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亲证

——读乔治•摩尔的《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

       如果这本书名叫《我的n个女人的回忆》，没准会卖得多一些。一个可以对比的例子，如果Matrix译作《母体》或《矩阵》，在中国可能被当作一部科教电影，票房也可能远不如《黑客帝国》。
       要是冲着n个女人买了这本书，读起来十之八九要后悔；跟今天的身体写作相比，摩尔的《回忆》可能会显得乏味。虽然很不喜欢读写得超长的自然段，而摩尔笔下一个自然段经常接近甚至超过一页，但我还是把这本书读完了。
       是什么吸引我读下去的呢？先来看看电影《黑客帝国》，尼奥第一次看到翠尼蒂时，在琢磨些什么？我们不知道，只能根据他的表情和后来的言行，来猜测或推断。我们看电影里的尼奥，是这样；看身边的人，也是这样——猜测，或者根据一堆来源不明的信息来推断他的心思。还好，有个乔治•摩尔，有他对自己死了的生活中的女人的回忆，这次我们不用猜了。
       对，就是追踪着一份不用猜就能看到的心思，我读完了摩尔的《回忆》。

       面对女人——一个把自己打回原形的场景
       跟随“我”的回忆，追踪“我”的心思，我关注的是“我”关于女人的思绪。为什么焦点落在女人上？
我们跟越来越多的人交往，在人前扮演越来越多的角色。用自己的头脑来识别自己，已经很不容易；自己的一大堆想法中，究竟哪些属于自己，也难以分辨。好人，坏人，是对我的评价，不是我。商人、文人，是我的身份，也不是我。去哪里找我？
       追踪“我”的思绪，感到“我”关于女人的思绪特别容易触动我。忽然明白，跟着“我”，我已经走进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个男人面对女人的场景。置身于这个场景中，本能的我进入最活跃的状态，我的本性也凸显出来。原来，这就是一个我最容易涌现的场景。在面对女人这样一个场景中，我最容易把自己打回原形，最容易看清自己。
       关注“我”关于女人的思绪，是在关注女人，更是在关注那个对女人动心思的男人，也就是我自己。

      “我”面对女人的思绪——看得到心思的镜子
       镜子里看不到我，因为镜子里看不到我的心思。
       在“我”跟一个个女人的经历中，我与“我”相互比照、交流，“我”的思绪就像一面镜子，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心思。看着镜子般的“我”的思绪，男人可能回忆起自己曾经亲历的一瞬间的震颤，女人也可能看到，曾经的一个在她面前激动、犹疑的男人的面孔后面高速运转的小九九。
       面对一个个女人，“我”一次次叙说着自己的心思，不知道哪一次就会碰触到我的心底。可以错用一句广告语：总有一款适合你。

       是女人吗？——“我”的第一个岔路口
       对“我”来说，“女人是男人合法的思考对象”、“是男人的一项严肃的工作”。因此，遇到一件事，“我”的第一个问题总是：是女人吗？如果一件事情是一个起点，由此展开的思绪是不断分岔的道路，是不是女人，就是“我”的第一个岔路口。首先，是不是女人；其次，是什么样的女人；再次，“我”喜欢这个女人吗……“我”的思绪总是这样展开。
       先后有两个女人，都以一封信走进“我”的生活。第一个，是后来被“我”称作“灵魂不自然的女人”的艾凯蒂。艾凯蒂给“我”的第一封信，有几句话吸引了“我”的注意，可是艾凯蒂在信的末尾署了个男人的名字，这封信就被“我”扔在一边。而当“我”知道写信的“是个女人，而且是个漂亮女人”时，“心里一沉”，后悔“错过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获得一个可人伙伴的机会”，于是立刻就写信求见。
       第二个，是来自得克萨斯的奥娜。奥娜的信明确无误地表明自己是一个女人，因此“我”越过第一个岔路口，到达第二个岔路口：这是一个怎样的女人？“我”让女仆给奥娜送信，叮嘱她要是奥娜是聪明可爱的女人，就把信交给她，如果是个老女人，就说“我”不在这个城市。
       无论事情本身是不是与性别有关，“我”的思维都会沿着这样的岔路口展开。“我”“在想到艺术时有时也会忘掉女人一会儿，但只有一小会儿”。
       看起来这只是“我”一个人的心理活动路径。但是，跟“我”对照一下，却会发现，这样的思维岔路口，绝不是只属于“我”一个人。我的思维岔路口也是这样吗？我反复向自己提问之后，得到了确定的答复，是的，至少有时候是这样。接到一个推销电话，是马上挂掉还是搪塞几句，或者一直聊下去，首先就依据“是女人吗”来做出决定；如果是女人，这声音来自怎样的女人，就成了思维的第二个岔路口；然后才是拒绝还是接受这次推销。
       在别人身上，我也发现了这样的思维岔路口。如果“我”是交警，拦下一辆违章的汽车时，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车上下来的会是女人吗，会是个怎样的女人。如果“我”即将接受电视采访，在考虑如何回答问题之前，“我”会先想今天来的是不是女记者，是不是“我”喜欢的那个女记者，是或不是，都会影响到“我”的精神状态，甚至影响到“我”怎么回答问题。
       如果“我”是一个女人，“是男人吗”会不会成为我的第一个岔路口？这个问题只能等待女人来回答。

