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深圳是深圳 香港是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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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8月07日 经济观察报 邬琼 任小飞
依托香港发展了30年的深圳越来越意识到，还应该离香港“更近一些”。
香港人同样如此。“香港的发展受到土地与物价的限制，需要有更广阔的空间。”香港民主派议员何秀兰对本报记者说。
但迄今为止，港深两地的合作意愿仅仅是建立在框架协议上的书面文字。深圳还是深圳，而香港还是香港，深圳河的两岸依然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前海的梦想
在香港东铁线的列车上，一个从罗湖口岸过境香港的大陆孩子贪婪地望着窗外。但慢慢地，孩子眼神中渐渐失去了兴奋。东线过于漫长。过关已经一个多小时了，他所见到的香港，并非像在电视中所看的那样繁华。
罗湖口岸是目前进出香港最为便捷的途径之一。但从罗湖过关到达最为繁华的中环仍有1小时的距离。
新界这个深港之间的缓冲地带过于冷清，以至于孩子无法忍受在漫长的时间里得不到足够的视觉冲击。
正因为这种差距，深港交界处广阔的前海片区成为两地合作的突破口。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港深两地城市发展的瓶颈开始凸现。在香港，土地对城市发展的限制在这轮金融危机中被极度放大。过于依赖金融及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模式使得香港缺乏实体经济支撑。“前店后厂”模式的终结，更让香港意识到必须与珠三角城市建立更高层面的产业合作。
在深圳，金融危机之后，产业升级对城市发展的困扰提前到来，让深圳成为香港服务于内地的中介变成城市升级的迫切需要。
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前海开发被提上日程。港深两地都意识到，应该寻找一个新的，能够建立在法律、制度相对吻合的区域作为未来港深合作的基础平台。在该平台上，港深两地的信息、人才交流更为方便且快捷。与之同时，该区域还将成为中央针对香港未来金融政策等一系列政策的“落地”区域。
2009年6月17日，香港民建联副主席，香港立法会议员刘江华提出议案，要求香港政府“与深圳市共同协商规划和发展深圳前海地区，探讨共同经营港深合作区域的可能性。”
今年4月17日，广东省与香港特区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了 《粤港合作框架协议》，港深前海合作被列为粤港合作重点区域之首。
港深两地对于前海合作的期待很高，双方甚至希望前海能够最终取代中环成为整个香港和深圳金融及服务业共享的中心。这意味着，那些曾经在中环的国际和内地的金融机构、律师楼、会计师及建筑师事务所将涌进前海。未来的前海将成为港深两地共享的“曼哈顿”。
在围绕前海规划的基础之上，深圳与香港交接的河套地区则规划为现代产业带，那里将成为港深合作高新技术产业的新基地。
另外，突破制度壁垒也是前海片区被赋予的重担。改革开放之初，香港的定位是内地的窗口，那时制度差异所导致的矛盾不大。但最近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的模式已经转变为以区域经济发展为重心。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及内地的对外开放，让香港原有的优势渐渐消失。跨国企业、国际性金融机构及现代服务机构开始纷纷在上海等城市设立分支机构，这让香港和深圳都有所忧虑。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前海片区是政治智慧的再次体现。前海作为一个在制度及管理上与香港及国际惯例全面接轨的过渡区域，形成一个相对封闭又相对开放的区域，有可能承担此前蛇口的责任，突破一直难以逾越的制度障碍，形成一个缓冲地带。
现实壁垒
港深合作是两地政府之间推动的合作，一旦落实到具体的实践则难题重重。
2009年6月17日，香港立法会就刘江华提出的《促进港深合作》辩论，作为香港民主派议员的何秀兰的发言引起了争议。有议员担忧“港深融合”可能影响“一国两制”的基本治港国策。
何秀兰也承认，造成港深两地隔阂的并非仅仅是一条深圳河，而是两岸不同的制度。
港深两地在基础制造业合作层面没太多困难，但一旦涉及到现代金融业、现代服务业则问题凸显。两地在法律、建筑施工标准、会计师制度乃至于货币、交通条例等更为现实的层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
“粤港澳大桥修建时，我们提出建筑标准三方不相同，应该按香港标准、澳门标准还是广东标准？香港是驾驶靠右，内地是驾驶靠左，怎么解决这个冲突？粤港澳三地限速标准可能不同，怎么解决？”何秀兰说。
一些香港人担心，制度层面的深水区会影响到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在制度上的独立性。届时前海采用香港法律还是内地法律？其法律执行方面由香港警察还是内地公安部门负责？或是两地协同负责？由于前海地区规划在深圳辖区，香港人在前海的权利保护成为香港社会关注的焦点。
“不解决制度融合的问题，香港的现代服务业很难集中到前海。”何秀兰对本报记者表示。
