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虐待自己人，讨好外国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4 11:34:27
有些中国人开会时需要一些西方人 在“中国热”的大潮中，不少西方年轻人前往中国寻找工作。甚至，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他们实现梦想的“最佳乐园”。
2001年，当时24岁的德国建筑工程毕业生霍尔斯特，就是怀着此种梦想到了北京。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原先答应给他职位的美国公司突然变卦，使他面临走投无路的境地。“我没有住处，也不知道如何找到房子，因为当时外国人只能住在划定的地区，而且没有英文租房市场。”
百般灰心的霍尔斯特决定向德国驻华机构求助，但在城里转悠时他撞上了一个“签证顾问”———一个靠帮人填写签证申请表赚钱的中国人。此人热情邀请霍尔斯特为自己做翻译。霍尔斯特擅长德语、英语等语言，两人一拍即合。这样他有了免费住宿和第一份工资。半年后，霍尔斯特被一个中国富人家庭“相中”，专职辅导他们15岁的儿子学英文，工作清闲但收入颇高。此后短短几年，霍尔斯特完成了德国同龄人想都不敢想的“跳槽”经历，先当建筑工程师，然后在“德国中心”做顾问……甚至，他还成为大型活动的“商业明星”，参加中国代理商安排的商业活动，获得了无数订单。
“有些中国人开会时需要一些西方人扮成商人、医生或政治家，这样可以使活动具有国际情调。”金发碧眼的霍尔斯特说。实际上，他看上去非常严肃，也显得老练。他的任务就是坐在台上，一言不发，需要时发一下“名片”。“‘国际专家’无需讲话，也没有人期望我们说中文”。他对此并没有感到不舒服。只有一次例外，他要签署一份价值5200万美元的贸易合同，签字时下笔下错了地方。不过，大家并不介意。如今，霍尔斯特住在北京一个高级住宅区，那里一应俱全。“我拿着和工作不相符的高收入。”他说，父母来北京探望他时都大吃一惊。
在北京还有一些生活了数十年的外国人，德国人克罗伊特就是其中之一。他话不多，说起话来慢慢悠悠，不时会停顿，好像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反而使他的动作变得越来越缓慢了。“在北京，在中国，一切都不可思议，你得向中国人一样学会克制、忍耐。”他说。三十多年来，他一直住在北京，经历了中国的文革、持续加速的改革开放以及今天朝着“世界强国”目标的和平崛起。
克罗伊特的工作是在中国推销德国电影，帮德国片商建立与中国的联系。他也自己拍片，搞电视片和电影片的生产。他得意地说：“凭我目前在北京的关系，不费什么事就可获得不菲的报酬。”多年来，他已经编织了一个牢靠的关系网。
（摘自2月22日德国《霓虹》周刊，原题：在北京寻找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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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看丑陋的中国人
常常有一种感觉，就是在咱们国家，自己的公民往往不如外国人那样受到礼遇和尊重。比如在北京故宫，就专设了“外国游客入口处”；在某城市的酒吧街，专设了外国人的如厕间；在商场酒店，服务人员对外国人说话客客气气，对自己的同胞一不对劲就甩出几句国骂；外国人在中国游玩发生了问题，总是调遣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最高明的医生去营救，而国人则未必有这般福气；国内翻车沉船，洪灾震灾，很少听说谁公开地对遇难者哀悼，而外国的火车出轨、大桥坍塌，死个几十人，我们就又是问候，又是致哀。
