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缉《正说鲁迅》

身陷重围的鲁迅

鲁迅从小就受人冤枉，受流言蜚语的议论。他成了文化界的名人之后，也有很多人嫉恨他，一个有思想锋芒的人，一定是有人爱他、有人恨他。一个人如果大家都说他好，这个人你一定要警惕，他是有问题的人，一个正经人不可能所有人都说他好的，因为社会上的人的利益是不同的，怎么可能一个人警察也说你好，小偷也说你好呢？比如有的人辩论不过鲁迅，就想别的办法，说鲁迅是拿卢布的，什么叫拿卢布的呢？卢布是苏联的货币，俄苏的货币，说他拿卢布就是暗示他是共产党的人，他是苏联共产党派来的文化特务。所以这话是很阴险的，因为你的话接近于共产党嘛，你为共产党说话嘛，所以说很多人不采用正常的辩论途径、辩论方式，而是企图在肉体上给别人带来威胁，这就是文化界的小人、道德败坏的人，这也是一些小人常用的伎俩，就是用文章之外的办法来打击对手，说鲁迅是拿卢布的这个流言可以说持续了鲁迅的终生。鲁迅虽然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但是因为他看到共产党是被压迫者，共产党是在野党，而且不是合法的在野党，是站在被压迫人民一面说话的人，是被镇压的人，所以他是站在弱势群体一面，他才和共产党成为同路人，但是他自己不是共产党。

    还有，比如鲁迅写一些文艺作品，比如写《阿Q正传》，就有人对号入座，说阿Q是影射谁影射谁，某篇作品里的谁是影射谁，然后对号入座之后，跟鲁迅发生矛盾，进行挑拨离间。

    最重要的对鲁迅的压迫，是来自于书报检查制度。由于鲁迅的作品锋芒太厉害，到鲁迅的后期，他的书普遍地遭到了查禁。我讲过鲁迅不断地变换笔名，为什么不断变换笔名？因为不变换笔名就发表不了，变换笔名都很难发表。因为敌人有一套严密的网络制度，很多人没事就看，就怀疑，哪篇文章是鲁迅写的。一开始发现了他的文章还要删节、篡改，后来干脆也不费这事了，只要是鲁迅的文章，不发表就完了，只认名字不看文章了。

    举一个例子，鲁迅有一个著名的杂文集叫《二心集》，“怀有二心”，名字就是带有挑衅性的，我就是不跟你一条心的，就叫《二心集》。1934年，《二心集》要出版，《二心集》本来一共有37篇文章，加一篇译文，一共是38篇文章，38篇文章被删掉了22篇，我们看有这么删文章的没有？38篇文章给删掉22篇，就剩下16篇了，16篇连一半都不到，后来改了一个名，改名叫《拾零集》，就是拾一些零七八碎的意思，《拾零集》出版了。所以鲁迅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是武力征伐和文力征伐并举：对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红区是武力征伐，五次“围剿”；在文化界，是进行文力征伐。鲁迅还说，自己的文章被删的程度，“大约凡是主张改革的文章，现在几乎不能发表，甚至于还带累刊物。”发表他的文章的那个刊物、报刊也跟着倒霉。“所以在日报上，我已经没有发表的地方，黑暗之极，无理可说。我自有生以来，第一次遇见。”

我们知道鲁迅是生在清朝的，但是他看国民党领导下的，包括从北洋政府到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国还不如清朝，在他看来历史不是进步了，而是倒退了。所以他经常说，中华民国某年某月发生了某件坏事，他故意说、大说“中华民国”几个字，实际上是说这哪里是中华民国，这哪里是民国，还不如皇帝统治之下呢。对于鲁迅的通缉令，一直到他死都没有取消，所以鲁迅好几次要搬家，一到风声紧张了他就要搬家，像逃难一样的，风声过去了，再好好住下来，幸亏那个时候的警察制度不那么严密，那时候警察也不太“聪明”，也没有高科技手段，也不太那么认真负责地抓他，如果在手段比较高科技、比较发达的时候，那鲁迅真的就没有写的地方了。我们都知道，鲁迅的那首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过的是这样暗无天日的生活，最后说“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无写处”，在中国没有写字的地方，哪儿有你写作的地方？你只能写一些风花雪月。正经的文章不让你写，写了不给你发表，所以那个刊物上就呼吁大家不要关心政治，都来写一些风花雪月，写一些“风月谈”，所以鲁迅就把他一个杂文集命名为《准风月谈》，你不是让我谈风月嘛，其实你们不懂得，我们这些善于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但是我们谈的这些是不是风月，我不知道，所以叫“准风月”，《准风月谈》。鲁迅说其实谈风月也可以谈出政治来的，也可以谈出风云来的，比如说“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这不也是风月嘛，但却是这么恐怖。所以鲁迅对待来自敌人方面的诬蔑和压迫，他虽然表示不在乎，但实际上也给他带来了很大的打击，使他在深夜无人的时候感到深深的创痛。