即便如此，何秀兰依然对前景乐观。她认为，香港发展到今天，自身经济的局限性使得香港的社会矛盾开始显现，一些情绪性的因素影响香港自身的发展以及香港与内地关系。在此背景之下，两地的沟通，尤以在经济层面的携手显得格外重要。
“我们上一代甚至几代人的为历史承担的一些东西不应该留给下一代，香港的下一代需要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他们需要打破深圳河的隔阂，这需要港深两地实际在操作过程中运用政治智慧。”何秀兰说。 陈文鸿:港深合作关键在心态
2010年08月06日,经济观察报
邬琼 杨兴云 胡洁
经济观察报：港深合作自2004年提出，但实质的进展缓慢，很多人将此归咎于两地制度问题。
陈文鸿：不一定是制度问题。深圳是二元经济，一方面服务香港，香港人过境消费。同时深圳为香港提供土地，做加工贸易；另一方面，深圳经济又自己独立，例如深圳的金融业，一些高科技企业，这些企业是在深圳本土的经济环境下诞生的。二元经济是深圳的特色，但是今天这两种经济都崩溃了。
未来香港进出内地都很方便。与其他城市相比，在针对香港服务方面，深圳不一定具有竞争优势。
这些与制度没有关系。但问题是，在深圳二元经济打破之后，深圳选择的道路是房地产与金融。这个是不正确的。深圳应该利用香港的专业优势，踏踏实实搞一些适合自己的产业。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港深之间现在没有经济合作的基础？
陈文鸿：应该是产业之间的合作。实际上港深之间的隔阂是很大的。深圳是一个普通话文化的城市，而香港是一个粤语文化的城市，从这个层面上讲，香港人和广州人的亲近感更强。香港有很多来自上海的人，因此香港和上海的亲近感也很强，香港和深圳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亲近感。
内地学者说港深互补，这只是讲故事而已。港深经济互补的因素仅仅是在“地下”层面，深圳能够把内地资金，通过自己地上或地下的平台过渡到香港，但中央对这一部分金融实际上是会控制的。
深圳现在发展高科技产业的空间很小，或许华为和中兴都会认为深圳这个城市太小了。此外深圳没有人才，大学水平不太高，也没有利用香港的高等教育。
深圳现在面临的竞争很激烈。广州人和香港人更有亲近感，未来广州市交通枢纽，高铁到各地都很方便，广州对于珠江三角的辐射能力本身很强。广州有现代服务业的基础，现在被定为国家级的中心城市。在引入香港普通投资者方面深圳同样没有吸引力，高铁开通之后，香港人可以到韶关、清远买房子，那里房价便宜，环境更好。
经济观察报：港深之间有没有合作的机会？
陈文鸿：有，只要深圳踏踏实实地做实业。香港有很强的现代服务业的基础，有强大的采购和销售人才，有高等教育的优势，有与国际接轨的大量专业人士，深圳完全可以利用起来。
深圳的目标不应该是金融业与房地产，而是实业。为什么深圳不可以做好的农业？并不是没有机会，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火腿比黄金(1205.30,6.00,0.50%)还贵。香港人懂国际市场、懂国际惯例、懂国际标准，能把这些东西卖出去。
生物技术也可以做，但是深圳商人很少守法，现在很多国外的生物技术企业搬去印度，因为印度经营守法。
深圳要实实在在地建立好的企业制度，从采购到生产到销售，每个环节都要有好的制度，有与国际接轨的标准。
深圳还可以做转口贸易，无论是内需还是外销都可以做。香港整个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采购最关键，全国没有采购人才，但是香港有，为什么深圳不利用呢？
经济观察报：这里面最终还是会涉及到一个制度接轨的问题。
陈文鸿：这是心态的问题，不是制度的问题。深圳制造业和进口替代方面领先全国，以最短的时间复制了日本和韩国的模式，速度甚至超过香港。但这些都是复制，不是创造。加上深圳本身是移民城市，没有本地社会文化的约束，比香港、韩国和台湾有更大的自由度，结果是比香港更经济化、资本化和利润化。整个城市化过程中，深圳是粗狂的扩散和延伸的，房地产项目主导城市规划，城镇医疗及交通系统落后于整个城市发展。
如果深圳立足于产业发展，港深合作的范围会很大。如果仅仅是提概念，那么深圳会被边缘化。 被忽略的另一股力量 2010年08月06日 23:41 经济观察报
呙中校
一
30年前，深圳作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成为举世关注的焦点，它也不负众望，成就了一代中国人富强和民族复兴的梦想。30年后，深圳又一次站在一个历史拐点上，国人的关切和期待也许不像30年前那么殷切，但主旨没变——深圳还能再次引领中国改革的方向，成就一个大国崛起的梦想吗？
面对这个问题，深圳内外都在上下求索。21世纪之初，深圳的主政者即已意识到深圳在一系列优势丧失之后面临的改革困境，试图在政策层面继续得到中央的支持。深圳率先向中央申请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近年又向中央申请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
