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五四”抵制日货中的自制与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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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五四”抵制日货中的自制与暴力

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作为政治运动的五四,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抵制日货。从某种意义上说,抵货堪称五四运动中最热烈,也持续最久的行动,成规模的运动坚持了差不多有一年。而对于某些比较真诚的参与者而言,抵制日货,甚至成了他们毕生的习惯,一些学校的抵货团体,一直坚持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

抵制日货,很近似斯科特所谓“弱者的武器”,这种武器的使用,前提是运动的参加者对政府的失望,无法指望政府捍卫国家的主权,只好由民众自己出面,在他们看来,学生、商人、工人农民甚至妓女都可以为救国做点什么,唯独官员指望不上。但是,在各地抵货运动中,掌权的军阀及当地警察大多睁眼闭眼,对抵货放任不管。人们真诚地相信,他们最危险的敌人日本之所以强大,主要是因为中国人买他们的商品,同时供给他们大米,如果中国人团结起来,一致抵制日货,日本就会由强转弱。

运动的中坚是学生,学生抵货的真诚是不容质疑的。在五四期间,各个城市几乎都会出现成千上万人参加的焚烧日货大会,成堆的日货,首先是学生们自家的日用品,衣帽、雨伞、牙具、脸盆到笔墨纸张,都会由学生主动拿出来兴高采烈地烧毁踏烂。这是一场律己甚严、从我做起的运动,很多穷学生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囊中为之一空,此后洗脸都没了盆,刷牙没了牙粉。

当然,对自己的苛刻,也意味着对他人的苛刻。抵制日货,对于当时被日货压得喘息几难的民族工商业而言,无疑是个福音,因此,抵制日货运动,得到了工商界主流的热烈响应。但不情愿的人,还是大量存在的,不仅经营日货的商人暗中反抵制,就是一般市民也有不少人依旧遵循日常的生活逻辑,什么便宜好用买什么,没有学生们这样的觉悟。因此,抵制日货,一方面是宣传,一方面是强制,不惟抄查出来的日货被查封烧毁,而且坚持买卖日货的商人,大抵要被捉了戴高帽子游街,有时候,挨揍也是难免的。贪图便宜买日货,或者乘坐日本轮船的市民,会被当面讥为亡国奴,有时甚至衣服上会被恶作剧式地盖上“亡国奴”的印记。有材料说,有的激进分子,还会在大街上拦住穿日本料子服装的人,当场就给上一剪子。被学生认为是卖国无用的政府,在这种满大街的暴力面前,大抵采取不干涉的态度,任凭日本公使一个劲地抗议。

不过,这些强制,乃至暴力,基本上都是针对自己人的。各地的抵货运动人士,都自觉地避免把查抄和封存闹到日本人头上去。在整个运动中,只有少数地方如福州,发生过因抵货而生的学生与日本人的冲突,其它地方大体相安无事。五四那天游行的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打得正来劲的时候,出来一个日本人中江丑吉挡驾,学生们就罢手了,据说是担心惹出外交纠纷。其实,在骨子里,整个五四运动,参加者是将运动定位在文明抗争上的。义和团运动过去不到20年,殷鉴不远,学生们依旧担心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把他们视为“拳匪”,因此,刻意在自己和义和团之间划一条线,尽管对日本恨之入骨,但却在没有统一组织的情况下,各地都能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避免外交纠纷。上海参加运动的妓女们,还贴出文告,劝告学生一定要克制,即使日本人前来挑衅,也要尽力忍让。好在,来自日本方面的主动挑衅,的确不多见。

克制虽然克制,但随着抵货运动进行,仇日的情绪却在高涨。因为运动需要动员,动员就得宣传,演说也罢,演戏也好,无非是日本人如何欺负中国,以及朝鲜做了日本的殖民地,人民如何悲苦的内容。仇日的情绪一上来,民间就会自发流传有关日本人的种种故事和流言,上海一度居然盛传日本人在水里下毒,一时间,凡是看见日本人或者穿戴像日本人的人拿药包带瓶子上街,哪怕仅仅是打酱油,都会被人围上,扭送警察局。乡下人的恐慌更甚,见到路过的外乡人,就当成日本人痛殴,甚至连上海护军使的人都给冤成日本人打死了。有意思的是,这样冤外国人下毒的谣传,跟当年的义和团运动期间非常相似,只是当年的拳民所有外国人都冤,五四时期的人们只冤日本人。

五四的抵货运动,给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一个人为的喘息之机,趁机办了不少工厂,这期间的国货,生意大有好转,一些著名的国货品牌,因此站稳了脚跟。利用运动发财的人,当然不会放过机会,连珠宝店的戒指,刻上抵制日货的字样,也好卖了很多。上海卖冰激凌的,也有人会趁机打出爱国的招牌招徕,说是吃了他的冰激凌,就可以不做睡狮,早早醒来。短时间内,输华日货,也数量大减。日本人佐野袈裟美写的《支那近百年史》也提到,在五四运动持续的一年里,日本对华贸易受到了很大损失,对华输入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但运动期间无所不在的暴力和强制,对不服从者恶谥为“奸商”、“卖国贼”、“亡国奴”,对他们人身自由的限制,对他们财产的剥夺,也是触目惊心。这种在高调的爱国道德旗帜下的暴力,从始至终都没有人质疑,甚至在很多情况下,被当成革命行动加以赞扬。

但是,必须承认,如果没有这样的强制,抵货运动就不会有这样的效果,甚至很可能半途流产。到底一般的国民有没有义务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做出个人利益的牺牲?如果这种牺牲出自国民的自愿,当然没有问题,值得称颂,但如果个人没有这个意愿,另一部分人以暴力和强制的方式强迫他们遵行,不仅妨害了他们的自由,而且造成身体和财产的伤害,这样的强制,是否像我们一贯认为的那样,天然合理?说实在的,到今天,这也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