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市已更名襄阳市，黄山市何时更名为徽州市

　　人民网武汉12月2日电　（记者顾兆农）近日，国务院批复同意，湖北省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原襄樊市襄阳区更名为襄阳市襄州区。

　　襄阳，同许多历史名城一样，早就载入史册，深入人心。我从少年时代读历史和古典文学作品，就记住这个具有浓厚历史文化色彩的地名。40多年前编报纸副刊时，有一次接到一位老诗人来稿，附信上说他“于×月××日夜入襄阳”，本是一句极其普通的书信用语，但那个“入”字用在襄阳地名之前，便平添不少古意。仿佛见到荧荧灯火之中，一位远来的旅人提着简单行李进入古城，徘徊旧街上寻找住处。这种具有风霜色彩的画面，只能同襄阳、荆州和类似古城名称联系，若是换作“入广州”、“入宁波”、“入石家庄”，便没有那种韵味。从那时起，一见到襄阳这地名，我便会想起诗人信上那三个字，到现在还记得，虽然我至今未曾去过襄阳———那个已被改为“襄樊”的城市。

　　中国许多以“州”、“城”、“阳”等字命名的城市，都经历过久远的沧桑岁月，也是悠久文化的见证。就说“阳”字吧，本来是依山筑城、傍水而居之意，表明城市的诞生史。以“阳”为名的城市很多：辽宁的辽阳，河北的饶阳，山西的晋阳（太原），河南的安阳、淮阳、信阳，湖南的岳阳、衡阳，福建的建阳，比比皆是，都同山和水有关。襄阳于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建郡，再过七年便已拥有两千年历史。都是有根有底，随意改动不得的。

　　　但最需要商榷的，是安徽的徽州。徽州历史悠久，远在六、七千年前，即公元前51世纪，我国母系氏族社会的后期，人类就已经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山区劳动生息了。在距今三、四千年的殷商时期，这里就居住着一支叫山越的先民山越乃百越中的一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先属吴，吴亡属越，越亡属楚。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实行郡县制，这里为会稽郡属地。南朝时开始设置新安郡，郡府搬迁又始终未离开新安江上游，徽州古称新安，其源盖出于此。宋代徽宗宣和三年五月廿四日（公元1121年），歙州被诏改为徽州。关于徽州名称的起源，一说因其境内有徽岭、徽水、大徽村等，州则因地得名；另一说赵宋王朝是取“徽者、美善也”之意，炫耀他对这一地区的失而复得。此二说并存了八百多年，州名亦被历代沿用至今，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建省的时候，就是摘取安庆、徽州二府首字作为省名的。

　　徽派文化底蕴丰富，内涵深广，是我国三大区域文化（藏学、敦煌学、徽学）之一，涵盖了哲、经、史、医、科、艺诸多领域。黄山市位于皖浙赣三省结合部，群山环抱之中，古代徽州历来有“山深不偏远，地少士商多”之说。每当中原战乱之秋，这里就成了藏龙卧虎之地，它既是乱世的世外桃源，又是治世的人才宝库。古徽州文风昌盛，教育发达，“十家之村，不废诵读”，因此历史上以才入仕、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灿若繁星。《辞海》的单列条目中，徽州名人有50多人，列全国各州府之首。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中进士542人，举人多达1513人，“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父子宰相”、“四世一品”者并不鲜见。明清时代徽商称雄商界长达二、三百年，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徽商贾而好儒，“官、贾、儒”三位一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徽州文化，历史上各种人才应运而生，学术研究异彩纷呈。例如，活字印刷术创始人毕升，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明清三朝元老、军机大臣许国（历仕明嘉靖、隆庆、万历）、曹振镛（历仕清乾隆、嘉庆、道光），富可敌国的大盐商鲍漱芳，著名戏剧家汪道昆，医学家汪机、汪昂，徽墨、歙砚高手李廷、李少微，新安画派的创立者和近代著名代表渐江、黄宾虹，哲学家戴震，理财家王茂荫（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中国人），珠算大师程大位，近代教育家、学者有陶行知、胡适，音乐家张曙，还有工程技术专家詹天佑、郑复光，孙中山元帅府秘书长、近代法学家徐谦等，都是徽州人。同时，由徽商兴盛而形成了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派盆景、徽墨歙砚、徽派建筑、徽雕、徽刻、徽剧、徽菜等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流派。现已发现地面文物4900多处，其中列入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的45处。直至今日，黄山大地上仍遍布古桥、古塔、古亭阁、古宗祠、古牌坊，犹如一座天然的历史大博物馆。 徽州从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设州，由于处于水陆交通要地，商业繁荣，逐渐成为东南大郡，元代升为徽州路，明代改名徽州府。清代置行省，就是从安庆、徽州两个大城市的名字各取一字合称安徽省。同样情况，还有江宁（南京）、苏州之于江苏省，福州、建阳之于福建省，甘州（张掖）、肃州（酒泉）之于甘肃省。然而，就这样一个具有千年历史、名闻天下的古郡，突然间改名为黄山市。据说是为了“打黄山牌”。“黄山牌”当然是要打的，事关开发旅游发展大计。但是打这张牌，就非要先将徽州或屯溪改名不可吗？如果依此类推，“打西湖牌”或者“钱塘江牌”，就要先将杭州改名西湖市或钱塘江市，“打浦东牌”就要先将上海改名“浦东市”，岂非笑话奇谈？