从改革的逻辑上来看，深圳作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特区，进行各种改革和创新是理所应当的事情，还需要这些形式上的“帽子”吗？事实上，2005年深圳纪念经济特区成立25周年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即已指出，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本来就可以承担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任务和使命。然而，从现实的体制背景和改革风险来考虑，深圳需要的不仅仅是这些改革的“帽子”，还希望从上面获得改革的“拐杖”。正是这种考量，深圳近年改革模式和过程，都无法回避这种自上而下的路径依赖。
但这忽略了深圳的发展中另一股重要力量，那就是社会本身自下而上的内在力。这种内在的生存发展动力，在深圳过往30年中所爆发的巨大能量，创造了无数个深圳奇迹。
深圳过去30年的发展，是自上而下的外在推动和来自民间社会的内生动力合奏而成的篇章。
二
深圳华强(9.03,0.19,2.15%)北的商业发展传奇是民间力量的典型代表。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华强北一带还是制造业的天下，中华自行车、飞亚达手表、华强三洋、赛格、京华电子等制造业均扎根于此。但是21世纪初，华强北却已经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电子产品商贸中心，其电子产品价格甚至影响到全球电子元器件的行情。华强北从上步工业区向商贸转型，始于九十年代中深圳的简单加工业从关内向关外迁移，华强北一带的厂房闲置下来后被市场重新发现和利用。除了电子商品外，万佳超市在华强北的开业，也带动了华强北日用品市场的兴旺发达，销售额媲美北京王府井(39.09,0.27,0.70%)和上海南京路。
华强北的这种飞跃式转型不见于政府的规划和计划，而是市场“无形的手”在推动。在一般人眼中，华强北是中国“山寨之都”，但是他们不知道，“山寨模式”虽有争议，但却是市场机制在中国的一个典型。因此不能简单地以“模仿”“抄袭”来否定“山寨模式”，深入研究其形成机理和市场机制的关系，对于中国其他产业的发展不无益处。
除了华强北之外，水贝的黄金珠宝加工业、大芬的油画村等，在市场机制下都自然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产业规模。对于所在的区级政府来说，这些产业的形成是 “无心插柳柳成荫”。大芬的油画村近年还成为深圳文化产业发展的示范基地。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国内最为完善，市场机制也最为灵活，因而也更有生命力。这与自然界的生态环境有相似之处，一个雨水、阳光充足的地区，各种植物都会努力求生存、争发展，如果有大石头等障碍物压着，只可能使这些植物的生长过程更为曲折，一旦搬开石头，这些植物马上恢复蓬勃生长。
就经济发展来说，深圳是率先搬开了石头的地方，而且先天禀赋也很不错——有沿海的地理优势，又靠近香港这个国际平台——深圳的内生增长动力就可想而知了。
更为重要的是，深圳的制造业不但迅速形成规模，而且还在周边地区（包括香港、东莞等地）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深圳模式在珠三角不断复制扩张，各个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发展的结果，是整个珠三角都成为了“世界工场”。这是深圳内生力量的扩张效应或带动效应，也是深圳过去三十年成为内地学习模仿对象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深圳这种市场作用和内生动力，像自然界丛林的生态系统一样，有着自我平衡和自我完善的机制。不过，众所周知，深圳的改革过程不是一帆风顺，中间屡次出现反覆，但是只要市场化的方向没变，市场的内生动力就一直存在。
因此，有人说，深圳乃至整个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我认为这话其实不准确，确切的说，中国的各种改革应该是搬走石头的过程，其中深圳和中国沿海地区搬得早一点，搬得快一点。
然而，搬石头搬到现在，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深圳在经济体制领域改革剩下的差不多都是“顽石”。要么是涉及到其他领域的配套改革，成为改革的瓶颈所在；要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比如金融体制改革等。
在金融领域的改革，如果不借助中央的“拐杖”，深圳自己是难以撬动石头的。以前深圳在金融领域的改革都是获得先行先试的权力，但是在中央提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天津滨海新区之后，深圳的战略意义显著下降，金融领域改革的一些先行先试权都纷纷转移到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新区。例如在2009年中央批准上海洋山港率先试点包括银行、期货、保险在内的综合性离岸金融业务，人民银行选址天津滨海新区进行碳金融试点等等。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试点，首批城市选择了深圳、上海、广州和东莞，第二年进一步扩大至全国其他地区，都是因应形势需要，深圳并未显得有何特别。因此，在目前的经济体制改革领域，深圳显得有心无力。
三
近年来深圳确定的改革重点在行政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包括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部制改革以及社会组织管理改革等等。不过，最近深圳曝光的几起事件，让深圳陷入“改而不革”的尴尬境地。
