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浙大政治学教授费巩之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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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不能言月渺茫”
——费巩之死
费巩是谁？今天的人大概都比较陌生了，在历史教科书上也难以找到他的名字。浙江大学校园里有个费巩亭，但了解费巩的学子恐怕已寥寥无几。他于1945年3月5日“失踪”，在重庆集中营被害，年仅40岁。
1946年初，当中共代表向国民党政府要求“立即释放叶挺、廖承志、张学良、杨虎城、费巩”时，他早已惨遭杀戮，连尸体都被丢入硝镪水池“化”掉了。和他同时列名的其他四人都是1949年后人们所熟知的大人物。和他们四个相比，费巩的结局最惨，也最不为人所知。他并不是什么呼风唤雨的将军，也不是显赫的政治人物，他不过是个大学教授，一介书生，却留下了浩气冲天的一句话——“任刀斧加身，决不出卖灵魂。”“石不能言月渺茫”，费巩亭边，年年月色，冷月渺茫，石头无言，后世的人们仰望长空，只有感叹，只有悲恸，只有无尽的追念。
一
费巩生于1905年，原名福熊，字寒铁、香曾，江苏吴江同里镇人，父亲费树慰与袁世凯长子袁克定连襟，却因反对袁氏称帝不被采纳，愤而归隐故乡。费巩的夫人袁慧泉即袁克定的女儿。1923年他考入复旦大学政治学系，参加过“五卅”运动。毕业后，他自费学习外语2年，先赴法国留学，后转入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获学士学位。1931年回国，先在中国公学任教。翌年，回母校复旦大学任教，讲授中国政治制度。从1933年开始，他一直在浙江大学当教授，教他心爱的政治学。
费巩一生研究政治学，对宪政民主，尤其对英国和西欧各国的政治制度有深刻的认识。他1930年代的论著，到现在都还不无参考价值。同时，他认为一国有一国的国情、政情，不能盲目模仿别国，他在浙大的讲稿如《中国政理》、《中国政治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关注的就是中国的遗产，他花大量心血清理这些政治遗产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教学的需要。
他特别欣赏英国的民主自由空气，认为马克思的祖国容纳不了马克思，而英国却容许马克思的存在，使他得以完成改写了人类历史的鸿篇巨制《资本论》。这一思想一直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学成回国时曾取道苏联，后来当朋友问起他对苏联的印象，他总是说：“总的印象还不错，有不少新鲜的东西，但我不喜欢强制人们必须去接受某一种思想，把思想也标准化。我希望把道理给人民讲清楚，由人民自由来比较和选择。”他的朋友说：“你是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费巩回答说：“不管你说我是什么主义，我酷爱这种自由的气氛，我相信每个人自己都长着一个脑子，他们有判断好坏是非的能力。” [1]
1931年9月，他26岁那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英国文官考试制度》。这本书的材料收集和写作开始于他在牛津大学学习的时候，早在1930年夏天，他就写过一篇专论英国考试制度的文章，并寄回国内在9月间的上海《时事新报》和天津《大公报》上发表。而后他将文章扩充成这本书。书名虽为考试制度，但实际内容涉及英国文职官员的编制、职权、考核、升降、待遇等制度和具体的实施办法。他在“概言”中指出：“行政官吏并不因政潮的起伏而有更动，国家官吏有政务与事务之分，政务官为政党领袖，受人民推戴，向国会负责，而随政党之进退以为去留；事务官无党派色彩，以考试出身，恃真才登进录用，非与长官有亲戚故旧或党同志合。乃以才学胜，能奉公守法，无溺厥职，则终其身任用，部长无法去取，安心供职。熟练事务，效率自增，而国家之行政机关于以稳固健全。政务官重民意、有政策。部曹超脱政治，忠勤干练，不问部长党籍，一体敬事无间。盖职位既固，自无得失之心。”
英国有着比较完整的文官考试制度，自1870年枢密院命令各级官员都须经过公开考试始能录用，经过多年的实行，逐渐改进，已经趋向成熟。费巩倾心赞赏并向他的祖国推荐“民仆”制度。“民仆”顾名思义就是“民之仆”，即机关官员应该是民众之仆人。“提倡官员与民众之间的这种关系和一些办法，不无参考的价值”。
书中详细说明了民仆与人民的关系。“人民视民仆为政府佣人，……民仆忠勤廉洁，踏实地真为人民办事。可以三年无内阁，不可一日无民仆。民仆何尝有侵危人民以自利之心。”
在写于1931年元旦的序言中，费巩说：“关于民仆制之专书极少。”“吾国科举制度虽遭国人诟病，以考试取士之法，实为世界各国先进。今虽废弃，时人复盛倡考试，取法异国、补我旧制，则英之考试制度，大足资我龟鉴。”“今人研习政治多重理论，理论能行有待事实济之。具体方案之拟备，尤待古今中外之文物制度为之佐证。潜心各国宪政之余，其制度组织之足为我法者，似亦大可探求。”“考试取士是理论，考试制度是事实。以事实济理论，提倡之余，宜图方略。此书之作，愿以一得之愚，供国人参考。”
他的学术生涯始终离不开英国自由思想的滋润，这本严肃、扎实的学术专著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对于探讨国家公职人员的编制与考核等，都不无参考价值。
1932年，生活书店出版他的《英国的政治组织》一书。1933年，世界法政学社出版“世界法学丛书”，收入了他23万字的新著《比较宪法》，“既欲取法异国，以制吾宪，所谓取人之长，去人之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则于其典章制度，当先下评估，乃能知其利弊，衡其优劣。一国有一国之国情政情，不能强效人好，固不必谓他人之长置诸吾国亦长，他人之利置诸吾国亦利，然前车之鉴，终未尝不能以此自警也”。此书共分四编，第一编论述宪法的意义、来源、演进史、种类、修改等，第二编论公民与国家，包括人权保障、选举制度、直接立法等，第三、四编为国家形式和政府形式。论述很有条理，内容也很丰富，很有独到之处。范围所及包含英、美、德、法、瑞士、日本、挪威、比利时及英国自治领地加拿大、澳洲，战后新兴国家捷克、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及中国的宪政。以英、美、德、法、瑞士五国为主，以他国为辅，而以各国的经验，与中国参证。这本书的特点首先是着重比较，其次是着重批评。《比较宪法》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当时他只有28岁，回国不过三年，已连续出版了三本有价值的学术专著，迅速成为政治学领域有影响的年轻教授。
