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之“贵”：行己有耻 见义忘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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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各个诸侯之间的纵横捭阖，其实都是贵族之间的活动，他们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并不仅仅是实力，还有道德感召力的影响，这是一种贵族与贵族之间道德的论战，更是对贵族精神中勇敢、智慧、尊严与使命的捍卫。他们的铿锵有力的说辞，义无反顾的举动，让人平生许多敬佩。屈原投江是贵族影响力衰落，孤独的贵族阶层以高姿态结束自我也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写照。

春秋时期贵族精神形成原因：社会长久固定分工
这就是一种“贵族精神”，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贵族精神呢？因为那是长久固定分工的社会。“士大夫”世代作为社会管理者和国家的保卫者，养成了负责公共事务和为国作战的习惯，而长期从事于此，必然养成“忠敬勇死”的精神，必然习惯性地爱管一些与他关系不大的公共性的事物。我们翻阅一下《左传》、《国语》，常常可以看到具有这种精神状态的人物，直到《战国策》中还不乏这类人物。先秦的各种学派开山人物都是秉承了这种贵族精神的.【详细】


宋襄公

子路之死
不肯“半渡而击”的宋襄公：亡国之余 不违古礼
宋襄公是骄傲的人，在他看来，自己是中原旧国，商王之后，楚国是南蛮子；与楚国打仗，如果不讲身份，岂不把自己降低到对手的水平？打了败仗，国人抱怨宋襄公。他辩解说：君子不伤害已经受伤的人，不擒捉上了年纪的老人，不攻击尚未成阵的敌车。我虽然是亡国之余，也不忍有违这些古礼。【详细】
子路之死：君子死 冠不免
《左传》用“以戈击之”记录这个武打场面，子路显然不敌。《左传》记载，子路的帽缨断了，于是子路说：“君子死，冠不免。”死前最后一刻竟然是把帽子戴好，“结缨而死”。这不是子路第一次和蒯聩起冲突。【详细】
“刑不上大夫”是对贵族的更高要求 而非贵族特权
“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就是说，士大夫鉴於其身份，自有节制的办法，并非真可以免於刑戮。贾谊引用了一个“投鼠忌器”的典故，士大夫犯法与民同罪，理所当然，但他们是皇帝近臣，不得与凡夫走卒相提并论，公然把他们推上被告席——而是应培养他们的自律意识，有道德羞耻感，这也是体统的需要。【详细】
凤凰网独家视频

梁文道：何谓教养 何谓贵族

有教养是什么？是不能过于肢体，它是心中的分寸，在恰当时候它是适度的，这个就是教养。过去我们通常认为一个有钱人怎么样才能被大家尊重？让他的财产配得上的教养，那么这样的话他就受到尊重。【详细】
调查
1.你怎样评价宋襄公？
愚蠢
有风度
不知道
2.你怎么评价子路“君子死，冠不免”？
迂腐
荣誉即吾命
说不清
3.贵族之所以成为贵族，是因为什么？
有钱
有权
有教养
4.你会学习贵族重视荣誉更胜生命的思想吗？
会
不会
说不清
5.本期专题的质量如何？
很好
一般
太差

贵族精神的背后：世袭养成独特荣誉感与自尊心
周代是货真价实的封邦建国的“封建社会”，这个社会中天子、诸侯是位居“南面”的为君者，“士大夫”则是中下层施政者，用现代的话说他们是社会的管理者和保卫者。他们不仅是各有专职，而且是世袭的。我们说的贵族主要指大夫、士这两个阶层。他们思想行为有什么特点呢？上世纪40年代的“战国策派”代表人物林同济认为，由于他们长期负责公共事务，而且世禄世卿，养成“世业”和“守职”的观念，并造就他们的荣誉感和自尊心，形成了独特的的人格。【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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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贵族的政治之“贵”：与诸侯共治国家 权利与义务相等
而且七穆整体世袭卿位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世卿没落，而并非杨善群所言七穆“时断时续世袭卿位，执掌国政”。因此，我们所认识的春秋时代的世卿制，尤其是郑国的世卿制度，并不是仅指一家一氏的子孙承继卿大夫的爵位、职官，更重要的是指卿大夫的人选世代产生于一个固定的氏族集团。这种世卿制世袭的特点是集团性继承。郑国七穆是春秋时代列国世卿政治的典型代表之一，它的兴起反映了春秋时代中原世卿大族在历史舞台上的一般规律。【详细】

