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为何开骂a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为何开骂
作者：景凯旋 南京大学教授
托马斯.曼在公开场合宣讲民主和人道主义，抵制一切左右的极端主义，遭到民族主义者的攻击，他认为"这和这个民族目前令人不快的过度紧张和敌视外族的心理有关"。这种民族主义没有任何美学价值和民族价值，只有一种空洞无物的仇恨。
他把这种只有国家概念的现象看做是一个民族智性和道德的衰败。他甚至认为野蛮的德国已经不配称作"国家"，而应当称为"白痴野战营地"。
八十年前，一个伟大的德国作家曾被他的国人骂为卖国者，被褫夺德国国籍，但他最终却为自己的民族带来了世界声誉，成为德国民族永远的骄傲。这个作家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
曾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
对于一个热爱德国文化的作家，托马斯.曼曾经也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许多文化名人都加入了爱国者行列，如豪普特曼、里尔克、穆齐尔、瓦泽曼等，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占领他国是一个强国崛起的特权。深受叔本华、尼采和瓦格纳影响的托马斯. 曼，同样也充满浪漫的民族主义思想，把战争看成是某种精神的净化、解放和希望，认为战争可以保卫德意志的民族精神。他在一篇文章中说："谁要是指望为了所谓人道、理性或英国那一套东西，德意志的特性就该从地球上消失的话，那他就是犯罪。"
而他的哥哥亨利希.曼却认同民主与理性，公开反对德皇的战争，并在文章中明确指出："一个由暴力，不是由自由、正义和真理建筑起来的国家，一个人们只能服从、驯服、被剥削的国家，个人不受尊重的国家，不会胜利。"对于托马斯.曼等支持战争的知识分子，他写道："他们比制造伪善和破坏正义的掌权者更负有责任。对于掌权者来说，做出不义之事就是不义。他们的理由不外乎为了国家利益。你们这些伪知识分子把不义说成正义，甚至当成一种使命，如果是通过人民发出的话，你们还自诩代表人民的良心。"
为此，托马斯.曼花了三年时间，写就一篇论著《一个不问政治者的思考》。他把德国人的激情和本能归为"文化"，把英法的理性和民主归为"文明"。德国民族的核心是关注精神世界，而不是理性和启蒙的西方文明。启蒙主义曾建立起一种和谐的世界图景，却在崛起的德国受到浪漫主义思潮的冲击，这个思潮在政治上崇拜铁和血，主张国家就是一切，个人微不足道。因此，在一封未发出的信中，亨利希称曼"无法认真对待他人的生命"。兄弟俩有四年时间断绝了关系。这表明，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往往是不相容的，当一个群体把自己看做最优秀民族时，便会以民族性对抗民主价值，认为承认民主就等于承认西方的"文明"。
纳粹崛起使他思想大变
战争的失败使托马斯.曼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晚年的他甚至认为自己的《浮士德博士》是一部"忏悔录"，是对德意志精神的反省，对于自己过去的反理性主义，他感到一生的"罪过、负债与责任"。他从一个不问政治的艺术个人主义者转向社会政治事务的积极参与者。1922年，魏玛共和国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被年轻民族主义分子杀害，这个事件使他大感震惊，他站出来公开表态支持共和与民主，并到处发表演讲，谴责"感伤蒙昧主义从事的恐怖活动"，指出"未来的思想是人性、博爱"，不同的文化的融合是可能的。他称自己的政治活动是想要把青年人"争取到共和国，争取到被称之为民主，以及我所说的人道主义一边来"。对此，那些"无知和没有教养"的青年公开对他表示不满，极端民族主义者甚至骂他背叛了德意志。
