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丕显谈张春桥：讨好江青太露骨 惹总理微词

核心提示：为了拍江青的马屁，他整天跟在江青屁股后面转，上海市委的会议都不参加了，不管江青在哪里讲话，他都有闻必录，即使在黑暗的剧场里也要记。终于，上海后来搞出了《智取威虎山》、《海港》，这两部戏打上了“张记”印戳，贴上了“沪产”标牌。1965年，张春桥升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并博得一个“两出戏书记”的诨号。周恩来总理后来来上海市时曾对我说：“江青只讲要一个助手，难道还要市委一个书记去陪呀！”（作者自1952年2月起历任上海市委第四书记、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华东局委员，上海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警备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上海市政协主席，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张春桥（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羊城晚报》2005年3月8日花地-连载，作者：陈丕显，原题：《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张春桥在江青1963年来上海建立“基地”时，通过柯庆施与江青搭上了关系，成为后来毛主席所说的“四人帮”，亦即“上海帮”的主要成员。

张春桥的发迹，靠的是他那套察颜观色、溜须拍马的本领。我和张春桥相识于解放初期。解放初，张春桥调到上海《解放日报》工作时，因为向党伸手，要当市委宣传部新闻处长而受到批评。他感到不得志，闹了很久的情绪。尽管党组织一再教育帮助他，但他总是格格不入，工作上也提不起精神来。

1953年张春桥任《解放日报》总编辑时，他未经请示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在报上擅自点名批判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政部领导陈时夫同志，还点名批判华东局工业部的领导甚至还准备点名批判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同志。此事被陈毅、谭震林和我及时发现并制止，才未造成进一步后果。

为此陈毅、谭震林和华东局宣传部长舒同同志于当年3月5日召集《解放日报》正副总编和全体编委到华东局开会，陈毅、谭震林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对有关问题进行了严肃批评。陈老总有句话意味深长：“要对搞乱我们阵线的人有所警惕”。陈老总的话就是针对张春桥的。

此后不久经华东局批准，上海市委免去了张春桥在《解放日报》的所有职务，并报中央组织部同意，拟将张春桥调离上海。1954年，柯庆施来到上海，推翻了经陈毅、谭震林同志批准将张春桥调离上海的决定。就这样张春桥继石家庄之后又和柯庆施在“一起”了。

张春桥被柯庆施重用之后，精神才抖擞起来。柯庆施在石家庄当市长时，张在晋察冀日报社工作，那时，张春桥就竭力巴结讨好柯。柯庆施到上海之后对张春桥极为器重，张的老婆李文静抗日战争时被日寇逮捕，屈膝投降，为日寇做宣传工作，是个货真价实的变节分子。柯却违反组织原则把她调到市委要害部门工作。

我长期负责上海市委干部组织工作，还兼管过审干领导小组组长，非常熟悉李文静历史问题，多次提醒柯庆施，但柯庆施就是不听。张春桥从柯庆施的升迁中揣摩出一条道道，那就是谁的根子硬、权力大，就跟谁。

所以他总是千方百计地讨好、迎合柯庆施。1958年，他根据从已升任政治局委员的柯庆施那里透露出的毛主席的思想动向，写出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这篇“成名作”集中体现了张春桥的极“左”思想，助长了当时的“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由于这篇文章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并在后来郑州会议上把他和陈伯达并提，张春桥声名鹊起，由此而晋升为上海市委常委。1963年3月，他在柯庆施支持下，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控制了文艺宣传大权。江青来上海建立“基地”搞革命现代戏，又给张春桥往上爬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

江青开始抓的两部戏《红灯记》、《芦荡火种》虽然都是“沪产”牌，但都“移植”给北京排了，张春桥甚觉“不上脸”。他找到江青主动要任务：“上海不能光‘破’，也要‘立’呀！”“不能只送出也得自产呀！”为了拍江青的马屁，他整天跟在江青屁股后面转，上海市委的会议都不参加了，不管江青在哪里讲话，他都有闻必录，即使在黑暗的剧场里也要记。终于，上海后来搞出了《智取威虎山》、《海港》，这两部戏打上了“张记”印戳，贴上了“沪产”标牌。1965年，张春桥升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并博得一个“两出戏书记”的诨号。周恩来总理后来来上海市时曾对我说：“江青只讲要一个助手，难道还要市委一个书记去陪呀！”

