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越明：今日之功救赎昨日之过

贺越明：今日之功救赎昨日之过

　　蒋经国虽然天不假年，在解除“报禁”有关政策的改弦更张上仅止于决断，却造成了绵长而深刻的后续影响，而这正是他审时度势下自我否定并痛改前非的魄力展示。

　　北京的华文出版社今年推出陶涵(Jay Taylor)撰著的《蒋经国传》简体字新版，正值传主蒋经国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十年前，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和台北时报出版公司同时出版该书英文版、中文繁体版，新华出版社则在两年后首度出版中文简体版，但对该书“有较大篇幅的删节”。这次简体字新版的“出版说明”表示“基本保留了原书的全貌”，并对该书作了较高的评价。陶涵现任哈佛大学教授，曾作为国务院外交官先后“驻节”台湾和中国大陆，是一位著名的“中国通”。为撰此书，他在海峡两岸及美国访问了蒋经国部属和旧友一百六十多位，还大量引用美国国家档案局甚至俄罗斯迄今未公开的档案，英文原著仅注释和索引即达九十页。读过这部传记之后，感到著者为搜求资料确实花了很大功夫，特别是对“美、台关系”的互动、演变占有极为丰富的史料，有些叙述令人恍若身临其境，这方面是任何一位台湾或大陆的研究者难以企及的。相反，书中对台湾岛内政治生态变迁的某些阐述，却未尽准确和详尽，个别地方尚有隔靴搔痒之陋，阅读时还需借助相关史料予以补充和参证。

　　传主蒋经国的一生，属于典型的政治人生，他在政坛上最有作为的时期，即《蒋经国传》第二部“立足台湾”所述从最初辅佐蒋介石到亲自主持全局，前后几近四十年，尤以后十二三年更为重要。作为一位政治人物，其所作所为有功有过，往往今日之功即以昨日之过酿成，而这一点却很容易被忽略。在全书压轴的第二十六章“中国式的民主”开头，陶涵写道：“1988年1月1日，在蒋经国的指示下，台湾当局正式结束对报纸的限证(维持在二十九家)、限张(维持在三大张)的禁令。数天之内，就有两百家左右新出版物向政府办理登记，街头立刻出现许多新兴画报。”当年，解除“党禁”和“报禁”，被视为蒋经国临终之前朝向政治民主化的奋力一搏。就在1月13日，他猝然病故，距这项重大宣布不到两周时间！他的整个人生，因而定格于“政治革新”的亮点。但该书对解除“报禁”这件大事的描述，大致如上所述，既无纵向的历史铺陈，也无横向的事理解析，显示著者在这方面所掌握的资料有限，对其中的内在逻辑及因果关系或不甚了然。殊不知，蒋经国虽然天不假年，在有关政策的改弦更张上仅止于决断，却造成了绵长而深刻的后续影响，而这正是他审时度势下自我否定并痛改前非的魄力展示。

　　蒋经国虽在1972年5月出任“行政院长”，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蒋介石由幕后复行视事时，已决定让他和陈诚分掌权柄，而其主管范围包括政工、情治等，文宣也在其中。最初，国民党主要沿用统治大陆时的法律及制度，并增加“行政院”《战时新闻用纸节约办法》、警备总司令部《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还采用停止新闻纸配给以及强行裁并、勒令改组或强迫停刊的手段，迫使岛上不少报刊尤其是民营报刊关门大吉。到1979年4月1日，“行政院”新闻局修正发布《出版法》施行细则，其中第二十七条规定：“战时各省政府及直辖市政府为计划供应出版品所需之纸张及其它印刷原料，应基于节约原则及中央政府之命令，调节辖区内新闻纸杂志之数量。”如何“调节”呢？《战时新闻用纸节约办法》有明确规定：各报社的报纸，每日的篇幅一律不得超过对开三张，逢特定纪念日，各报可以增刊，但篇幅不得超过对开一张，此所谓“限张”；同一报纸，不能在不同的地方印刷，此所调“限印”；全台湾的报纸总数控制在三十一家以内，此所谓“限证”。实际上，自1952年起，政府从未发出一张新的报纸登记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除了报与报之间“大吃小”的吞并、垄断外，台湾没有真正出现过一份新报纸。故此，党外异见人士和团体只能利用法规的空当，通过创办杂志发表政见，如《八十年代》、《美丽岛》、《亚洲人》、《暖流》、《疾风》和《钟鼓楼》等，封了再办，前赴后继。

　　蒋经国的权势日增，那些负责钳制舆论的机构无不听命于他，如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行政院”新闻局、警备总司令部下属处室和调查局有关部门均各有分工，或明查暗访，或依法裁决，或幕后指挥，或前台操作，构成一张随时可将任何报刊罗织入罪的密网，只要发现有不合当局口味的，轻则刁难，重则治罪直至禁绝。至于罪名则五花八门，诸如“内容严重混淆视听”、“影响民心士气”和“违反《出版法》”之类。

