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灸的探索【一】作者：张仁

针灸的探索【一】
弹指间,我从事针灸已经近四十年了。这条路,和我人生之路一样,既充满着曲折、坎坷和艰辛，也不断带来神奇、机遇与希望。从古尔班通古特大漠边缘的军垦农场到渭水之滨的古都咸阳，从黄浦江畔到阿姆斯特丹，针灸与我，不弃不离，一路同行。而针灸医学源远流长，其博大精深更非一代生命可以丈量。如果把我这么多年来对针灸医学的追索或者说亲身经历实实在在地写出来，不论是出现奇效后的喜悦还是走麦城后的苦恼，是不是会对后学者有所帮助或者说启示呢。于是便有了下面的文字。
1.不久，便有人让我治病
1966年，后来一直到白发苍苍还被称作上海知青的我们，来到了新疆石河子的兵团农场，这也是最后赴疆的一批上海知青。每天一早，天蒙蒙亮，上工钟声敲响，几乎与此同步，我们的地窝子前也响起带着浓重湖北口音的破嗓子，喊我们起床。那时我年轻贪睡，刚想打个迷盹，被子就被毫不客气地掀开。此人是我们知青排的排长，名叫王德仁。五短身材，却长着一圈令人生畏的钢针般的略显花白的胡子，一副凶巴巴的样子。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脑袋上一年四季总是紧紧缠着一条花里胡哨的毛巾，夏天再热，从不取下；即使是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严冬，也是照缠不误，再在外面戴一顶皮帽子。每天他只带着我们干活，从不多讲话，还好，对我们干活的质量倒并不怎么挑剔。只是闹得实在不像话了，他才吼几声。后来我才从其他老军垦那里了解到，王排长是兵团的老劳模，他有十分严重的头痛病。缠毛巾，是他自己发明的止痛剂。
在上海时，我曾业余向我的叔父学过针灸。赴疆前夕，从医多年的老叔父送了一盒针灸针和一本名叫《新编针灸学》的书给我，语重心长地说：“好好学，总会用得着的。”我记住了他的话。收工之后或星期日，闲来无事便一面看书，一面在自己身上练针。当时连队只有一个卫生室，贺卫生员也是半路出家的，到团部医院又有几十里地。于是，不久，便有人让我治病。我照着书上扎针，居然也取得了效果。慢慢地有了些小名气。连旁边的五连、三连的也跑来叫我针灸。有一次，我正给一个关节痛的人扎针，感到背后有一个浓重的呼吸声，回头一看正是王排长，他直勾勾地盯着我。那病人笑着说：“老王，你的头痛让小张拾掇拾掇吧，他的针灵着哩。”王排长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头一扭就走了。
大概过了半年，在我终于治好浇水排老山东王耿祥的周围性面神经麻痹之后的一个傍晚，王排长走进我们的地窝子，破天荒地在我的柳条把子床上坐了好一会，临走时忽然说了一句：“明天上我屋里，治治我的头痛。”
第二天是大星期日（当时农场以10天为一星期），我应约来到羊圈旁的土房，王排长已挑起门帘，正襟危坐地等着我。屋里除了一张板床和一个半人高的大面缸外，空空如也，不过收拾得很干净。当桌子用的面案板上热气腾腾地泡着一搪瓷杯开水，我喝了一口，因为糖放得多，有点甜得发腻。他告诉我，头痛已有二十多年，还是在国民党当兵时，被长官劈头敲了一棍子留下的根子。1949年9月25日起义后，一直在野外工作，修完天山公路又筑乌鲁木齐到独山子的乌独公路，那时节，天气奇冷，又是没日没夜地干活，头痛时发时停，一直没有止住过。1957年根据兵团决定全部人马移师下野地，建设军垦农场，条件更为艰苦，往往连睡觉都穿着衣服，而脱下衣服往脸盆一搁就成一盆碎渣渣。头痛发作也就更为频繁更为严重了。开始，痛得剧烈时，卫生员给的止痛片还顶点用，后来，吃各种止痛片都毫无用处，干脆也就不吃了，他自己发明了这个缠头止痛法，还管点用，而且缠得越紧，效果似乎越好。现在是天天发作，白天干活时稍轻一点，晚上痛得厉害。满头发涨兼针刺般痛，且以前额及两颞侧为主。我请他解开毛巾，进行检查，只见前额部到处青一块、紫一块。他说，这是他自己用力捏的，可以减轻疼痛。