今年7月，有深圳市民在网上指出，深圳大部制改革已近1年，一些部门副职超标现象依然严重，其中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 (下称深圳市科工贸信委)被曝有20个副职。尽管深圳有关部门公开回应了网友的质疑，但并不能挽回人们对深圳改革“换汤不换药”的形象。深圳关注行政审批体制改革的专家李红光指出，在一些部门的行政审批改革中，只是简单地合并同类项，比如100多项审批看似精简为几十项，但是实际上没有减少多少。现在大部制改革也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翻版。
李红光曾通过对深圳养狗条例的研究，推动了深圳养狗立法的规范和进步。这是深圳内生动力在行政体制改革领域的一个典型，虽然不如经济领域那么广泛和普遍。
越来越多的深圳人像李红光一样，开始从关注自己的权益出发，从私人领域维权走进公共领域。2003年，深圳一批独立候选人参选人大代表，希望通过参与到立法过程来推动深圳社会的进步。这是深圳自然而然、逐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契机，不过深圳人自下而上表现出来的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最终被冷却下去，以至于5年后深圳推出更激动人心的改革时已经没了激情和期待。
2008年5月23日，深圳市委市政府对外发布《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19项改革包括了区级差额选举等重大突破，因此深圳被媒体纷纷称为 “行政体制改革试验田”，“掀开政改序幕”。当时正值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深圳这一改革被海内外舆论过度解读，寄予厚望。
然而这次改革在深圳并没有得到热切的回应。就国内来说，区级干部的差额选举几年前在南京等地就已经进行了，深圳这一改革已经落后了。按照深圳当时的计划，三年内实现区级差额选举，但是到两年后的今天，这一改革在深圳几乎已被人淡忘。自下而上的改革诉求，与自上而下的改革要求，就这样擦肩而过，两种力量一旦不合拍，不能产生共鸣，改革显然无从谈起。
四
深圳在行政体制改革领域的顾虑重重，丧失了机会。在社会体制改革方面，深圳更是与内生的改革动力背道而驰，错失机遇。
近年来中国的改革方向，已经从“效率优先”转向“公平优先”，从少数人先富起来，发展成为大多数人都富起来。在这个中国社会转型和改革的关键时期，深圳本应在10年前就可以为这种转型作出贡献，遗憾的是，深圳忽略甚至压制了自下而上的改革诉求，不但滞缓了深圳第二轮的产业升级转型，也为今日深圳埋下不稳定的种子。
今年以来震惊全国的深圳富士康员工“十二跳”自杀，使人们知道了在经济发达的深圳特区，农民工权益保护竟然是如此之弱。实际上，早在2001年7月，律师周立太代理深圳龙岗一家韩资工厂对56名女工强制搜身案，就已引起媒体广泛关注。
周立太成为工厂老板的眼中钉，也被地方政府视为破坏投资环境的罪人。2001年底，深圳龙岗区司法局以清理“黑律师”的名义，把周立太驱逐出境。这时广东省已经提出产业升级转型，而周立太事件则反映地方政府仍出于各种动机，保护低级加工制造业。今年在珠三角工厂广泛出现增加工资的浪潮，很多中小企业反映承受不了，这不能不说是多年低劳动力成本发展的报复性反弹。如果深圳在10年前意识到周立太维权的重要意义，加强劳工权益保护，促使企业改善工作环境，增加劳工待遇，也许富士康的连跳悲剧早就可以避免，珠三角农民工工资待遇也许可以慢慢增长起来，不至于到现在这么被动。
周立太维权本可以成为深圳向追求社会公平转型的一个契机，但深圳对这个机遇的扼杀，不仅使其后来的改革没有意义，甚至也没有了方向。2004年李鸿忠主政以来深圳提出“效益深圳”的口号，其实与以前的速度深圳在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别。然而，在经济领域的“效率优先”已经走到了极限，没有其他领域的改革相配合，已经难以进一步深入了。五
目前深圳已经具备一定的良好的产业基础，高新技术产业也已经成气候，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较珠三角其他地区要小，但是曾经拥有的两大优势正在丧失。
一是人才优势。十几年来深圳不仅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深圳白领阶层的工资还呈负增长，2000年时深圳还可以称是全国白领收入最高的城市，但现在已经不能与北京、上海相比。与此同时，深圳房价一直高企，高房价的人才挤出效应已经出现，2007年广州媒体《深圳，你抛弃谁》的报道就反映了深圳白领打工者的去留选择。
第二个正在丧失的优势是深圳高端服务业的流失。2009年在海南宣布建设国际旅游岛之际，一直在深圳举办的观澜湖高尔夫国际赛事移师海南，而在此前海南也开始举办帆船赛等国际赛事。这些运动都是在深圳率先发展起来的，但现在海南借旅游岛的东风，后来居上。
在深圳找不到机会，就向深圳之外发展，这是市场内生力量的本能选择。有人说这是转移，有人说这是扩张，也有人说这是复制，以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就会有不一样的结论。虽然处于新一轮改革的门口，但是在短期（两三年）内深圳的外在推力与内生动力都还会纠结在一起，而当我们把目光放得更长远时，希望可以听到他们的共鸣声。这是深圳未来的希望所在。
