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记忆：东北——政治调查，有情变无情的煎熬

文革记忆：东北——政治调查，有情变无情的煎熬 [原创 2008-06-30 17: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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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记忆：东北——政治调查，有情变无情的煎熬
一，     调审前地下党最高领导人
1940年前任宁夏地下党工委书记的李仰南时任沈阳工学院党委书记，我们行程的下一站在沈阳。
在旭日东升中，我们告别了山海关，在火车汽笛长鸣声中，缓缓驶出关城，进入了辽西平原。葫芦岛、锦州、被抛在身后了，辽河平原展现在我们面前。来立成笑道：“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大豆、高粱，这个东北原野的特产就在窗外的沃野上，一望无际。秋风吹来，青纱帐翻转着身子，露出一色的灰绿，一波一波，起伏如绿波荡漾的大海。和华北平原比，别是一番关外风光。我们都深深感到，张寒晖在《松花江上》的歌词中对故乡的眷恋与热爱。眼前的景物正如张寒晖深沉的歌，不知不觉会使人沉缅其中，乡思纷飞。
车过瓦房店，上来了一群文艺宣传队员。是瓦房店基地的军官子女。少年们英姿勃发，男孩子丰神俊秀，女孩子唇红齿白，娇憨之态可掬。抱着、捧着小提琴、阮、胡琴、萧、笛，引起了一车人的好奇与爱怜，均主动让起座来。同样是人，我的少年时代可没有这样幸运和风光。“谁叫我父亲是一个不走运的抗日军人呢？”我不无嫉妒地感慨起来。同行那几位，则以艳羡的目光追逐着少年文艺宣传队员，嘴里发出“啧啧”的叹息声。
东北最大的沈阳车站到了。车轮的轧轧声，机器的轰鸣声，汽笛、喇叭的鸣叫和鼎沸的人声混成一片刺耳的噪音。天高云淡的初秋在这里全变了样。天与太阳都被城市林立的烟囱喷出的白色的、黄色的、褐色的、蓝色的、黑色的烟雾遮盖了，变成了一片昏黄。用“烟笼雾锁”形容沈阳的上空是再贴切不过了。
住下来的第一件事是赶在下午下班以前去沈阳工学院找李仰南外调。沿城南环城大道向东走去，经过门庭高大敞亮的东北工学院，及门前广场上耗资百万的毛主席不锈钢雕像，前行不久，就到了门庭、气魄、建筑气派相对小了许多的沈阳工学院。进得静悄悄的校园，一打听，才知道李仰南早已成了牛鬼蛇神，被群众专政很长时间了。要提审他，必须经革委会筹备领导小组外事组同意。
一个扎着双辫的东北姑娘领我们到办公楼三楼，找到一位身穿旧军装的小伙子。那人审视了半天介绍信，又似信非信地端详着我们；半晌，才吩咐姑娘带我们去楼下牛棚提李仰南上楼来审讯。
我们下了楼，转过几个拐角，在一间背阴的房屋门口站住了。门卫打开门锁，那是间门窗被遮得严严实实的黑洞洞的教室。在微弱的光线下，依稀可见几个蓬头垢面，形容委顿的老头，象几只老鼠一样蜷缩在墙角。
“李仰南，出来！”姑娘叫道。
一个个子不高，圆脸、眼睛不大，原先双重的下巴因皮肉萎缩已变成了单层的褶皱的人。其灰暗的面孔仿佛挂满了灰尘，腰身伛偻着，可可怜怜似待决的囚犯。
“这就是李仰南？”1940年前宁夏地下党的最高领导人。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他和《地下尖兵》、《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地下工作者相去甚远。
李仰南尾随着姑娘，唯唯诺诺地走上三楼，进入审讯室，坐在我们面前的矮凳上。
“姓名？”
“李仰南。”是山西口音。
“你什么时候担任宁夏地下党工委书记的？”
“1939年吧，受西北局统战部派遣……”
“1940年宁夏地下党组织被马鸿逵破获，你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我……我已离开了宁夏，那……那是崔景岳任工委书记时的事。”
