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修身者，一个行动者

一个修身者，一个行动者

——记书法家李炜

                             包兴桐  张君

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2009年十大科学发现，破解人类表观基因组位列第二。表观遗传学认为，环境影响能够改变基因行为，所出现的变化将遗传给下一代。例如，在年轻时染上吸烟陋习的人将出现确定的表观遗传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提高他们的后代提前进入青春期的风险。这样看来，陋习或好习惯不仅会“熏陶”下一代，甚至会出现确定的表观遗传变化，影响下一代的遗传基因。

这真是个了不起的发现，了不起得甚至有点“可怕”——当然也有点“可爱”。这让我不由得想起许许多多有意思的朋友。我想，一个人要是有一些从小养成的良好习惯，一些持久而健康的爱好，不仅自己终身受用，还会福祉家人子女。历览前贤，这样的高雅之人当然多的是；就是我们身边熟人朋友，也为数不少。

一次赶平阳钱仓太阴宫集会，在宫里看戏的时候，无意中看到新建的戏台两边的柱子上刻着一副颇有意思的对联：“武武文文，吹吹打打，无私心，心存清白真快活；男男女女，看看听听，不怕事，事留余地自逍遥！”心里暗暗佩服写这对子的人，还真是把戏和人生看懂看透看开了。一看落款，竟是“李炜”书。细看那书法，行中带楷，自然流畅，不拙不奇，自有一份潇洒风雅沉着从容。读着看着，在那么一个热闹的戏台下，也觉得自己的心格登一下静了下来。当时就想，这个“李炜”，该不会是平阳审计局的那个李炜吧？

后来我们和李炜先生走近了才知道，他不仅擅长书法，爱好音律诗赋，崇尚儒学之道，而且还练得一身南拳好拳脚。

2010年3月，由上海榜书研究会举办的“迎世博首届国际榜书大赛”优秀作品名单揭晓，李炜先生赫然名列其中。榜书古曰“署书”，是用大毛笔写出来的大字，一般要求边长要达到30公分以上。李炜的“大字”，在平阳乃至温州都小有名气，其“大字”起笔轻缓、结体奇崛而又秀丽多姿，用笔圆转灵动，潇洒流落、飘然出群。线条简练飞动，结构稍紧，形成绵密而筋骨内含的效果。来求他“署书”的人络绎不绝，有慕名而来的个人，更有单位和商家。

李炜是浙江省颇有知名度的诗人和书法家、民间文艺家。他是当今社会为数不多，很难得的多元化发展的人才。直观可见他身上有一股很明显的书卷气，一种艺术家的仪表风范。想必与他曾经寒窗苦练所形成的文化修养、艺术底蕴、文学功力的支撑是分不开的。李炜出生在浙南一个东海之滨有着千年历史的小山城里。朴实无华的小城生活在他的幼小的心灵里扎下了真诚、善良的根。他的父母都是教师，从小对他谆谆教导。由于父亲是县中心小学的校长，文革期间被批斗，他也失学在家了。为解决吃饭问题，他跟自己的亲叔叔学“裁缝”，即做成衣活儿，吃了不少苦。早起晚归，打布条的纽扣，手上打起了血泡，打起了老茧。苦难是一种磨炼，正因为有了那一段日子，才使他铸就了踏实、勤奋，不畏艰辛、百折不挠的优秀品格。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他考入黄岩农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农技站，后来当上了站长，由于文笔好，被选为县委书记的秘书。