贵族的权利：稳定的血脉继承使心态从容

掌握权力的贵族的心态是从容的，没有危机感。他没有必要刻意地说什么和做什么以保住自己的权力。他关心的是如何才能不辱父辈之命，并为后世留下好的范例。因此，一个有一定觉悟的贵族领袖必须立足于自身，不断提高个人修养和施政能力，唤起臣僚的敬佩，赢得部下的效法，获取百姓的赞誉。【详细】
贵族的威望：个人品格好坏决定权威性

在宗法贵族政体下，贵族领袖与生俱来的身份，因为得到神权和血缘意识的确认而带有无尚尊严。从而使贵族个人的品行、好恶、举止、言行无不带有政治性和权威性。楚王好细腰，国中多饿人；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疤；齐王喜衣紫，上下无异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详细】
贵族面对法律：有权修改君王制订的律令

在贵族法官看来，正如同贵族有权利匡正君主之弊一样，也有权利纠正君主颁布的法。当然，他们仍然恪守遵循先例的原则。可是，在选择已往判例，从中引伸出具体法律原则，并将它运用到现实案件的审判中，过程本身就容纳和体现着法官的机智、敏锐和果断。使他成了一位头戴法冠的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详细】
凤凰博报独家解读

先秦儒家成人之道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所谓成人之道，是通过自身的修炼，成为一个理想的、完善的人。成性就是成人，人性的完善就是人的完善。先秦儒家的学说虽然千差万别，但字里行间却体现出对理想人格的塑造和追求，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操作程序即是对如何成人的完美概括。先秦儒家成人之道理论对人自身的深切关注。【详细】
中国式等级制度的本质
对于中国社会的组织模式，不同的思想家有着不同的认识。从洞穴文明走向广场文明的征程中，中国人彻底打破了部落式的社会组织模式，建立了以王权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和家族宗法文明为核心的社会组织模式，这种模式在政治上以代表权贵意志的贵族文化为主导。【详细】
古代君主的天象政治
早在周朝时，兆头就已为人们所关注。在先秦时期，人们特别关注天象，他们认为了解天象是为了解释地上的一切，所以当地上发生一些奇怪的征兆时，就附会天上的神灵。【详细】

操守之“贵”：“忠”首要不是“忠君”而是忠于“社稷”
每谈到“忠”，人们往往就会马上联想到“忠君”。其实，“忠君”观念并不是“忠”字的首义。对此，历代学者均有较为明确的论述。《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忠，敬也，尽心曰忠。从心中，中声”，段玉裁进一步注之曰“敬者，肃也，未有尽心而不敬者”；应该说，“忠”最原生的意思应该就是指尽心竭力、全身心地投入到某方面，其首先是作为一般社会性道德观念而出现的，往往具有真诚、正直、恭敬等含义，尤其强调尽心竭力。【详细】

贵族的“忠”首先指无私 为民谋利 积极参与公共事务
政治性含义的“忠”还体现为为臣之德。作为为臣之德的“忠”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其一，相对“民”而言，“臣”依然是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出现的，因此，作为臣德的“忠”就有了兴利于民的要求。在对待“民”的态度问题上，作为臣德的“忠”与作为君德的“忠”是基本一致的。其二，对于宗族而言，为“臣”者亦是宗族之一员，因此，其“忠”德还体现为对于“公室”及宗族公共事务的参与和奉献方面。在这个意义上，“忠”往往与“私”相对而言，“无私，忠也”。【详细】

