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诗当读聂绀弩——中新网

　　谈到聂绀弩，当代文坛几乎无人不知。其中一个原因，恐怕与“胡风案”不无关系。1955年，聂绀弩被认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之一。之后，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折磨与折腾，命运最乖蹇的时刻，曾经因为“攻击领导”被判无期徒刑。一直到几近耄耋之年，才得以平反与恢复待遇。因为这种特定的因素，聂的文字早早就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他的杂文，他的诗歌乃至他本人，都成了当代中国文人命运的一个脚注。

　　“江山不幸诗家幸”，后人触目所及的那一行行文字，其实是前人的不幸和曲折命运的折射。时代与个人不幸命运所铸就的种种文字和艺术上的“传奇”，真的就光芒四射、值得炫耀吗？我想，这种文字，首先应该勾起的是对往事的回忆、对历史的审视了。光芒和荣耀自不必谈，但有的，应该是反思和感慨了。这，才叫做“不走回头路”吧。

　　聂绀弩的诗歌，意义似乎也在于此。论起文学上的价值，聂绀弩的诗歌和杜甫的诗歌是颇为类似，可以称之为“诗史”的。杜诗的百代口传，当然与其见证了变乱的世事有关。聂绀弩何尝又不是如此？

　　1959年某月，聂绀弩被流放到北大荒第八五O农场劳动。一天夜里，正是要上床睡觉的时候，农场的指导员突然宣布，要每个人都作诗。说是上级指示，全国一样，无论什么人都要作诗，让当代中国出多少李白、多少杜甫；多少鲁迅，多少郭沫若云云。消息一传达，马上引起震惊和骚动。霎时间，大房间里同住的一百多个人都点起了明灯。大家忙忙乎乎，开始“作诗”和做“诗人”。

　　以上往事，来自于聂绀弩自己为《散宜生诗》所写的序。这段文字所透露的时代背景，其实是可以用一本书来作为佐证的。在一本名为《一九五八年中国诗歌运动》的书里，曾经收集了大量的“诗歌”作品。那些打油诗式的诗句，无不是高呼口号的颂词和谀词。而被流放的聂绀弩埋头进行诗歌创作，显然与这种背景大有关系。—让人感到心酸的是：如果不是为了“让当代中国出多少李白、多少杜甫”的政治任务，今天我们也就看不到聂绀弩的旧体诗歌了。

　　中国的诗歌，发展到清末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进行了一次革命。当年黄遵宪等人提倡“诗界革命”，其目的无非是为诗歌松绑。但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二十年间，从形式和内容上都迥然有异的新诗诞生了。

　　聂绀弩写旧体诗，本身当然不是中国诗歌创作的反潮流。他的创作，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但是，就其作品来看，其实是“旧瓶装新酒”。旧的体例与格式，注入的却是新鲜的内容。比如有一首诗，题目叫做《解晋途中与包于轨同拷，戏赠》，就很有意思。这首诗写道：“牛鬼蛇神第几车，/屡同回首望京华。/曾经沧海难为泪，/便到长城岂是家。”其间所包藏的调侃之意，让人不禁感慨：对于真的诗人而言，戴着手铐居然也可以写的。

　　最让人感慨的，还是聂的那本《散宜生诗》。这本小集子，曾经惊动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主抓意识形态的胡乔木。据说当年胡乔木听说聂绀弩的旧诗集准备出版以后，马上赶往聂的蜗居，自告奋勇要求作序。故而，在《散宜生诗》的前面，我们不仅看到了王蒙的序，更有胡乔木的序言在前面。谈到《散宜生诗》的命名问题，聂绀弩说，散宜生是周文王的一个大臣，曾经为周文王父子的事业做出过贡献。但是，将这本诗集命名为《散宜生诗》，主要原因还在于庄子。

　　《庄子.人世间》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名叫石的木匠，要往齐国去，走到曲辕那地方，见神社中有棵栎树，树身大到可以蔽牛，量度其粗达百围，其高临山十仞才有旁枝，那一部分材料就足可造十只船了。虽然这树引来了观者如市，匠石却不屑一顾。他的弟子饱看一阵后去追问匠石，匠石说：散木也！做船就沉，做棺椁就速腐，做器具就速毁，做门户就出油液，做房柱就虫蛀，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所以它才那么长寿。

　　所以，聂绀弩写道，“老夫耄矣，久自以为散人散木，无志无才，唯一可述：或能终此久病之天年而已。因窃假‘散宜生’为号，而命所做诗为《散宜生诗》云。”

　　出头的椽子先烂，自古以来，大凡俊才与豪杰多不长寿。王勃如此，聂耳如此，拜伦如此……这，想来不是他们的错吧。

　　山西人民出版社日前出版了侯井天所注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该《全编》共三本，是目前聂绀弩旧体诗中最为全面的一个版本。这本集子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注者为其每首诗都做了批注。其中，对诗中涉及到的当代人物的考证，尤为细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套《全编》，不仅是聂绀弩旧体诗的集结，同时也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小传或小像。可以想见，多年以后，那些对当代史缺少认识的后来者，看到每首诗后面附录的批注，该是何等的兴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注者侯井天先生，为了这部书的编撰与出版，曾经奔波九年，并且将这本书的前五版自费出版。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第六版里，几乎每个人、每句话都经历了严格的考证。为了一个证人，侯先生曾经不远千里，往来奔波。其对于文化的热诚，可圈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