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一直令我刻骨铭心。几年后，等我读了研究生，我才搞清楚这是一种轻微的脊髓损伤，叫做脊髓震荡。是由于穴位注射刺之过深，注药过快、过猛，药物剂量过大或刺激性较大所致。它的主要病理、生理变化为脊髓功能暂时的或一过性的传导障碍，而病理组织上无器质性变化。表现为部分，或极少出现全部脊髓的暂时性的传导障碍，包括节段性感觉障碍，运动障碍(肢体弛缓性瘫痪、四肢瘫或下肢截瘫)。严重的尚伴有直肠和膀胱括约肌障碍(大小便失禁、尿潴留等)，各种反射消失。幸亏狗蛋的损伤较轻，否则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恢复。我不禁为自己捏了一把汗。也是这件事，促使我在20世纪80年代完成并出版了《针灸意外——预防与处理》一书。并把它写进2004年刚刚出版的《针灸意外事故防治》的导言中。
6.脑瘫患儿
1976年初秋，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同住一屋的老关大爷领进来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男人背着个男孩。男人姓姜，一脸愁容，他递给我一张新疆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诊断书：姜小青，男，6岁：脑缺氧后遗症。他告诉我，为了他儿子的病，不仅跑遍了乌鲁木齐各大医院，而且专门跑了一次口里（内地）。然而，都无功而返。这次，因为听到新疆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我治好小儿麻痹后遗症的消息，特地从100多公里外的农场赶来。
姜小青个子瘦小，一对眼睛倒十分灵活。我询问和检查了一下他的病情，得病的原因是难产窒息引起脑缺氧。目前主要有两个症状，一是双脚虽未变形，但基本属于瘫痪，只能站立10多秒钟，根本无法行走；二是会说一些话，但口齿含糊不清。我心里不由咯噔一下，因为类似的病人我碰到不少，但几乎没有效果。于是实话实说，告诉他小儿麻痹后遗症和脑病后遗症是不同的，对这个病我确无把握，他又这么老远来，白白花钱治不好病，我们都没法交代。希望他另请高明。男人蹲着不吭气，莫合烟卷了一支又一支，沉默了半天，最后叹了口气，求我说：“大夫，我就这么个儿子，实在走投无路了，您就救救他吧。”我想了想，把话挑明说：“这样吧，我试着治疗一个星期共6次，如果没有什么效果你就回去。”他点了点头。
我根据以往治疗瘫痪的经验和姜小青的具体情况，采用头针配合体针之法，即以运动区、足运感区、语言区三个头针穴加上廉泉、足三里、阳陵泉、悬中四个体穴。其中，头针穴加用电针连续波（代替手法捻针），频率为300次/分，强度以患儿可忍受为度。体针穴，用平补平泻法。均留针15分钟。连续治疗三天，丝毫没有效果。我又增加头穴平衡区和体穴梁丘。又治疗两次，亦无作用。于是，在星期五的晚上，我到团部招待所去看望他俩，准备把话挑明。“不行！”姜小青的父亲坚决地摇摇头，说：“大夫，说好治6天就治6天。不能变。”
星期六上午，和平时一样，姜小青由他父亲背着准时来到新医疗法室。我已经完全失去信心，按老穴位给他针毕，接上电针。刚好内科病房送来一张会诊单，有一个中风病人急着要会诊，因为走得急，我忘记了关照小周及时取针。等我回到诊室时，姜小青还在那里由他爸爸抱着上电针，而时间已过去了一个半小时，也就是我原来留针时间的6倍。我一阵内疚，赶紧检查了一下，幸好没有异常，当即为他取了针。
就在这天下午，他父子俩忽然又来了，我想他们可能是来告别的。还没等我开口，小青的爸爸就激动地说：“张大夫，你快看一下。”他把小青放在地上，慢慢松开手，奇迹出现了：孩子竟稳稳当当地站住了，而且足足站了三分多钟！我感到纳闷，取穴和方法都有没有变，为什么突然见效了呢？我想，难道是因为延长电针时间增强了刺激量的缘故？一下燃起了我治疗的热情和信心。
小青父子俩决定留下来治疗。我继续采用长时间的留针法，果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常常是每次取针后，孩子的病情就有好转。经过三个月的治疗，姜小青不仅可以站立一个多小时，而且可以独立行走500米左右。这年年底，我因为要到河南省新乡市的一家解放军医院学习针灸治疗眼底病的方法，小青的父亲也因长期在外，经济拮据，准备回去上班，只能中断治疗。临别这一天，我送他俩到汽车站，小青说话还不利索，紧紧抓住我的手不肯放。我把两听橘子罐头放在他身旁，嘱咐他一定要好好锻炼，锻炼走路，锻炼说话，他懂事地点点头。
1980年5月，我在石河子结束了研究生招生考试，特地绕到莫索湾去看望姜小青。在团部碰到了加工厂酿酒车间工作的他的父亲，脸色比当年滋润多了，体态也有些发福。他兴奋地告诉我，小青已经在团子女学校上三年级了，除了体育课免修、说话还有点结巴外，其他和正常学生没啥区别。
7.亲历针刺麻醉