我们知道，革命队伍一开始并不只有中国共产党这一支，国民党原来也是革命党，国民党的部队叫国民革命军，也是号称革命的，蒋介石称他的部下也都是同志、同志的。但革命会发生分歧的，最后有的革命就变成反革命了。在真正的革命者内部，思想境界也是有高有下，人也是有矛盾，比如说，有一个文学组织叫创造社，是现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革命文学团体之一，他们是主张革命文学的。在创造社主张革命文学的时候，他们首先批判的是鲁迅，他们认为鲁迅已经过时了，不但过时，而且反动。创造社说鲁迅是双重的反革命，怎么叫双重反革命呢？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先定性鲁迅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这论证似乎很严密，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是反革命，但你是封建余孽，所以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反革命的人物，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蒂”。我们看这个文章充满了革命青年的义正词严的正气，但这是给鲁迅扣大帽子。鲁迅那个时候他没有读过马列著作，但是由于创造社的批判，逼迫鲁迅搞了一些马列的书来一读，结果发现对方搞的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发现我才是懂马列主义的人。

还有，少数革命青年对鲁迅忘恩负义。在他们人生开始的时候，鲁迅都帮助过他们，但是后来他们到革命阵营内部之后，又反过来攻击鲁迅。所以革命的艰难，很大程度上是来自革命阵营内部不团结、内部的磨合问题。后来鲁迅加入了“左联”，三十年代加入“左联”之后，他深刻地感到在革命阵营内部仍然有等级，因为本来是为了奴隶求解放，大家是要求自由，结果奴隶们结成一个反抗的组织之后，这个组织内部又产生等级了，所以鲁迅发明了一个词叫“奴隶总管”，他说奴隶里面有总管，管着我们的。鲁迅说，“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儿地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地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这真令我手足无措。”我看鲁迅说这个话是很沉痛的。他说，“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脊背，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我们看鲁迅对待这些人，他的语气，他不像对待正面的敌人那样，对正面敌人他可以无所顾忌地反击他就是了，这些人毕竟是统一阵营的，是革命者，但却是他不喜欢的革命者，是在革命中对别的革命者颐指气使，自己好像是个领头的，高高在上的人物。所以对于来自这个方面的痛苦，鲁迅感到难以发泄。你对敌人刀来刀去，枪来枪对，而这个痛苦是难以发泄的。我们想想来自自己所亲爱的人，同一立场的人，这个痛苦多难！

    特别是有一些以假乱真的革命者，你觉得他是假的，你又没有证据，鲁迅说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讲“三民主义”的时候，很多军阀都是反对“三民主义”的，都要镇压国民党。但是当北伐军队势力一大的时候，很多军阀摇旗一变，就号称自己是“三民主义”的信徒。他说他已经相信“三民主义”了，他不但相信“三民主义”，他还要做“总理纪念周”，他要纪念孙中山，要讲“三民主义”，然后请你去开会，这个时候你去不去呢？你要不去，那你就是“三民主义”的叛徒，所以假的变成真的了，真的只好假。当革命势力一大的时候，假的革命者往往会窃据到革命的高位去，变成真的革命者，正像鲁迅这样真正的革命者反而遭到了压迫，所以鲁迅一生很重视真和假的问题，他呼吁真的知识阶级，不是说你大学毕业就叫知识分子，什么叫真的知识阶级？这是鲁迅的一个很严肃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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