（作者2002年以“我为伊狂”为名发表的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引起轰动。现任职于香港《亚洲周刊》）
依托香港发展了30年的深圳越来越意识到，还应该离香港“更近一些”。
香港人同样如此。“香港的发展受到土地与物价的限制，需要有更广阔的空间。”香港民主派议员何秀兰对本报记者说。
但迄今为止，港深两地的合作意愿仅仅是建立在框架协议上的书面文字。深圳还是深圳，而香港还是香港，深圳河的两岸依然像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前海的梦想
在香港东铁线的列车上，一个从罗湖口岸过境香港的大陆孩子贪婪地望着窗外。但慢慢地，孩子眼神中渐渐失去了兴奋。东线过于漫长。过关已经一个多小时了，他所见到的香港，并非像在电视中所看的那样繁华。
罗湖口岸是目前进出香港最为便捷的途径之一。但从罗湖过关到达最为繁华的中环仍有1小时的距离。
新界这个深港之间的缓冲地带过于冷清，以至于孩子无法忍受在漫长的时间里得不到足够的视觉冲击。
正因为这种差距，深港交界处广阔的前海片区成为两地合作的突破口。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港深两地城市发展的瓶颈开始凸现。在香港，土地对城市发展的限制在这轮金融危机中被极度放大。过于依赖金融及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模式使得香港缺乏实体经济支撑。“前店后厂”模式的终结，更让香港意识到必须与珠三角城市建立更高层面的产业合作。
在深圳，金融危机之后，产业升级对城市发展的困扰提前到来，让深圳成为香港服务于内地的中介变成城市升级的迫切需要。
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前海开发被提上日程。港深两地都意识到，应该寻找一个新的，能够建立在法律、制度相对吻合的区域作为未来港深合作的基础平台。在该平台上，港深两地的信息、人才交流更为方便且快捷。与之同时，该区域还将成为中央针对香港未来金融政策等一系列政策的“落地”区域。
2009年6月17日，香港民建联副主席，香港立法会议员刘江华提出议案，要求香港政府“与深圳市共同协商规划和发展深圳前海地区，探讨共同经营港深合作区域的可能性。”
今年4月17日，广东省与香港特区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了 《粤港合作框架协议》，港深前海合作被列为粤港合作重点区域之首。
港深两地对于前海合作的期待很高，双方甚至希望前海能够最终取代中环成为整个香港和深圳金融及服务业共享的中心。这意味着，那些曾经在中环的国际和内地的金融机构、律师楼、会计师及建筑师事务所将涌进前海。未来的前海将成为港深两地共享的“曼哈顿”。
在围绕前海规划的基础之上，深圳与香港交接的河套地区则规划为现代产业带，那里将成为港深合作高新技术产业的新基地。
另外，突破制度壁垒也是前海片区被赋予的重担。改革开放之初，香港的定位是内地的窗口，那时制度差异所导致的矛盾不大。但最近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的模式已经转变为以区域经济发展为重心。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及内地的对外开放，让香港原有的优势渐渐消失。跨国企业、国际性金融机构及现代服务机构开始纷纷在上海等城市设立分支机构，这让香港和深圳都有所忧虑。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前海片区是政治智慧的再次体现。前海作为一个在制度及管理上与香港及国际惯例全面接轨的过渡区域，形成一个相对封闭又相对开放的区域，有可能承担此前蛇口的责任，突破一直难以逾越的制度障碍，形成一个缓冲地带。
现实壁垒
港深合作是两地政府之间推动的合作，一旦落实到具体的实践则难题重重。
2009年6月17日，香港立法会就刘江华提出的《促进港深合作》辩论，作为香港民主派议员的何秀兰的发言引起了争议。有议员担忧“港深融合”可能影响“一国两制”的基本治港国策。
何秀兰也承认，造成港深两地隔阂的并非仅仅是一条深圳河，而是两岸不同的制度。
港深两地在基础制造业合作层面没太多困难，但一旦涉及到现代金融业、现代服务业则问题凸显。两地在法律、建筑施工标准、会计师制度乃至于货币、交通条例等更为现实的层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
“粤港澳大桥修建时，我们提出建筑标准三方不相同，应该按香港标准、澳门标准还是广东标准？香港是驾驶靠右，内地是驾驶靠左，怎么解决这个冲突？粤港澳三地限速标准可能不同，怎么解决？”何秀兰说。
一些香港人担心，制度层面的深水区会影响到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在制度上的独立性。届时前海采用香港法律还是内地法律？其法律执行方面由香港警察还是内地公安部门负责？或是两地协同负责？由于前海地区规划在深圳辖区，香港人在前海的权利保护成为香港社会关注的焦点。
“不解决制度融合的问题，香港的现代服务业很难集中到前海。”何秀兰对本报记者表示。
即便如此，何秀兰依然对前景乐观。她认为，香港发展到今天，自身经济的局限性使得香港的社会矛盾开始显现，一些情绪性的因素影响香港自身的发展以及香港与内地关系。在此背景之下，两地的沟通，尤以在经济层面的携手显得格外重要。