2.终于彻底告别了头痛
我是第一次碰到这么严重的头痛病，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不过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对照着书中关于全头痛穴位处方，取风池、太阳、阳白、神庭及合谷穴，得气后留针20分钟。针后，他顿觉头痛减轻了许多。他显得很高兴，我亦颇得意。约定每日一次。第二天晚上，他照例泡了杯糖开水等我。告诉我，针后头痛轻了两个小时左右，又恢复原样。我便又照原方针刺，但这次针后效果似乎没有前一次好。以后效果越来越差，针到第十次时，几乎没有任何作用了。
我决定打退堂鼓了。第二个星期日，我躲在地窝子里看书，破例没去针灸。下午三四点钟光景，我拿了搪瓷缸准备去食堂打饭（星期日一天二顿饭），缠着毛巾的王排长堵住了门，面无表情地说：“拿上针，上我屋里去！”我只得顺从。他挑开门帘，里面热气腾腾，坐在火墙炉子上的大铁锅内的水正沸腾，面案上是刚擀好的宽面条。他让我先喝糖水，然后端了满满的一碗捞面条递到我手上，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吃了！”我不好意思地吃完面条，抹抹嘴，嗫嚅着说：“你的头痛我实在无能为力了。”“胡说！”谁知他两眼一瞪，说：“我脑壳痛了二十多年，是天王老子就那么十次八次能拾掇好！我找你就是信得过你，治好治坏我都不怪你，治就是了。”
这天回来后，我在墨水瓶做的油灯下把我唯一的一本针灸书《新编针灸学》从头翻了个遍，在最后附录部分读到一首明代的针灸歌诀《玉龙歌》，其中写道：“偏正头风痛难医，丝竹金针亦可施，沿皮向后透率谷，一针两穴世间稀。”我不由灵机一动，王排长的头痛病也是偏头痛、正头痛兼有的难治症。是否也可以用这种选穴的方法试一试呢？于是，第二个疗程开始，我就用透穴法。但是，我从来没有透过穴，给他针刺时，针体弯了，疼得王排长龇牙咧嘴也没透成，取针时反倒出了很多血。说也怪，这次针刺后，头痛竟减轻不少。王排长说：“有时痛得厉害，我用缝衣针烧一烧，在最痛的地方放点血，也有点效果，你是不是也试试。”我赶忙到卫生员那里要了几个空的青霉素瓶子，磨去底，在他的几处疼痛最明显的地方，刺血后，进行吸拔，果然拔出很多黑紫色的血。从这个疗程开始疗效尽管时好时差，但总有一定效果。也不知几个疗程之后，他终于取下缠了多年的毛巾。那天清晨叫我们上班，他特地剃了个光头，在边疆明亮的阳光照耀下，显得十分夺目，我心里十分欣喜。后来又治疗了二个疗程，终于彻底告别了头痛。
大约三年之后，我已调到团部医院工作。记得是一个中午快下班时，王德仁排长来看我，他的头上又缠着一块破旧不堪的毛巾，人也苍老了不少，杂乱的胡子全白了。我不由一惊。我叫了他一声老排长。他惊恐地向四周一看，摆摆手说：“快别乱叫了。”只是简略地告诉我，因为历史问题，他被打成“国民党残渣余孽”，大会上批斗了好几次，排长早就不当了，现在已下放到马号跟大车。因为想不通，头痛这一老毛病又发作了。我当即让他在我的新医疗法室针灸。他沉重地摇了摇头，说：“不用了，恐怕治不好了。我只是来看看你，外面马车还等着。”我一直送他到医院门口。因为医院离六连有二十多公里，路远加之忙，之后我一直没有去看他，也没有见到过他，再后来听说他回湖北老家，落叶归根了。
回到兽医站已是傍晚时分，刚下马，赵兽医就告诉我：“团部下了通知，让你明天去医院报到。”声音中充满了不舍与无奈。这一夜，我难以入眠，四年的兽医生活已经使我深深地爱上这一行，但是，有机会能专门从事我所向往的针灸事业，又使我义无反顾。这一天，我记得是1971年7月15日。
夏院长亲自接待了我，他带我走进门诊的注射室，对正忙着的护士阿瓦汗说：“以后张医生就在这儿上班。”他又指指窗台对我说：“针灸用具都在这儿，还需要什么可以到后勤去领。”
