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91人大字报”的来龙去脉

　　这份大字报标题为：《揭露敌人，战而胜之——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然而广而传知的却是《外交部“91人大字报”》。一提起“91人大字报”，就知道是那份由外交部91名中高层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保卫陈毅的署名大字报。在“文化大革命”“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下，像外交部这样重要的部门，91名中高层干部联合署名，态度鲜明地支持与保护已被“中央文革小组”定性为“二月逆流”黑干将的陈毅，这种逆潮流而上是当时罕有的事情。尤其是在这91人中有不少人早就是社会熟知的人物，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仍在外交部重要岗位上坚持工作的领导干部，更是引人注目。因此，梳理清楚“91人大字报”的来龙去脉，就可以由表及里地认识、了解这批老外交官的优秀品德；就能够去伪存真，重新展现文化大革命中的精彩一幕，让后人看到她的历史价值。

　　一、大字报的起草和主要内容

　　1967年年底的一天，北京正值寒冬季节。呼啸的北风卷起砂石扑向夜晚在街上匆匆行走的人群，似乎是在催促人们早点回家睡觉。夜晚上11点左右，位于北京报房胡同99号外交部宿舍楼内，灯光一盏一盏地熄灭了，唯独有一家的灯光仍然闪烁着光亮，这是余湛家。这里，在窄小的客厅里，聚集着几个人正在低声谈论着，时而发出赞许声，时而又在争论不休，这是几位志同道合的外交官在对文化大革命交换着各自的看法。像这样的“政治沙龙”近期频频举行，参加的人员大多数就住在这个院子里，有余湛、章文晋、宋之光、康矛召、张世杰等人，也有外来的，像住在报房胡同69号的陈楚，住在豫王坟的韩叙等人。

　　文化大革命进行一年多的时间了，开始具有的新奇感和热情已经逐渐减弱，随之而来的是困扰与疑惑。尤其是近几个月外交部内外“打倒陈毅”的口号、大字报日益增多，气焰嚣张，使他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中。敏锐的政治嗅觉又让他们感到在“打倒陈毅”的背后还有更大的阴谋——指向敬爱的周总理，这更让他们心急如焚、坐卧不安。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像陈毅那样功勋卓著、文武兼备、人品高尚、名扬四海的人要被打倒？为什么在近期频频发生严重的涉外事件？为什么建国17年来新中国的外交偏要被扣上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什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跳梁小丑竟然妄想当外交部长？……在无数次的讨论、争论、研究、探索、思考之中，这批外交官捋清了一个主题思想，即“保卫陈毅，狠批极左思潮”。他们对喊“打倒陈毅”的人也作了具体分析，一种人是阶级敌人的破坏行为，对此一定要迎头痛击，以正气压倒邪气；另一种人是受极左思潮影响，认为越“左”越革命，调子越高越有造反精神，他们并不了解真相，对这些跟着跑的人要讲清事实，以理说服他们提高认识、改正错误。

　　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他们认为写一份阐明观点、分清是非、拨乱反正的大字报是十分必要的。于是，闲谈变为行动。在提纲拟订好之后，有的人开始起草稿件，有的人收集资料，有的人四处联络人员，这一切都是在秘密状况下稳步进行的。据佐伊阿姨讲：“当时因为那些核心人员的身份不宜去看大字报，我与季尼组成一对搭档，到外交部大字报集中的地方去看、抄大字报。我是远视眼，季尼是近视眼，她学过速记，于是我念稿季尼记录，将那些攻击陈毅的大字报内容抄下来提供给起草大字报的人作为参考资料。大字报的起草、前期运作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进行的，一般‘政治沙龙会’是由余湛、陈楚主持；大字报是由韩叙负责起草；赵政一负责对外联络。在每次大字报草稿写成后都交给串联好的小组研究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大字报经过反复推敲、字斟句酌、运笔着色、铺纸挥毫，在不长的时间里完成了第四稿。”为了使读者更好地了解大字报的形成过程及思路，现将葛绮云阿姨提供的韩叙在当时写的检查摘录如下：

　　交待草拟九十一人大字报中的一些构思情况

　　一、九十一人大字报的提纲是我整理的，“把颠倒的是非颠倒过来”的标题是我加的。当时的想法就是陈毅同志不是敌人，可是被当成敌我矛盾对待了，因此要把是非颠倒过来，这实际就是翻案。