你不能不奇怪，咱们中国人好像自己都瞧不起自己似的。可人家老外不这样，自己的公民最受优待。在美国空港入口，美国人总是优先，外国人靠后。检查行李，对本国公民态度极好，对外国人既严肃又严格。日本也这样，那里的空港，日本国民的进港通道有七八十个，给外国人的只一个。嫌太挤，那好，等日本人全部走完了，他转换过牌子，你再进来。他们就是把本国公民放在第一位，尊重自己人比尊重他人为重。你以为是人家发达国家看不起人吧？不！他们懂得，无论是总统还是职员，是军官还是失业者，他们所享受的福利大都是由本国公民创造的，本国公民才是自己的衣食父母。相形之下，我们一些人的衣食住行好像都是外国人白送的，才这样恭外而倨内。
前些天从网上看到浙江大学博士、教授郑强的一个演讲稿，说及此事他的血管似乎都在暴跳：“中国人为什么这些年都往外跑？最重要的是要让国民爱自己的国家。在广西，美国人的骨头埋了几十年，还叫中国农民去找，美国人的骨头找到了，放在棺材里送回去，举行隆重的仪式、行军礼，这怎么能让美国人不自豪？反之，找骨头的中国农民在寻找时摔了一跤，把自己的骨头摔坏了，给200元钱就打发回家了……一个日本的农民跑到峨嵋山去玩，骨头摔断了，就用中国空军的直升机去救他，而在日本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宿舍里死了七天才被发现；名古屋大学的一对中国博士夫妇和孩子误食有毒蘑菇，孩子和母亲死了，父亲则在名古屋大学医学院的门诊室等了12个小时，也没有一个日本教授来诊视！而你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友好，以为自己很大度？”自尊者人必尊之，自贱者人必贱之。你首先把自己看重了，人家才把你看重。几年前发生的美国青年在新加坡撒野受鞭刑的事，我觉得当事的两个国家都了不起。一方面美国总统亲自出面替本国公民求情，可见国家对国民的重视。另一方面新加坡偏不理这个茬，鞭子照抽。因为这涉及到国家的尊严，你抽了，人家才拿正眼看你，不抽，人家反而看不起你。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只重国家和集体而轻视个人价值，马克思曾把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人的关系重新倒过来，认为国家不是人的存在基础，“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的方式”。他认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就是说，国因人而存在，而不是人因国而存在。国家怎么可以凌驾于人民之上，甚至可以不尊重他的人民呢？一个民族的精神首先体现在国家对待国民的态度。我不是民族主义者，但我相信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民族应该自爱和政府应该如何尊重他的人民，他也绝不是国际主义者。
（转引自《请尊重自己的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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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想象中还要丑陋的中国人
我的朋友美国人马克被领风气之先的上海同胞，莫名其妙地请进了国人的婚礼。马克不无疑惑，“怎可以随便赴不相识者的婚礼呢？”两位西装革履的体面青年说：“你们外国人，光临婚礼，婚礼立刻就显得够级别上档次了，千万别推辞。”于是正在外滩闲逛的马克与另一位美国人和意大利女郎悉被请上出租车，拉到一间酒店，狂嘬一番。吃白食的“代价”是，与新人及双方家长、亲友一一合影。
可悲的是这种尚洋的民风渐入了官场、商场。比如说招商引资就喜欢唯“洋”是取。又有一天，马克一不留神，就被面熟的朋友拉到内蒙古跑了一趟。不用说在大草原上游玩、吃住，临别时人家还赠送土特产让带着上路。直到回程的火车上朋友才透露内幕，原来内蒙古某地期望与国外搞项目合作，北京的朋友就将马克介绍成来中国考察的“外商”。马克也明明白白对公司负责人介绍自己在京留学；朋友解释人家不在乎你是留学生，还是其他什么身份的老外，只要是副洋面孔，再立此存照，就可对外、对上、对下宣扬他们公司正在迈向国际了。