“我们上一代甚至几代人的为历史承担的一些东西不应该留给下一代，香港的下一代需要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他们需要打破深圳河的隔阂，这需要港深两地实际在操作过程中运用政治智慧。”何秀兰说。 陈文鸿:港深合作关键在心态
2010年08月06日,经济观察报
邬琼 杨兴云 胡洁
经济观察报：港深合作自2004年提出，但实质的进展缓慢，很多人将此归咎于两地制度问题。
陈文鸿：不一定是制度问题。深圳是二元经济，一方面服务香港，香港人过境消费。同时深圳为香港提供土地，做加工贸易；另一方面，深圳经济又自己独立，例如深圳的金融业，一些高科技企业，这些企业是在深圳本土的经济环境下诞生的。二元经济是深圳的特色，但是今天这两种经济都崩溃了。
未来香港进出内地都很方便。与其他城市相比，在针对香港服务方面，深圳不一定具有竞争优势。
这些与制度没有关系。但问题是，在深圳二元经济打破之后，深圳选择的道路是房地产与金融。这个是不正确的。深圳应该利用香港的专业优势，踏踏实实搞一些适合自己的产业。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港深之间现在没有经济合作的基础？
陈文鸿：应该是产业之间的合作。实际上港深之间的隔阂是很大的。深圳是一个普通话文化的城市，而香港是一个粤语文化的城市，从这个层面上讲，香港人和广州人的亲近感更强。香港有很多来自上海的人，因此香港和上海的亲近感也很强，香港和深圳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亲近感。
内地学者说港深互补，这只是讲故事而已。港深经济互补的因素仅仅是在“地下”层面，深圳能够把内地资金，通过自己地上或地下的平台过渡到香港，但中央对这一部分金融实际上是会控制的。
深圳现在发展高科技产业的空间很小，或许华为和中兴都会认为深圳这个城市太小了。此外深圳没有人才，大学水平不太高，也没有利用香港的高等教育。
深圳现在面临的竞争很激烈。广州人和香港人更有亲近感，未来广州市交通枢纽，高铁到各地都很方便，广州对于珠江三角的辐射能力本身很强。广州有现代服务业的基础，现在被定为国家级的中心城市。在引入香港普通投资者方面深圳同样没有吸引力，高铁开通之后，香港人可以到韶关、清远买房子，那里房价便宜，环境更好。
经济观察报：港深之间有没有合作的机会？
陈文鸿：有，只要深圳踏踏实实地做实业。香港有很强的现代服务业的基础，有强大的采购和销售人才，有高等教育的优势，有与国际接轨的大量专业人士，深圳完全可以利用起来。
深圳的目标不应该是金融业与房地产，而是实业。为什么深圳不可以做好的农业？并不是没有机会，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火腿比黄金(1205.30,6.00,0.50%)还贵。香港人懂国际市场、懂国际惯例、懂国际标准，能把这些东西卖出去。
生物技术也可以做，但是深圳商人很少守法，现在很多国外的生物技术企业搬去印度，因为印度经营守法。
深圳要实实在在地建立好的企业制度，从采购到生产到销售，每个环节都要有好的制度，有与国际接轨的标准。
深圳还可以做转口贸易，无论是内需还是外销都可以做。香港整个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采购最关键，全国没有采购人才，但是香港有，为什么深圳不利用呢？
经济观察报：这里面最终还是会涉及到一个制度接轨的问题。
陈文鸿：这是心态的问题，不是制度的问题。深圳制造业和进口替代方面领先全国，以最短的时间复制了日本和韩国的模式，速度甚至超过香港。但这些都是复制，不是创造。加上深圳本身是移民城市，没有本地社会文化的约束，比香港、韩国和台湾有更大的自由度，结果是比香港更经济化、资本化和利润化。整个城市化过程中，深圳是粗狂的扩散和延伸的，房地产项目主导城市规划，城镇医疗及交通系统落后于整个城市发展。
如果深圳立足于产业发展，港深合作的范围会很大。如果仅仅是提概念，那么深圳会被边缘化。 被忽略的另一股力量 2010年08月06日 23:41 经济观察报
呙中校
一
30年前，深圳作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成为举世关注的焦点，它也不负众望，成就了一代中国人富强和民族复兴的梦想。30年后，深圳又一次站在一个历史拐点上，国人的关切和期待也许不像30年前那么殷切，但主旨没变——深圳还能再次引领中国改革的方向，成就一个大国崛起的梦想吗？
面对这个问题，深圳内外都在上下求索。21世纪之初，深圳的主政者即已意识到深圳在一系列优势丧失之后面临的改革困境，试图在政策层面继续得到中央的支持。深圳率先向中央申请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近年又向中央申请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
从改革的逻辑上来看，深圳作为中国首屈一指的特区，进行各种改革和创新是理所应当的事情，还需要这些形式上的“帽子”吗？事实上，2005年深圳纪念经济特区成立25周年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即已指出，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本来就可以承担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任务和使命。然而，从现实的体制背景和改革风险来考虑，深圳需要的不仅仅是这些改革的“帽子”，还希望从上面获得改革的“拐杖”。正是这种考量，深圳近年改革模式和过程，都无法回避这种自上而下的路径依赖。