“别试图狡辩，老实交代你在宁夏地下党被破获中的罪行！”
我声色俱厉地说。
“我……我……”李仰南低头不语了。
一轮疾风暴雨式的轰炸，并没有炸出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其实，李仰南到底会有什么问题，我并吃不准。底气也就不足了。
草草结束了审讯，我们回到下处。因无所获相互埋怨起来。末了，我还是决定第二天重审，或许能搞清些问题。
第二天，我改变了策略，细声慢语，尽可能平心静气地询问李仰南我们想知道的问题。可是，早在1939年底，李仰南就已离开了宁夏，随后发生的崔景岳等人被捕的事，他已所知不多，问他也问不出所以然了。
那次，马鸿逵十五路军军法处等于彻底摧毁了宁夏地下党的组织，领导人或死，或逃，或叛。后来地下党的派遣人员，都是零星的情报员和交通员，再也没有系统的地下组织网络了。
二，     苏家屯的自杀者
下午一点，我们登上南下的火车，在一片嘈杂声中，驶离了沈阳车站。我并不太喜欢这座城市，那如烟熏似地人们的黄色的面孔，那污染得不见晴朗的蓝天的天空，到处火燎般昏黄的景物，给我留下了鲜明的沉浊的印象，只有东陵和北陵还值得思念。我正在回味沈阳的一切，列车猛地“哐当” 一声刹住了，将一车旅客都颠了起来。人们惊异地相互打听出了什么事。片刻后，车厢前部过来的人告诉大家，有人卧轨自杀，正好压在我们车厢与前部车厢的结合部的车轮下。
列车长打开车门，只让几个解放军下去了。不久，列车副司机和那几个军人将一位伤者抬上了两车结合部。车厢里立刻弥漫满一股刚刚经高温切割的人肉的血腥味。参与抢救的一位军人告诉邻座众人：卧轨自杀者是个女的，三十一岁，东北工学院化验员，现行反革命分子。人还活着，要以一死来向毛主席他老人家献忠心。
我黯然了。再没有比自戕生命更残酷的事了。假若她真是反革命，她才犯不着拿生命来向毛主席献忠心。我真不知道，这个人妖颠倒的时代究竟是什么年月！
邻座的铁路工人议论开了，火车轮转过人体一转之后，被轧断的残肢上的鞋袜、衣裤会自行脱落。这女人被轧断的双腿上，裤腿，黑色沿口女便鞋，尼龙袜完好地附着在残肢上，并没有脱落。在铁路工人看来，这真是一件怪事。
有人在啧啧叹息了。才三十一岁，正是人生的大好年华，却轧断了双腿，不送命，也要在轮椅上过一辈子了。这献忠心的代价也就太大了！
来立成、李桂林颇为激动地议论着。言下之意，反革命罪有应得。我却不相信有这样傻，这样愚忠的反革命。只是为中国人的愚昧、冥顽、执着感到深重的悲哀。
我与共和国同龄，未经战争却见诸过许多死亡，从“四清”到“文化大革命”，跳黄河的，用菜刀抹了脖子的，触电的，这又见了卧轨的。有什么魔力，压迫，使人不珍爱生命，甘愿自戕？其实我已明白，人在绝境中，能够忍受饥饿，痛苦，心灵的煎熬，只是因为他还有爱和希望存在，哪怕是渺茫的。如果他完全丧失了希望（比如被打成反革命，政治上再无做正常人的可能），他的亲人——丈夫、妻子，儿女又抛弃了他，失去了可以依恋的爱，（两大运动的死亡者，多数是因为亲人要划清界限，抛弃了他[她]，他没有了爱的依恋），他也就没有了战胜困境和痛苦，活下去的勇气。
三，     不能相认的乡亲
美丽的大连迎接着我们，那宏伟的车站和站前广场给我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我们下榻在站前广场东南的太阳升饭店。进得大堂，里面冷冷清清，旅客不多。我们被安置在三楼。上得楼梯，在三楼转角向四楼的小平台上，向着楼下来人呈45º立着一架巨大的穿衣镜。来立成好奇地走近穿衣镜，就听见一声大喝：“谁，干什么？”
我们都楞住了。向上一探头，就见在四楼楼口，坐着一个身材魁梧，手持梭标的大汉，怒目横眉地瞪着我们。身后的服务员忙不迭地劝阻我们：“快下去，快下去，上面不许上！”
到了三楼房间里，我们才从服务员口中弄明白：楼上是革命造反派太阳升兵团的总部。整个旅大市，（旅顺、金州、大连）群众组织大致分为两派。旅大警备区支持着一派，旅顺口海军基地支持着另一派。两派时有武斗发生，给大联合制造了重重障碍。因此，相互间随时处于战斗戒备状态。服务员告诉我们，千万别上四楼，以防被太阳升兵团纠察队当对立派暗探用梭标挑了。
