是没有找到什么资料，他说，如果阿炳在天有灵，他会想“我活着的时候你们干吗去了？”
他说这事唯一给他的启示是，去理解、去爱你身边活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