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与“个人崇拜”的报告

某段时期内，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1956年苏共二十大，为斯大林唱了十多年赞歌的赫鲁晓夫突然调转枪口，大肆谩骂这位‘自己生身的父亲’。赫鲁晓夫别有用心地诋毁斯大林造成了思想混乱，引发广大群众的信仰危机。”在中国这个重视伦理的社会里，赫鲁晓夫的行为被认为是不讲道德、忘恩负义的。我们在仔细研究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态度变化的轨迹后，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无论赞颂还是反对斯大林，其中虽不乏政治因素，但赫鲁晓夫总的说来是真诚的，是从感情出发的。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态度的改变也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发生的，而是逐渐变化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反斯大林的报告也不是他的个人行为。

赫鲁晓夫改变对斯大林的态度事出有因

赫鲁晓夫与斯大林首次相见是在1925年12月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所在的顿巴斯代表团的莫伊谢因科请求斯大林与他们合影留念，斯大林愉快地答应了。摄影过程中，摄影师彼得罗夫指挥大家照相，斯大林开玩笑说：“彼得罗夫喜欢发号施令，可是在我们这儿发号施令是不行的，不许发号施令!”大家很为斯大林的民主精神所感动，“我们觉得，斯大林的确是一个作风民主的人，他发表这种意见不是偶然的，这句玩笑话本质上符合斯大林的天性。”随后在代表会议期间，斯大林的讲话，他的一些即兴插话，也都使人对他产生好感。初次相见，斯大林给赫鲁晓夫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深信，斯大林就是党，就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这种判断，使他在苏联上世纪20年代纷繁复杂的党内斗争中始终紧跟斯大林，从而得到信任和提拔。

此后几年里，不断有关斯大林为人谦虚、作风民主的佳话传到顿巴斯，赫鲁晓夫深信，斯大林是一个颇具民主精神、平易近人、能正确对待自己的人。

赫鲁晓夫是斯大林理论和政策的坚定拥护者，他在反右倾的浪潮中青云直上，他也是斯大林清洗老布尔什维克的直接受益者。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就有机会参加斯大林的家宴。他说，“斯大林在这些家宴上显得很有人情味儿，令我印象深刻。我更加对斯大林充满敬意，既把他当做其身边的人无出其右的政治活动家，又把他当做一个普通人。”他对斯大林的歌颂也是真诚的，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推波助澜的重要人物。

从1929年斯大林五十寿辰开始，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逐渐发展起来了。20世纪30年代，赫鲁晓夫虽然亲眼目睹了党的许多活动家、优秀的红军将领被送上断头台，但他并没有怀疑斯大林政策的正确性。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怀疑是从卫国战争初期的失利开始的。苏联遭受的巨大损失使他直观地感到对红军将领的清洗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也表明斯大林并不总是英明的——战争初期斯大林的萎靡不振和战争进程中斯大林的一些指挥失误也刺激了赫鲁晓夫。经过卫国战争初期的失利和基辅失陷，赫鲁晓夫开始怀疑斯大林这个“天才领袖”的天才，但他仍小心翼翼、十分谨慎地行事。

在斯大林晚年，赫鲁晓夫是斯大林小圈子中的人物，经常参加斯大林的夜宴，近距离观察斯大林的生活和为人。他也时常感到不安全，担心哪天斯大林不高兴把他也送进集中营。斯大林在他心目中的光环渐渐褪去。审查贝利亚案件和了解大清洗的内幕，动摇了他对斯大林的崇拜。

1955年5月，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和谢皮洛夫访问南斯拉夫，此事促成了苏南关系的恢复，对推动赫鲁晓夫起而反对斯大林也起了作用。赫鲁晓夫把苏南关系破裂的责任归之于贝利亚，铁托十分不快，铁托等南斯拉夫领导人清楚地表明，苏南关系破裂是斯大林一手造成的，遭到赫鲁晓夫等人的驳斥。但后来赫鲁晓夫逐渐了解了事情的真相，认识到自己维护斯大林是多么虚伪。

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当然也有政治方面的考虑。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共产党开始对斯大林时期的内外政策进行调整，但党内有分歧，以莫洛托夫为代表的一批人，包括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等人主张沿着斯大林的路线走下去;以赫鲁晓夫为主要代表人物的一派希望改变斯大林的内外政策，走改革之路，但这派人在苏联最高领导层并不占优势。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为改革扫除障碍，他必然要拿斯大林开刀。

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并非赫鲁晓夫个人行为

1955年12月31日召开苏共中央全会，赫鲁晓夫提出了关于大规模平反的问题，根据速记记录，没有任何争论。全会决定成立以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主席)和阿里斯托夫为首的委员会，负责审查1937~1940年大镇压的资料。

1956年2月1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在询问了从监狱中找到的前国家内务人民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事务侦察处副主任罗托夫后，苏共领导层感到震惊：那些令人发指的大镇压，正是斯大林自己有计划进行的。阿里斯托夫问：“赫鲁晓夫同志，你有勇气说出真相吗？”赫鲁晓夫说：“在报告中也许还需要补充（这些内容）。”别尔乌辛、布尔加宁、米高扬支持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人则强调斯大林的功绩。他们都不反对说出斯大林时期的真相，但在对真相揭露的程度上意见有所不同。

1956年2月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再次召开，会议听取了波斯别洛夫委员会的报告，报告指出，在大镇压时期，1937—1940年以反苏维埃活动罪共逮捕1920635人，其中688503人被枪决。赫鲁晓夫努力让大家相信，必须在代表大会上向代表说明，不仅是大镇压，而且还有关于斯大林的作用等问题，应该有勇气讲清楚，如果不说，则说明对代表大会心不诚。他建议由波斯别洛夫准备报告并在代表大会闭会时宣读，特别要对产生个人崇拜的原因——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特别是不诚实者之手，加以说明。会议最后对于向代表大会说明大镇压的情况，没有分歧，谁作报告成了问题。赫鲁晓夫建议让波斯别洛夫作，遭到大家的反驳：如此重要的报告不应该由一名书记作，而应该由第一书记作。1956年2月1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赫鲁晓夫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由此可见，要不要在代表大会上作揭露斯大林错误的报告的问题，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已经解决了，并没有争论。可以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反对斯大林，并不是因为其道德品质恶劣，而是时间的推移和大量真相的披露让赫鲁晓夫改变了对斯大林的看法，动摇了他对斯大林的崇敬。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既是当时苏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得到了苏共中央的赞同，并不是赫鲁晓夫的个人行为。当然不排除存在赫鲁晓夫想借此捞取政治资本的因素，但不能否认赫鲁晓夫的责任感和道德感。赫鲁晓夫打开了监狱和集中营的大门，恢复了人们被践踏的荣誉与尊严，千百万家庭不能不感激他。值得强调的是，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统治的残暴性，但他不能容忍人们对斯大林所建立的苏式社会主义体制的怀疑，这又是他的局限性。（摘自2010年第8期《同舟共济》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