深夜，从门外传来小桂焦急的喊声，让我快到手术室去，并非开刀，而是作为针灸医生作针刺麻醉。我走进手术室，娇小的庞医生已经换好隔离衣在洗手消毒。病人躺在手术台上，无影灯下脸色苍白，神情有些烦躁。我认得是七连的上海女知青，叫李根娣。原来她得的是宫外孕，因腹痛不止，一个多小时前，连队用拖拉机拉来的。在门诊检查时已昏过去一次，打了针才苏醒过来。根据她的症状，已可断定为大量内出血，已处于休克状态。庞医生说，这种情况下，用针麻应该比用药物麻醉要安全。“行，”我点点头，“我尽力而为吧。”话是这么说，心里却一点没有底。因为虽然搞了多年针灸但用毫针做手术麻醉，这还是第一次，而且是临阵磨枪，下午才刚刚接触有关的针麻资料，书还没有摸热呢。
我略一思考，根据是做的腹部妇科手术，给她取了足三里和三阴交二穴，双侧均用28号1.5寸长毫针刺入，得气后施平补平泻法1分钟，接通电针仪，用疏密波，调到病人可忍受的强度。诱导刺激20分钟后，庞医生先在准备作切口的地方注入了10毫升普鲁卡因注射液作局部麻醉，然后熟练地切开皮肤和肌肉层，我忙问李根娣痛不痛，她平静而无力地摇摇头。腹腔打开了，果然是满满的一肚皮血。一个小时过去了，手术完满地结束了。整个过程中，李根娣一直平静地躺着，神志异常清醒，只有在缝合时她稍稍皱了皱眉头，我问她有什么不适，她摇摇头，露出了微笑。这一晚，我翻来覆去兴奋得睡不着，我完全没有想到几根普通的毫针真的就有这样神奇的效果。
然而紧接而来的一台手术却一下子摧毁了我刚建立起来的全部信心。大概在一周之后，外科送来一张会诊单，叫我下午去针刺麻醉。这台手术由老梁医生亲自主刀。这次做的是胃大部切除术，病人是八连的农具保管员，一个倔老汉，据说是做了一上午思想工作才同意针麻的。因为这一手术在我们团医院属于大手术，又是针刺麻醉，医院张支书亲自督阵，石河子医学院来实习的四个工农兵学员全部参加。我取了当时作为首选的二个穴位：足三里和上巨虚。针刺时，老汉开始有点骂骂咧咧，因为作了局部麻醉加之老梁医生动作熟练，在切皮和作胃的切除吻合手术时，他倒反而安静了。有了上次经验加上病人现在的状态，我可以说是成功在握。然而，就在手术接近尾声，将脏器回纳到各自原来的位置时，老汉突然躁动起来，手足乱舞，说是腹部难受得很，要我们赶快打麻药。老梁医生看了眼张支书，张支书坚决地摇摇头。示意我加大电针刺激强度，又让四个实习的学生按住老汉的四肢，她本人则拿着《毛主席语录》边晃边在他耳边轻轻而有力的呼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就在这时，老汉嚎叫起来，而且乱蹬乱踢，四个身强力壮的学员整得一身汗也按捺不住，我的电针仪被一脚踢得老远。他腿上的几根针已脱落的脱落，弯曲的弯曲。为了不至于功亏一篑，老梁医生加快缝合的速度。正缝合到三分之二时，只听得“嘭”的一声响，缝线崩断，刚刚闭合的切口全部裂开。老梁医生对针麻本来就有看法，因为是政治任务压下来，不得不为之。脾气暴躁的他，将手上的缝合钳往地上一摔，吼道：“给我全麻。”麻醉护士看看张支书，张支书无奈地点点头。乙醚一滴一滴地滴在麻醉罩上，倔老头终于彻底安静下来，沉沉地睡着了。出手术室后，张书记的脸色很难看，她叫我好好总结一下这次针麻失败的教训，写一份检查。
当然，在当时的情况我根本搞不清为什么失败的原因。后来，我才弄明白，实际上单用针刺是不可能完全达到无痛的，而腹部手术镇痛更差，而牵拉反应始终也是影响腹部针麻效果的重要因素。特别是针麻的个体差异，也就是它的效果因不同的人的体质而不同，也是至今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这可能是前后二例效果显著不同的主要原因。
8.只要他同意就行
1976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新医疗法室来了个得怪病的患者。他是炮连的一个排长，突然左眼睛像罩了块巨大的黑纱巾，眼前的景物一片混沌，即使勉强看到的东西也缩小变形。但从外表检查，两只眼睛都清澈明亮，一点区别也没有。徐排长递给我一张兵团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诊断书，上面诊断是：左眼中心性浆液性视网膜脉络膜病变。这么长一串医学术语，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不解地问徐排长，为什么找到我的门上来了。徐排长掏出一张《人民日报》，只见上面有一则题为“盲人喜见红太阳”的报道，介绍解放军军医李聘卿用针灸治愈一千多例眼底病病人，说的正是这种怪病。徐排长说：“你也是针灸大夫，人家能治，你就不能给我试试？”