李炜学书法，还真是“无意插柳柳成荫”。他小学三年级开始学“大字”，而且当时作为平阳县中心小学校长的父亲要求很严，每天要求写三张大字的柳体。可是，在李炜如今看来，那只是写字，只是作业，并不认为是自己书法艺术的起点。后来，李炜到平阳县委办秘书科工作，任科长的他几乎每天要用毛笔在红纸上写通知、写告示。作为一个积极上进的青年人，这时候，他开始意识到把字写得好看太重要了。于是，他开始一有空就在废报纸上练字，练得很认真。这一练，没想到就练出了感觉，并乐此不疲。从此他养成练字的习惯，天天练，字纸堆积如山。除了练柳、颜体外，还练王右军，临赵孟頫、王铎等等，后来，又得到当地的张鹏翼老先生，杭州的骆恒光先生，温州的吴永龙先生，北京的谢云先生等点拨。在李炜的眼中，能者即为师。张鹏翼老先生是浙南书法大家，对他影响很深。张老先生的《书法新的杂谈》使他明白了“从规矩入，练好基本功，不急于求成，”为“法诀”之大概：书法是书家生命旨趣和精神气质的表征，是书法家含蕴胸怀的体现；既浩瀚又有内涵，需要丰厚的字外功，是“生趣”的要义;天真、古朴、厚美谓之“稚拙”，巧寓于拙中;学古人似古人，得成法之法谓之“合”，写我之学问、抒我之性灵谓之“离”；心静则字清，心浊则字倦，欲去粗俗，必须澄清杂念解除烦恼，清净即“禅”。

李炜说，他练书法的初衷，就是想把字写得漂亮些而已，让自己看了舒服，让别人看了也舒服。但练着练着，就成了自己人生难以割舍的部分，成了静心修心养性悟道的一个支撑，甚至成了为人处事的重要“哲学”。每一种美的背后都隐藏着苦。这句话的含义绝不是仅仅是精力和时间的付出，绝不是对享乐与舒适的牺牲，它蕴有更深刻的内容，是一种虔诚的奉献———信仰、希望与追求。后来，李炜又沉迷于儒学经典和新儒学的研读，同时为健身，还沉迷于南拳的研习。平阳是名传海外的“中国武术之乡”，宋代曾出过15位武状元。他发现，自己居然也像迷恋书法一样迷上南拳，离不开南拳。而且，这一切他爱好的东西，像孪生兄弟一样息息相通：在练书法的时候，似乎觉得自己正在九凰山巅舒展筋骨打南拳；练南拳的时候，在举手抬足间又觉得手上脚底甩出的，都是儒家的浩然正气。打拳中他悟到：写字也和一个人一样，需要站得稳，立住足跟，才会有力气、有生气。如果连站都站不稳，是毫无欣赏价值的。

李炜的书法，还有胜人一筹的特色，就是书诗合璧。诗歌和书法成为他醉心艺术天地的双翼。谢云大师说得好：“诗人不一定是书法家但书法家最好是诗人。将诗的修养融于书法创作中，提炼诗质、诗意，丰富书法内涵；而追求诗书兼备，先文而后墨，拓展延伸书法美。”李炜写诗，多为一种命题之作，口占而就。但在这种命题之作里，却有性情、哲理的光芒闪烁，所以境界自高。2008年，在应彭德怀诞辰110周年书画征稿时，写了一首《咏彭德怀》：“立马横刀盖世雄，万言血泪诉精忠。乌云白雾庐山雨，浩气中华一赤松！”在这首七绝里，彭大将军那立马横刀精忠报国的形象跃然纸上，令人仰之弥高。更为深沉的是，诗人对庐山会议那个历史大事件的扼腕感慨：“乌云白雾庐山雨，浩气中华一赤松！”这样的诗，再配上李炜那因诗而变应境而生的书法，真是诗书合璧，相得益彰，自能抵达一份一般书写者所无法比拟的境界。2009年，建国六十周年之际，李炜有感而发，口占一律《建国六十年》：“建国而今六十年，城乡巨变喜空前！东风浩荡紅旗舞，春雨绵绵翠燕翩。拔地高楼花弄影，通天快道玉生烟。江山似画人如虎，入世争雄自领先！”全诗字清韵圆，没有艰深晦涩的字眼，但真挚、强烈的情感，一如江河滔滔。 “建国而今六十年，城乡巨变喜空前！” 开篇一句实属有感而发，无限感慨皆交织于眼前空前繁荣的景象。“拔地高樓花弄影，通天快道玉生煙。”既是实写，又是虚拟，既很现代的，又很古典。更可贵的，是诗人对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对自己的那份赞许和自勉：“江山似画人如虎，入世争雄自领先！”这份真挚热烈的情感，再用书法表现出来，那份纸上豪情，那份心中才气，自是非同一般。对于一个诗人书法家来说，诗成之后，李炜会一直寻思着诗作的书法表现之途径，最后用自己的全部生命激情，借助挥洒的线条来抒写情感。李炜的这幅《建国六十年》书作，依然是用他拿手的行草书来创作的，一气呵成，纵贯几行。从笔画线质看，此前清秀闲逸的特点已悄然隐退，代之以粗犷跌宕的笔画，而且不再顾及字体、章法上端正的规矩和法度，而是由着情绪引导，在情感的渲泻中渐臻佳境，直到忘乎所以，让放旷的笔意与饱满的激情如同滚滚长江水，以排阖奔突之势，在尺纸之间一泻成汪洋。在这幅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到李炜先生对于“书写”有更新的理解，那就是将情与意的表现上升到书写的最高目的，以“浩然听笔之所之”的创作态度，挥洒出书家本真的心灵状态。奔涌腾挪，腕下的线条与起伏的心弦，二者间出现了微妙的对应。所有细节，被精妙雕刻在凝固的纸面和时光中。