　　提纲共分四段，第一段陈毅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我提出来的。我当时引用了江青同志去年一月说过在关键时刻陈毅同志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话，还提到毛主席在接见刚果（布）总统时对陈毅曾有评论，后来大家认为这段话不好公开引用，以后就谈到可以用各历史阶段陈毅同志的表现来说明这问题。第二段打倒陈毅的口号是阶级敌人提出来的。第三段驳几种谬论，第四段严重的危害，主要思想都是张彤讲的，大家作了一些补充。然后，我根据大家发言整理的。以后草拟大字报是以这个提纲为基础的。

　　二、草拟九十一人大字报所用的材料主要是自革命造反报，联络站大事记，陈总一月二十四日检查和张殿清的大字报上找的。

　　三、九十一人大字报的第二稿标题是《“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必须彻底批判》是陈楚提出，我们同意的。第三稿改成《揭露敌人，战而胜之——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也是陈楚提议，我们同意的。当时陈楚的理由是既然这一口号是阶级敌人提出的，它的本质就是反动的，而且还以开玩笑的口吻说过，打倒余湛，打倒陈楚，甚至打倒姬乔都不能算反动口号。可是打倒陈毅性质就不同，因为这是关系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当时根本没有考虑过群众喊这个口号是战斗的口号，而是认为一概都错了。

　　四、九十一人大字报的第二稿中有一段叙述我们这些干部和陈毅同志共事中受到了他的教益，这是根据刘新权同志提议写起来的。记得在讨论提纲时刘新权说，在谈陈总错误的同时也要把陈总正确言论放上去。例如陈总在一次司长会上讲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时代，就看你对列宁主义的态度。到今天则要看你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如何。这些精辟的讲话也要用，因为听了陈毅讲话后，使我们更加热爱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了。后来这一段在第三稿时删掉未用。

　　五、给陈毅评功摆好部分。

　　第四稿原来有两次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字句，原来改成犯过错误，可能是根据柯华串联组的意见改的，理由是说关于反对毛主席的问题我们只听陈毅自己说，没有听中央在文件上这么讲过，因此不必写得这么具体，这实际是想减轻陈毅的错误，姚广、杨克明那个串联组曾建议要把古田会议时，陈总把毛主席请回来一段写上。余湛同我们商议后没有采纳，理由是如果只写把毛主席请回来，不写把毛主席反对走不合适。

　　关于1940年那一段是根据毛泽东选集“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这篇文章的注释写的。

　　说陈毅是毛主席司令部的重要成员是陈楚提议的。

　　六、关于“采用各种卑劣手法”那一段，在议论提纲时只说了四种情况：⒈不能说和刘少奇在新四军一起工作就说是刘邓司令部的人；⒉关于和苏加诺“统帅”“元帅”的谈话问题；⒊冯耳元问题；⒋我记不清（记录上有）。到第二稿时凑成了十种，最后定稿时变成了十一种，这是在写稿过程中逐步凑起来的。

　　在取舍这些材料中，关于陈毅同志给学习毛主席著作展览会题词问题，有人曾提出不要，认为这个错误并不小，但记得刘新权说过这个题词是抄主席的话。还有个原因是陈楚考虑，要去掉这一段，就没有批驳说陈毅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例子了，因而留下。这才真正是大事化小，把一个极端严重的错误说成是缺点，这实际也是替陈翻案。

　　关于同苏加诺谈话的例子，是在讨论提纲时张彤和我提出的，我在写稿时建议写上去的。关于1965年记者招待会谈话的例子，听余湛说是仲曦东大使提议加上的。

　　七、关于《极左思潮的泛滥》一段原来没有，我同赵政一曾建议要谈一下极“左”思潮问题，并且提过可以写敌人利用极“左”思潮，极“左”思潮掩护敌人，可是这个建议陈楚未接受。当时我的活思想就是想把极“左”思潮的危害讲一讲，引起人们的警觉，想说明王力的阴谋能搞起来，是因为利用了极“左”思潮。现在看来这完全是因为我的右倾保守思想，否定了革命群众运动。把革命群众出于对陈毅错误的义愤而表现的革命行动，也当成是极“左”思潮一古脑地否定了。

　　陈楚原曾提议过用《极左思潮是敌人的同盟军》的小标题，后来又改成《极“左”思潮的泛滥》。

　　至于批驳“把彻底批判陈姬乔的斗争进行到底”那一段完全是接受乔冠华的意见而增加的，原来第三稿没有，到第四稿才加上。

　　八、关于陈总回来要先做检查问题，刘华秋同志提过我也反映过这种意见，但余湛讲应该相信陈总有毛泽东思想，陈总回来一定要检查，我们为什么还要提，我当时接受了他的意见，因此九十一人大字报中把刘华秋同志加的“尽快检查”给删掉了。