       要，还是不要？——欲望和害怕的战斗
       每次接近女人的过程中，“我”的心中每次都要经历一场欲望和害怕的战斗。
       “我”和玛丽在她的卧室里谈了很久，“我”一直在“是该拥她入怀呢，还是强抑住自己的冲动”之间犹豫。直到玛丽说出“我想我不应该再把你留在我卧室里了”，我才开始懊悔。为了摆脱懊悔，“我”为自己找了一个又一个理由。无论是犹豫，还是懊悔和寻找理由为自我开脱，“我”都是被害怕所支配着。直到后来的事情发生，“我”才说出害怕。
       还是玛丽。“我”和心仪已久的玛丽一起散步，她的丈夫走在前面。她突然说：“你现在就可以吻我。”目的地突然向正在前行的欲望倒逼，恐惧却更强烈地袭来，“我预感到了将要发生的异常不愉快的挣扎：向他坦白并从此身败名裂！我承认自己当时不敢吻她……”
       对于玛丽，“我”的欲望只有一个，害怕却有好多。抑制欲望的每一个理由，包裹着的就是自己所害怕的一个东西。看着“我”的害怕，我心里笑了一下。这样的害怕是那么熟悉。我想起欲望和害怕的一次短暂交火。一个白衣女子，在酒店大堂站了很久，我也留意了好一会儿。上去跟她搭讪，去还是不去？最后，我给了自己一个用来掩饰害怕的理由，不怕搭不上，家里有人等着，就怕搭上了回家迟了不好交待。聊起这个情景，一个朋友说，他会是另一种害怕，怕这女人是诱饵，后面有陷阱。欲望总是相似的，而害怕却各有各的害怕。
       欲望和害怕的战斗，不仅仅发生在女人身上。权力、金钱和名誉的追逐，一样充满了欲望和害怕的战斗，只是欲望和害怕的东西不同。To be or not to be，似乎是欲望和害怕的另一种表述。Google一下“to be or not to be”，就有2亿9千万条结果，可见这样的问题多么经常地被问起。
       战斗既然不可避免，还是习惯它吧。就像害怕摧毁了“我”对玛丽的欲望之后，“我”说的那样：“整个下午都想这种无聊的事也是愚蠢的。然而我们不在生活中制造一些这样无聊游戏也是愚蠢的。”

       哪个“我”是我？
       “我”回忆的最后一个女人，是一个故去的女人，也是一个特殊的女人，是“我”的母亲。
 母亲，是“我”的生的源头。葬礼，是为死亡设计的场景。母亲的葬礼，蕴含着生死交错的复杂意义，也让“我”一次次感受到，在人前表现出来的“我”，与内心的真正的自我，发生了分离甚至冲突。
       当“我”走进家门看到姐姐哭泣时，“我的无动于衷令我自己都感到震惊”。其实“我”并非无动于衷，只是“一切都需要时间，无论是悲哀还是痛苦”；在“我”刚到家的时候，“我”的悲痛没有到表现为哭泣的时间。
       当“我”和哥哥走在野地里，“我们的本能已回到了太阳当头照、天使到处跑的时候了” ，内心深处升起了自然美景触发的情绪。但是，我们“被悲伤的死亡与鲜活的太阳之间的对比震惊了……谁也不敢说出这种念头，因为我们深以为耻”。一个感受鲜活太阳下美景的“我”，一个为死亡而悲伤的“我”，究竟哪一个才是“我”？即使深以为耻，“我”也不能否认，更不能清除内心涌动的“我”。
       当“我”想到葬礼的服饰时，感到习俗的葬礼做法“使我们与自己真正的自我分离了，我们因此而不再是我们自己了，我们成了戴着面具参加假面舞会的化装表演者”。别人看到的“我”，和自己内心感受的“我”，不仅分离，而且冲突，因为“不戴黑纱我能更好地悲悼我母亲”。
       回想我曾经参加葬礼的心情，总能捕捉到自己内心游离于沉痛的表情之外的时候。在告别室外面，我们常常聊着与逝者和悲痛无关的话题。我在葬礼上没流过泪，看到致悼词的那个人哽咽着，泪光闪烁，就想问：他心里在想什么？哽咽流泪的他，正在暗地里盘算的他，哪一个才是他？

       在“我”的回忆里，不同的人会找到不同的东西。同样的东西，不同的人也可以去不同的地方寻找，就像“我”所说的：“有些男人在女人身上找到了生活的真理，其余的男人……则在主教身上找到了生活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