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声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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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底藏着几个小故事，每次想起，都一惊，因为我原以为自己很聪明、很客观，直到经历这些故事之后，才发觉许多事，只有亲身参与的人，方能了解。那是人性最微妙的一种感觉，很难用世俗的标准来判断。
刚到纽约的时候，有一天跟朋友坐计程车，下车之后才发现司机少找了钱。“这个混蛋骗了我们，”朋友骂道，“让他拿这钱去买药吃。”
我笑了起来，觉得这句话好有意思。可不是吗?坏心没好报。所以后来每次我受骗，也学那位朋友的阿Q精神：“给你拿去买药吃。”
有一天，我看了部叫做《欢喜城》的电影。里面描写一位拉黄包车的父亲，怎么辛苦地抚养全家、怎么被恶势力欺侮、女儿怎么被毁容、父亲又怎么为救孩子而受伤，且在女儿婚礼上旧伤复发，却强忍着痛苦，捂着流出的血水、装出笑脸……影片里有一段，是那父亲冒着倾盆大雨，拉一位富商到目的地，富商把钱递给他，等着找钱，那父亲突然露出一种很特殊的笑，没找钱，转身拉着空车冲入雨中。
富商一直骂，电影院里的观众却笑了。我相信每个人都在为那父亲高兴，大家明明知道他不对，却也理解，因为他有一群可怜的孩子在等着他归来。
自从看了这电影，每次我被骗，气了一下，就不气了，心想说不定这骗我的人，有着可怜的境遇，说不定在风霜雨雪中，也正有一群孩子，盼着他带好吃的、好玩的东西归来……
20多年前，我做电视记者的时候，有一次要去韩国采访亚洲影展。
我好不容易备妥了各项文件，送去给电影协会代办的一位先生。可是才回公司，就接到电话，说我少了一份东西。
“我刚才放在一个信封里交给你了。”我说。
“没有，我没看到。”对方斩钉截铁地回答。
我立刻冲到西门町的影协办公室，当面告诉他，我确实自己细细点过，再装在牛皮纸信封里交给了他。
他举起我的信封，抖了抖，说：“没有。”
“我以人格担保，我装了。”我大声说。“我也以人格担保 ，我没收到。”他也大声吼回来。
“你找找看，一定掉在了什么地方。”我吼得声更大。“我早找了，我没那么糊涂，你一定没给我。”他也吼得更响。
眼看采访在即，我气呼呼地赶回公司，又去一关一关地求爷爷、告奶奶办那份文件。就在办的时候，突然接到影协那个人的电话。
“对不起，刘先生，是我不对，不小心夹在别人的文件里了，我真不是人、真不是人、真不是人……”
我怔住了。忘记是怎么挂上那个电话的。
到今天我已忘记了那个人的长相。但不知为什么，我总忘不了他，明明是他错，我却觉得他很伟大，他明明可以为保全自己的面子，把发现的东西灭迹。但是，他没这么做，他来认错了。我佩服他，觉得他不但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位勇者。
许多年前，我应美国水墨画协会的邀请，担任当年国际水墨画展的全权主审。所谓全权主审，就是整个画展只由我一个人评审，入选不入选，得奖不得奖，全凭我一句话。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尊重主审，一方面是避免许多评审品味相左，最后反而是“中间地带”的作品得奖。不如每届展览请一位不同风格的主审，使各种风格总有获得青睐的机会。
那天评审，我准备了一些小贴纸，先为自己属意的作品贴上，再斟酌着删除。评审完毕，主办单位请我吃饭，再由原先接我的女士送我回家。
路上，她一边开车，一边笑着问：
“对不起，刘教授，不知能不能问一个问题。没有任何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那幅有红色岩石和一群小鸟的画，您先贴了标签，后来又拿掉了呢?”
“那张画确实不错，只是我觉得笔触硬了一点，名额有限，只好……”我说，又笑笑，“你认识这位画家吗?”
“认识，”她说，“是我。”
不知为什么，我的脸一下子红了。她是水墨画协会负责人之一，而且从头到尾跟着我，她只要事先给我一点点暗示，说那是她的画，我即使再客观，都可能受到影响，起码，最后落选的不会是她。
一直到今天，10年了，我都忘不了她。虽然我一点都没错，却觉得亏欠了她。
我的三个故事说完了。从世俗的角度看，那车夫是坏蛋、那影协的先生是混蛋、那水墨画协会的女士是蠢蛋。但是，在我心中，他们都是最真实的人。在这个平凡的世界，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可以不忠于世俗、却不负自己良心的人。
每次在我评断一件事或一个人之前，都会想到这几个故事，它们教了我许多，它们教我用“眼”看，也用“心”看，当我看到心灵最微妙的地方，常会有180度的大转变。
编者语：我最为欣赏第三个故事。那位女士只要稍做暗示，也许就可以得奖，但如果那样，她也就失去了一次向别人学习的机会。也许她会成名，但多少年之后，也许还会有人议论“她笔触有点硬”。
但她也许真的失去了成名的机会，这也许就是人生的矛盾之处吧。但有时，做事不要太看中结果，“凡事要不负自己的良心”。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喜欢“不以成败论英雄”这句话的道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