当然，李炜最大的爱好可能还是读书。他出差最大的爱好就是逛各地的书店，选择购买几本自己喜欢的书。不过，李炜却说自己是看闲书——其实，在我看来，闲书不闲，看似很杂，却有主次，有选择。其中，关于儒学、书法、文史和传记书籍，他是买的最多拿的最勤的。其实，这样一份“闲”情，贯穿于他的爱好之中，也渗透在他的为人处事之中。

李炜之酷爱书，酷爱书法，非同一般人之爱好。别的先不说，单由其对书房的厚爱就可见一斑。对于书房，他自己有新论、高论。他说，我们没法给自己取一个喜欢的名字，那就给我们的书房——或心中的书房——取一个喜欢的名字吧。给书房取一个喜欢的名字——不在乎它有多好多讲究，只要自己喜欢就好——其实就是一种对自己的认识，一种自许，一种规划，也是对我国传统书香文化的一种传承，对熙攘现实的一种规避。书房是我们读书人的精神后花园：在这里，我们期待着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浪漫，期待着举案齐眉红叶题诗的温馨，期待着“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的静候，期待着“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的雅境……还是给自己书房取一个喜欢的名字—炜斋，也许，从这一刻开始，你就会喜欢上这个自己，喜欢上这个有名字的小小房间，喜欢上在晨曦初现或万家灯火中，走进它那时空交错的怀抱。

李炜读书，不仅是终身学习的一种方式，更是一种修身养性的重要途径。在李炜这里，学以致用，躬身践行，是读书的一种基本方式，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行为艺术。

作为温州儒学研究会平阳儒学研读中心主任，李炜不仅把研读儒学经典当作一种乐趣，而且更是把它当作修身养性的重要方式，当作做人、处事、为政的重要养料，所以，在李炜这里，他读儒学，也做儒人，行儒政，做儒事。

在李炜看来，儒学的核心精神是修身为本。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一切的根本。儒学的精华在于做人之道。孔子说，要做一个君子，首先就要不断地修养自己。当然，李炜深知，学儒学并不是不顾国家，只顾自己修身。修养自己是为了安人、安百姓。从儒学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来看，儒学的精华也是在做人这方面。现在经常讲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国人爱国主义的基础，集中体现在一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儒学所提倡的最根本的人生价值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苟为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历代仁人志士的名言，无不体现了这种人生价值观。李炜不仅把这些作为人生、从政的座右铭，而且擅长书法的他，每有人要求写字，他都会把这些儒学经典语句作为首选，大有广而告之的味道。