贵族的“忠君”：首要忠于国家 不盲目 不无条件服从君王个人
臣下对于君主的“忠”是理性的、有条件的，而并不是盲目的和无条件的。《左传·襄公九年》提出“君明臣忠，上让下竞”，《墨子·兼爱下》主张“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晏子春秋·问上》甚至还提出了择君而事的主张，认为：“君者择臣而使之，臣虽贱亦得择君而事之。”这就充分说明，在当时，臣下对君主在政治上的依附关系还没有出现绝对化的现象，对于君主的“忠”的观念一般是以君主的明、德、惠、礼等为前提的。【详细】

春秋时期贵族精神的体现

我国是有着悠久传统的国家，形成于先秦时期的礼仪制度更是我国古代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礼仪文化，不仅因其与民间风俗习惯休戚相关而流行于庶民百姓中，而且因其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而为历代王朝所提倡。先秦时期的请罪现象，即蕴含着礼文化意味。【详细】
为国请罪
凡以礼事者左袒人，更从右者，臣益纯也。告听事者，告王以国所用为罪之事也。”可见：微子、郑伯“肉袒”请罪的仪式是“右肉袒”，它表示一种受刑之礼。这种受刑之礼，是意味着残酷的杀戮。【详细】
为己请罪
以受荆笞而请罪于先王的行为，后来被发展为专门适用于士大夫阶层的请罪规范——肉袒负荆请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叙了廉颇不服相如位在其右，二人产生矛盾，最终因廉颇自我悔悟而负荆请罪的事。【详细】
请罪现象的意义
因为先秦时人的请罪方式是符合“礼”的规范的，它客观上起到了弘扬社会美德的作用，所以在当时即为人们所颂扬，为史官所记载。其中的许多故事至今还为人们所熟知，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详细】

文化之“贵”：贵族认为子弟教育关乎国家存亡
西周以来，贵族都很注重自身的文化教育，设立“国学”与“乡学”，教贵族子弟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等，学习时间长达十五六年。由于贵族认为子弟的教育事关社稷存亡，春秋贵族子弟不仅能继续享受着良好的正规教育，而且还由于私学的兴起，使他们有机会接受多渠道的教育，获取更多的新鲜知识。尽管春秋卿大夫的文化素养很难用精确的统计数字来计量研究，但他们对《易》、《诗》、等重要文化典籍的理解运用、参与文化典籍的创制活动和充满睿智的社会实践。【详细】


春秋时期的铜戈

出土的陶俑
春秋贵族：拥有浓厚的忧患意识
春秋卿大大虽然有雄厚的经济势力、重要的政治地位和独立的军事力量，但由于时代与特殊社会地位所决定，走向衰落则是他们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他们的忧患意识特别深沉，致使他们能够以沉稳警觉的心态应对变化，积极参与，认真努力，殚精竭虑。管仲、晏婴、子产、叔向等都是在忧患意识的促动下，成为对当时社会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详细】
春秋贵族昂扬着一股刚毅的无畏精神
无畏精神是深沉的理性思考。他们之所以能临危不惧，以死抗争，是因为他们对自己充满了信心，认为自己有责任、有能力扭转乾坤，战胜一切。同时，也正是由于英勇无畏精神的支持，春秋卿大夫的精神风貌才格外引人注目。【详细】
春秋时代的贵族 重义轻利 信守然诺
这是一个重义轻利、爱大气和荣誉胜过财富与生命的时代。中华民族“仁爱孝悌，重义轻利，谦和礼让，真诚有信”的美德在这个时代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所以，这个时代既能出现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也留下了“赠绨袍”的令人感叹的往事和曾子杀猪、尾生抱柱、高山流水、赵氏托孤等佳话。【详细】
贵族教育