但这忽略了深圳的发展中另一股重要力量，那就是社会本身自下而上的内在力。这种内在的生存发展动力，在深圳过往30年中所爆发的巨大能量，创造了无数个深圳奇迹。
深圳过去30年的发展，是自上而下的外在推动和来自民间社会的内生动力合奏而成的篇章。
二
深圳华强(9.03,0.19,2.15%)北的商业发展传奇是民间力量的典型代表。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华强北一带还是制造业的天下，中华自行车、飞亚达手表、华强三洋、赛格、京华电子等制造业均扎根于此。但是21世纪初，华强北却已经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电子产品商贸中心，其电子产品价格甚至影响到全球电子元器件的行情。华强北从上步工业区向商贸转型，始于九十年代中深圳的简单加工业从关内向关外迁移，华强北一带的厂房闲置下来后被市场重新发现和利用。除了电子商品外，万佳超市在华强北的开业，也带动了华强北日用品市场的兴旺发达，销售额媲美北京王府井(39.09,0.27,0.70%)和上海南京路。
华强北的这种飞跃式转型不见于政府的规划和计划，而是市场“无形的手”在推动。在一般人眼中，华强北是中国“山寨之都”，但是他们不知道，“山寨模式”虽有争议，但却是市场机制在中国的一个典型。因此不能简单地以“模仿”“抄袭”来否定“山寨模式”，深入研究其形成机理和市场机制的关系，对于中国其他产业的发展不无益处。
除了华强北之外，水贝的黄金珠宝加工业、大芬的油画村等，在市场机制下都自然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产业规模。对于所在的区级政府来说，这些产业的形成是 “无心插柳柳成荫”。大芬的油画村近年还成为深圳文化产业发展的示范基地。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国内最为完善，市场机制也最为灵活，因而也更有生命力。这与自然界的生态环境有相似之处，一个雨水、阳光充足的地区，各种植物都会努力求生存、争发展，如果有大石头等障碍物压着，只可能使这些植物的生长过程更为曲折，一旦搬开石头，这些植物马上恢复蓬勃生长。
就经济发展来说，深圳是率先搬开了石头的地方，而且先天禀赋也很不错——有沿海的地理优势，又靠近香港这个国际平台——深圳的内生增长动力就可想而知了。
更为重要的是，深圳的制造业不但迅速形成规模，而且还在周边地区（包括香港、东莞等地）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深圳模式在珠三角不断复制扩张，各个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发展的结果，是整个珠三角都成为了“世界工场”。这是深圳内生力量的扩张效应或带动效应，也是深圳过去三十年成为内地学习模仿对象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深圳这种市场作用和内生动力，像自然界丛林的生态系统一样，有着自我平衡和自我完善的机制。不过，众所周知，深圳的改革过程不是一帆风顺，中间屡次出现反覆，但是只要市场化的方向没变，市场的内生动力就一直存在。
因此，有人说，深圳乃至整个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我认为这话其实不准确，确切的说，中国的各种改革应该是搬走石头的过程，其中深圳和中国沿海地区搬得早一点，搬得快一点。
然而，搬石头搬到现在，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深圳在经济体制领域改革剩下的差不多都是“顽石”。要么是涉及到其他领域的配套改革，成为改革的瓶颈所在；要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比如金融体制改革等。
在金融领域的改革，如果不借助中央的“拐杖”，深圳自己是难以撬动石头的。以前深圳在金融领域的改革都是获得先行先试的权力，但是在中央提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天津滨海新区之后，深圳的战略意义显著下降，金融领域改革的一些先行先试权都纷纷转移到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新区。例如在2009年中央批准上海洋山港率先试点包括银行、期货、保险在内的综合性离岸金融业务，人民银行选址天津滨海新区进行碳金融试点等等。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试点，首批城市选择了深圳、上海、广州和东莞，第二年进一步扩大至全国其他地区，都是因应形势需要，深圳并未显得有何特别。因此，在目前的经济体制改革领域，深圳显得有心无力。
三
近年来深圳确定的改革重点在行政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包括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部制改革以及社会组织管理改革等等。不过，最近深圳曝光的几起事件，让深圳陷入“改而不革”的尴尬境地。