而且在李炜看来，儒学注重人的提高，以所有人的修身为本，与我们一般所说的“以人为本”并不相同。我们常说的“以人为本”更多的是一种管理思想，讲究决策的时候考虑人的利益、要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则是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途径。“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指出一切问题的解决在于人的提高，这是基础的基础，一般所说的以人为本则没有涉及人本身的提高；“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强调包括天子之内的一切人都要以修身为本。“以人为本”则只是说的领导人或管理者应如何对待百姓、民众或被管理者，不包括对领导人、管理者自身修养方面的要求。当然，儒家所阐发的做人思想，也深刻揭示了做人的意义、目的、理想、途径、方法等为人之道。它展现了人为何存在、怎样存在等涉及到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在李炜看来，真正的学问就是学做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学就是为人之学，其理论的基本旨趣就是讲述做人的道理，诸如做人的意义与价值、做人的目标与理想(人格思想)以及如何做人等问题。做什么样的人，做人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和境界，属于人格理想范畴，儒学对此作了多方面、多角度的阐释。

认识李炜的人，都说李炜为人处事接人待物有一种儒雅之风。孰不知，李炜正是以儒学所阐明的处世之道来指引自己的言行。儒学围绕如何做人、为人、修身等为人之道与处世之道，思想内容很丰富，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慎独等。在李炜身上，就像一本儒学教科书一样，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儒家经典思想的影子。其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有两方面：反求诸己和忠恕而行。儒家认为，成人必先成己，正人先正己，治人先修己，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这意思是说一个人只有加强自我修为，强化自我修养，才能率先垂范，才有威权，才能感召人、管理人和帮助人。一个人为人处世既不能取悦于人，也不能苛责于人，而必须确立自己的独立人格，培养自己的宽容精神，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 这就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儒家一再强调要不断地反省自己，看到自己的不足与缺点。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孟子也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 反其智；礼人不达，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儒家提倡要与人为善、成人之美、成己成物， 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处理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呢? 这就是按照关系的亲疏远近进行合理的社会交往——忠恕而行。忠和恕，一般并称为“忠恕之道”，都是做人和待人的方式，也是求仁、行仁的基本方式。关于“恕道”，《论语·卫灵公》中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乎?”孔子曰:“其恕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礼记·大学》对这种思想阐述得更加具体:“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即对任何人都不把自己憎恶、想要的东西强加给他人。可见，“忠恕”之道的基本精神是推己及人——我自己不愿意别人怎样对待我，也不要以之来对待别人；我自己所希望达到的，也希望别人能达到。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忠恕”之道，是儒家倡导的根本人道理念，也是李炜为人处世的根本之道。在他看来，做人无论是“求诸己”还是践行“忠恕”之道，都要从自己的切身之要做起。任何人，只要主观上想做都可以做到，如“孝悌”、“克己复礼”等等。做“仁”人、好人，完全取决于自己，即“为仁由己，而有人乎哉?”(《论语·颜渊》)

李炜还有一个处事观点，就是不与人争。他认为人与人之间能够相遇皆是缘。既然相认相识了，就应当好好相待，让彼此间的感情与日俱增。如果反目成仇，双方都是带来痛苦的，都会造成不必要损失，尤其是精神损失。不与人争，就得学会宽容。人生在世，难免会与他人磕磕碰碰，发生大大小小的矛盾。吃亏、被误解、受委屈，甚至被伤害一类的事，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的。但之所以会这产生这些矛盾，绝大部分并不是因为大是大非的问题。造成不少的伤害，也并非他人有意而为。李炜说，面对这一切，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学会宽容。只有这样，芥蒂才能得以清除，矛盾才能得以化解，人际关系才能得以改善。宽容不仅仅包含着理解和原谅，更显示出气度和胸襟，显示出坚强和力量。学会宽容就是儒学中的“恕”道，是严于律己，与人为善。如果老是对别人的所作所为所言耿耿于怀，以牙还牙，睚眦必报，就难免会在别人心里种下“怨恨”。