可如此好事，有一回还真的把马克吓蒙了。有次去南京旅游参观贸易博览会，一时间竟有好几家厂商过来争与马克洽谈业务，希望来华投资办厂。在难以推却的盛情下，马克坐上了厂商的轿车赴酒宴。席间，马克一再声明是来南京旅游的，无力投资，如此大实话人家硬是不信。其实也未必不信，反正醉翁之意不在酒，仍反复宣传优越的投资环境，最后竟坚持要马克在一份总投资额２００万美元的合资意向书上签字。
“我当时被吓蒙了。”事后马克心有余悸地说。当然不独马克有如此“幸运”。他的一位金发碧眼朋友，因其“标准的洋人形象”，曾被邀请为一家开张的超市剪彩，还出席过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国际会议”，当然更“参观洽谈”过一些内地公司厂家。每回出镜表演的报酬从两千元至数千元不等，不知道此君是否已经成了百万富翁
官人商家何必苦苦让那些真洋人扮酷“假外商”呢？还是业内人士洞幽识微，见解深刻。马克的中国朋友就解释说：“意向书不是正式合同，他们有了‘外商’签字的意向书，就有面子了。”结果是不得不签了那份２００万美元的意向书后才得以脱身。不知马克是否就此明白了中国人的面子观，但于我却是吓出了一身冷汗。
记得《镜花缘》中有个犬封国，当时唐敖、林之洋、多九公这些来自“上国”的中国人一到那里，也好似今天的洋人到了中国。那些“下邦”的官吏也是百般宴请唐敖等人，最后甚至是央求。后来唐敖等人才明白，这些官吏不过也是要找他们“陪绑”，好给自己找个狂嘬的机会。
今天的不少国人唯洋人是从，唯洋人是美，简直只恨爹娘不给自己生个金发碧眼、深目高鼻。其实“东土大唐而来”的中国人也有被洋人羡慕的时代。据说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曾经说，中国人比希腊人皮肤还白、个子还高；一份资料显示，美国独立战争时代的成年男子平均身高不过１．６７米，他们还有穷得赤着脚在雪地上行军的历史；更不用说曾被我们蔑称为“倭奴”的日本人了。真是“此一时，彼一时”，感此，我们有什么值得自卑、自轻、自贱的呢？
鲁迅当年就很痛恨那种“主义”不离口、动不动拿大帽子压人，有贩卖“洋货”、拾人牙慧的癖好的人，认为他们不过是“拉大旗做虎皮”，并嘲讽他们当心“麒麟皮下露出的马脚”。我看，那些总认为洋人连放个屁也是香的逐臭之夫，得改一改自己的恶习了。
（转引自《大陆人的热情让人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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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我尊重的日本人
中国人喜欢对外国人献媚地喊一声“老外”，而日本人则称外国人为“外人”，在日语中,用来表示外国人的单词是gaizin(外人)。前缀gai意思是“外来的”,zin的意思是“人”。所有的外国人都是被排斥的外人。除非你有独特的专业能力，你做的工作对公司暂时至关重要，要不然一样的机会日本人是不会给外人的，我说得比较针对一些，或许把这个说法扩展开来可以这么说，一般情况下日本人不可能把重要职位随便让外国人承担，日本人的固执，保守，小心和谨慎的特点在这方面会显得很明显。
日本政府始终区别对待本国人和外国人，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内部规定中都不欢迎外国人，在接受教育，就职等方面都受到限制。有的中国人在日本想买公司内股票向银行贷款，贷款就是出不来，那些文件都没有错，条件都符合，银行的规定都没写外国人不行，但就是不出来，所以带着日本去银行一查才知道，银行内部规定是不给外国人办信用卡的，也有些留学生侥幸办出来的，但你的借款额多的时候不可能那么侥幸过关了。我跟我老婆前后办了六种信用卡都没有出来。我周围人也一样。
