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单位改革：经济理性并非唯一选项

　　2009年，一项被称为“绩效工资改革”的新政，拉开了中国事业单位改革的序幕。据国务院的部署，2009年1月1日，这项改革措施在全国义务教育学校开始实施；10月1日，改革扩大到疾病预防控制、健康教育、妇幼保健、精神卫生、应急救治、采供血、卫生监督等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和乡镇卫生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而自2010年1月1日起，改革进一步扩大到其他事业单位。按以上部署，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时至今日，全国所有的事业单位都已处于“绩效工资改革”新政的覆盖之下。
　　然而，从媒体披露的信息看，一个现象则令人迷惑不解：2009年9月，多家媒体以《人保部赶制〈绩效工资细则〉》为题报道了有关部门“紧锣密鼓”的工作氛围。然而，从“仅剩三月”到已过六月，“急急风”打了将近10个月，角儿却仍不见等登场亮相，因特别重要而“不便透露具体细节”的《细则》似乎仍然还只是一个传说。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数以千万计事业单位从业人员翘首以盼的《细则》明天突然出现在媒体的头版头条。真如此，在皆大欢喜之余我们只好自惭孤陋寡闻了。
　　按时下的规矩，在这样的情势下，问责似是少不了的。但是，切勿简单地指责负责起草的相关人员慵懒，他们一定是在尽心尽力地做这件事。要说造成不尽人意的结果之原因，恐怕还是高层对包括“绩效工资”在内的事业单位改革想得过于简单了。
　　回顾我们的改革历程，各项改革一开始总摆脱不了“路径依赖”的惯性。譬如农村改革以“承包”取得了成功，随后的城市改革和企业改革也就试图循着“承包”的路径前行，后来发现此路不通，大转向之后才开始了真正的国企改革和城市化进程。再如“医改”，在2005年之前，就是紧跟企业改革的路子亦步亦趋，直到被“改革不成功”喝止，然后才有了“新医改”。究其缘由，实际上是城市改革、企业改革和农村改革的性质不同，所以不能照搬农村的经验。从“医改”到“新医改”，其实已经反映出事业单位改革与企业改革的性质不同，也不能照搬企业的经验。所以，简单地提“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恐怕也是行不通的。尤其是对公益性质的事业单位，如医院、学校、科研单位，等等，对这些单位及其从业人员的“绩效考核”，本身会是一个难题。
　　企业通过市场为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其特点是物质化或有形化。在企业经营中，可以直接用经济指标来衡量绩效。企业职工可以用最直观的计件和计时的办法，公司职员则可以将业务绩效折算成现金来量化。但是，事业单位则不同，其提供的专业服务，譬如医院和医生，学校和教师，都是人对人的服务。人是千变万化的，服务的效率和效果如何，不光是方法和技术的问题，还是人际互动的结果。这就是说，不是专业人员自己单方面努力就一定能取得“好”的结果的。所以，对绩效的考核，一定要考虑“实事求是”和“人性关怀”。不然，就会造成“（绝对）管理主义”。
　　譬如，病人进医院，最好的结果当然是病愈出院；孩子进中学，最好的结果当然是考上大学。但是，这样的“好”结果并非人人都能如愿以偿，“治不好”或“靠不上”的绩效如何计算，其实是一件很复杂的事。这里涉及医生、护士或教师，与病人及其家属或学生及其家长等各自的责任和相互关系，也涉及客观上条件和方法、技术等方面的种种因素。如果将绩效考核简单化，其实与时下猖獗的“医闹”所持的是同样的逻辑。
　　最麻烦的是，如果绩效考核的指标体系有漏洞，就会造成新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对事业单位中的人际关系是一剂腐蚀剂，加上抽象化、冷冰冰的打分评级会将人性关怀排挤殆尽。但是，反过来，事业单位，譬如医院、学校，恰恰又是需要时时、事事、处处充满人性关怀的。可以想见，没有人性关怀何以体现事业单位的公益性？事业单位内部不讲人性关怀，哪又怎么能想象其工作人员会对服务对象充满人性关怀？
　　如果绩效考核被用作不公平竞争乃至整人的手段，那就更与改革的初衷南辕北辙。已经实行绩效工资的教育机构和医疗机构目前普遍反映的意见是，单位领导的绩效似乎自然而然就应该是第一档次。因为在基层单位中，对于他们的考核可以说形同虚设，他们自己抓着自己的头发就能把自己给拔高了。有高校教师反映，研究课题和相应的资源都被领导所把持，但是具体的研究工作都是中青年教师去做，但评起绩效来，担任课题负责人的领导则占尽便宜。如若流露出不满情绪，则很可能被穿上小鞋，让你年年徘徊在“不合格”的边缘，那70%就与你拜拜了。更有甚者，说不定哪天就被“末位淘汰”。
　　事业单位的改革正在日益深入，随着“绩效工资”的全覆盖，2010年将要实行全员聘任制，2012年则要全部实行公开招聘。事业单位要讲求工作效率和效果，因此要引进竞争机制，这都是毫无疑问的。但对事业单位，尤其是公益性事业单位而言，恐怕经济理性并非唯一的选项，而过度竞争将会损害事业单位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