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为何争议多？

　　《八〇年代》出版 讲述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

　　上世纪80年代，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为了中国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建设呕心沥血，以极大的热情和激情直接深入和参与改革。他们为让当时的人们接受在今天看来的常识付出了极大的心智，这些付出和贡献转化为了学术理论，转化为文件政策，转化为启迪民智的普及知识。可以说，没有这个特殊群体的努力，没有他们的桥梁作用，背负着巨大历史包袱的中国改革难以扬帆起航。而这群人，就是《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一书里的主人公们。

　　本专题采写及图片整理

　　本报记者吴波

　　独立学者的简单生活

　　谈起作者柳红，可能许多普通读者并不熟悉这位在经济学领域独立研究的学者。但谈起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前助手，天才少年子尤的母亲，大家可能就能对上号了。柳红最近走入公众视野，是和作家吴晓波打“抄袭”官司一事。提到这个官司，她本人很低调地说是“涉嫌抄袭”，虽然尚未开庭裁决，但经过律师等专业鉴定，雷同部分的程度是很大的。“这件事对我有启蒙的意义。我们对知识产权常常不在意，但我觉得如果你有知识产权你就要保护好它，其实我们保护好自己也是在保护别人。”

　　柳红现在的身份是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过着清简纯粹的日子。子尤走后，她为了摆脱心中的阴霾，开始素食，做瑜伽，不用空调和冰箱，随身带着水瓶。两年前，她开始长跑，从最初的几百米、一两千米，到如今每天风雨无阻，坚持跑7公里，最多一次能跑20公里。马上，她还要去参加马拉松，从半程21公里开始挑战，目标是去全国和全世界各地跑马拉松。

　　50岁的柳红看起来神采奕奕，洋洋三十万字的书，她投入了两年的心血，尽可能采用第一手资料，前后采访了70位改革亲历者。面访、电话、邮件，一次又一次的采访和考证，以及浩大的文献阅读，支撑起这部书的厚重扎实。

　　《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这本书第一次全景展现上世纪80年代老、中、青三代经济学人的风采和历史；105幅珍贵图片，还原历史，其中不少是第一次发表，当事人亲自提供的第一手珍贵资料。不但讲述了经济学人在上世纪80年代的故事，他们的理想、探索、突破，和大手笔的建功立业。

　　上世纪80年代的三代经济学人

　　第一代代表人物：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许涤新、马洪、蒋一苇、杜润生等。他们几乎都是忠诚于共产主义的“老布尔什维克”。他们参与创建了中国的计划经济制度，却又最早发觉这个制度无法克服的弊端。所以仍然是这些人，以极大的勇气批判、改革他们亲手建成的制度。

　　第二代代表人物：刘鸿儒、刘国光、厉以宁、吴敬琏、董辅礽等。他们是改革的中坚力量。从辈分上看，第一代学人是他们许多人的师长。谈到经济学界的人才培养，就会提起一个地标：五道口。

　　第三代代表人物：王小鲁、周其仁、张维迎、华生等。　第三代经济学人的主体是“老三届”，他们是“文革”的参与者，在上世纪70年代末重新接受教育，随即投身改革洪流。

　　刀尖上改革的一群人

　　翻阅有关上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历史的文字记载 ，就能发现它们基本按照3种“范式”来组织：一是“革命史范式”，将改革历史划等于政治史，以重大政治事件为叙述对象；二是“现代化范式”，主要是经济发展及经济制度和结构变化的历史，如企业或农村改革历史；三是“社会和文化范式”，以社会演变、文化思潮和相关人物为叙述对象，折射出经济改革。而柳红想要打破这些惯常研究范式的局限性，试图让那些被遮蔽、遗忘、误解了的人和事“复活”。

　　回望上世纪80年代，柳红想到的不是重大的事件或历史拐点，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她以人物为线索来带出故事，，以那个时代的一些典型事件为线索，呈现上世纪80年代的风貌，为人们了解早期经济改革，提供一个窗口。

　　从人物跨度上看，书中讲述了三代人，第一代，薛暮桥、孙冶方、马洪、蒋一苇等，既是革命者，又是学者；第二代，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学者，诸如刘国光、董辅礽、吴敬琏等，他们年富力强，承担起历史使命；第三代，曾经是老三届，当过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了解。老中青三代人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的舞台上，共同创造历史。

　　曾经有一位经济学的老前辈，在看了柳红写的几位老人的故事以后，给她写了一封信，说感慨深沉，他们当时谈改革是“在刀尖上”，很不容易。比如说孙冶方在“文革”时被打入监狱，狱中没有纸笔，直到获释那天，他在狱中的7年里为《社会主义经济论》打了85遍腹稿，出狱后在病榻上给编写小组口授，与死神和时间赛跑。