在现实生活中，日本人是如何的排外，大家早已耳熟能详，毋需多费笔墨。一位在日本生活了50年的美籍建筑师安东尼·雷蒙德就曾深有感触地说：“我已在日本呆了50年，但我现在依然是个‘外人’(外国人)。”外国人想融入日本人的社会，事实上是不可能——不，岂止是外国人，就是在日本生活了多少代、归化日本国籍的中国人、韩国人，至今仍然是受排斥的对象。日本人是禁止外人有选举权的，工作也是优先选择本国人的。日本的空港，日本国民的进港通道有七八十个，给外国人的只一个。嫌太挤，那好，等日本人全部走完了，他转换过牌子，你再进来。他们就是把本国公民放在第一位，尊重自己人比尊重他人为重。最极端的例子是，90年代的日本政府为了振兴国内经济，给国民发放振兴券，国民可以凭借该振兴券免费购买日常用品，但是日本政府拒绝发放振兴券给那些拥有居留权的外人，这个做法曾经让很多外人心都凉透了。
同样，许多日本人即使被派驻到了海外，也是身在国外，心系日本，他们像蜗牛一样龟缩在自家的小圈子里，惟恐冲淡了身上的“日本气”。他们过着进门脱鞋的日子，坐着“丰田”或者“尼桑”上下班，喝着“菊正宗”和“麒麟”，吃着日本荞麦面和寿司，嘴里说着叽里咕噜的日语。平时，除了业务上的接触，他们绝不与当地人来往，过着一种全封闭的、日本式的生活，俨然如国中之国。
更有甚者，许多日本人到国外旅游时，大包小包地带上本国的生活用品，从纯净水、手纸到枕头，一应俱全。只要经济条件许可，他们尽量利用本国的交通工具，飞机坐日航的，宾馆住日资的，餐馆挑日式的。这种背着透明的日字号“文化密封舱”，小心翼翼行进在世界各地的样子，不愧为“全球化”背景中一道奇特无比的风景！
二战结束时苏联军队占领了日本的北方四岛，至今尚未归还。一谈起这件事，日本人个个脸红脖子粗，抗议和要求归还的呼声几十年来如雷贯耳。但是听了很多义愤填膺的谈话，才发现，日本人要求归还的，不仅是4个岛，而且必须是干干净净的4个岛。换句话说，俄罗斯除了归还四岛，还必须把岛上的居民统统撤走，一个也不剩。这确实很合乎日本人的性格。既然是日本领土，当然只能由清一色的日本人居住，岂容他人混杂？日本要求归还的，是不带一点老毛子腥味的、绝对干净的四个岛子。可这么一来，势必给事情增加难度。这么苛刻的条件，俄国人能答应吗？
（部分内容引自《暧昧的日本人》，为了方便整理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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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当时24岁的德国建筑工程毕业生霍尔斯特，就是怀着此种梦想到了北京。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原先答应给他职位的美国公司突然变卦，使他面临走投无路的境地。“我没有住处，也不知道如何找到房子，因为当时外国人只能住在划定的地区，而且没有英文租房市场。”
百般灰心的霍尔斯特决定向德国驻华机构求助，但在城里转悠时他撞上了一个“签证顾问”———一个靠帮人填写签证申请表赚钱的中国人。此人热情邀请霍尔斯特为自己做翻译。霍尔斯特擅长德语、英语等语言，两人一拍即合。这样他有了免费住宿和第一份工资。半年后，霍尔斯特被一个中国富人家庭“相中”，专职辅导他们15岁的儿子学英文，工作清闲但收入颇高。此后短短几年，霍尔斯特完成了德国同龄人想都不敢想的“跳槽”经历，先当建筑工程师，然后在“德国中心”做顾问……甚至，他还成为大型活动的“商业明星”，参加中国代理商安排的商业活动，获得了无数订单。
“有些中国人开会时需要一些西方人扮成商人、医生或政治家，这样可以使活动具有国际情调。”金发碧眼的霍尔斯特说。实际上，他看上去非常严肃，也显得老练。他的任务就是坐在台上，一言不发，需要时发一下“名片”。“‘国际专家’无需讲话，也没有人期望我们说中文”。他对此并没有感到不舒服。只有一次例外，他要签署一份价值5200万美元的贸易合同，签字时下笔下错了地方。不过，大家并不介意。如今，霍尔斯特住在北京一个高级住宅区，那里一应俱全。“我拿着和工作不相符的高收入。”他说，父母来北京探望他时都大吃一惊。