我记起来了，在我订阅的《新医药学杂志》（《中医杂志》在“文革”中更的名）中似乎有李医生的一篇论文。我赶紧一翻，果然不错，里面不仅提到用针刺治疗这种病的痊愈率在90%以上，而且还毫无保留地介绍了他新发现的两个穴位：新明1和新明2，包括取穴的位置和具体操作手法、针感要求等。我当即就一口答应徐排长的要求，按图索骥照着杂志所刊登的方法给他治疗了一次。然而，之后接连治了几次，徐排长的眼病不仅没一点起色，相反眼前的黑影竟越来越浓重。徐排长失去了信心，我则开始怀疑那篇论文的真实性。大概在一个月之后，徐排长又走进新医疗法室，他一脸喜气，大声地说：“好了！我的眼睛全好了，百分之百的1.5。”他告诉我，原来他专程上了次河南，找到这位李医生，是他亲自给治的，针第一次，视力就往上猛蹿0.2，后来是治一次，视力就提高一次，不到10次，就完全好了。我惊愕不已，问道：“他针的什么穴会这么神？”徐排长说：“针的穴位跟你一个样，就是针进去的感觉不一样，他那针就像带着股热气直冲眼底，针后眼睛就亮堂。”他顿了一下，又说：“张医生，我看你是个肯下功夫的人，不过光靠看书不行，你要是能上李医生那儿，让他手把手地教一教就好了。”
他的话是对的，可是从新疆到河南有几千里路，再说人家会不会教我这个既没学历又只是刚刚升为医助的人。我忐忑不安地找到夏院长，没有想到夏院长很爽快，他拍拍我的肩说：“去吧，好好学点东西回来。”当天晚上我就给李医生写了封信，请求他能接纳我。第三天傍晚，我就在乌鲁木齐乘上了东行的列车。列车到达李医生所在的解放军371医院驻地豫北的新乡市正好也是傍晚。那时，刚好是唐山大地震过后不久，站台上来来往往的有很多伤病员。因天色已晚，我只好先找一家旅馆住下。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医院，一位年轻的军人接待了我，他看了看我的介绍信，摇摇头说；“我们已经回信让你不要来了，因为医院接待唐山伤病员的任务很重。你怎么说来就来了呢？”我一下愣住了，好不容易几千里路来了，不能就这样被打发走。我说了一大堆理由，死磨硬缠就是不走。年轻军人没有办法，说：“你去找找李大夫，只要他同意就行。”
李聘卿医生40岁左右，中等个子，一脸敦厚，他看了我一会，用浓重的河南口音说：“医务科跟我说了。你也不容易，行，就学上一个月吧。”他写了张纸条把我安排在医院的招待所。下午我就正式上班了。从护士中了解到，新明穴是李医生发现的。几年前，在眼科推广针灸法时，他发现用传统的眼区穴位针刺虽有效，容易出血引起眼周血肿发紫，也就是一般所说的熊猫眼，虽说不会造成后遗症，总是给病人带来痛苦。于是他就想找一个新穴位，便反复对着镜子在自己脸上头上试扎，扎得满脸是针眼，有时还鲜血直淌，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穴位。不仅如此，李医生还总结出了一套独特的手法。通过数以千计的多种眼底病治疗确有独到的效果，尤其是中心性视网膜炎，不论是急性还是陈旧性的疗效都特佳。为此，解放军总后勤部为他记了一等功。我不由产生了深深的敬意。9.跟着李医生查房
第二天一早，我就跟着李医生查房。眼科共有72张病床，住得满满的。李医生走进病房，满面春风地挨个询问病情，病人见到他也喜形于色，话特别多。他的查房除了极少数吩咐加用药物外，一律针刺，而且都由他亲自出马。我自然要抓住机会，于是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只见他先用右手执一枚1.5寸长闪亮的毫针，左手轻轻拉开左侧耳垂，对准新明穴，快速刺入，缓缓提插后，用拇指飞快转动运针1分钟，立即出针；又用左手执针，右手拉开病人的右耳垂，在病人的右耳后照法炮制。前后不到3分钟就完成了整个治疗过程。这种左右开弓能用左右手同时以极快速度进针运针，使我大开眼界。更令我吃惊的是，几乎绝大多数病人都会有一股热胀针感从耳后直射向眼区或太阳穴部位。每次针后，病人往往觉得眼前一亮。我当时已经搞了六七年针灸，知道激发传导针感之难。等查完房，我已为李医生的神奇手法所倾倒。
回到办公室，李医生特地抽了点时间给我讲解新明穴的解剖位置和他创造的提插加小捻转手法。他语重心长地说：“我能说的也就这些，可要靠你下死劲练。”我用力地点了点头。从这天开始，整整一个月，除了上街买了几本书，我几乎没有离开过371医院。每天，刚蒙蒙亮，我就和眼科医务人员一起练手法，这一手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几天下来拇指肚子就脱了一层皮，一碰针柄就钻心痛。练着练着也就慢慢开始得心应手了。同时，我还白天跟着其他的医生查房，检查病人。特别是努力学习我所不熟悉的眼科知识，学习使用检眼镜、裂隙灯等器械。李医生不管多忙，只要他在医院里，总要来问问我的学习情况。在我即将结束进修的前几天，他还专门由我为主查了两次房。记得第一次我查完房出来，他拍拍我的肩，微笑着说：“中，入门了。”
我离开新乡这一天是个阴天，天上飘落着小片雪花。李医生上郑州开会去了，是冯军医送我上的火车。他给了我一个信封，说：“这是你的进修证明，李主任专门写了你的学习情况，他以前可没有给人写过，你要放好。”看着渐渐远去的城市、看着雪雾茫茫的豫北大地，我的眼眶湿润了。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全方位的拨乱反正，我国恢复了中断十余年之久的高考制度。当我从新疆日报上读到这一消息时，捧着报纸的双手颤抖不停。这对于正在兵团农场打发蹉跎岁月的我不啻是一个从天而降的特大喜讯。我多么渴望圆大学之梦啊。但我也颇为踟蹰：以我高中毕业的学历是考本科还是直接报考研究生？