中国古代等级礼制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理想形态含有一种精致、文雅和细腻的意蕴，即孔子所谓“文质彬彬”下的“彬彬有礼”。【详细】
赋诗
因此，赋诗既是一种讲究身份的交往活动，同时又是一种讲究形式和韵味的艺术活动。作为赋诗者，如何根据场合，根据听者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诗篇；如何优雅地将其诵咏出来；作为听者，如何从诗句及其诵咏理解赋诗者的心志和感情并做出得体的反应，如何揖让进退，做出恰当的评价，这些都涉及到一种文化的修养，涉及到一种精微的领悟力和判断力。【详细】
观乐
春秋音乐听起来究竟如何，，我们亦难以得知。季札代表了另一种类型的贵族，他的主要追求和兴味实际已经不在社会政治或外交方面，而是在艺术、节操、友谊等相当具有个人性的方面，他洁身清行，仰高履尚，曾有言∶“富贵之于我，如秋风之过耳”。【详细】


春秋战国的社会

《左传》中士大夫形象

乌江自刎的项羽是贵族最后代表
贵族信念：士穷不失义 达不离道
使命意识和对“道”的追求使他们更加珍重“耻”的节操。中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士人阶层产生于社会动荡、政治斗争尖锐的战国时期。士人通过刻苦读书，成为有知识、以知识为资本与社会交换的群体。他们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关注天下的统一、国家的富强、社会的治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就是士人行义达道、忧国忧民之使命意识的写照。【详细】
贵族“耻辱”观的内涵：重知耻而分荣辱 不仁则辱
荣辱的道义标准。许多思想家都将仁义道德、利国为民等当作评判荣辱的准绳。孔子提倡“仁”、“仁爱”，认为荣辱与是否行仁践义相关，强调对他人、对社会要有关爱之心。孟子更明确指出，“仁则荣，不仁则辱。”荀子等许多思想家将“义”作为划分荣与辱、君子与小人的标准。【详细】
贵族的基本行为规范：行己有耻 崇尚操守
倡导崇尚操守，褒扬气节。由于耻感文化能使人从内心控制自己的行为，知耻则有所不为，因而形成了中国古代崇尚操守、不媚时俗的道德风尚。这里所说的操守，其具体内涵主要是指廉洁正直、守志不辱的品行。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讲的就是这种操守。【详细】
贵族精神：重风度 守规矩 有荣誉感 具责任心
荣誉。贵族是一个视荣誉重于生命的阶层，这也是他们勇敢精神的源泉。他们认为自己的血液是高贵的，绝不能用下三滥的行为来玷污自己的血液。因为重视荣誉，所以贵族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往往敢于承担，他们身上有一股非常强烈的承担精神。贵族是社会的上流，这一方面让他们产生了荣誉感，另一方面也产生了非常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当时人们崇尚方刚，鄙视机巧，身上充满那种刚烈的气质。那时候贵族的气质，雍容、高贵、高雅、从容。【详细】
典籍中的贵族形象

贤相名臣形象

《左传》中描写了大大小小的人物约三千余个，而其中数量最多、着墨最多、个性最为鲜明的当属那些执政参政的士大夫形象了。这些人物是作者创作的重心，也是作者思想倾向和审美追求的主要载体，文章就尝试对《左传》中的士大夫形象进行一系列的论断。【详细】
安身立命的士大夫形象
春秋时代，有这样一批臣子，他们拥有卓越的才能，也有一颗尽忠报国的心。但动荡的社会局势和变幻的人心常常将谈们推向风口浪尖，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一边是忠君爱国的理念，一边时生死存亡的危难现实。【详细】

这是一个杀伐的年代，更是一个重义轻利、爱大气和荣誉胜过财富与生命的时代。中华民族“仁爱孝悌，重义轻利，谦和礼让，真诚有信”的美德在这个时代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所以，这个时代既能出现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也留下了“赠绨袍”的令人感叹的往事和曾子杀猪、尾生抱柱、高山流水、赵氏托孤等佳话和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