在北京还有一些生活了数十年的外国人，德国人克罗伊特就是其中之一。他话不多，说起话来慢慢悠悠，不时会停顿，好像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反而使他的动作变得越来越缓慢了。“在北京，在中国，一切都不可思议，你得向中国人一样学会克制、忍耐。”他说。三十多年来，他一直住在北京，经历了中国的文革、持续加速的改革开放以及今天朝着“世界强国”目标的和平崛起。
克罗伊特的工作是在中国推销德国电影，帮德国片商建立与中国的联系。他也自己拍片，搞电视片和电影片的生产。他得意地说：“凭我目前在北京的关系，不费什么事就可获得不菲的报酬。”多年来，他已经编织了一个牢靠的关系网。
（摘自2月22日德国《霓虹》周刊，原题：在北京寻找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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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看丑陋的中国人
常常有一种感觉，就是在咱们国家，自己的公民往往不如外国人那样受到礼遇和尊重。比如在北京故宫，就专设了“外国游客入口处”；在某城市的酒吧街，专设了外国人的如厕间；在商场酒店，服务人员对外国人说话客客气气，对自己的同胞一不对劲就甩出几句国骂；外国人在中国游玩发生了问题，总是调遣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最高明的医生去营救，而国人则未必有这般福气；国内翻车沉船，洪灾震灾，很少听说谁公开地对遇难者哀悼，而外国的火车出轨、大桥坍塌，死个几十人，我们就又是问候，又是致哀。
你不能不奇怪，咱们中国人好像自己都瞧不起自己似的。可人家老外不这样，自己的公民最受优待。在美国空港入口，美国人总是优先，外国人靠后。检查行李，对本国公民态度极好，对外国人既严肃又严格。日本也这样，那里的空港，日本国民的进港通道有七八十个，给外国人的只一个。嫌太挤，那好，等日本人全部走完了，他转换过牌子，你再进来。他们就是把本国公民放在第一位，尊重自己人比尊重他人为重。你以为是人家发达国家看不起人吧？不！他们懂得，无论是总统还是职员，是军官还是失业者，他们所享受的福利大都是由本国公民创造的，本国公民才是自己的衣食父母。相形之下，我们一些人的衣食住行好像都是外国人白送的，才这样恭外而倨内。
前些天从网上看到浙江大学博士、教授郑强的一个演讲稿，说及此事他的血管似乎都在暴跳：“中国人为什么这些年都往外跑？最重要的是要让国民爱自己的国家。在广西，美国人的骨头埋了几十年，还叫中国农民去找，美国人的骨头找到了，放在棺材里送回去，举行隆重的仪式、行军礼，这怎么能让美国人不自豪？反之，找骨头的中国农民在寻找时摔了一跤，把自己的骨头摔坏了，给200元钱就打发回家了……一个日本的农民跑到峨嵋山去玩，骨头摔断了，就用中国空军的直升机去救他，而在日本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宿舍里死了七天才被发现；名古屋大学的一对中国博士夫妇和孩子误食有毒蘑菇，孩子和母亲死了，父亲则在名古屋大学医学院的门诊室等了12个小时，也没有一个日本教授来诊视！而你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友好，以为自己很大度？”自尊者人必尊之，自贱者人必贱之。你首先把自己看重了，人家才把你看重。几年前发生的美国青年在新加坡撒野受鞭刑的事，我觉得当事的两个国家都了不起。一方面美国总统亲自出面替本国公民求情，可见国家对国民的重视。另一方面新加坡偏不理这个茬，鞭子照抽。因为这涉及到国家的尊严，你抽了，人家才拿正眼看你，不抽，人家反而看不起你。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只重国家和集体而轻视个人价值，马克思曾把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人的关系重新倒过来，认为国家不是人的存在基础，“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的方式”。他认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就是说，国因人而存在，而不是人因国而存在。国家怎么可以凌驾于人民之上，甚至可以不尊重他的人民呢？一个民族的精神首先体现在国家对待国民的态度。我不是民族主义者，但我相信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民族应该自爱和政府应该如何尊重他的人民，他也绝不是国际主义者。