3.名声很快就传遍整个下野地
夏院长让我熟悉熟悉环境就走了。窗台上放着三只落了一层灰的不同型号的玻璃火罐和一个装安瓿的纸盒，盒内躺着二三十根曲曲弯弯的毫针。阿瓦汗是个说得一口流利汉话的维族姑娘，她告诉我，这是门诊部主任黄医生用过的，大概有一两个月没有人碰过了。我又打量了一下未来的工作环境，我所能合用的是一张床和两个方凳，完全独用的只剩下那个窗台了。这就是全部家当！心里不由一凉。不过我想，既然来了，先干着再说吧。
尽管那时针灸挂号不收钱，但第一天上班总共只诊治了四个病人，之后一连几天病人也不多。我的心真有点急了，总感到背后有一双双芒刺般的怀疑、嘲笑的目光。为了提高疗效吸引病人，我拼命找书读，当时找得到的也只有《赤脚医生手册》《快速针刺法》等一些红塑料封面的普及读物。这一天，三连畜牧排的杜班长找我治疗肩周炎，他是我当兽医时的老熟人，所以我特别上心。刚好从书上看到一个叫“颈臂”的新穴，说是对肩周炎、中风偏瘫有特效。于是就活学活用。果然，一针下去，酸麻直达指尖，取针后，老杜也顿觉轻松许多。然而还来不及等我高兴，当天下午他就被牛车送到急诊室，竟被诊断为因针刺颈臂穴过深引发的气胸，幸好X光显示是轻度的。门诊部黄主任给他开点药和几天病休让他回去了。下班时，矮个子黄主任把我叫去，他沉着一张脸，说：“你兽医搞得好好的，何必来端这碗饭呢？”我听人说过，黄主任是全医院唯一一位正宗的本科毕业的医生，针灸这一摊原来也是他兼搞的。有一次把加工连的一个出身贫农的老职工扎了个中度气胸，被挂牌子批斗了好几次，从此金盆洗手再也不干。窗台上的这套针具就是他留下的。当时，正处于一根针、一把草的热潮，医院是不可以不开展针灸的，这是政治任务，所以才匆匆把我这个既无学历又缺乏经验的人调来。我知道他是出于对我的关心。这天夜里，我思前想后睡不着，给团部打了一份请求调动工作的报告。清晨起床时，我又把它撕了，针灸毕竟是我挚爱的事业。
这次事件之后，我变得谨慎，但也更投入了，我开始自学西医知识尤其是解剖知识，同时继续钻研针灸和中医学，常常学到深夜。三个月之后，小小的注射室内外，挤满了针灸病人。终于有一天，夏院长拍拍我的肩说：“搞得不错，病人反映也可以。院里决定专门给你搞一间诊室，派一名助手跟你学。”
不久，我就搬到了新诊室，外面钉着“新医疗法室”的牌子。助手小周也来报到，他是武汉支疆青年，当过团政委的警卫员。有了正式的科室名称之后，我更不敢怠慢。病人更多了，记得最多的时候，一天我和小周二人就要诊疗70多个患者。当时，各种新的刺灸法层出不穷，只要一有介绍我就在临床上使用，诸如头针、耳针、鼻针、面针、手针、足针等等。特别是因为我当过兽医，有点手术经验，所以如穴位埋藏、穴位结扎、穴位割治等，全部是按图索骥，无师自通。这些新的技术，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疗效，而且扩大了治疗的病种。记得隔壁135团有一个严重的小儿麻痹后遗症的患者，经穴位结扎治疗几次，竟奇迹般的扔掉拐棍可自己行走了。两年之后，我们新医疗法室的名声很快就传遍整个下野地，农七师师部给我们记了集体二等功。1976年新医疗法室又成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表彰的先进集体之一。
1980年8月，在我离开新疆去咸阳上学的前一个晚上，我和小周到我们的已经从新医疗法室改名成针灸科的那幢房子慢慢地转了一圈。这幢房子原来是外科手术室和病房，现在已全部属于针灸科。有五个针灸门诊室，四间针灸病房、一间开展针灸小手术用的手术室和一间开展眼底病针灸作检查用的暗室，医护人员也有10多人了。我望着宽敞的治疗环境和齐全的针灸设施，不由想起窗台上积了一层灰的几只火罐和纸盒里的几十根弯针，突然之间冒出了一股深深的依恋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