我的女友梁行（后来成为我的妻子）特地从38公里外的142团医院赶来，带来了厚厚的两本西医教科书：《生理学》和《解剖学》。她说，她已经打听过了，考研究生不管中医西医，这两本书是必考的。我仍有些犹豫。梁行一个劲地鼓励我：“你能考上的。放心，我一定尽全力支持你。”在她的热情支持下，我开始全身心投入复习迎考。当时，我既要看门诊又要查病房，几乎没有什么业余时间；而且对我来说也不是复习而是学习，因为大部分知识都是新的。我没了白天和黑夜，痛下决心，以实现人生一搏。
1979年，我报考了我国东南的一所有名的中医学院，走出考场，自我感觉不错。结果却是名落孙山！尽管我的专业分达到98分，平均分数也不低，关键是因为我的知识是在十余年临床和自学中积累起来的，缺乏正规学历。打击是沉重的，我感到迷茫，心情有些消沉。梁行除了安慰之外，也别无良策。
大概在两个多月之后的一天午后，我突然接到一封陕西中医学院的来信，署名竟是我报考的第二志愿学校的导师郭诚杰教授。信中的大意是，当我的有关报考资料转到他们学校时，研究生招生工作业已结束，而又适逢他外出。他仔细审阅了我的试卷，为我感到惋惜和不平。最后他写道：“你要继续努力，明年你就考我的研究生吧！”像冬天里点燃的一把火，我开始新一轮的投入。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全方位的拨乱反正，我国恢复了中断十余年之久的高考制度。当我从新疆日报上读到这一消息时，捧着报纸的双手颤抖不停。这对于正在兵团农场打发蹉跎岁月的我不啻是一个从天而降的特大喜讯。我多么渴望圆大学之梦啊。但我也颇为踟蹰：以我高中毕业的学历是考本科还是直接报考研究生？
我的女友梁行（后来成为我的妻子）特地从38公里外的142团医院赶来，带来了厚厚的两本西医教科书：《生理学》和《解剖学》。她说，她已经打听过了，考研究生不管中医西医，这两本书是必考的。我仍有些犹豫。梁行一个劲地鼓励我：“你能考上的。放心，我一定尽全力支持你。”在她的热情支持下，我开始全身心投入复习迎考。当时，我既要看门诊又要查病房，几乎没有什么业余时间；而且对我来说也不是复习而是学习，因为大部分知识都是新的。我没了白天和黑夜，痛下决心，以实现人生一搏。
1979年，我报考了我国东南的一所有名的中医学院，走出考场，自我感觉不错。结果却是名落孙山！尽管我的专业分达到98分，平均分数也不低，关键是因为我的知识是在十余年临床和自学中积累起来的，缺乏正规学历。打击是沉重的，我感到迷茫，心情有些消沉。梁行除了安慰之外，也别无良策。
大概在两个多月之后的一天午后，我突然接到一封陕西中医学院的来信，署名竟是我报考的第二志愿学校的导师郭诚杰教授。信中的大意是，当我的有关报考资料转到他们学校时，研究生招生工作业已结束，而又适逢他外出。他仔细审阅了我的试卷，为我感到惋惜和不平。最后他写道：“你要继续努力，明年你就考我的研究生吧！”像冬天里点燃的一把火，我开始新一轮的投入。 1983年，研究生毕业，郭老师希望我能留在陕西，我当然也向往在他身边继续学习，但因诸多原因决定还是回沪，他充分理解并尊重我的选择。记得临别前的那个晚上，郭老师亲手扯他富平老家风味的拉面招待我，他自己没怎么动筷子，也没说更多的话，只是一个劲地劝我多吃些。我知道他的心是沉重的，我也同样的沉重。自此一别，整整二十多年，我们天各一方，东西二地。1990年夏天，在西安开全国针麻会的筹备会，我专程去咸阳看他，不巧，他正好外出讲学，只得惆怅而返。之后，虽曾见过两次面，都是开会，都是匆匆而过。平时，只能靠不多的电话和书信联系。我有新作出版，首先寄他一册；他呢，有人来上海，总要托带木耳、红枣之类的土特产。就这样，我们师生之谊就像一股清冽而又隽永的山泉水，一直流淌至今。
1989年初夏。略略震动了一下，飞机开始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斯基埔机场的跑道上平稳地滑行。我的思绪还停留在刚刚转机的伦敦希思罗机场，一位照料我登机的女服务员听说我是针灸医师，她晃晃我的名片：“中国针灸，棒极了！”初次出国的我，不由胸中一热，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董志林先生已经在机场外等候多时了。他现在是欧洲中医药联合会主席，当时他的针灸诊所“神州医庐”开张不久，我应邀去比利时欧洲中医大学讲课就是他牵的线。车窗外掠过草地、风车和乳牛，董先生边驾车边告诉我，这次从中国共邀请两位专家，另一位是北京广安门医院的谢海洲教授,他在今天晚上到。我被安排在董先生家中先住一宿，这是荷兰第四大城市乌得勒支市中心的一幢赭色的三层建筑。最下一层是他的诊室，设有诊断室和治疗室，室内有四张针灸床，用布幔隔开。二楼为中药房、餐室和客厅；三楼为卧室。由于班机误点，等谢老进门时，已近深夜12点钟。那一年谢老65岁，但见他身材高大魁梧，剃个板刷头，慈眉善目，一副乐呵呵的样子。
