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战争——关于文化嫁接的一些思考

有一次听人提出这样一个关于金融战的问题：如果给你一百亿美元，你怎么攻击一个国家？比如什么样的市场最适合阻击呢？我的想法是，越相信自由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国家，这样的市场越适合阻击，其次是向自由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国家。在我看来，市场在很多情况下是无效，并且市场往往是错误的。在越依靠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情况下，失效的情况就不可避免，而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对市场秩序的过度信任而导致政府经济职能的削弱。事实上，只要存在市场就必然会有错误，而延迟纠正市场错误的后果，就是政府将必然蒙受巨大的损失。那些认为“只有市场是永远正确的”人，和那些鼓吹“自由市场经济才是完全效率体现”的人，显然忘记了得出这个结论所必要的大前提，即只有处于完全竞争下的市场才永远是正确的，“只有在完全竞争成立时，市场机制的优点才能充分体现出来。[1]”这里所谓的完全竞争是指：“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或个人足以影响整个市场的价格”，也就是说，是在不存在垄断及其他不完全竞争的前提下——显然，所谓的完全效率的自由市场经济仅仅是一个猪笼草的诱惑。
西方资本主义对这种他们自己一手炮制出来的体制极为熟悉，并且对如何阻击这样的市场并获取利润的最大化，也不过是他们信手拈来的把戏。那么假设当我们市场出现错误时，难道仍然仅仅靠市场自己去纠正？抑或是像有的人所坚持认定的那样，市场永远是正确的——即便是在它发生了错误时？我想说的是，当市场发生错误以至于受到了那些资本主义势力集团的阻击时，通过自由市场的防御显然是可笑的，你瞧，以卵投石，安得不败乎？！以已短攻彼长，这点首先在战略上就无法立足。须知：
“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见《孙子兵法》）
当自由市场经济出现错误时，唯一的方式就是通过依靠政府的经济职能和政策手段去纠错，这段话曾在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萨缪尔森《经济学》中明确地写道。因此我们唯一能够通过市场经济跟他们对抗的，就是我们的政府职能对市场干预的有效性、及时性和准确性，这个唯一手段的运用。如果我们连这一点都放弃了，认为市场是唯一正确的，那么在与西方资本主义金融战的正面冲突中还有何胜算？在我曾阅读过的《香港金融危机全解密》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写得极为生动：“一个集权政府加上他所掌握的大量外汇储备，将是一个最危险的对手。”而其中关于索罗斯与塔夫特的对话也在此摘录片段：
索罗斯叹了口气说到：“按照惯例，香港政府一向不插手股市，因为那涉及持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直接干预股市的副作用是值得考虑的。虽然这次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还是可以理解的，但这还不是我最怕的。”
塔夫特眼睛一亮地问：“你最怕的是什么？”
“香港政府的权力！”
“权力？”
“是权力。”索罗斯肯定地回答：“香港建立了一套现代化的、严格规范、法制健全的金融管理体系，这我早知道。但是在香港政府的这次行动中，香港的立法机关的成员无一例外地抱着支持的态度，静待行政机关行动，而并不是要求透明度。因为任何谘询和透明度，都会使反击行动计划泄漏，使行动拖沓而无效率，这就为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直接干预市场大开了方便之门。香港政府的行动完全不受掣肘，自然是措施快捷、果断、有力，快如闪电，剑及履及，而我们事先却丝毫不知情。”
“这很有意思。”塔夫特示意索罗斯继续往下说。
“要知道在欧美这样的自由社会，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索罗斯略微沉吟了一下说：“香港政府抽紧银根，迫使银行把多余的头寸交给金管局，造成坚壁清野之局还不算，香港银行间的即日交收结算制，更使得政府当日就可知道哪家银行抛售或借出大量港元。香港金管局对于那些不听招呼的和仍然借钱给基金炒汇的银行予以警告。甚至对那些所谓的‘港奸’银行严加惩罚，办法之一是它们为填补借出的港元，不得不向金管拆借时，把利率升到1000厘之高，要它们尝到割肉之痛。这种预警制度和惩治办法，正是亚洲地区其他中央银行所没有的。这就使得我们很难获得大量港元短期贷款，在极高的投机成本下只能是望而却步。”
“你认为北京方面在关键时刻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并大幅调降利息，是不是对香港的一个有力的支持？”塔夫特放松了一下坐久了的身体，站起身问。