今年7月，有深圳市民在网上指出，深圳大部制改革已近1年，一些部门副职超标现象依然严重，其中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 (下称深圳市科工贸信委)被曝有20个副职。尽管深圳有关部门公开回应了网友的质疑，但并不能挽回人们对深圳改革“换汤不换药”的形象。深圳关注行政审批体制改革的专家李红光指出，在一些部门的行政审批改革中，只是简单地合并同类项，比如100多项审批看似精简为几十项，但是实际上没有减少多少。现在大部制改革也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翻版。
李红光曾通过对深圳养狗条例的研究，推动了深圳养狗立法的规范和进步。这是深圳内生动力在行政体制改革领域的一个典型，虽然不如经济领域那么广泛和普遍。
越来越多的深圳人像李红光一样，开始从关注自己的权益出发，从私人领域维权走进公共领域。2003年，深圳一批独立候选人参选人大代表，希望通过参与到立法过程来推动深圳社会的进步。这是深圳自然而然、逐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契机，不过深圳人自下而上表现出来的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最终被冷却下去，以至于5年后深圳推出更激动人心的改革时已经没了激情和期待。
2008年5月23日，深圳市委市政府对外发布《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19项改革包括了区级差额选举等重大突破，因此深圳被媒体纷纷称为 “行政体制改革试验田”，“掀开政改序幕”。当时正值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深圳这一改革被海内外舆论过度解读，寄予厚望。
然而这次改革在深圳并没有得到热切的回应。就国内来说，区级干部的差额选举几年前在南京等地就已经进行了，深圳这一改革已经落后了。按照深圳当时的计划，三年内实现区级差额选举，但是到两年后的今天，这一改革在深圳几乎已被人淡忘。自下而上的改革诉求，与自上而下的改革要求，就这样擦肩而过，两种力量一旦不合拍，不能产生共鸣，改革显然无从谈起。
四
深圳在行政体制改革领域的顾虑重重，丧失了机会。在社会体制改革方面，深圳更是与内生的改革动力背道而驰，错失机遇。
近年来中国的改革方向，已经从“效率优先”转向“公平优先”，从少数人先富起来，发展成为大多数人都富起来。在这个中国社会转型和改革的关键时期，深圳本应在10年前就可以为这种转型作出贡献，遗憾的是，深圳忽略甚至压制了自下而上的改革诉求，不但滞缓了深圳第二轮的产业升级转型，也为今日深圳埋下不稳定的种子。
今年以来震惊全国的深圳富士康员工“十二跳”自杀，使人们知道了在经济发达的深圳特区，农民工权益保护竟然是如此之弱。实际上，早在2001年7月，律师周立太代理深圳龙岗一家韩资工厂对56名女工强制搜身案，就已引起媒体广泛关注。
周立太成为工厂老板的眼中钉，也被地方政府视为破坏投资环境的罪人。2001年底，深圳龙岗区司法局以清理“黑律师”的名义，把周立太驱逐出境。这时广东省已经提出产业升级转型，而周立太事件则反映地方政府仍出于各种动机，保护低级加工制造业。今年在珠三角工厂广泛出现增加工资的浪潮，很多中小企业反映承受不了，这不能不说是多年低劳动力成本发展的报复性反弹。如果深圳在10年前意识到周立太维权的重要意义，加强劳工权益保护，促使企业改善工作环境，增加劳工待遇，也许富士康的连跳悲剧早就可以避免，珠三角农民工工资待遇也许可以慢慢增长起来，不至于到现在这么被动。
周立太维权本可以成为深圳向追求社会公平转型的一个契机，但深圳对这个机遇的扼杀，不仅使其后来的改革没有意义，甚至也没有了方向。2004年李鸿忠主政以来深圳提出“效益深圳”的口号，其实与以前的速度深圳在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别。然而，在经济领域的“效率优先”已经走到了极限，没有其他领域的改革相配合，已经难以进一步深入了。五
目前深圳已经具备一定的良好的产业基础，高新技术产业也已经成气候，产业转型升级的压力较珠三角其他地区要小，但是曾经拥有的两大优势正在丧失。
一是人才优势。十几年来深圳不仅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深圳白领阶层的工资还呈负增长，2000年时深圳还可以称是全国白领收入最高的城市，但现在已经不能与北京、上海相比。与此同时，深圳房价一直高企，高房价的人才挤出效应已经出现，2007年广州媒体《深圳，你抛弃谁》的报道就反映了深圳白领打工者的去留选择。
第二个正在丧失的优势是深圳高端服务业的流失。2009年在海南宣布建设国际旅游岛之际，一直在深圳举办的观澜湖高尔夫国际赛事移师海南，而在此前海南也开始举办帆船赛等国际赛事。这些运动都是在深圳率先发展起来的，但现在海南借旅游岛的东风，后来居上。
在深圳找不到机会，就向深圳之外发展，这是市场内生力量的本能选择。有人说这是转移，有人说这是扩张，也有人说这是复制，以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就会有不一样的结论。虽然处于新一轮改革的门口，但是在短期（两三年）内深圳的外在推力与内生动力都还会纠结在一起，而当我们把目光放得更长远时，希望可以听到他们的共鸣声。这是深圳未来的希望所在。
（作者2002年以“我为伊狂”为名发表的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引起轰动。现任职于香港《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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