二
“一二·九”运动时，费巩就积极支持学生，多次保护爱国学生。他一生坚持不当国民党的官，先后四次拒绝加入执政的国民党，也不愿参加其他任何党派。1940年浙大辗转流徙到了贵州遵义。正是在艰苦卓绝的流亡时期，应竺可桢校长的邀请，已在浙大任教八年的费巩以“不入党”、不要训导长薪俸为条件出任训导长。1940年8月12日，他发表了感人的《就职宣言》：
吾的立场，不是政客，不晓得用手段。吾的位置不是活动得来的，运动得来的是政治家。出来做事，是为发展抱负，施行政策，是为学生做事，不是为了私利。同时，吾是个自由主义者，不统制干涉，但并非放任不管，想给你们的是领导，而不是压迫。
训导长有人称之为警察厅长，但吾出来做，决不是来做警察厅长或侦探长，吾是拿教授和导师的资格出来的，不过拿导师的职务扩而充之。吾愿意做你们的顾问、做你们的保姆，以全体同学的幸福为己任。
吾出来靠别人的是信任，——同事的合作，同学的信仰；靠自己的是一股刚直之气和一腔热忱。浙大校风向来是纯洁的，浙大学生是最可爱的。吾在本校今年是第八年，与学校及同学有浓厚的感情。现在既然担任这个职务，最愿意晓得同学的痛苦，希望能够常常与同学接触。
训导处从今天起改走前门，不走后门，大门洞开。你们有事尽可进来谈话……任何人有什么意见，可以当面告知我，或写信给我。吾还要常到宿所去，男女宿所都常常要去，但不是来侦察的，是来访问你们，想与你们多接触的。
他同时表示：“吾不要训导长的薪俸，仍要教授原薪，一年可省出四五千元钱来，要求拿这笔省出的钱用在学生物质生活的改良上面。”
他上任以后身体力行，亲自动手烧开水为学生杀臭虫。学生宿舍灯光太暗，他花费大量心血设计了一种亮度大而烟气小的植物油灯，拿自己的工资购买玻璃、铅皮等材料，制作了800多盏分发到各宿舍。学生为表达对他的敬重与感激之情，亲切地称之为“费巩灯”。四十多年后，当年的学生还深情地回忆起“费巩灯”：“油灯的光焰，像孩子的一双闪动的明眸。微弱的灯火，明净而澄洁。它给人光亮，它给人温暖。”这是费巩感人至深的境界，他的“光亮”和“温暖”永远留在莘莘学子的心头。他支持学生创办了生气勃勃的《生活壁报》，批评时弊，关心国事，被称为浙大的“民主墙”。
以非国民党籍而任大学训导长，恐怕他是惟一的一个，所以只当了四个月就被迫辞职，但他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他希望学生成为“有人格，有骨气，有抱负，有见识”的人，他的人格给学生心灵带来的震撼是长远的。
1939年春天，他的《施行导师制之商榷》率先提出以启发思想、陶冶人格为核心的导师制构想：“今日吾国新式教育之为世诟病者约有三端。一曰教法偏于呆板，讲堂传授，讲解叙述而外，甚少质疑问难，是灌输知识，而非启发思想，是盖由于一班学生人数常嫌过多，而程度智慧又多不相等，师生之间遂少辩难机会。二曰师生关系太疏。‘师生之关系，仅在口耳授受之间，在讲堂为师生，出讲堂为路人。’教师如负贩者，学生如购货者，交易而退，缘尽于此。‘师道既不讲，学校遂不免商业化讥。’三曰过重技术之传授，忽略人格之陶冶。学校仅为学艺之所，而非修养之地。教师只管学生学业成绩，品行思想如何，多不加以问闻。肄业大学四年，所得限于若干专门智识，品性德行初未受过熏陶。”
1940年7月20日，他在《浙大校刊》发表的《施行导师制之我见》中说：
吾们求学，要同时学做人，学做大人。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大人者，不自私自利之人也。否则学养不足，即使在校时是志趣高尚的，一入社会，经不起恶势力之诱导，便给同化了。必须学校造就出来的人才，个个有品德，品学兼优，将来能改变社会风气，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中国才有希望，教育才有成就。
做教员的不仅要教学生技能知识，并且要教以为人立品之道。
思想这东西是无法统一的，我们做学生的导师，倒并不是要我们去监督学生的思想，而是要我们去积极的培植学生品格。不必把他们训导得绵羊一样，将来毕业出去，当好好先生，唯唯诺诺，无可无不可；而要把他们训导得个个有人格、有骨气、有抱负、有见识，将来出去，可以担负得起重任，经得起打击，不会被恶势力同化。所以，训导训导，还是导重于训，训导音近熏陶，还是要从熏陶、陶冶、感化着手。要感化人，所以做导师的必须以身作则，言行合一，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对学生必须诚恳关切，毫发无伪，语语自肺腑流出。
拨去岁月的灰尘，这些教育思想依旧闪烁出人性的光芒，即使今天读来仍足以暖人心怀。在他的推动下，浙大开始实行对一代学子产生重大影响的导师制，对学生的人格培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有了这样的教授，有了这样的制度，竺可桢时代的浙大培养出一批批具有“求是”精神、在各自领域做出贡献的莘莘学子就丝毫也没什么值得吃惊的了。有竺可桢这样的校长，有费巩这样的教授，1940年代初的浙大才充满了民主、自由的空气，被誉为西南的“民主堡垒”。即使历经几十年的风雨沧桑之后，不少当年的浙大学子对导师制仍念念不忘，导师与学生的关系依然亲切动人，比如物理学家王淦昌与科学史家许良英保持终生的师生关系。
三
1944年，面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费巩在《民宪》、《宪政》、《东方杂志》、《大公报》等报刊发表一系列锋芒毕露而又闪耀着政治智慧的政论——《民主政治与我国固有政制》、《实施宪政应有之政治准备》、《王之反对党（即论英国之政党政治）》、《英国议会政治》、《论政治风气之转移》等。《实施宪政应有之政治准备》一文，《思想与时代》和《宪政》月刊都不敢登，最后才在《民宪》发表。这些文章充分发挥一个政治学教授的专业知识，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因此深深地触怒了当权者。