听服务员如是说，我们刚到大连的明净心境蒙上了一层阴影。天下之大，竟没有一寸土地让人安宁太平，悲哉！
大连是一座美丽的城市。街道宽阔、平直，楼房都不甚高，一色俄式建筑。整洁大方，朴素明快。城内广场很多，大都位于什字中心， 最著名的斯大林广场矗立着苏联红军战士的雕像，碑座上刻着旅大市人民凭吊红军战士的铭文。这块土地自1905年日俄战争中沦陷于日寇之手，长期为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也是“九&S226;一八”事变的策源地。1945年才为苏军解放。她的历史，就是一部凌辱、反凌辱，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她的每一寸土地，都记录着中华民族的耻辱与不幸。
大连人大多操山东口音，待人质朴亲切，它实际是一座移民城市。人们衣着朴素，神态庄重。姑娘大都穿白衣黑裙，于素雅中显得婀娜多姿。除斯大林广场与火车站外，大连客运码头，老虎滩公园，棒槌岛，星海公园都是可留恋之地。这座滨海城市，的确是东三省一颗璀璨的明珠。
和沈阳饭馆里那可口而价廉，随意挑选的饭食一样，太阳升饭店隔壁饭店里有一两粮票，一毛七分钱一碗的馄饨是我们最爱吃的美食。汤香，味鲜，馄饨滑腻爽口，食后余味无穷。而沿街叫卖的海带，哈蜊，海腥扑鼻，我们却消受不了。我由衷地爱上了这座城市。市容、风土人情，环境物产使人愉悦。那清新、潮湿而温暖的海风又使人心旷神怡，神清气爽。除西安外，她是我到过的最靓丽的城市。
第二天，我们展转大连水泥厂到市物资局，去寻访由水泥厂党委书记调任物资局党办主任的于光。物资局设在一座略显陈旧的楼房里。寻到党办，那一明两暗的房间里，有几个职员正坐在外间办公桌前办公。听说是找于光，一个个面无表情，神态僵硬。门边的一位职员呶呶嘴，用眼睛示意里间屋门。我们敲响了那门，一个四十七八，身高一米七五左右的微胖的中年男子打开了门。他印堂发暗，脸庞略显浮肿，皮肤松弛，神态疲惫，眼泡下堆着褶皱，一副因失眠而睡眠不足的样子。
听说我们是宁夏中宁家乡的来人，他的一双眼睛发亮了，搭讪着露出了一丝微笑，伸手欲热情地握我的手。我已察觉到办公室气氛的异样，故没有贸然地伸手给他。他的手尴尬地在半空中停住了，旋即又极不自然地请我们落座。
背对一屋人警觉的目光，我有意半掩着房门，把脊背留给外间的人看。
于光，原姓孔，中宁恩和沙滩人，1938年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随后转赴晋东南五分校。毕业后任职八路军总司令部卫生部。后任过山西壶关县县长，解放战争时期来到东北，留地工作至今。他已三十年未回故乡了。
于光并不了解中宁地下党的情况，他是与王栋（我的老师的父亲，副团长，解放战争牺牲）、高尚德（时任金华军分区司令）、一起由张子华（西安事变，国共谈判的牵线人，中共中央联络局副局长，死于延安整风中）介绍，赴延安抗大的。随后同乡同学天各一方，彼此也无联系。在那个时代的党内，同学、亲友，关系大都如此，不独于光。
看于光欲言又止的神态，我体味出他异乡遇乡亲的情怀。但我们即不能叙旧，也不能畅谈现在中宁的一切。他所渴望知道的我都不能告诉他。处世练达而圆滑的于光看出了这一点，也就只答不问了。
气氛呆滞，环境使人窒息，即令再无情的人，一别故乡三十余年，遇到故乡来人，也会有满腹的话儿要问。我们却不能直面这一切，只能形同路人地质询于光。
出门来到局革委会签章，政治部负责人告诉我们：于光在八路军总司令部卫生部时，有与敌特接触嫌疑，现正停职审查，为内部监控对象。听了这番介绍，我对于光周围的氛围，于光的处境已一目了然。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我的父辈放弃学业，放弃留洋，毁家纾难，投笔从戎，不是照样境遇不如汉奸吗？他乡遇故人，却不能相认，这就是他妈的政治，我对于光的处境充满了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