张春桥为了达到个人野心，不管什么肉麻的话都讲得出来，不管什么卑劣的事都干得出来。1966年《沙家浜》正式演出时，张春桥当着众人的面，恬不知耻地说：“人家说我们宣传现代戏是拍江青的马屁。这个马屁就是要拍，这个马屁拍定了！”这番语惊四座的话，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地表现了他这个“马屁精”的嘴脸。更使人惊讶的是，他拍马屁还有一套“理论”。

他在谈到对《智取威虎山》的宣传时说：“应该对记者讲，《智取威虎山》这出戏之所以能搞成功，全是江青之功。”他举例说：“东北战场、辽沈战役作战方案是林彪制定的，送到主席处给主席看了，你能说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林总的吗？当然是主席的了。搞创作和指挥作战不是两回事，是一回事。”对于张春桥这种恶劣品质，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许多领导同志早在五十年代就对他进行了不少教育和帮助。记得有一次在华东局传达高饶反党联盟问题的扩大会议上，陈毅、谭震林同志和我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曾严肃地对他进行过批评，指出他眼睛只会向上，目无组织，目无群众。他却对大家的批评帮助不仅充耳不闻，而且记恨在心。

经过批“有鬼无害”，经过搞革命现代戏，江青在上海的“基地”初步建成。有了柯庆施这个“基地”老板，又有了张春桥这个“基地”军师，江青就开始物色“棍子”，向《海瑞罢官》开打了。

作者小传：陈丕显，1916年3月出生于福建省上杭县南阳区官连坑的一个农民家庭。早在少年时期，就受进步思想影响，追求革命真理，于1929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开始了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60余年的革命生涯。

1929年起，陈丕显同志在福建省从事共青团的创建工作，先后担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儿童局书记，共青团中央儿童局书记，共青团闽赣地区中心县委书记，共青团中央苏区分局委员。1935年初，陈丕显同志任共青团赣南省委书记。在主力红军出发长征后，他跟随项英、陈毅等同志和中央苏区领导机关一起突出敌人的重重封锁和包围，进入赣粤边游击区。在失去同党中央的联系并被敌人封锁的极端困难条件下，艰苦卓绝地进行了三年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多次“清剿”，为保存革命力量，坚持南方的游击战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丕显同志奉命到瑞金、信中等地寻找、联络部队，为赣南游击队出山抗日做了大量工作。不久，他被调到中共中央东南局工作，任青委书记、青年部长，动员和组织广大革命青年参加新四军。随后从苏南渡江北上，随军东进，创建了苏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历任苏中区党委副书记、书记，新四军苏中军区政委。他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深入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进行武装斗争，建立统一战线，实行减租减息，促进生产，保障供给，为建立根据地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他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参加了陈毅、粟裕同志亲自指挥的著名的黄桥、车桥等战役，给国民党顽固派和日寇以沉重的打击。他领导苏中军民粉碎了敌人的多次“扫荡”、“清乡”，保卫了抗日民主政权，使苏中根据地扩大到2万多平方公里、800多万人口，拥有四个纵队的兵力，直接威胁着南京的日本侵略军总部和汪伪政府，成为敌人的心腹之患。从1940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不管环境何等险恶，陈丕显同志一直坚持在苏中，领导抗日军民同日寇、汪伪军进行了殊死的搏斗。他为创建、巩固和发展苏中抗日根据地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陈丕显同志历任华中野战军七纵队政委，华中分局委员，华中分局驻苏中区代表，新四军华中南线后勤司令部政委，华中工委书记，新四军华中指挥部、苏北兵团、苏北军区政委。1946年6月，蒋介石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陈丕显同志参加了粟裕同志直接指挥的苏中“七战七捷”，担负了繁重的支前任务。1946年9月，党中央指示华中野战军向北发展，主动撤离华中和两淮（淮安、淮阴），华中分局决定陈丕显同志留下领导华中地区的敌后斗争。他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不仅保存了我党的骨干力量，而且善于捕捉战机，主动出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1947年夏，全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当时华中内线的兵力已发展到三个纵队，与山东兵团相呼应，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形成两只拳头左右夹击，有力地支援了我军的外线作战。嗣后，陈丕显同志随军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在淮海战役中，华中地区共动员了民工107万人，其中随军民工22·5万人，担架1·5万多副，小车8万辆，供应粮食1·1亿斤。陈丕显同志领导华中地区军民，有力地支援了淮海战役，作出了突出贡献，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功勋。