　　九、在第三稿写好后，在我们串联组讨论时，林兆南表示他同意这张大字报，但他没有资格签字，他对大字报提了点意见，他说经过这段文化大革命，大家对陈总的阶级感情加深了，因此在第四稿最后一段中加了“更深的阶级感情”几个字。

　　韩叙　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

　　二、蒙受冤屈

　　1968年，文化大革命仍然在进行中，大权依然把持在江青手中。“91人大字报”亮相于1968年2月13日，很快就被“中央文革小组”定性成为“右倾翻案风”，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代表作。于是，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从批极左思潮、抓坏人的方向转为批判“右倾翻案风”。风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

　　当“91人大字报”贴出后，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到陈毅家中汇报工作时兴奋地告诉陈毅这个大好消息，并将大字报的重点内容复述给陈毅听。陈毅听后，十分感慨，沉思片刻后语重心长地说：“天下自有公道在，有人出来说公道话当然好，但弄不好写这样的大字报又是给我帮倒忙啊！”

　　2月24日，当周恩来总理获知在外交部贴出的这份大字报时，由于正在处理解决全国铁路瘫痪问题，抽不出身来，就让秘书钱嘉栋给外交部打电话转告他的意见：把大字报撤下来；要求写大字报的人作检查；要求外交部党委迅速采取补救措施，并对91人犯的“原则错误”进行批判。还特别强调：“现在又是二月，去年二月的情况不应再出现。”第二天上午，又再次让钱嘉栋给外交部打电话说：“91位同志、部党组和‘大联筹’都要表态，不表态不批判，极‘左’思潮又要出来。部党委不表态，就站不住脚。如果部党委不表态，我就来表态。”后来周总理在见到参与写大字报的司长们时，又严厉地批评他们：为什么不事先给他看一下。

　　当陈毅知道周恩来总理对“91人大字报”的批评后，于2月28日给周总理写了封信，表态赞同周总理的处理意见，并愿意为91人犯的“错误”承担责任。3月1日，外交部以大字报形式贴出陈毅给周总理的信作为陈毅的书面检查。3月6日，陈毅在外交部“大联筹”召开的大会上作了检查，他说：“这张大字报以‘打倒陈毅’的口号作为革命与保守、正确与错误的分界线是错误的。”又说：“‘打倒陈毅’的口号是根据我的一些错误提出的，希望在大字报上签名的同志也来揭发我的错误。”这就是陈毅为保护自己的部下免受批斗，在当时的形势逼迫下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了，即将“错误”招惹来的火力引向自己的胸膛。

　　周恩来总理对“91人大字报”的批评，使大字报的发起者们陷入困境，一时难以接受，也发了不少牢骚，余湛曾说过：“帮倒忙也是帮忙，总比那些不帮忙的要强呀！”他们弄不清楚，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总理一直是竭尽全力保护陈毅，而他们保卫陈毅的大字报为什么却是犯了“原则错误”？他们理解不了大字报是在批判极左思潮怎么就成了“为右倾翻案”之作？在酝酿写大字报的过程中，他们早就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即不惧怕由此而带来的挨斗受批。但是对来自他们最敬爱的周总理的批评，使他们感觉到了压力的沉重和事情的复杂性。他们是周总理亲手培养和率领的“文装解放军”中的骨干成员，周总理的话他们是要听的。于是，余湛、陈楚、韩叙、赵政一重新聚集在一起，代表大家写了一份检查。检查在2月25日深夜写好，连夜抄成大字报。检查中承认“91人大字报”有“否定一切的倾向”和“原则性的错误”，既没有将“一小撮阶级敌人”和从善意出发而喊过“打倒陈毅”的群众区别开来，“从右的方面干扰了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份两千余字的大字报于2月26日一大早在外交部贴出后又一次引起众人的关注。