许多政论都是从他的宪政知识出发，针对中国的现实，有的放矢。他在《论制宪之原则》讲稿中指出：
民主政治之含义有四。一曰民意政治也，国家之用人行政，一秉国人公意，民意之发表有自由，取决有途径，政府措施始有所本。一曰法治政治也，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必人权有保障，司法能独立，人民代表机关有力量，始能保当轴之奉公守法，毋敢越轶。一曰政党政治也，人民各依其不同之主张可以结为不同之政党，国有在朝党与在野党之分，各有其合法之地位与保障，始能互相督责，相抵相让，以定国是。一曰责任政治也，政府受人民付托，秉持国钧，有权力即须有责任，政府而措置失当，不孚众望，人民随时可以罢黜惩处之，始能使当政者惕厉警惧，毋敢或替。
言论、出版及著作自由，载之宪法，予以保障，有三大作用。第一，民主政治，民意政治也。人之意见，必须说出写出，他人始能知之，许人在法律范围以内，畅所欲言，民意始能表达，舆论始能长成，国有公是非，政治始有清明之望。第二，许人讨论、辩难、怀疑、批评，学术思想始能发达，民意始能发挥，而政治亦始能进步，是公民良好之教育也。第三，公家措施，许人表示反对之意见，在当局足以示人以宽大与至公，在人民足以舆论之力量，纠正政府之错误，在少数不满现状者，亦有发泄其怨愤之正当轨范。民主国家之作风，异于极权国家者，后者对人民之公意事抑压，谋壅塞，噤若寒蝉也。在民主国家，人民之地位为主人，可以侃侃而谈也。民主之风度，首当以开放言论养成之，不待宪政开始，政府宜即许人民在不妨害抗战之条件下，公开讨论国事，纠弹阙失，而勿过分束缚之，庶可及早培养此风度，以策宪法之始基焉。
这年10月，他在《民宪》半月刊发表《王之反对党（即论英国之政党政治）》一文，有言：
王之反对党者，王之后备政府也，反对党领袖者后备宰辅也。反对党领袖与当政之首相，分庭抗礼，在议场上各据一席面面相对，各有其从者拱卫于后，张其声势，在众院中，首相与各部部长各有其办公室，而反对党领袖亦有之，国王召开国会，反对党领袖与首相并肩往见焉。
反对党之批评，实系政府政策之一端，而密系之于国内舆论之他端，反对党于求获选民之护持也，实强政府亦起而求获选民之护持，反对党于诉诸国人公论也，实强政府置其政策于国人公意之上而毋违，两党固对峙，然其权同出于一源，故同以国人为竞争之对象，以国人为最终之裁判，而国人贵矣，此之谓民主，此之谓民主政治。
他密藏在上海保险箱中的《容忍敌党与开放舆论》一文手稿虽然最终没有发表，但主要观点在的其他文章和演讲中都有所表达：
年来中国之一大政治问题为将来政体之究为民主抑为独裁。根据三民主义民权一章，将来政体应为民主，固无疑问，国民党奉行‘遗教’，亦既悬此为鹄的久矣。然自奠都南京直至今日，吾国政治之接近独裁，则又属事实，无可讳言，内忧外患，实迫使然，虽为国人所共谅，然民主与独裁不两立，取其一必弃其他，不容犹豫两可。
故独裁政治下与民主政治下之当政者维持政权之方法，截然不同。独裁者之维持其政权也，恃压力、恃消灭异己，恃壅塞舆论，如墨索利亚、希特勒之俦所优为者，而世人所见。民主国家之当政者以政绩博取人信任，保持政权。盖在民主国家，政权谁属决于人民，政府不能抑压异己，禁锢舆论，只能以政绩博舆论赞许，以竞选与敌党角逐。
凡此所论，皆极浅显，凡稍治政治学者，类能道之。惟执此以观目前之趋势及国民党内一部分人之言论，则虽说实行宪政，却尚有不尽与实行宪政之条件相符合者。第一，实行宪政即是开放政权，易辞言之，亦即是容许国民党以外之人士公开组织政党。然现在事实上，国民党以外，并无法律准许存在之第二党，国民党既无允许他党出现之表示。
宪法颁布以后，中国仍未踏入宪政时期，亦且将永无见真正宪政之日，名为宪政，实为独裁，犹不如径以独裁或一党专政之名以行其实之为老实痛快也。
因此，为求真正宪政之实现，所望于国民党者二事：一曰容忍敌党；二曰开放舆论。
盖真正之训政，不是训练人民使之服从，而是教以公开讨论国是。有健全之舆论，斯有健全之政府。思想之为物，本无法使之统一，与其遏之使横决，不如导之使就范。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其抑之也至，则其暴发也愈烈。独裁政治之异于民主政治者，即在前者对社会之舆论谋壅塞，后者对人民之言论重疏泄。结果所至，在独裁政治之下，舍革命无他法。
一个以研究宪政为业的政治学者，三言两语就把一个时代最重大的问题说破了，“容忍敌党”、“开放舆论”这八个字既是忠告，也是警醒。1944年3月，浙大组织宪政讨论会，他表示愿首先演讲批评国民党的宪政并很快完成了讲稿。有人认为这可能惹祸，劝他修改，费巩回答：“上不负国家，下不负所学，不可改”，要改就宁愿不讲。过了两个星期，他还是照自己准备的讲稿登台演讲。他自称：“语甚讽刺愤慨，可谓讥切朝政，然自问尚十分和平，并无恶意成分，只有好意规劝。”本来他打算下一次作进一步的剖析，由于时局变化，前途莫测，无法继续讲下去。但他并未改变自己的看法，“宁诎身伸道，藏器待时，获得精神上之自由，否则何异倚门卖笑，虽荣实辱”。我常常想不通国民党为什么要选择杀害费巩，当年比他左的知识分子、教授何其多也，最根本的原因恐怕就是他看得太透彻、太明白了。
四
1945年，费巩准备乘休假期间应邀赴复旦大学举办为期一年的“民主与法制”特别讲座，事先他对国民党政府的人事、考试制度等做了一番实际考察，他以为这比只讲授陈旧史实会更受人欢迎。为此，他一个月中连日出入交通部、财政部、外交部、教育部、考试院，接触了许多国民党上层人物。他调查的要目乃是有关国民党的腐败政制和工作效率，触及了当政者的禁忌。也许他太天真了，以为在中国研究政治学和西方一样，也可以和现实结合在一起，这个政治学教授并不“懂”得真正的中国政治，恐怕也不屑去“懂”。
1945年2月，他在《重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这份时局进言由郭沫若起草，有312位著名知识分子签名，向执政党提出召集各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废除一切限制人民活动的法令、取消党化教育、停止特务活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和爱国青年等要求。当局气急败坏，曾私下做了很多工作，让签名者声明反悔，费巩只是一个无党无派的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自然更是他们做工作的对象，但他断然予以拒绝，并撰文痛斥。这是引来杀身之祸的直接原因。历史应该永远记住——1945年3月5日凌晨，重庆千厮门码头发生了著名的“费巩失踪事件”，40岁的费巩教授在前往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讲学途中，遭到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