11.获得一阵掌声
讲学的地点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市郊区一个名叫马勒的小镇上。下午，我忐忑不安地推开教室的门，响起一阵掌声。20多位学生围坐一圈，中间放了一张诊疗床。斯蒂文亲自陪我上课，他曾在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接受过培训。他告诉我，这里的学生，都是执业西医师，其中也有一位七十多岁的退休医师。全校百余人，分六个班。全部学针灸，三年制，均利用周末上课，教师则都是经中国培训的金发碧眼的当地人。这个班和谢教授讲课的那个班是毕业班，专门集中起来请正宗的中国专家强化和提高。最后他说，今天讲课内容是临床诊疗。
门一开，蹒跚地进来一位奇胖无比的妇人。坐定后，几位学生完全按中医的方法轮流作望闻问切，态度十分认真，然后将结果写在黑板上。这是一个奇怪的病例。据她说，自从半年前股骨骨折愈合后，体重开始无节制地增加，有时每天达一磅之多。她希望中医针灸能减轻日益增加的体重。接着是学生考问老师了。第一个问题是：用中医理论怎么解释骨折愈合后会越来越胖？这无疑是将了我一军，因为有关肥胖症在我国古籍中只有零星记载，即使20世纪80年代后期，肥胖症问题在我国并不严重，尚未引起包括中医在内的医学界的重视。但根据我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使从中医理论说，肥胖与骨折也是没有直接关系，只可能是间接的，如因骨折活动少等。谁知我的话一出，竟引起学生的强烈不满，其中一位立即站起来反驳说：我不同意你的说法！这一病人明显增重不是在骨折治疗期间，而发生在愈合之后，用活动少难以解释。况且病人也强调自己每天运动量并不低。
我还没有碰到过学生顶撞老师的情况，但觉得学生说得确也有理。我冷静了一下，便再次对病人进行仔细询问，病人果然于不久前查出患有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因为学生都是西医，当然知道该症是继发性肥胖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为什么骨折愈合了还在胖的原因。于是一切释然。我借此也强调中医诊断同样要反复检查、全面了解病史及动用西医知识。
接着讨论肥胖症的中医病机，由于缺乏经典理论，考虑到外国学生的特点，我提出了“胃强脾弱”的观点。结果又引起一片哗然。因为这与他们已经学过的中医理论相左，“胃强脾弱”一般指消谷善饥，又不能运化水谷精微充养机体，只可能出现消瘦，哪里来的肥胖。我解释说，他们所了解的只是一个方面。其实，胃强是指食欲旺盛，也指饮食不能节制；脾弱是指脾气虚弱，或不能运湿，而形成水湿；水湿停聚，外泛作肿，发为肥胖，如这一病例；也可因脾气虚弱而气化作用减退，精微无力输布，生湿成痰，痰湿过盛，而致肥胖。由于我讲得深入浅出，观点又较新颖，竟获得一阵掌声。
完成欧洲中医大学讲课之后，我和谢海洲教授应董先生的邀请，从比利时来到了荷兰。此行的目的是在他开张不久的“神州医庐”坐堂应诊。董先生私下曾对我说过，从国内请名家来坐诊，一方面固然是为他的诊所招揽病人、提高知名度；另一个方面他可以跟每个名师学到不少绝招。是个一箭双雕的事。
在我们之前，他曾请过两位北京的针灸专家来应诊过。而请一位中国货真价实的名老中医来看病，不仅在他是第一次，在整个欧洲也是没有先例的。董先生不敢怠慢，他专门在英国出版的《星岛日报》的第一版上刊登了一则约占1/3版面的广告，详述谢老和我从医经历以及治疗特色，还特地配了二张照片。
第二天一早，诊所门前已人声鼎沸，挤满来求治的患者，清一色的是华人。不通过预约，人数又如此之多，在中国司空见惯，但在荷兰诊所则是破天荒的事。董先生带着歉意问谢老：“本来打算让你们休息一天，他们没有预约就来了。你看……”谢老爽朗一笑，说：“行，来了就看。”
12.患者络绎不绝
董先生已经将底层的诊室，隔成两个区，外面一个小区为中医诊疗区，我在里面的一个大区，有四张专门用于针灸的诊疗床。这一天病人特别多，且都是从报纸上得到消息临时赶来的。谢老是来者不拒，既热情又细心，董先生则亲自为他抄方、抓药。桌上的电话时时响起，都是来预约挂号的，除了同胞，其中还有几位白种人。因为患者络绎不绝，中午我们只好边用面包、牛奶充饥边看病。直到华灯初上，我们才送走了最后一位来自马斯特里赫的患类风湿病的老者。董先生粗略地估算了一下，中医病人有50多位。加上我的针灸病人，竟超过80位，创下了1986年神州医庐开业以来的最高门诊量。
晚上，董先生在乌得勒支市中心的一家香港人开的中餐馆招待我们，一方面表示感谢，一方面也有洗尘的意思。他显得特别兴奋，一向不喝酒的他，竟然也畅饮了一杯。他踌躇满志地说，不用多久，荷兰就会出现中医热。