　　冯骥才：地名的意义

　　一些城市的历史街区在“旧城改造”中被荡涤一平之后，留下的只有一个地名。这地名有名无实，空泛无用，改掉便了。于是，许多地名正在成批地被从地图上抹去。我们对自己的“革命”总是这样干净彻底。

　　有名无实的地名这样毫无意义吗？

　　近日读了李辉和袁鹰二位先生由于襄阳与徽州易名而发表的真知灼见，更引起对地名本身的深思。

　　首先，地名决不仅仅是一个称呼，一个特定地域的名称。

　　城市是有生命的。地名便有了生命的意义，也就是有着和生命一样丰富和深刻的含义。如果这地方有其独有的历史与命运，地名便是这历史命运的容器，比如唐山与大地震的灾难，平型关与平型关大捷，罗马与罗马史。如果此地有个性而非凡的文化，这地名便是对这文化的命名。比如扬州和扬州画派，苏州和苏州园林，上海与海派文化，法兰克福与法兰克福学派，佛罗伦萨与整个文艺复兴运动。城市成了一种文化的属性。如果这些城市随随便便换去了名字，你说它失去的是什么？

　　一个地方自有地名才算是真正的诞生。此前只是人的一种自然和原始的聚落。地名是城市生命的起点。此后，这些城市发生了一切一切，包括它的成败荣辱和曲折坎坷，全都无形地积淀在这看似只有几个字的地名里。这一切一切，还渐渐地在这地名里形成它独具的历史文化。只要走出这地名一步，就不再属于这独特的历史文化了。如果说地名是一个城市的文化代号，那么这城市的生命密码就在其中。

　　如果你崇敬这地方的文化，这地名就是一种尊称；如果你对这地方有情感，这地名就是一种深挚的爱称。比如故乡的地名。

　　地名中又潜在一种凝聚力，亲和力，还有复杂的情感。

　　当然，历史上地名的更换也是很多。但这些地名的改变，大多由于政治变迁，改朝换代。更改地名，总是为了表明“改天换地”，绝非从文化考虑。然而，正是出于这种无意中的惯性———这个非文化的传统，使得我们对地名的文化价值与精神价值缺乏认识，以致出现袁鹰先生所指出的将徽州易名为黄山这样令人遗憾的范例。徽州乃是令人神往的韵味幽雅的古城，一改为黄山市，就像变作一个新兴的都市，文脉中断，魅力不在，优势全无。

　　地名是一个地域文化的载体，一种特定文化的象征，一种牵动乡土情怀的称谓。故而改名易名当慎，切勿轻率待之。无论是城名，还是街名，特别是在当今“城改”狂潮中，历史街区大片铲去，地名便成了一息尚存的历史。倘再将地名删去，历史便会彻底荡然一空。我们早晚会感到这种文化的失落，我们已经感到这种失落和茫然了！

　　那么，谁来守住这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文化？ (《人民日报》 2001年11月13日第十二版)