费巩的神秘“失踪”引起了浙大乃至全国的关注。竺可桢校长得知后心急如焚，他与复旦大学校长章益一起向各方探询，还向重庆卫戍司令部、教育部、侍从室进行交涉，均无结果。费巩的兄长费福焘从昆明赶到重庆，四处奔波查询，也毫无结果。复旦大学学生会和北碚学生争取民主同盟分别召开紧急会议，发表《告各界同胞书》，并罢课抗议国民党当局迫害民主教授。消息传来，远在贵州的浙大学生不顾禁令，也毅然举行了罢课。学生会召开紧急会议，急电重庆的浙大校友设法营救。
4月30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编辑部启事》，揭露国民党当局的阴谋。5月26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国民党当局所谓“民主”真相——教授的命运》一文指出：“重庆当局对此讳莫如深，有关消息文电一概不许发表，可是这样一来，‘此地无银三百两’，‘失踪’的原因就非常清楚了，因此英文《大美晚报》就不客气地揭露道：‘费巩教授是因政治原因被逮捕起来了。’……”
曾留学英、美的40多位学者联名上书当时美国驻中印缅战区司令魏德迈，请他出面营救。魏德迈将这件事交给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乐斯办理。梅乐斯一面命有名的纽约侦探克拉克少校负责侦破，一面找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商量，希望他们协助。戴笠假惺惺地派军统总务处长沈醉帮助破案。然而，经过多方调查，仍未找到任何确切的“线索”。最后有人提出，是不是到监狱中去查。于是，历史留下了这样一段对话——
沈醉：“万一克拉克要看看设在中美所内的军统局看守所时怎么办？”
戴笠立刻把脸一沉，厉声回答：“他们想讨好这几个留学教授，别的都能依他们，要是提到我们的看守所时，你就干脆回答他，这都是些很久以前关起来的人，没有最近逮捕的。”[2]
一切奔走、努力最终归于无效，费巩只能面临“死不见尸”的命运了。他的好友、浙大同事陶元珍留下了“石不能言月渺茫”这样沉痛至极的诗句。
共产党没有忘记费巩。浙大学生更无法忘记他们可敬的师长，1949年以前，每年的3月5日，他们都要举行“费巩教授怀念会”，1948年的怀念会上，学生自治会通过决议将《生活壁报》改名为《费巩壁报》。在浙大校园里，点过“费巩灯” 的人们读着《费巩壁报》，建起了“费巩亭”，所有的纪念都因为一个优秀生命被戕杀而变得沉重和痛苦。国民党政权也并没有因为杀了一个“任刀斧加身，决不出卖灵魂”的教授而稳定了，就说浙大吧，在费巩身后两年，还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于子三运动”。
1978年，庞曾漱、许良英、吕东明、黄宗甄四位当年曾亲聆费巩教诲的浙大学子发出倡议，引起热烈的回响，很快就征集到500多老校友的签名，他们郑重建议中共浙江省委和浙大隆重纪念33年前被国民党秘密杀害的费巩教授。1979年 10月，纪念大会在浙大举行，费巩当年的同事王淦昌先生发言表示敬佩他“嫉恶如仇、坚持真理、刚正不阿的高贵品格”、“英勇献身”的奋斗精神和“实事求是，力戒空谈”的作风。
和费巩一样留学西方学政治学的人中，像他那样敢直面蒋介石独裁政治的当时也不是他一个人，罗隆基、王造时、张奚若等都留下过辉煌的记录。但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死不见尸的只有他一个。他的死甚至也不像闻一多、李公朴等那样广为人知、被写进各种版本的历史教科书中，因为他没有组织，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民盟成员，甚至连左倾都算不上。他只是一个独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教授。所以，要等到1978年也就是他遇害33年后，他才被上海市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读他的文章痛快淋漓，他运用自己的政治学知识抨击国民党的专制腐败，把不可一世的当局批得体无完肤。遗憾的是他被杀害半个多世纪了，我们只能透过《费巩传》了解他的人生、思想和追求。他的文集、专著至今没有出版过。就是在他生活、工作了12年，他心爱的浙江大学，《费巩壁报》也早已成为历史，只有一个费巩亭默默地注视着这个而今他已陌生的校园，没有多少学子会记起他，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他是何许人。
我总是忘不了费巩，他的思想、他的人格、他的学问，他被独裁政权暗杀、毁尸灭迹的残酷一幕。他直面国民党一党专制的黑暗，不向权势低头，不向恶势力屈服，他独立于当权者，也独立于各种政治党派之外，他只是一个教授、一个有自己独立政治见解的公民。蒋介石的特务要对这样一个真正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下毒手，完全暴露了这个政权无人道、无人性的残忍面孔。费巩被害后四年，这个拥有几百万军队、多如牛毛的特务的政权垮台了，虽然费巩没有看到这一天。
费巩早已被遗忘，他的文章、他的书我们今天也很难读到。我为本民族上个世纪曾有过费巩这样的知识分子感到骄傲，同时我也为我们长期以来对费巩的遗忘感到羞耻。费巩先生实在是不该被遗忘的人。在他身上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力量，正义的力量，道义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会流失在时间的河流中。费巩死了，但费巩又没有死，在经历长久的遗忘之后，他的人格、精神、道德勇气和道义力量对我们的灵魂依然有着不同寻常的震撼力。
【注释】