（转引自《请尊重自己的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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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想象中还要丑陋的中国人
我的朋友美国人马克被领风气之先的上海同胞，莫名其妙地请进了国人的婚礼。马克不无疑惑，“怎可以随便赴不相识者的婚礼呢？”两位西装革履的体面青年说：“你们外国人，光临婚礼，婚礼立刻就显得够级别上档次了，千万别推辞。”于是正在外滩闲逛的马克与另一位美国人和意大利女郎悉被请上出租车，拉到一间酒店，狂嘬一番。吃白食的“代价”是，与新人及双方家长、亲友一一合影。
可悲的是这种尚洋的民风渐入了官场、商场。比如说招商引资就喜欢唯“洋”是取。又有一天，马克一不留神，就被面熟的朋友拉到内蒙古跑了一趟。不用说在大草原上游玩、吃住，临别时人家还赠送土特产让带着上路。直到回程的火车上朋友才透露内幕，原来内蒙古某地期望与国外搞项目合作，北京的朋友就将马克介绍成来中国考察的“外商”。马克也明明白白对公司负责人介绍自己在京留学；朋友解释人家不在乎你是留学生，还是其他什么身份的老外，只要是副洋面孔，再立此存照，就可对外、对上、对下宣扬他们公司正在迈向国际了。
可如此好事，有一回还真的把马克吓蒙了。有次去南京旅游参观贸易博览会，一时间竟有好几家厂商过来争与马克洽谈业务，希望来华投资办厂。在难以推却的盛情下，马克坐上了厂商的轿车赴酒宴。席间，马克一再声明是来南京旅游的，无力投资，如此大实话人家硬是不信。其实也未必不信，反正醉翁之意不在酒，仍反复宣传优越的投资环境，最后竟坚持要马克在一份总投资额２００万美元的合资意向书上签字。
“我当时被吓蒙了。”事后马克心有余悸地说。当然不独马克有如此“幸运”。他的一位金发碧眼朋友，因其“标准的洋人形象”，曾被邀请为一家开张的超市剪彩，还出席过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国际会议”，当然更“参观洽谈”过一些内地公司厂家。每回出镜表演的报酬从两千元至数千元不等，不知道此君是否已经成了百万富翁
官人商家何必苦苦让那些真洋人扮酷“假外商”呢？还是业内人士洞幽识微，见解深刻。马克的中国朋友就解释说：“意向书不是正式合同，他们有了‘外商’签字的意向书，就有面子了。”结果是不得不签了那份２００万美元的意向书后才得以脱身。不知马克是否就此明白了中国人的面子观，但于我却是吓出了一身冷汗。
记得《镜花缘》中有个犬封国，当时唐敖、林之洋、多九公这些来自“上国”的中国人一到那里，也好似今天的洋人到了中国。那些“下邦”的官吏也是百般宴请唐敖等人，最后甚至是央求。后来唐敖等人才明白，这些官吏不过也是要找他们“陪绑”，好给自己找个狂嘬的机会。
今天的不少国人唯洋人是从，唯洋人是美，简直只恨爹娘不给自己生个金发碧眼、深目高鼻。其实“东土大唐而来”的中国人也有被洋人羡慕的时代。据说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曾经说，中国人比希腊人皮肤还白、个子还高；一份资料显示，美国独立战争时代的成年男子平均身高不过１．６７米，他们还有穷得赤着脚在雪地上行军的历史；更不用说曾被我们蔑称为“倭奴”的日本人了。真是“此一时，彼一时”，感此，我们有什么值得自卑、自轻、自贱的呢？
鲁迅当年就很痛恨那种“主义”不离口、动不动拿大帽子压人，有贩卖“洋货”、拾人牙慧的癖好的人，认为他们不过是“拉大旗做虎皮”，并嘲讽他们当心“麒麟皮下露出的马脚”。我看，那些总认为洋人连放个屁也是香的逐臭之夫，得改一改自己的恶习了。
