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记录深圳30年百万人越境香港(组图)_2

核心提示：学者陈秉安用22年时间采访百余人收集大量资料，写就《大逃港》记录深圳30年百万人越境香港。数据表明，至1978年深圳市干部中参与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一个逃到香港的农妇甚至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

殊死争夺的阵地、社会主义教育堡垒、反偷渡的“红旗村”，结果逃掉了一大半

为什么要逃港？这个问题，陈秉安曾经问过很多人，得到的答案也各式各样。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贫穷和饥荒。

1957年，农村集体化进一步升级。宝安县委通过《关于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几项规定》，限制社员自留地和副业收入，副业收入不能超过全家全年总收入的30%；社外农民不准开荒，不准弃农经商，“以彻底堵塞资本主义漏洞”；“男全劳动力”一年要完成260个工作日；农民家中如果有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收为国有。

到了1959年，广东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一份资料显示，当年全省的粮食总产量只有177.58亿斤，比1958年减产15.71%。1960年仍然是一个减产之年，农民实际比常年少收了61.25亿斤粮食，这相当于他们8个月的口粮。

一个逃港者告诉陈秉安，那个时候，伙食里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连青菜都很罕见。为了缓解饥饿，他曾经吃过蕉渣、禾秆、木瓜皮、番薯藤，甚至一度还吃过观音土。

当时，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70港币，两者间悬殊近100倍。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

政治上的迫害，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

著名音乐家马思聪是最为典型的代表。1966年“文革”开始后，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饱受凌辱。1967年，他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机会，铤而走险，乘船逃往香港。他抵达香港的第二天，全港的报纸与电台都报道了这一消息，从而掀起了一场以知识分子和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

陈秉安曾经采访过一个民兵队长，他逃港的原因，今天听起来匪夷所思。

这个民兵队长在山里发现了一个从台湾飘来的气球，气球下方的篮子里，有许多食品和一件白背心。在两岸处于敌对状态的那个年代，广东一带经常发现这样的气球。这个知青把食品上交，但实在舍不得那件白背心，就偷偷留了下来。

几天后，他穿着白背心参加了一场篮球赛。围观的人们发现，这件白背心在被汗水浸湿之后，背上出现了“反攻大陆”的字样。结果，这个原本“根正苗红”的农民，被打成了“美蒋特务”，受到严酷的迫害，不得不逃往香港。

为了应付日益严峻的逃港浪潮，当地政府还曾想过这样一个办法。在逃往香港的梧桐山上，有一个叫做西坑的村子，宝安县决心在这里“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把西坑村建设成“反偷渡的红旗村”。

村里掀起了一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村前村后的墙壁上，刷满了大标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田头的井水边，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语录牌。一到天黑，就组织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等。

一时间，西坑村成了宝安全县乃至广东全省鼎鼎有名的“红旗”。每天来这里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条小路。

但没多久，这个精心构筑的“社会主义教育堡垒”也倒掉了。1973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壮年，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民兵干部都逃到了香港，有个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个8岁的男孩。

一个逃到香港的农妇甚至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

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和眼泪创造出来的

对待逃港者，港英当局的态度也经历了几个阶段。

一开始，香港政府虽然不承认逃港者的“居民”身份，但对这些偷渡者其实并不拒绝。逃港者们开始在街角、空地处用木板钉出板屋，有些也到大楼天台上搭建，这也形成了一个后来香港报刊常用的名词：“天台木屋”。

逃港者们从事较多的工作，是最为初级的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粘纸盒、缝袜子、勾纱等。因为他们工作卖力，要求又低，正好为经济开始腾飞的香港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到了上世纪60年代，由于逃港者的数量越来越多，港英当局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实施“即捕即遣”的政策。但由于香港市民与逃港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逃港者都是香港市民的亲属、朋友或者同乡，这样的政策遭到了普遍的反对。

在陈秉安搜集到的许多香港报纸里，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1962年5月，有3万多名逃港者聚集在香港市区附近的一座名为华山的小山上。据香港媒体的统计，平均一个逃港者，能与10名香港的亲人、同乡、同学、朋友发生联系，这等于牵动着30万香港市民的心在香港当时的300万人口中，平均每1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要为华山山头的情况担心。

港府调集了数千名军警，开始大规模的驱赶与抓捕。与此同时，先后有十余万名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到华山，保护这些逃港者。根据事后的统计，大约有一半的逃港者，在市民们的掩护下逃入市区。

许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这些人，甚至有警察不听命令，同逃港者拥抱在一起流泪。

最后，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的指令下，警察才终于开始执行命令，将这些逃港者强行拖到山下早已准备好的数百辆汽车上，准备第二天遣送回内地。

当晚，香港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以示抗议。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停止了娱乐节目，许多电台开始现场直播华山的状况。

第二天，当数百辆汽车排成长龙，缓缓向内地方向开去时，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景出现了。

数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人群里爆发出吼声：“快跳车啊！”据事后统计，又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围香港市民的掩护下逃离了现场。

在陈秉安采访的数十名后来在香港事业有成的逃港者里，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类似的艰难时刻。他们从社会最底层做起，受尽白眼，艰苦奋斗，不仅慢慢融入了主流社会，而且创造了许多“财富神话”。

曾有人做过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不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

在这些人中，陈秉安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个叫叶小明的企业家的故事。

叶小明是1962年逃到香港的，当时他还只有11岁。5月的一个深夜，母亲背着他，随着逃港的人群，扒开铁丝网，由沙头角向香港新界方向逃去。

但当晚深圳突降暴雨，数千名逃港者身处的山间，正是山洪下泄的必经之路，在狂流急浪之中，仅有200余人侥幸脱险，其余尽为洪水吞噬。

叶的母亲便是遇难者中的一个。在被洪水包围的时候，这对母子发现了一棵大树，母亲先把儿子推到了树上，然后再往树上爬。由于树上的人太多，有人担心树干断掉，便在这个女人的肩上蹬了一脚，她摔进了洪流中。

两天之后，水退了。侥幸逃生的儿子又回到这里，寻找自己的母亲。在离那棵大树一里多远的地方，他找到了母亲的遗体。她被卡在两棵小树之间，手指紧紧地抠住一截树干，树干上都被抠出了一个小洞。

儿子含泪掩埋了母亲，然后朝香港走去。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叶争气，“发誓在香港干出一番事业来，一定要对得起死去的母亲”。他从底层做起，奋斗了数十年，如今已经是大型物业公司的老总，行业内数一数二的人物。

“我们不是总在讨论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奇迹吗？你听那些专家分析这个指标、那个政策，他们懂得香港吗？他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香港人吗？”在采访中，叶小明流着眼泪，这样告诉陈秉安，“我告诉你，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人，是我们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用眼泪创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