◎[1] 以下引文未标明出处的均转引自正棠、玉如著《费巩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2]《“中美合作所”内幕》，原载《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
——费巩之死
费巩是谁？今天的人大概都比较陌生了，在历史教科书上也难以找到他的名字。浙江大学校园里有个费巩亭，但了解费巩的学子恐怕已寥寥无几。他于1945年3月5日“失踪”，在重庆集中营被害，年仅40岁。
1946年初，当中共代表向国民党政府要求“立即释放叶挺、廖承志、张学良、杨虎城、费巩”时，他早已惨遭杀戮，连尸体都被丢入硝镪水池“化”掉了。和他同时列名的其他四人都是1949年后人们所熟知的大人物。和他们四个相比，费巩的结局最惨，也最不为人所知。他并不是什么呼风唤雨的将军，也不是显赫的政治人物，他不过是个大学教授，一介书生，却留下了浩气冲天的一句话——“任刀斧加身，决不出卖灵魂。”“石不能言月渺茫”，费巩亭边，年年月色，冷月渺茫，石头无言，后世的人们仰望长空，只有感叹，只有悲恸，只有无尽的追念。
一
费巩生于1905年，原名福熊，字寒铁、香曾，江苏吴江同里镇人，父亲费树慰与袁世凯长子袁克定连襟，却因反对袁氏称帝不被采纳，愤而归隐故乡。费巩的夫人袁慧泉即袁克定的女儿。1923年他考入复旦大学政治学系，参加过“五卅”运动。毕业后，他自费学习外语2年，先赴法国留学，后转入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获学士学位。1931年回国，先在中国公学任教。翌年，回母校复旦大学任教，讲授中国政治制度。从1933年开始，他一直在浙江大学当教授，教他心爱的政治学。
费巩一生研究政治学，对宪政民主，尤其对英国和西欧各国的政治制度有深刻的认识。他1930年代的论著，到现在都还不无参考价值。同时，他认为一国有一国的国情、政情，不能盲目模仿别国，他在浙大的讲稿如《中国政理》、《中国政治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关注的就是中国的遗产，他花大量心血清理这些政治遗产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教学的需要。
他特别欣赏英国的民主自由空气，认为马克思的祖国容纳不了马克思，而英国却容许马克思的存在，使他得以完成改写了人类历史的鸿篇巨制《资本论》。这一思想一直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学成回国时曾取道苏联，后来当朋友问起他对苏联的印象，他总是说：“总的印象还不错，有不少新鲜的东西，但我不喜欢强制人们必须去接受某一种思想，把思想也标准化。我希望把道理给人民讲清楚，由人民自由来比较和选择。”他的朋友说：“你是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费巩回答说：“不管你说我是什么主义，我酷爱这种自由的气氛，我相信每个人自己都长着一个脑子，他们有判断好坏是非的能力。” [1]
1931年9月，他26岁那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英国文官考试制度》。这本书的材料收集和写作开始于他在牛津大学学习的时候，早在1930年夏天，他就写过一篇专论英国考试制度的文章，并寄回国内在9月间的上海《时事新报》和天津《大公报》上发表。而后他将文章扩充成这本书。书名虽为考试制度，但实际内容涉及英国文职官员的编制、职权、考核、升降、待遇等制度和具体的实施办法。他在“概言”中指出：“行政官吏并不因政潮的起伏而有更动，国家官吏有政务与事务之分，政务官为政党领袖，受人民推戴，向国会负责，而随政党之进退以为去留；事务官无党派色彩，以考试出身，恃真才登进录用，非与长官有亲戚故旧或党同志合。乃以才学胜，能奉公守法，无溺厥职，则终其身任用，部长无法去取，安心供职。熟练事务，效率自增，而国家之行政机关于以稳固健全。政务官重民意、有政策。部曹超脱政治，忠勤干练，不问部长党籍，一体敬事无间。盖职位既固，自无得失之心。”
英国有着比较完整的文官考试制度，自1870年枢密院命令各级官员都须经过公开考试始能录用，经过多年的实行，逐渐改进，已经趋向成熟。费巩倾心赞赏并向他的祖国推荐“民仆”制度。“民仆”顾名思义就是“民之仆”，即机关官员应该是民众之仆人。“提倡官员与民众之间的这种关系和一些办法，不无参考的价值”。
书中详细说明了民仆与人民的关系。“人民视民仆为政府佣人，……民仆忠勤廉洁，踏实地真为人民办事。可以三年无内阁，不可一日无民仆。民仆何尝有侵危人民以自利之心。”
在写于1931年元旦的序言中，费巩说：“关于民仆制之专书极少。”“吾国科举制度虽遭国人诟病，以考试取士之法，实为世界各国先进。今虽废弃，时人复盛倡考试，取法异国、补我旧制，则英之考试制度，大足资我龟鉴。”“今人研习政治多重理论，理论能行有待事实济之。具体方案之拟备，尤待古今中外之文物制度为之佐证。潜心各国宪政之余，其制度组织之足为我法者，似亦大可探求。”“考试取士是理论，考试制度是事实。以事实济理论，提倡之余，宜图方略。此书之作，愿以一得之愚，供国人参考。”
他的学术生涯始终离不开英国自由思想的滋润，这本严肃、扎实的学术专著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对于探讨国家公职人员的编制与考核等，都不无参考价值。
1932年，生活书店出版他的《英国的政治组织》一书。1933年，世界法政学社出版“世界法学丛书”，收入了他23万字的新著《比较宪法》，“既欲取法异国，以制吾宪，所谓取人之长，去人之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则于其典章制度，当先下评估，乃能知其利弊，衡其优劣。一国有一国之国情政情，不能强效人好，固不必谓他人之长置诸吾国亦长，他人之利置诸吾国亦利，然前车之鉴，终未尝不能以此自警也”。此书共分四编，第一编论述宪法的意义、来源、演进史、种类、修改等，第二编论公民与国家，包括人权保障、选举制度、直接立法等，第三、四编为国家形式和政府形式。论述很有条理，内容也很丰富，很有独到之处。范围所及包含英、美、德、法、瑞士、日本、挪威、比利时及英国自治领地加拿大、澳洲，战后新兴国家捷克、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及中国的宪政。以英、美、德、法、瑞士五国为主，以他国为辅，而以各国的经验，与中国参证。这本书的特点首先是着重比较，其次是着重批评。《比较宪法》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当时他只有28岁，回国不过三年，已连续出版了三本有价值的学术专著，迅速成为政治学领域有影响的年轻教授。