李炜说，当你面对周围所有的人，不管他们给你带来爱或帮助，还是恨或伤害，你都应该很秉持一颗感恩的心，明白他们的行为对你生命的意义，并以超脱的心感激和联络他们。那么，你就会发现，爱你的人会加倍爱你，伤害你的人也有可能从你的宽容中和你友好。春风风人，夏雨雨人，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播种今天就能收获明天。

李炜认为一个人要先修德， 然后再去从政。或者说，一个从政之人，应该修德守德。儒家主张，治国要必用“仁政”，即“为政以德”。只有最高管理者敬德保民，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社会才能安定有序，才能和谐稳定。“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孔子曾对季孙氏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意思是统治者要以修身为本， 先正己而后正人。如果你行为端正，“以身作则”，对社会就具有感化作用，别人的行为也就端正了。可见，“内圣外王”，“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理想目标，它是把国家社会的安定看作最高理想，把个人抱负与治理国家社会的责任统一起来，把个人前途与国家前途统一起来。

是的，李炜是个读书人，更是个行动者，践行者。他不仅读儒，行儒，还积极宣传儒家思想。前不久，温州市举行的“礼让文化与公民道德”征文中，他写了一篇文章应征，积极宣传礼让文化。在文中，他这样写道：“今天，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和我们的朋友争夺资源和空间，其实就是在透支我们的未来；而礼让万物，却是在礼让我们自己，礼让我们的明天。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新世纪人类面临越来越多的环境危机、资源危机等现实问题时，生态礼让意识一定会成为人类思想的主流。1988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的‘面向21世纪’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上，75位诺贝尔奖得主围绕着‘21世纪的挑战和希望’议题展开讨论，得出的重要结论之一是：‘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所谓的孔子的智慧，就是东方智慧中的中庸之道、天地人系统观，就是对人、对万物的礼让。我们的先人，在二千多年前，就已经深谙并践行生态礼让。是的，礼让是使天下和谐的方式，如果把礼让推广到宇宙万物之间，那么，不仅可以使人间和谐，而且是天地万物与人类的和谐，也就是‘仁民爱物’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文章的结尾，李炜几乎是感触良多地写道：“范仲淹赞美严子陵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也许我们没有严子陵的高风亮节，甚至也学不来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是一种多高境界的礼让啊。但我想，只要我们学会在日常生活中礼让，那就意味着我们正行走在道德自我完善的路上，行走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路上。礼让可以是一个很高的高度——道德高度甚至天地高度，但又可以是一个日常高度，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抵达的高度——就像禅宗所说的‘担水运柴，无非妙道’ ——在日常生活的礼让中体认‘本体心性’，在我们日常礼让的言行中去认识自我完善自我修炼自我。”

不久前，李炜当选为平阳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他的这种行动者、践行者的精神表现的更为充分了。李炜爱文化爱艺术，爱一切和文化艺术有关的东西，所以，他的这份爱好，就集中地表现在了对民间文艺的执着和着迷上。所以，当平阳成立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时候，李炜众望所归地当选了协会主席。从此，李炜以广泛地团结本地民间文艺家和民间文艺工作者为己任，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和推动民间文艺家和民间文艺工作者学习业务和科学文化知识，努力提高会员队伍的思想文化素质和业务水平。规划、组织和指导地方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研究和传播，发展民间文艺理论，繁荣了平阳民间文艺事业。他还认真组织本县会员参加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和各种形式民间文艺的比赛、评奖活动，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

我们不知道，忙里偷闲的李炜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爱好。也许，是书香世家的浸润，也许是平阳千年古城文化积淀的传承，也许……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拥有这么多高雅爱好的人，不仅可以自己好好受用，而且会福祉他人。我们可以相信，高雅的爱好不仅可成就艺术人生诗意人生，更可成就一种传承——一种熏陶，一种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