“在政治宣传和稳定民心的方面来看，有一定作用。但是那些关于人民币要起‘弃守’的传言同样是宣传，要不就是外行话。”
“这怎么讲？”塔夫特踱了两步转身对着索罗斯。
“当前人民币面对的压力是升值而不是贬值，而且作为一个没有开放的金融市场，人民币根本没有受到外来袭击，何来‘弃守’？”
那么回到我们的主题，如果中国有100亿美元会去美国打金融战争吗？我的想法是，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靠金融和战争发展起来的，这是他们的长处，这点我们要看到。同样，我们也并不擅长这个。那么，什么是我们能够拿得出来，并且是能够信手拈来的强大软武器呢？那就是文化！那么我在这里希望能够提出我的信念：将中国的文化带给全世界，用文化去征服世界，并让他们用朝圣般的心态来看中国！
首先来分析一下我们的文化。可以明确的是，中国的文化是多元化的，这样的文化本身就具备一种包容性，当然我这里所说的文化不是指单一的某家学说或某一流派体系。下面简单来看一下老庄玄学和儒家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体现出来的作用。显然老庄的思想往往更适用于那些怀才不遇或政治极端黑暗的历史背景下，而“无为”和“不争”的思想带有极大的避世性，深受文人的青睐。例如魏晋时期，明帝托孤，司马懿政变，在政治上一方面标榜名教，一方面又大杀名士，于是才会有了竹林七贤“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的玄学诗风。例如阮籍在《咏怀诗》中所抒发的对政治黑暗、“使竖子成名”的悲凉凄清之感，同时又融入了庄子的讽喻深沉、得意忘象的人生境界。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咏怀诗·其一》）
诗中始终充斥着一种人与鸟都立身世外的孤独感，而诗人夜中不能寐的原因也在诗的后两句，通过孤鸿哀号和翔鸟悲鸣的视角中流露了出来，人和鸟一样孤独的在深夜徘徊，可是看到的都是些令人伤心的世事呵。
同样的，汉代为何独尊儒术？而在孔子所身处的春秋战国时期，则更偏向于重用鬼谷子捭阖纵横之学呢？例如苏秦游说赵秦阳君共谋，合纵韩、赵、燕、魏、齐诸国抗秦，而张仪任秦相辅佐秦惠文君，使连横术破六国合纵而成就了其后的秦灭六国、统一天下的格局，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对照《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阅读《资治通鉴》）。我们要了解，孔子的思想首先是“仁”，它是最高的超乎完美的存在，以至于在说到仁的时候，不得不谦恭。并且对于君子来说，这样的存在甚至应到超过生命，如“志士仁人，有杀身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论语·卫灵公》）。其次是“君子”的品格，是一种站在整个宇宙上对生命泰然处之、安适自在的境界，这种对生命的透彻了然是建立在永远保持自己标准的基础上的，君子应当是永远知道如何自处的，在我看来这一段话来概括君子德行的品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谋而当，不虑而得；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于物无不受也，无不裹也，若天地然；上为天子而不骄，下为匹夫而不惛；此之谓全德之人。”（《吕氏春秋》）
最后是“礼”，“礼”是为了更好地推行“仁”，故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孔子思想的礼不是简单的被定义为举止优雅的礼节或法律制度，而是一种立足在君子品德基础上的德行操守，其中提出了儒家思想中的重要主张——“中庸”。中庸之意在于“不偏不倚”和“恒常”，也就是一种有节制的、合乎天道循环的平衡和谐（内容涵盖较多，在此不加以展开），以及构成社会经纬体制的五伦，即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君臣。然而这些思想在春秋战国战乱纷起、都想一尊独大的政治背景下，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此他的思想尽管在当时传播的较广，但并没有在政治上受到重用。而在汉代统一之后，汉初时候老庄的“无为”和“无争”已经不能为政治所用，而“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而当时政治所迫切需要的正是孔子思想中的仁德、君臣和大一统去教化人民，去其蛮性而规乎于礼来为政治服务，也因此有了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那么，为什么秦始皇统一六国却要焚书炕儒呢？究其原因就在于天下统一、法令已定，而六国的思想不能统一，各种各样的学说就会评议法令和抨击社会，令百姓不努力农业生产而对教化产生迷惑。于是诽谤言论由此丛生，结党营私就会生成，君王的权力就会下降，战乱纷起而不得不一一平定。因此焚书炕儒是为了统一六国不同的文化和思想，其目的和统一度量衡、货币以及文字的意义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