二
“一二·九”运动时，费巩就积极支持学生，多次保护爱国学生。他一生坚持不当国民党的官，先后四次拒绝加入执政的国民党，也不愿参加其他任何党派。1940年浙大辗转流徙到了贵州遵义。正是在艰苦卓绝的流亡时期，应竺可桢校长的邀请，已在浙大任教八年的费巩以“不入党”、不要训导长薪俸为条件出任训导长。1940年8月12日，他发表了感人的《就职宣言》：
吾的立场，不是政客，不晓得用手段。吾的位置不是活动得来的，运动得来的是政治家。出来做事，是为发展抱负，施行政策，是为学生做事，不是为了私利。同时，吾是个自由主义者，不统制干涉，但并非放任不管，想给你们的是领导，而不是压迫。
训导长有人称之为警察厅长，但吾出来做，决不是来做警察厅长或侦探长，吾是拿教授和导师的资格出来的，不过拿导师的职务扩而充之。吾愿意做你们的顾问、做你们的保姆，以全体同学的幸福为己任。
吾出来靠别人的是信任，——同事的合作，同学的信仰；靠自己的是一股刚直之气和一腔热忱。浙大校风向来是纯洁的，浙大学生是最可爱的。吾在本校今年是第八年，与学校及同学有浓厚的感情。现在既然担任这个职务，最愿意晓得同学的痛苦，希望能够常常与同学接触。
训导处从今天起改走前门，不走后门，大门洞开。你们有事尽可进来谈话……任何人有什么意见，可以当面告知我，或写信给我。吾还要常到宿所去，男女宿所都常常要去，但不是来侦察的，是来访问你们，想与你们多接触的。
他同时表示：“吾不要训导长的薪俸，仍要教授原薪，一年可省出四五千元钱来，要求拿这笔省出的钱用在学生物质生活的改良上面。”
他上任以后身体力行，亲自动手烧开水为学生杀臭虫。学生宿舍灯光太暗，他花费大量心血设计了一种亮度大而烟气小的植物油灯，拿自己的工资购买玻璃、铅皮等材料，制作了800多盏分发到各宿舍。学生为表达对他的敬重与感激之情，亲切地称之为“费巩灯”。四十多年后，当年的学生还深情地回忆起“费巩灯”：“油灯的光焰，像孩子的一双闪动的明眸。微弱的灯火，明净而澄洁。它给人光亮，它给人温暖。”这是费巩感人至深的境界，他的“光亮”和“温暖”永远留在莘莘学子的心头。他支持学生创办了生气勃勃的《生活壁报》，批评时弊，关心国事，被称为浙大的“民主墙”。
以非国民党籍而任大学训导长，恐怕他是惟一的一个，所以只当了四个月就被迫辞职，但他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他希望学生成为“有人格，有骨气，有抱负，有见识”的人，他的人格给学生心灵带来的震撼是长远的。
1939年春天，他的《施行导师制之商榷》率先提出以启发思想、陶冶人格为核心的导师制构想：“今日吾国新式教育之为世诟病者约有三端。一曰教法偏于呆板，讲堂传授，讲解叙述而外，甚少质疑问难，是灌输知识，而非启发思想，是盖由于一班学生人数常嫌过多，而程度智慧又多不相等，师生之间遂少辩难机会。二曰师生关系太疏。‘师生之关系，仅在口耳授受之间，在讲堂为师生，出讲堂为路人。’教师如负贩者，学生如购货者，交易而退，缘尽于此。‘师道既不讲，学校遂不免商业化讥。’三曰过重技术之传授，忽略人格之陶冶。学校仅为学艺之所，而非修养之地。教师只管学生学业成绩，品行思想如何，多不加以问闻。肄业大学四年，所得限于若干专门智识，品性德行初未受过熏陶。”
1940年7月20日，他在《浙大校刊》发表的《施行导师制之我见》中说：
吾们求学，要同时学做人，学做大人。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大人者，不自私自利之人也。否则学养不足，即使在校时是志趣高尚的，一入社会，经不起恶势力之诱导，便给同化了。必须学校造就出来的人才，个个有品德，品学兼优，将来能改变社会风气，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中国才有希望，教育才有成就。
做教员的不仅要教学生技能知识，并且要教以为人立品之道。
思想这东西是无法统一的，我们做学生的导师，倒并不是要我们去监督学生的思想，而是要我们去积极的培植学生品格。不必把他们训导得绵羊一样，将来毕业出去，当好好先生，唯唯诺诺，无可无不可；而要把他们训导得个个有人格、有骨气、有抱负、有见识，将来出去，可以担负得起重任，经得起打击，不会被恶势力同化。所以，训导训导，还是导重于训，训导音近熏陶，还是要从熏陶、陶冶、感化着手。要感化人，所以做导师的必须以身作则，言行合一，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对学生必须诚恳关切，毫发无伪，语语自肺腑流出。
拨去岁月的灰尘，这些教育思想依旧闪烁出人性的光芒，即使今天读来仍足以暖人心怀。在他的推动下，浙大开始实行对一代学子产生重大影响的导师制，对学生的人格培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有了这样的教授，有了这样的制度，竺可桢时代的浙大培养出一批批具有“求是”精神、在各自领域做出贡献的莘莘学子就丝毫也没什么值得吃惊的了。有竺可桢这样的校长，有费巩这样的教授，1940年代初的浙大才充满了民主、自由的空气，被誉为西南的“民主堡垒”。即使历经几十年的风雨沧桑之后，不少当年的浙大学子对导师制仍念念不忘，导师与学生的关系依然亲切动人，比如物理学家王淦昌与科学史家许良英保持终生的师生关系。
三
1944年，面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费巩在《民宪》、《宪政》、《东方杂志》、《大公报》等报刊发表一系列锋芒毕露而又闪耀着政治智慧的政论——《民主政治与我国固有政制》、《实施宪政应有之政治准备》、《王之反对党（即论英国之政党政治）》、《英国议会政治》、《论政治风气之转移》等。《实施宪政应有之政治准备》一文，《思想与时代》和《宪政》月刊都不敢登，最后才在《民宪》发表。这些文章充分发挥一个政治学教授的专业知识，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因此深深地触怒了当权者。
许多政论都是从他的宪政知识出发，针对中国的现实，有的放矢。他在《论制宪之原则》讲稿中指出：