然而，这个中医热仅仅持续了两周。到第三个星期一开诊时，候诊室里只稀稀拉拉地坐着几个病人。更令人不解的是，相当部分预约看中医的病人，或打电话取消，或干脆连招呼也不打就不来了。一天下来也就10来个病人。之后一连几天，虽然时多时少，但大局似乎并无好转。我发现董先生的眉头开始打结了。但看到谢老仍是乐呵呵的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我的心里又踏实了些。到第四周，我的针灸病人由于原有的基础，还维持在一天20多名患者求诊的水平，但中医病人则有每况愈下之势。少的时候一天竟只有七八个病人，偌大的一个诊室，多半时间显得冷冷清清。董先生有些坐不住了，他偷偷地找我商量，因为他也没有碰到过这种大起大落的情形。我说，可能还是宣传不到位，登的是英国的报纸，又只有一次，还是中文的，知道的人不可能多。于是建议，为了扩大影响，是不是可以利用周末的时间在荷兰和比利时的各主要城市进行名医义诊。董先生点头赞同，和谢老一说，更是连连称好。董先生立即排定在各个城市义诊的具体日期，交荷兰华人中最有影响的一份刊物：由旅荷华人联合会主办的《华侨通讯》上公布。他还在当地的荷文报纸《乌得勒支日报》登了一则中国名中医赴荷巡诊的消息。这一着果然灵验，义诊的第一站选择的是荷兰第二大城市鹿特丹，地点是该市最大的中餐馆“海上皇宫”，尽管周末是华人餐馆最忙的时候，但来看病的人仍是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而且往往是一来就是一大家子，祖孙三代挨个请谢老开方。我和董先生分工，我抄方，他接方记邮寄地址，就这样也忙得团团转。董先生阴了好长时间的脸，又放晴了。与此同时，荷文报上的消息也起了作用，金发碧眼的病人也开始频频出现在诊室。谢老吸取了开始时的教训，看病时特别仔细谨慎，每开一张处方他都反复斟酌，有时还不耻下问找我商量。一位荷兰女医生，请谢老为她长期卧床不起、低热不退的老父亲出诊，因为是西医同行，谢老更是下工夫，亲自为他煎药。
尽管如此，依然好景不长。首先是董先生的远房亲戚，一位在恩特霍芬开餐馆的老板发难，他在电话中抱怨，连吃了谢老的4副中药，他的咳嗽毫无好转，害得他白花钱还喝了苦水。接着，董先生接到一只大邮包，打开一看，是原封不动的七包中药，还附了一封荷文信，说是发现中药里面有很多虫子，使他既害怕又恶心，全部退货。原来，里面有蝉蜕等一些动物药。特别令谢老失望的是那位卧床老人，经过两周左右的精心治疗，低烧已退，整体情况都有改善，可是那位女医生送到医院一检查，居然所有的指标没有好转不说，有两项主要指标还有恶化的趋势。于是女医生客气而又坚决地停止了出诊。
那一天，饭量一直很大的谢老，只吃了一碗晚饭。饭后，我们照例一起出去散步。荷兰已近北欧，初夏的白昼明显延长，阳光照在身上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我俩沿着乌得勒支河缓缓地走着，我听得出谢老的步子有些沉重。
13.吃了两剂药就完全好了
我们选了一张长条椅坐下。谢老说：“张医生，你倒分析分析这是咋回事，我从医了一辈子，怎么也不能砸在荷兰！”我劝说道，对于老外这两件事，主要原因是文化背景不一样，中医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人一下理解不了，造成认识上的偏差，所以不明白怎么可以用虫子治病。同时认为判断是否有效的标准是检验指标的变化，而主要不是根据症状的改善情况。这得慢慢来。
“外国人先不说，咱们华人怎么也一样？”谢老从口袋里掏出一本日记本，他告诉我这里记录了他两个月来所诊疗过的近500人次的病人的情况，有一大半人只来看了一次，就像那个吃了4副药不见好再也不来了。他感慨地说：“中药是自然药物,和化学合成的西药不一样，是通过整体调节来达到治疗目的的，发生作用的过程要慢。再说这些人的病情都比较复杂，拖的时间又长，怎么可能7副药下去就霍然而愈。”我同意谢老的说法，在荷兰的华人，几乎都有一番艰苦创业的过程，落下病根后，又舍不得钱，也抽不出时间去治疗。这次听说来了中国名医，期望值很高，带着神仙一把抓的想法前来。结果并不是那么回事，于是，很快又从希望变成失望。最后，我对谢老说，一定要向大家把中医治病的特点解释清楚，这篇文章我来写。
谢老口授我执笔，我们一口气写了好几篇，董先生拿到《华侨通讯》上作了连载。平时，谢老在诊病时也不厌其烦地向病人进行解释。过了一段时间，门诊似乎有回暖的迹象。然而另一件事又始终困惑着谢老，就是疗效不佳。一些在国内屡试不爽的方子，到这儿就没有效，当时的谢老已经是位具有近五十年临床经验，以疗效显著善起沉疴闻名京华的名医。但在荷兰就是使出浑身解数也不顶用。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咳嗽，在北京用止嗽散加减，可以说是治一个好一个。可是在这儿，前后治了16位，竟没有一个有效的。这到底是为什么？