（转引自《大陆人的热情让人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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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我尊重的日本人
中国人喜欢对外国人献媚地喊一声“老外”，而日本人则称外国人为“外人”，在日语中,用来表示外国人的单词是gaizin(外人)。前缀gai意思是“外来的”,zin的意思是“人”。所有的外国人都是被排斥的外人。除非你有独特的专业能力，你做的工作对公司暂时至关重要，要不然一样的机会日本人是不会给外人的，我说得比较针对一些，或许把这个说法扩展开来可以这么说，一般情况下日本人不可能把重要职位随便让外国人承担，日本人的固执，保守，小心和谨慎的特点在这方面会显得很明显。
日本政府始终区别对待本国人和外国人，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内部规定中都不欢迎外国人，在接受教育，就职等方面都受到限制。有的中国人在日本想买公司内股票向银行贷款，贷款就是出不来，那些文件都没有错，条件都符合，银行的规定都没写外国人不行，但就是不出来，所以带着日本去银行一查才知道，银行内部规定是不给外国人办信用卡的，也有些留学生侥幸办出来的，但你的借款额多的时候不可能那么侥幸过关了。我跟我老婆前后办了六种信用卡都没有出来。我周围人也一样。
在现实生活中，日本人是如何的排外，大家早已耳熟能详，毋需多费笔墨。一位在日本生活了50年的美籍建筑师安东尼·雷蒙德就曾深有感触地说：“我已在日本呆了50年，但我现在依然是个‘外人’(外国人)。”外国人想融入日本人的社会，事实上是不可能——不，岂止是外国人，就是在日本生活了多少代、归化日本国籍的中国人、韩国人，至今仍然是受排斥的对象。日本人是禁止外人有选举权的，工作也是优先选择本国人的。日本的空港，日本国民的进港通道有七八十个，给外国人的只一个。嫌太挤，那好，等日本人全部走完了，他转换过牌子，你再进来。他们就是把本国公民放在第一位，尊重自己人比尊重他人为重。最极端的例子是，90年代的日本政府为了振兴国内经济，给国民发放振兴券，国民可以凭借该振兴券免费购买日常用品，但是日本政府拒绝发放振兴券给那些拥有居留权的外人，这个做法曾经让很多外人心都凉透了。
同样，许多日本人即使被派驻到了海外，也是身在国外，心系日本，他们像蜗牛一样龟缩在自家的小圈子里，惟恐冲淡了身上的“日本气”。他们过着进门脱鞋的日子，坐着“丰田”或者“尼桑”上下班，喝着“菊正宗”和“麒麟”，吃着日本荞麦面和寿司，嘴里说着叽里咕噜的日语。平时，除了业务上的接触，他们绝不与当地人来往，过着一种全封闭的、日本式的生活，俨然如国中之国。
更有甚者，许多日本人到国外旅游时，大包小包地带上本国的生活用品，从纯净水、手纸到枕头，一应俱全。只要经济条件许可，他们尽量利用本国的交通工具，飞机坐日航的，宾馆住日资的，餐馆挑日式的。这种背着透明的日字号“文化密封舱”，小心翼翼行进在世界各地的样子，不愧为“全球化”背景中一道奇特无比的风景！
二战结束时苏联军队占领了日本的北方四岛，至今尚未归还。一谈起这件事，日本人个个脸红脖子粗，抗议和要求归还的呼声几十年来如雷贯耳。但是听了很多义愤填膺的谈话，才发现，日本人要求归还的，不仅是4个岛，而且必须是干干净净的4个岛。换句话说，俄罗斯除了归还四岛，还必须把岛上的居民统统撤走，一个也不剩。这确实很合乎日本人的性格。既然是日本领土，当然只能由清一色的日本人居住，岂容他人混杂？日本要求归还的，是不带一点老毛子腥味的、绝对干净的四个岛子。可这么一来，势必给事情增加难度。这么苛刻的条件，俄国人能答应吗？
（部分内容引自《暧昧的日本人》，为了方便整理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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