这些现状使他困扰，也使他更深地思考德国民族的特性。纳粹的崛起正是依靠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凡尔赛和约给德国人带来巨大的屈辱和仇恨，1925年后，德国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极端仇视外国，一味歌颂本民族。这种自卑和自大相互交织的情感甚至到了缺乏任何幽默的地步，如两个德国飞行员成功飞越大西洋，就能带来举国欢欣若狂。而当托马斯.曼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调侃地把他们称为"飞行笨蛋"时，立即便被报纸指责为谩骂民族英雄，托马斯.曼也只好解释说他并无恶意，只是反对"以过分的、反文化的方式过高地评价体育记录，并借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民族、国家这些抽象的概念突然间具有了不可抗拒的魔力，正如阿伦特后来针对纳粹的崛起所指出，整个教育界都没有意识到群众时代的一个现象，即"一般民众已完全丧失对自我利益的关怀，以及当他们面对死亡，或他人灾祸时，竟漠不关心，充满犬儒式的讥诮颜色，并且狂热地追求种种抽象的概念，以抽象概念作为人生的指导原则，而轻蔑最显明的普通常识规范"。
作为一个作家，托马斯.曼更关注精神和审美方面的东西。在法国的演讲和采访中，他称德国人的精神"倾向深渊，倾向非形式和混沌"，有趣的是，希特勒也看到了这一点，并充分利用了它。他在《我的奋斗》中说："居压倒多数的人民在天性和态度上是如此的脆弱，以致用严肃的推理远不如用情感更能支配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这种感情并不复杂；它只是肯定和否定；爱或恨，正确或错误，真理或谎言，决不一半这一半那，决不要么部分、要么全部"。因此，当戈培尔用"决不要忘记你的祖国是你生命的母亲"作为纳粹党的戒律，并使千百万德国人为之热血沸腾的时候，这一切便不难理解了。
托马斯.曼在公开场合宣讲民主和人道主义，抵制一切左右的极端主义，遭到民族主义者的攻击，他认为"这和这个民族目前令人不快的过度紧张和敌视外族的心理有关"。这种民族主义没有任何美学价值和民族价值，只有一种空洞无物的仇恨。他们对启蒙精神的敌视使作家感到压抑，这使他想起歌德的谈话录中所说，德国人作为个人，个个优秀；作为整体，则是那么可怜。在一则日记里他写道："歌德晚年时在为爱国和‘自由‘而举国狂热的德国所感到的陌生感，我们也痛苦至极地体验到了"。
他的陌生感不是针对纳粹，而是针对整个德国民族。纳粹党标榜"国家"、"工人"和"社会主义"，对经济危机中的德国民众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1930年的大选，国家社会主义票数大增，这让许多人感到震惊，托马斯.曼再次意识到在某一历史时刻，沉湎于艺术乃是奢侈和无聊，他在柏林贝多芬大厅作了《致德国人，对理性的呼吁》的演讲，号召抵制民族主义狂热。但演讲受到纳粹分子的捣乱，场面变得混乱，最后他从后门溜出才得以脱离险境。
1933年1月，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2月，托马斯.曼在慕尼黑作了纪念瓦格纳的演讲，指出瓦格纳的民族主义完全是精神的，不是政治的。但紧接着就发生了国会纵火案，纳粹政权开始了大清洗。3月，希特勒宣布解散国会，限制集会和新闻自由，纳粹党在选举中获得绝大多数选票。此时的托马斯.曼已经离开德国，前往荷兰讲演。4月，一家纳粹报纸刊登四十五位文化界人士的声明，对他的瓦格纳演讲进行了"杀气腾腾的攻讦"，官方文件更是称他是"民族运动的敌人"。托马斯.曼发现回国的道路已经中断，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流亡生涯，直到1949年才重返德国。
痛斥德国不配称为国家
在瑞士的三年期间，托马斯.曼对德国发生的事一直保持沉默，也许他心中还存有一战时那种爱国主义情愫，也许他希望维护"不问政治"的文学家角色，自己的书在国内能够继续出版，这使他受到流亡作家的批评，最后连弗洛伊德也要求他表态。在这个时刻，人们需要这位大师发出声音。