　　柳红笔下的每一位经济学人都是有血有肉的。比如写薛暮桥有个“奢侈”的爱好，喜欢吃西瓜，家里西瓜少了，就要孩子们去买。像这样的细节很多，使这些人物更丰富，更真实了。

　　对话柳红：

　　“明星经济学家发表不负责任的观点应反省”

　　广州日报：这本书对于现代进一步的改革有怎样的意义呢？

　　柳红：经过三十年改革，中国已经走到了极为关键的时刻。改革早期所焕发出来的经济增长、福利增长都在逼近极限。改革的初衷无疑是让国家富强，人民过上好日子。然而，后来改革的难度和成本越来越大。以史为鉴，重新审视是这本书的一个意义。

　　广州日报：写作本书之时你选人的标准是什么？

　　柳红：与其说是我选的，不如说是历史选的。凡是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改革的经济界人士，或是熟悉了解的人就会知道，写这些人是很自然的，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标准。几乎涉及的每一位都令我感触。可能是那些默默无闻，彻底不为人所知的人让我感触更大些。

　　广州日报：他们在你眼中有哪些时代气质？

　　柳红：上世纪80年代的气质有正气，有生命力，有原动力。他们都经历过“文革”；很多人都能认清中国社会灾难的根源，极力摆脱“文革”的意识形态，拥抱新思想，建设新制度。虽然他们不清楚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但是确认过去的路走不通，因而，一直绘制未来的蓝图，从近期到远期，从粗到细。应该说，他们聚集了这个民族的智慧，是积聚已久的能量的大爆发。

　　誓把官司进行到底

　　广州日报：您与吴晓波的官司引起了不小的争议，现在怎么样了？

　　柳红：这场关于知识产权的诉讼，将于今年12月3日在北京东城区法院开庭。事情起因于2010年年初出版的吴晓波所写《吴敬琏传》。此书的很多篇幅对我于8年前出版的《当代经济学家学术评传—吴敬琏》进行了抄袭，侵害了我的知识产权。今年2月，我对吴晓波《吴敬琏传》的快餐式写作方式、滥用了话语权在报纸上撰文提出批评。吴晓波做出了傲慢的回应。于是，我进一步发文一一举例《吴敬琏传》中的硬伤和软伤。

　　我和吴晓波这场法律诉讼，值得注意的是：其一，吴晓波有“中国财经第一写手”的称号，有自己的图书策划出版机构，是资深媒体人，而我，是一个自由撰稿人，两方“地位”悬殊；第二，吴晓波对他人知识产权的不尊重，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抄袭者往往冠冕堂皇。我会把这件事做到底。

　　广州日报：您对当下的经济学家群体有何看法？

　　柳红：当下经济学家主要分布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新生代也早已出现。与上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相比较，他们对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影响比较薄弱，而且继续衰退。当然，也出现了一些明星式的经济学家，有相当大的话语权。民众对他们在事关国计民生问题上发表的不负责任的观点常常表示不满。这是值得经济学家反省的。

　　链接：

　　吴晓波被指“抄袭”案下周开庭

　　记者昨日获悉，吴敬琏前助手、《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吴敬琏》一书(以下简称《吴敬琏评传》)作者柳红，起诉《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以下简称《吴敬琏传》)作者、著名财经书作家吴晓波“剽窃”一案将于12月3日上午9点在东城法院开庭。11月24日起，柳红在博客上陆续公布吴晓波抄袭内容与其原作的对比。 

　　柳红曾任吴敬琏助手多年，她的著作《吴敬琏评传》2002年1月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10年2月，吴晓波的《吴敬琏传》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吴敬琏传》出版后，柳红与吴晓波曾在媒体上公开打了两个回合的“笔仗”，对吴晓波的写作态度和方式都进行了质疑，并列举了《吴敬琏传》中的14处硬伤和 6处软伤。吴晓波在第二个回合中表示不再“回应”。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反而逐渐升级。柳红称经过律师比对，发现《吴敬琏传》以多种方式大量剽窃了自己作品《吴敬琏评传》的内容。

　　柳红表示，起初，是通过律师发函，希望对方认错。这个时间大约持续了两个月。其间，对方提出延长律师函中规定的道歉时间，她同意了。然而，直到延长时间到期之后，吴晓波仍没有表示。于是，她于2010年5月提起诉讼。北京东城区法院原定6月8日开庭，因对方提出管辖权异议，而延迟半年。终于，这场事关知识产权的官司将于下周开庭了。        （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