一个周日的上午，我和谢老在城市东边的一个公园溜达，那是一个典型的荷兰天气，灰蒙蒙的，像拧得出水。谢老忽然把目光停留在一棵棵参天大树上，他忽然说：“我弄明白了一件事！”我有些奇怪地望着他。他指着树说：“你看，那上面长满青苔，而且是厚厚地裹了一层，说明荷兰是十分的寒湿地方，和北京的干燥气候截然不同，两千年多前的《黄帝内经》就讲到要因地制宜，我偏偏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真是活到老要学到老呵。”说来也巧，第二天有一位温州籍的餐馆女老板急性咳嗽吃了几天西药无效，前来就诊。谢老当即开了二陈汤加减5贴。说也奇怪，这第十七位咳嗽病人，两天之后，打来一个电话，说是要把剩下的3副药送回来。原来，她吃了两剂药就完全好了。自信的笑容又写到谢老宽大的脸上。
可惜的是，还没有等到他大显身手，我和谢老的聘期也到了，我比他早几天走，他依依不舍地送我上车，相约在北京见面。回国不久，我在《健康报》上读到他的一篇文章《老经验遇到新问题》，写的正是在荷的经历。这令我感动不已：一位全国闻名的中医大家竟能毫不犹豫地谈自己走麦城，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多么宽广的胸怀。
其实，第一次将中国针灸介绍到欧洲大陆的就是荷兰人。大概在300多年前，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有一位名叫布绍夫的职员，得了痛风症，反复发作整整14年，遍治无效，竟然被当地的一个土郎中用传自中国的艾灸之法治愈。布绍夫在感慨之余，以亲身感受撰写了一部名为《痛风论集》，于1676年在伦敦问世，首次向西方世界介绍了神奇的中国灸术。无独有偶，之后不久，也是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外科医生瑞尼，克服重重语言障碍，从日本学得针灸，于1683年出版了《论针刺术》一书，成为第一部把针刺疗法引进欧洲的针刺疗法的专门著作。当然，和针灸东渡朝鲜、日本不同，它西传之路可谓历经坎坷。所以一到荷兰，我首先关注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针灸的生存情况。
14.有一位盲人找我治疗
在荷兰，除了中国餐馆，最有中国特色的就数针灸诊所了。和中国餐馆都是华人开的有点不同的是，开针灸诊所的大多数是金发碧眼的洋人。其中也有为数不少的华人。华人诊所门前，一律挂中荷文招牌，中文名字颇为别致，如董先生开的是名画家范曾先生题写的“神州医庐”，也有叫“东方医苑”，还有古色古香的“仁济堂”等。
尽管华人针灸师所占比例不大，因为来自针灸的祖国，得天独厚，所以影响不小。在开业的针灸师中，其主力还是具有荷兰执业医师和针灸师双重资格的医师，他们既可针灸，也有处方权，真正可以称为针灸医师。而所聘请的中国针灸医师，即使是教授或主任医师，在荷兰都属于针灸师，要低一层次。既不能处方，也没有哪家医保公司肯承担他治疗的病人的医疗费用。
来针灸诊所治病的病人，几乎清一色的是白种人，偶尔也有华人和摩洛哥人。病种十分广泛，往往都是些令西医为之束手的现代难治病，包括顽固性疼痛、瘫痪、帕金森病、共济失调、忧郁症、面肌痉挛、癫痫、甲状腺病等等。不少还是当地医生建议来的，我曾碰到过不少，如有位女病人，专门带来了一份专科医生的治疗建议书，上面写着：病人患有局限性运动系统（肌肉骨骼）疾病，建议用针灸治疗。患者背部疼痛已十多年，阵发性发作，症状剧烈，非常痛苦，但一直弄不清楚是什么病。除此之外，还风行减肥和戒烟，特别是戒烟，我采用上海华山医院方幼安教授总结的耳针法，竟然立竿见影，真可谓是“效若桴鼓”。不过针了几个华人，效果反不明显。
荷兰的针灸诊疗费与国内相比是相当之高，在上世纪80年代末，针刺一次为35至70荷兰盾（当时相当于人民币105-210元），目前已增40至70欧元（相当于人民币400至700元）。当然，收费高服务也好，使用的是无菌一次性针灸针，这类针灸针绝大多数为中国生产。诊疗室内也十分人性化，都是每一病人一间，一律使用一次性纸质床单，为了避免晕针等意外，均采用卧位。留针期间，可将灯光调暗，据病人喜好，播放轻音乐。为了提高疗效，除了穴位注射外（在国外，针灸师不容许作肌肉或静脉注射），多种穴位刺激，诸如拔罐（面、颈等暴露部位不拔）、艾灸（以无烟灸为主）、电针、头针、耳针等，凡是用得上的，都尽量综合应用。
随着针灸影响的扩大，从80年代起，荷兰的针灸学校或培训班也应运而生，并日渐增多。在早期，出现的多是以赢利为目的的短期培训班，秉承我国“文革”时“一根针、一把草”的遗风，往往一两个月至半年，最少的只要几天，即可将一个毫无医学知识的外行像变戏法似的培养成可以独立开业的针灸师。值得一提的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针灸已开始进入正规大学，如位于荷兰北方的格罗宁根大学就开办了一个以中国古代名医华佗命名的针灸中心，从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所邀请医生去应诊和培训人才。从而打破了针灸个体开业的一统天下。历经数百年风风雨雨，针灸医学目前在荷兰越来越走向兴盛。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荷兰的针灸师已超过3000人，注册针灸诊所250多家。但是尽管如此，针灸学要获得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还是有一定困难。