民主政治之含义有四。一曰民意政治也，国家之用人行政，一秉国人公意，民意之发表有自由，取决有途径，政府措施始有所本。一曰法治政治也，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必人权有保障，司法能独立，人民代表机关有力量，始能保当轴之奉公守法，毋敢越轶。一曰政党政治也，人民各依其不同之主张可以结为不同之政党，国有在朝党与在野党之分，各有其合法之地位与保障，始能互相督责，相抵相让，以定国是。一曰责任政治也，政府受人民付托，秉持国钧，有权力即须有责任，政府而措置失当，不孚众望，人民随时可以罢黜惩处之，始能使当政者惕厉警惧，毋敢或替。
言论、出版及著作自由，载之宪法，予以保障，有三大作用。第一，民主政治，民意政治也。人之意见，必须说出写出，他人始能知之，许人在法律范围以内，畅所欲言，民意始能表达，舆论始能长成，国有公是非，政治始有清明之望。第二，许人讨论、辩难、怀疑、批评，学术思想始能发达，民意始能发挥，而政治亦始能进步，是公民良好之教育也。第三，公家措施，许人表示反对之意见，在当局足以示人以宽大与至公，在人民足以舆论之力量，纠正政府之错误，在少数不满现状者，亦有发泄其怨愤之正当轨范。民主国家之作风，异于极权国家者，后者对人民之公意事抑压，谋壅塞，噤若寒蝉也。在民主国家，人民之地位为主人，可以侃侃而谈也。民主之风度，首当以开放言论养成之，不待宪政开始，政府宜即许人民在不妨害抗战之条件下，公开讨论国事，纠弹阙失，而勿过分束缚之，庶可及早培养此风度，以策宪法之始基焉。
这年10月，他在《民宪》半月刊发表《王之反对党（即论英国之政党政治）》一文，有言：
王之反对党者，王之后备政府也，反对党领袖者后备宰辅也。反对党领袖与当政之首相，分庭抗礼，在议场上各据一席面面相对，各有其从者拱卫于后，张其声势，在众院中，首相与各部部长各有其办公室，而反对党领袖亦有之，国王召开国会，反对党领袖与首相并肩往见焉。
反对党之批评，实系政府政策之一端，而密系之于国内舆论之他端，反对党于求获选民之护持也，实强政府亦起而求获选民之护持，反对党于诉诸国人公论也，实强政府置其政策于国人公意之上而毋违，两党固对峙，然其权同出于一源，故同以国人为竞争之对象，以国人为最终之裁判，而国人贵矣，此之谓民主，此之谓民主政治。
他密藏在上海保险箱中的《容忍敌党与开放舆论》一文手稿虽然最终没有发表，但主要观点在的其他文章和演讲中都有所表达：
年来中国之一大政治问题为将来政体之究为民主抑为独裁。根据三民主义民权一章，将来政体应为民主，固无疑问，国民党奉行‘遗教’，亦既悬此为鹄的久矣。然自奠都南京直至今日，吾国政治之接近独裁，则又属事实，无可讳言，内忧外患，实迫使然，虽为国人所共谅，然民主与独裁不两立，取其一必弃其他，不容犹豫两可。
故独裁政治下与民主政治下之当政者维持政权之方法，截然不同。独裁者之维持其政权也，恃压力、恃消灭异己，恃壅塞舆论，如墨索利亚、希特勒之俦所优为者，而世人所见。民主国家之当政者以政绩博取人信任，保持政权。盖在民主国家，政权谁属决于人民，政府不能抑压异己，禁锢舆论，只能以政绩博舆论赞许，以竞选与敌党角逐。
凡此所论，皆极浅显，凡稍治政治学者，类能道之。惟执此以观目前之趋势及国民党内一部分人之言论，则虽说实行宪政，却尚有不尽与实行宪政之条件相符合者。第一，实行宪政即是开放政权，易辞言之，亦即是容许国民党以外之人士公开组织政党。然现在事实上，国民党以外，并无法律准许存在之第二党，国民党既无允许他党出现之表示。
宪法颁布以后，中国仍未踏入宪政时期，亦且将永无见真正宪政之日，名为宪政，实为独裁，犹不如径以独裁或一党专政之名以行其实之为老实痛快也。
因此，为求真正宪政之实现，所望于国民党者二事：一曰容忍敌党；二曰开放舆论。
盖真正之训政，不是训练人民使之服从，而是教以公开讨论国是。有健全之舆论，斯有健全之政府。思想之为物，本无法使之统一，与其遏之使横决，不如导之使就范。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其抑之也至，则其暴发也愈烈。独裁政治之异于民主政治者，即在前者对社会之舆论谋壅塞，后者对人民之言论重疏泄。结果所至，在独裁政治之下，舍革命无他法。
一个以研究宪政为业的政治学者，三言两语就把一个时代最重大的问题说破了，“容忍敌党”、“开放舆论”这八个字既是忠告，也是警醒。1944年3月，浙大组织宪政讨论会，他表示愿首先演讲批评国民党的宪政并很快完成了讲稿。有人认为这可能惹祸，劝他修改，费巩回答：“上不负国家，下不负所学，不可改”，要改就宁愿不讲。过了两个星期，他还是照自己准备的讲稿登台演讲。他自称：“语甚讽刺愤慨，可谓讥切朝政，然自问尚十分和平，并无恶意成分，只有好意规劝。”本来他打算下一次作进一步的剖析，由于时局变化，前途莫测，无法继续讲下去。但他并未改变自己的看法，“宁诎身伸道，藏器待时，获得精神上之自由，否则何异倚门卖笑，虽荣实辱”。我常常想不通国民党为什么要选择杀害费巩，当年比他左的知识分子、教授何其多也，最根本的原因恐怕就是他看得太透彻、太明白了。
四
1945年，费巩准备乘休假期间应邀赴复旦大学举办为期一年的“民主与法制”特别讲座，事先他对国民党政府的人事、考试制度等做了一番实际考察，他以为这比只讲授陈旧史实会更受人欢迎。为此，他一个月中连日出入交通部、财政部、外交部、教育部、考试院，接触了许多国民党上层人物。他调查的要目乃是有关国民党的腐败政制和工作效率，触及了当政者的禁忌。也许他太天真了，以为在中国研究政治学和西方一样，也可以和现实结合在一起，这个政治学教授并不“懂”得真正的中国政治，恐怕也不屑去“懂”。
1945年2月，他在《重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这份时局进言由郭沫若起草，有312位著名知识分子签名，向执政党提出召集各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废除一切限制人民活动的法令、取消党化教育、停止特务活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和爱国青年等要求。当局气急败坏，曾私下做了很多工作，让签名者声明反悔，费巩只是一个无党无派的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自然更是他们做工作的对象，但他断然予以拒绝，并撰文痛斥。这是引来杀身之祸的直接原因。历史应该永远记住——1945年3月5日凌晨，重庆千厮门码头发生了著名的“费巩失踪事件”，40岁的费巩教授在前往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讲学途中，遭到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