　　到蒋介石1975年4月5日撒手人寰后，登上党政大位的蒋经国继续威权统治，但对同类个案的处置方式有所变化。1976年8月，时任律师的傅朝枢接办《东方日报》，将之更名为《台湾日报》后经常对当局进行抨击。尽管其言辞激烈，蒋经国并未下令将傅送去绿岛吃牢饭，而是指示有关部门在1978年8月以重金收购该报，让其得以换取外汇赴美国及香港办报，在境外任意批评。台湾“报禁”开放之前，除去清一色的党营、公营和军营报纸，几份比较像样的私营报纸，也握于有国民党中常委头衔的报老板之手。如此，岛内资讯来源相同，舆论大体一律。据有人研究统计，台北一地五家主要报纸的政治、军事和国际新闻的相似度，一度高达百分之七十以上！

　　“报禁”的存在，对台湾“新闻自由”始终是一个讽刺性标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举行“国建会”时，《联合报》系代表在新闻组发言要求“开放报纸登记”，“取消篇幅限制”。前《中央日报》社长马星野在1981年6月一次演讲中说：“人为的三大张篇幅限制，未免有违于自由平等的原则了。”这位老报人曾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管宣传的第四组任主任，能有这番感慨足以说明“报禁”之落伍讨嫌。同年，一向充当“政治花瓶”的中国青年党主席李璜，为该党机关报《新中国日报》复刊当面向蒋经国请求，“俾中国青年党的言论及主张，为配合政府的反共复国主张，有以自见于国人。”蒋经国“允予交办”，但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二十天后约见李璜，以“开放报禁，一时尚有困难”婉拒。李璜颇感委屈地表示，他不是要政府普遍开放报禁，而是为友党开放一张曾办了十四年的日报，却难以如愿。直到那时，“报禁”尚无任何松动的迹象，执政的国民党前瞻后顾，担忧党外反对势力获得以报纸传播资讯和理念的权利，其将失去对舆论的有效操控。

　　台湾的“报禁”于1988年初蒋经国病故前不久宣布解除，但他正式做出决断则在一年多以前。这项政策的调整，与其说是他个人思想上的幡然觉悟，不如视为其面对内外部压力交汇时富于理性的顺势而为。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经济起飞到八十年代臻于繁荣，庞大的中产阶级不满足生活富裕，留洋学子带动社会观念更新，本土势力吁求更多权利，在在使政治民主化浪潮有进无退，而“反共复国”方针沦为废话，与大陆民间交往之门开启，则导致“戒严”的法理依据不复存在，“报禁”和“党禁”政策失去依傍。形势比人强，蒋经国终于在1986年9月明示：将解除实行三十八年的戒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

　　蒋经国对党政核心层的这一宣示，立即成为新闻界的头号新闻。1987年2月，国民党文工会主任宋楚瑜升任中央副秘书长之前，接受《天下杂志》访问时说：“政策上的考虑比较简单，就是执政党从三中全会以来，一直检讨国家的情势已经走到另外一个阶段，除了在政治上做了许多革新的措施之外，对现有重大行政的事情，也做了整体的检讨。所以在开放组党之外，也检讨报业问题。”他表示：“至于决策的背景，还是依据蒋主席对于未来国家发展走向开放的指示，除了政治外，信息方面也要开放。”几句解画之言，勾勒出蒋经国对这一问题的思路变化脉络，显见他把结束戒严与解除党禁、报禁看作“政治革新”的关联性举措。

　　其时，台湾新闻界最关注的是，已经拥有三百七十万份发行量、每年广告收入达七十亿新台币的报业市场，解禁后将有一大批报纸问世，势必形成新的竞争格局。同时，也有报人忧虑束缚业界多年的“报禁”名亡而实存，因为就在宣布将解除“报禁”不久，“行政院”新闻局的人事出现异动，曹建中任出版处处长，黄新生任国内新闻处处长，李继玄任该处副处长。其中，曹是前警备总司令部政六处处长，专事管制出版物，取缔党外杂志最力，后为“国防部”总政战部政二处处长；黄原供职于一所军校，也有浓厚的军方色彩。这几位脱下军装，换上西装，不能不引起业界及各方的疑虑。民进党籍“立法委员”吴淑珍（即陈水扁之妻）向“行政院”提出书面质询，要求中止军警人员出掌新闻局重要职位。国民党籍“立法委员”黄主文也指出，过去由军方人员审检出版物已遭物议，若解除戒严后，新闻局要职由这些具特殊背景的人出任，更值得非议。这种军警人员转职新闻主管单位的举动，未必是蒋经国下令部署，但可肯定有其身边的人参与策划或首肯，使得解除“报禁”的前奏听上去不太美妙。《蒋经国传》这一章写的是“中国式的民主”，如此有趣的题目若直接用于形容解除“报禁”的附加动作，倒也恰到好处，一方面是外国人难以理解，另一方面又确实是“中国式的”，台湾乃是中国的一部分。

　　《蒋经国传》　[美]陶涵著　林添贵译

　　华文出版社　2010年10月第一版　448页，4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