他对形势认识得越清楚，他的痛苦也就越深。他热爱他的民族和国家，但他也深知民主的思想从来没有在德国立稳过脚跟，对人道主义的蔑视更是这个民族的传统。如果说，1930年的选举还和经济危机有关，希特勒后来也确实兑现了承诺，在几年之内就基本消除了失业，实现了让世界震惊的一个经济奇迹；那么，1933年11月的选举，德国人民的对外态度却几乎是一致的，希特勒反抗外部世界，重建一支强大军队的计划，得到了全体德国人的拥护。96%的选民参加投票，95%的人赞成退出日内瓦会议，甚至达豪集中营中的绝大多数人也投票赞成这个把他们关起来的政府，后来在1934年8月的选举中，90%以上选民更是投票赞成希特勒继任总统，独揽大权。
这就是德国人民所渴望的强国之梦，希特勒在短短时间内就完成了魏玛共和国连想都不敢想的伟业。国家的荣誉已经恢复，世界开始对德国感到害怕。他们并不在乎个人自由遭到剥夺，生活和工作遭到管制。如今德国人只有爱政府的自由，没有反政府的权利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信仰，这不正是德国人民所要的崛起吗？
目睹这一切，托马斯.曼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在某些历史时刻，理性的声音是微不足道的，越是极端的表现，越是能获得多数人的拥护。他不能忘记受过很好教育的德国青年在大街上焚烧书籍的情景，这位语言大师失去了对语言的信任，采用了谩骂的形式，在他的私人书信中，开始频繁出现"白痴"、"流氓"、"令人厌恶的小丑"、"悲惨的可怜人"、"蒙昧主义的痴呆"、"奴隶的劣根性"这些词。他意识到与纳粹争辩是无用的，正如阿伦特所指出，邪恶是不可知的，不是因为它深奥，而是邪恶的本质就是平庸，没有任何精神内涵，所以思想遇到邪恶便无法深入究诘，也无法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与之沟通。1936年，托马斯.曼终于打破沉默，公开表示："对人类、道德及审美的无数让我确信，现在的德国政权对德国和世界都不会有什么好处。"同年，他被剥夺了德国国籍。他坦然接受这一事实，声明不承认那个"占据在德国土地上的灭绝人性的统治政权"。
如今，他的文化概念来自这一认识："政治和社会活动只构成人类活动的一部分，它们属于人道这个最高的范畴"。而当时的德国"没有思想，却又反对思想，反对所有高尚的、美好的、正派的东西，反对自由、真理和正义"。对于德国普通民众，他同样亳不客气，在通信中写道："德国人民要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因为他们并不热爱自由，相反认为自由是一种可以完全忽视的形式。尽管遇到残酷的幻灭，在新的恐怖的制约下，他们甚至会比在共和国的环境中，还要感觉良好和幸福"。他把这种只有国家概念，没有人的概念的现象看做是一个民族智性和道德的衰败。他甚至认为野蛮的德国已经不配称作"国家"，而应当称为"白痴野战营地"。
当托马斯.曼被褫夺公民权的时候，他就预见到了希特勒会将德国人带入一场自我毁灭的战争，他希望德国遭到彻底失败，因为混合着"过分感伤与暴力"的德国人，已经既没有思维的能力，也没有爱的能力，只会给德国和世界带来灾难。但他的心情并不因此好过，他深信自己比那些爱国者们更深地植根于这个民族的精神传统，而这个传统是有问题的。因此当他在美国得知德国战败投降的消息后，他并不感到有多少兴奋。在对德国的广播讲话中，他真诚要求德国人不要把自己首先看做德国人。而是作为一个人，一个重新恢复了人性的人看待。
托马斯.曼后来的许多小说中都反映出一个主题，那就是承认互不相容的东西这个人道主义思想，这是忠实于生活本身对一个伟大作家的艺术观的纠正。1947年，在致德国人民的信中，他再次认为不能由希特勒独自对这场悲剧负责，国家社会主义植根于德国的精神传统，德国人民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就不能从外部受到教育，而必须从内部受到教育。
在1945年《德国和德国人》的演讲中，托马斯.曼曾说道："德意志从来没有过成功的革命，没学会将民族这个概念与自由的概念统一起来"。德国人民要是早日明白这一点，他们还需要承受偏狭和仇恨给他们带来的灾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