　　外交部文化大革命从批极左思潮又转为批“右倾翻案风”后，前段时间低着头的造反派们又趾高气扬起来。91人大字报的签名者在所属单位都做了检查，受到批判。韩叙一连做了10次检查才算过关。耿飚、黄镇等26位大使写的大字报也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而且造反派们认为耿飚、黄镇等人是“91人大字报”的后台，对他们的批斗上纲为“耿、黄反党集团”，在批斗会上常常喊出“打倒耿、黄反党集团”、“耿、黄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口号。造反派在审问黄镇追查大字报的后台时，黄镇面不改色地回答：“就是我和老耿商量着写的，其他大使同意者签名，没有什么幕后策划者！”耿飚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忽悠了造反派们一把。他答道：“策划人倒是有，但不在幕后！”“在哪里？他是谁？”造反派们面露喜色，以为找到了突破口，得到重要材料可以向中央文革小组邀功请赏去了。只见耿飚不慌不忙地用手指向自己，说：“策划人就是我呀！”气得造反派大呼“耿飚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打倒耿飚！”。造反派在这些软硬不吃的大使面前无计可施，于是除了七斗八斗、让写检查及交代材料之外，对这些六十来岁的老人加重惩罚体力劳动的强度。

　　我在采访曾涛夫人朱黎青时，听她讲述了因为大字报而牵连到她女儿工作分配一事：她的三女儿当时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毕业分配时学院里的造反派说她父亲是“走资派”，是“91人大字报”的后台，不能分配到保密的军工系统工作。当时学院的工宣队的队长是个老工人，他说：“她父亲是大使，那‘91人大字报’也是大使写的，他父亲怎么就成了后台呢？”最后，还是将她女儿分配到西安的一个军工厂里工作了。

　　面对所受到的委屈，这批久经沙场的“老兵”经受住了考验，没有人出卖自己的“灵魂”。他们坚信，真理一定能够战胜谬误，被颠倒了的是非一定能够得到重新的确定。随着时间的推移，91位签名者发现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而被“打倒”，“官位”并没有丢，而且工作的重担越来越重。在耿飚、黄镇担任“中共九大中央委员”和毛主席讲“我还是喜欢91人的”话之后，戴在91位大字报签名者及持相同观点人头上“为右倾翻案”的帽子终于被摘掉了。这时，他们才逐步理解了周恩来总理的良苦用心。

　　在研究史料中可以看出周恩来总理在对待“26位大使的大字报”与“91人大字报”的态度有所不同。周总理对“26位大使的大字报”没有明确反对，是默许；对“91人大字报”则是严厉的批评。这是为什么呢？在此谈些个人见解：第一，“26位大使的大字报”和“91人大字报”的参与者当时并不能完全感触与把握到中国最高层的政治取向和形势发展的估量，因此时机的因素使得两份大字报遇到不同的结果。当毛泽东决定将王力、关锋、戚本禹抓起来时，是想纠正极左思潮造成的太大偏差，这样“26位大使的大字报”正逢其时；而“91人大字报”却在机遇上遭遇逆势，从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中共九大的动向来看，并未清除与终止极左思潮的影响，反而在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使极左思潮更加合法化了。站在中国政治最高层的周恩来总理，对这种政治态势看得一清二楚，他知道一份“91人大字报”并不能击垮极左思潮，反而会授人以柄。识大势才能谋大略，所以及时撤回“先锋部队”，保存实力，是最明智的做法。第二，周恩来总理出于保护这批干部而采取批判他们的做法。这句话从逻辑分析上可能会有些矛盾，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就是如此。如果周恩来总理力保这批干部的话，在当时的形势下，一是保不住，二是会使自己处于被动地步。只有主动让他们“认错”，才有机会保存住这批干部，以备今后随时将他们放到重要岗位上去。后来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从保荐耿飚、黄镇为党中央委员，从重新安排出国的大使，从外交部重要岗位的安排，都是从这批信得过的干部中选用的。

　　三、毛泽东笑着说：“我还是喜欢91人的！”

　　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国迅速组建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符浩为秘书长，陈楚、熊向晖、唐明照为成员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联合国参加大会。在代表团临动身的前一天，11月8日晚上，毛主席接见了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当周恩来总理向毛主席介绍符浩、陈楚时说：“他们两人是属于外交部91人的，这次出国，部里做了政审”，“91人？”毛主席略为思索了一下，记起外交部91人联名保陈毅的事，便笑着说：“我还是喜欢91人的！”短短的一句话，将扣在91人及持相同观点的人身上“为右倾翻案的典型”的罪名解脱了。

　　我们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念去分析判断，用历史验证的尺子去衡量，“91人大字报”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从始至终贯穿着一个核心主题——保卫陈毅。为什么这样评价呢？道理其实非常简单，所有正确的选择，事后看来都可能被认为是简单的，但回到历史的现场与具体时空，如何选择恐怕就不是件容易做的事情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别人不敢讲的话他们讲了，别人不敢做的事他们做了，别人不敢坚持的原则他们坚持了，而且历史证明了他们是正确的，这就是“91人大字报”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