1949年4月，陈丕显同志随军渡江南下，任苏南区党委书记，苏南军区政委，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他为建立新解放地区人民政权，进行土地改革，剿匪反霸，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繁荣经济，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三年的努力，全区粮、棉年产量均已超过抗日战争前的最高年产量，工业生产大部分产品的产量成倍增长。由于出色地完成了土改和镇反的任务，受到毛泽东同志的称赞。

1952年2月，陈丕显同志调上海工作，历任上海市委第四书记、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华东局委员，上海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警备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上海市政协主席，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解放初，在百业待举、百废待兴的繁重任务面前，陈丕显同志一到上海，就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协助陈毅同志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为镇反、肃毒、禁赌、禁娼，荡涤旧上海的污泥浊水，维护社会安定；为平抑市场物价，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作出了巨大努力。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陈丕显同志作为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之一，为上海工业生产的全面恢复和发展，支援全国重点建设和边疆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在党中央批准上海市委提出的关于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的方针后，他与市委其他同志一起，以更积极的姿态，充分利用沿海老工业基地的优势，进一步调动广大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促使工业得到合理发展。陈丕显同志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重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是“四人帮”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基地。陈丕显同志受到残酷迫害，被关押长达十年之久，亲属也受到株连。对林彪、“四人帮”的诬陷和胁迫，陈丕显同志毫不妥协，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对党忠贞，面对面地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自己身处危境，还尽一切可能保护受迫害的干部。

1977年陈丕显同志恢复工作后，2月任云南省委书记、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同年7月调湖北工作，担任湖北省委第二书记、湖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1978年8月至1982年10月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他还先后担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湖北省军区第一政委，武汉军区政委。他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纠正“左”的错误影响，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实行改革开放，恢复发展经济，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他十分重视农业、林业、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重视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重视经济建设与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为湖北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陈丕显同志在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年10月调中央工作，历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他始终关心上海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并积极建议建立浦东经济开发区。陈丕显同志协助彭真同志，在分管政法工作期间，为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安全，为创建武装警察部队，加强政法干警队伍建设，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在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工作中，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出了突出贡献。

陈丕显同志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陈丕显同志离开领导工作岗位后，即使在重病期间，仍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大事，衷心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衷心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他对党的事业极为关注，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发展前途充满信心。

陈丕显同志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从“红小鬼”到八旬老人，一生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对共产主义矢志不渝，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

他相信群众，热爱群众，遇事同群众商量，坚持走群众路线。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时刻不忘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尤其关心老区的经济发展和老区人民的生活改善。

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对知识分子热情关怀，对党外民主人士坦诚相待。他作为我党早期从事青少年领导工作的老同志，始终十分关注下一代的成长。

他对革命和建设事业兢兢业业，任劳任怨，鞠躬尽瘁。他不顾体弱多病，勤勤恳恳，呕心沥血，忘我工作。他在退出领导岗位后，仍担任全国老龄委员会名誉主任，为我国老龄事业付出了辛劳。

他一贯坚持党性原则，遵守党的纪律和政治生活准则，坚持民主集中制，维护党中央权威。他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廉洁奉公，反腐倡廉。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爱护干部，维护团结，对家属、子女严格要求，处处表现出人民公仆的本色。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敬佩。

陈丕显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一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陈丕显同志的革命品德和优良作风，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陈丕显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5年8月23日凌晨4时3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