1993年4月的一天。我刚刚踏进诊所大门，护士尤尼小姐按例把一天预约的病人表递给我，她特别告诉我今天有一位盲人找我治疗，并且说是我的一位学生介绍的。我记起来了，上周我在乌得勒支大学医学院的高级针灸进修班上曾经讲过针灸治疗眼底病。这也是荷兰特色的活学活用：每上一堂课之后，便会招来一批与之相关的病人。
10点钟光景，病人准时到达。这是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瘦高而背略驼，由夫人陪扶进诊断室。后面跟着我的学生罗勃，拿了本很大的笔记本，这个病人是他介绍的。老人是来自北方城市格罗宁根，车程达两个多小时，来一次真不容易，充分表明了对我的信任。
15.谁知这一量竟量出了个奇迹
夫人拿出了一大堆诊治的资料，并对病情详细作了说明。老人于8年前患脑病，之后两眼突然失明，曾到荷兰多家医院诊治，都查不出原因，连眼底病变部位也不清楚。最后诊断为眼底功能性障碍，尝试用多种方法治疗都无效果。我给老人作了检查，眼底确未见到异常。但在测试视力时，他的夫人告诉我一个奇怪的现象：在110厘米之内，老人什么也看不到，而超过此数则可看清手在晃动，过了130厘米重又回复黑暗世界。为此，她特地带了一把软尺，并对我演示了一遍。
我想如果不是器质性病变所致，应该是针灸治疗所长。于是我先拟了一组穴位：新明1、新明2、攒竹、足光明。均取双侧。罗勃自己开了个针灸诊所，利用周末来高级针灸班上课，十分用功，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对我的组方颇为不解。我向他解释：治疗眼底病我已积累了相当经验，但这一病例我还是第一次。而眼区穴位针刺容易出血，在国外更应慎之又慎。所以采取新穴与经穴结合，近取、中取与远取结合的方法。所选的这四个穴位都离眼球有一定距离，十分安全。其中，新明1和新明2是两个新穴，前者在耳后折皱的中点，后者则位于眉梢上1寸旁开5分，是治疗眼底病的效穴。这两个穴位是上世纪70年代初，由我国河南省一位解放军眼科医生李聘卿发现的，其初衷就是为了防止眼区出血，造成所谓的“熊猫眼”。我曾在新疆进行了大量临床实践，确有明显效果。当然这一组方对这一病人是否有效，我心里也没有底。
我先将可能出现的针刺感觉作了说明。当我斜刺针入新明1穴刚提插数下，老人立即告诉我有一股酸胀之气直达眼底部，我持续作小幅度捻转加提插手法1分钟，老人觉得眼球始终有一种温热的感觉。继针新明2，针感亦发散至整个眼区。特别是在针双足光明穴时，患者自觉也有似胀似麻的感觉缓缓上行过膝。表明有经络感传现象，根据经验，这多预示着效果明显，如古人所说的“气至而有效”。我不由信心大增。我按该诊所的惯例，留针30分钟。这一病例，我没有采用脉冲电刺激，而是隔10分钟左右在两个新明穴各施行提插加小捻转手法1分钟。目的是加强刺激的强度，使眼区保持较强的针感。因为我感到这一病人病程很长，症情也较重，小打小闹不一定能解决问题。老人尽管是第一次针刺，始终配合着我。
针完之后，我觉得老人下床的动作似乎利索了一点。回到诊断室，当即请他的夫人拿出那根软尺试试有无效果。老太太不太相信地耸了耸肩，不过还是做了。谁知这一量竟量出了个奇迹：老人在100厘米处竟能分辨出手指数。这说明，他所能看到的距离缩短了10厘米，而且更重要的是从只能看到手动而至能分清手指，对视力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老人异常高兴，而更为激动的是老太太，亲切地在我的面颊上吻了一下。
自此之后，他每周两次，风雨无阻，总在同一时间准时到达。效不更方，我除了将攒竹与丝竹空轮用外，其他穴位每次不变。说也奇怪，每针一次，看到的距离总是不多不少缩短10厘米，同时眼前的物体不仅愈来愈清晰，而且愈看愈远。针到第12次时，失明8年的双眼前已然一片光明，老人一把拿起当天的乌得勒支日报兴奋地大声朗读起来，一旁的我尽管一点也听不懂荷兰文，但为他的康复也为自己的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
为了巩固效果，我又给他针了6次。夏天来临了，老夫妇俩要外出度假，这也是8年来他们第一次出远门旅行。我告诉他们，我也即将回国。老人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我们还要来治一次，你千万要等我们，我点点头。果然，在我回国的前一天，还是那个时间，老两口来了，这次是老人开的车。他没有要求再治疗，而是专程来送礼物的。我按照荷兰人的规矩当面打开精致的包装，一个Madein China的芭比娃娃，一只荷兰制的纯银戒指，都是送给我女儿的。中国，荷兰，我懂得他们挑选这两件礼物的真正含意。
针灸的探索【八】
神马文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