费巩的神秘“失踪”引起了浙大乃至全国的关注。竺可桢校长得知后心急如焚，他与复旦大学校长章益一起向各方探询，还向重庆卫戍司令部、教育部、侍从室进行交涉，均无结果。费巩的兄长费福焘从昆明赶到重庆，四处奔波查询，也毫无结果。复旦大学学生会和北碚学生争取民主同盟分别召开紧急会议，发表《告各界同胞书》，并罢课抗议国民党当局迫害民主教授。消息传来，远在贵州的浙大学生不顾禁令，也毅然举行了罢课。学生会召开紧急会议，急电重庆的浙大校友设法营救。
4月30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编辑部启事》，揭露国民党当局的阴谋。5月26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国民党当局所谓“民主”真相——教授的命运》一文指出：“重庆当局对此讳莫如深，有关消息文电一概不许发表，可是这样一来，‘此地无银三百两’，‘失踪’的原因就非常清楚了，因此英文《大美晚报》就不客气地揭露道：‘费巩教授是因政治原因被逮捕起来了。’……”
曾留学英、美的40多位学者联名上书当时美国驻中印缅战区司令魏德迈，请他出面营救。魏德迈将这件事交给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乐斯办理。梅乐斯一面命有名的纽约侦探克拉克少校负责侦破，一面找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商量，希望他们协助。戴笠假惺惺地派军统总务处长沈醉帮助破案。然而，经过多方调查，仍未找到任何确切的“线索”。最后有人提出，是不是到监狱中去查。于是，历史留下了这样一段对话——
沈醉：“万一克拉克要看看设在中美所内的军统局看守所时怎么办？”
戴笠立刻把脸一沉，厉声回答：“他们想讨好这几个留学教授，别的都能依他们，要是提到我们的看守所时，你就干脆回答他，这都是些很久以前关起来的人，没有最近逮捕的。”[2]
一切奔走、努力最终归于无效，费巩只能面临“死不见尸”的命运了。他的好友、浙大同事陶元珍留下了“石不能言月渺茫”这样沉痛至极的诗句。
共产党没有忘记费巩。浙大学生更无法忘记他们可敬的师长，1949年以前，每年的3月5日，他们都要举行“费巩教授怀念会”，1948年的怀念会上，学生自治会通过决议将《生活壁报》改名为《费巩壁报》。在浙大校园里，点过“费巩灯” 的人们读着《费巩壁报》，建起了“费巩亭”，所有的纪念都因为一个优秀生命被戕杀而变得沉重和痛苦。国民党政权也并没有因为杀了一个“任刀斧加身，决不出卖灵魂”的教授而稳定了，就说浙大吧，在费巩身后两年，还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于子三运动”。
1978年，庞曾漱、许良英、吕东明、黄宗甄四位当年曾亲聆费巩教诲的浙大学子发出倡议，引起热烈的回响，很快就征集到500多老校友的签名，他们郑重建议中共浙江省委和浙大隆重纪念33年前被国民党秘密杀害的费巩教授。1979年 10月，纪念大会在浙大举行，费巩当年的同事王淦昌先生发言表示敬佩他“嫉恶如仇、坚持真理、刚正不阿的高贵品格”、“英勇献身”的奋斗精神和“实事求是，力戒空谈”的作风。
和费巩一样留学西方学政治学的人中，像他那样敢直面蒋介石独裁政治的当时也不是他一个人，罗隆基、王造时、张奚若等都留下过辉煌的记录。但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死不见尸的只有他一个。他的死甚至也不像闻一多、李公朴等那样广为人知、被写进各种版本的历史教科书中，因为他没有组织，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民盟成员，甚至连左倾都算不上。他只是一个独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教授。所以，要等到1978年也就是他遇害33年后，他才被上海市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读他的文章痛快淋漓，他运用自己的政治学知识抨击国民党的专制腐败，把不可一世的当局批得体无完肤。遗憾的是他被杀害半个多世纪了，我们只能透过《费巩传》了解他的人生、思想和追求。他的文集、专著至今没有出版过。就是在他生活、工作了12年，他心爱的浙江大学，《费巩壁报》也早已成为历史，只有一个费巩亭默默地注视着这个而今他已陌生的校园，没有多少学子会记起他，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他是何许人。
我总是忘不了费巩，他的思想、他的人格、他的学问，他被独裁政权暗杀、毁尸灭迹的残酷一幕。他直面国民党一党专制的黑暗，不向权势低头，不向恶势力屈服，他独立于当权者，也独立于各种政治党派之外，他只是一个教授、一个有自己独立政治见解的公民。蒋介石的特务要对这样一个真正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下毒手，完全暴露了这个政权无人道、无人性的残忍面孔。费巩被害后四年，这个拥有几百万军队、多如牛毛的特务的政权垮台了，虽然费巩没有看到这一天。
费巩早已被遗忘，他的文章、他的书我们今天也很难读到。我为本民族上个世纪曾有过费巩这样的知识分子感到骄傲，同时我也为我们长期以来对费巩的遗忘感到羞耻。费巩先生实在是不该被遗忘的人。在他身上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道德力量，正义的力量，道义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会流失在时间的河流中。费巩死了，但费巩又没有死，在经历长久的遗忘之后，他的人格、精神、道德勇气和道义力量对我们的灵魂依然有着不同寻常的震撼力。
【注释】
◎[1] 以下引文未标明出处的均转引自正棠、玉如著《费巩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2]《“中美合作所”内幕》，原载《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