　　刘德鸿：也说襄樊与徽州

　　先后拜读了李辉、袁鹰两位先生的《襄樊何不称襄阳》和《襄樊，徽州，还有其他》两文后，佩服两位先生心思的绵密，能于别人疏虞之处剖毫析芒。但对其中的一些论点，我并不完全认同。

　　襄阳之所以改称襄樊，是因为它与隔汉水相望的樊城两镇合并为一个城市，襄阳只是这个新城市的一部分，如果仍用襄阳旧名，则使樊城平白地被消泯了。要说襄阳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远，樊城就不悠久、不深远吗？早在周代，分封仲山甫的樊国都城就建在此地。此地与襄阳连为一体，唇齿相依，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包括历代正史和《三国演义》在内的古代文献和文化作品，凡是提到襄阳的，大多忘不了樊城，认为两地休戚相关，总是连带涉及或相提并论。

　　徽州改称黄山市的情况与襄阳、樊城合并而称襄樊不同，除袁鹰先生讲的徽州文化底蕴深厚等理由外，我以为还有两个问题。一是徽州改称黄山市前，已经有隶属于徽州地区的黄山市（县级），徽州地区改称黄山市（地级）后，将原黄山市改为黄山区（仍为县级），这样就形成了黄山市下有黄山区，黄山区里有黄山风景区的格局。打算到黄山风景区旅游的人若问黄山在哪里，答案是黄山在黄山市的黄山区，使人感到十分别扭。二是改为黄山市的徽州地区（驻屯溪）离风景秀丽的旅游胜地黄山还有不短的距离，不明就里者往往会产生诸多误会，甚至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例如不顾旅途劳顿，风尘仆仆地赶往黄山旅游的人，登机乘车赶到黄山市，却看不到黄山的奇松、怪石、云海、温泉，要看到这些景致，尚需打点行囊继续奔波。诸如此类的尴尬，自然是将徽州改称黄山市造成的。

　　我不赞同将徽州改称黄山市，但并不主张一概恢复旧名。近年来，有一股盲目改名之风。一方面是追逐新潮，将地区级的城市改名为“市”，同时又把县政府所在地的“县”也改为“市”，结果是大市下面有小市，市管辖市，张市长是李市长的下属，不仅外地人弄不明白，就是当地人说起来也拗口，如说“张市长陪同李市长来本市视察”等等。另一方面，又有复旧情结，有人认为只有恢复旧名才能招徕游客，吸纳海外投资，于是不顾已经时过境迁，将地名恢复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甚至远古。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靠更改地名来谋求发展，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

　　吕可吉：新声老调又何妨

　　读《人民日报》11月6日陈礼荣质疑《襄樊何不称襄阳》的《何劳新声唱老调》一文，笔者有不同的看法。首先，陈文在逻辑上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我不认为《襄樊何不称襄阳》就一定表示其主张“但凡老地名够得上这个边的（历史悠久、名气大、文化底蕴深）……都必须下功夫努力来‘挖掘历史文化价值’。”诚然，如陈文所言“堪为鸿篇巨制的一套二十四史，其所涉雄关重镇，不知凡几，而其间因政令更迭致使地名变化者，更是比比皆是。”但这同样不能证明襄樊改回襄阳这个例子就一定是错误的。

　　任何事物都有其特殊性，我们在看待、评论某一事物时，自然也应持一种辩证的、发展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固然，在历史上许多地名频繁更迭，迁延至今无从稽考者，不计其数，如果都要按图索骥，不可能，也没必要。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历经岁月淘洗至今依然熠熠生辉的古都、名镇、名城，确也不乏其例。洛阳、开封、咸阳、荆州，当然也包括襄阳，等等，不都是很好的例子吗？不管是通过史书，还是通过古典文学作品，也不管在那之前它们曾经叫过什么名字，这些历史悠久、深具文化底蕴的古城名字，业已深入人心并为一般人耳熟能详，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也看不出恢复这些古地名，挖掘其历史文化价值，会为“黎庶人等”“添几多繁劳”！名字都是现成的，不用费劲劳神地去查，改回去就是，何劳之有！

　　至于说到取两地的头一字为一地命名，陈文列举了不少国内、国外的例子。对此，我只能说这依然是一种以偏概全的伪因果推断，想借此来证明将襄阳改称襄樊的正确性，同样也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