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事件凸显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

晨风
2008，无疑是中华的“多事之秋”，从开春的雪灾，到汶川地震，到“股灾”到瓮安事件，接着又是上海闸北警局的血光。恐怕没有谁不会为之揪心，甚而泪流满面。天灾无法阻止，而类似瓮安、闸北的“人祸”（请原谅我或用词不当）为何近年来何其的多，频率又何其的愈来愈高！难道不应当引起当局的深思吗？一起“简单的‘民事案件’”（南方周末）为何能够引发“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最终酿成严重打砸抢烧突发事件”（ 新华网电文中石宗源的话）？
网上亦有很多贴子表达了对瓮安事件官方“发布”的保留、不同甚至激烈批评的意见，同样也应当引起当局的深思——为何政府的公信力会受到如此质疑，如果我们的社会是一个“阳光社会”，我们的政府已经打造为“阳光政府”，会演绎出诸多的网民 “砸砖”吗？
其实，在一定的意义上，“民事案件”的真相已经不再重要——在“惊天动地”的背景下，应当相信会在未来的司法程序中得到公正的解决。而“打砸抢烧”所构成的，则是一种极具爆发力的危机性的冲击，有着更加广泛更加重大更加深刻的警示意义。
贵州“一把”显然很敏锐的察觉到了这样危险，他谈到了“背后深层次原因”，严厉批评了瓮安地方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中“侵犯群众利益”、以及“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的现象，虽然有些居高临下的意味，但绝对一针见血，拿捏准确。而这一类的现象，包括官员腐败、司法不公等等，更不止于瓮安一处，几乎各地都有，有的甚至还相当严重。也正如贵州“一把”所说的，有这样的“深层次原因”，引发冲突，“实属必然，是迟早都会发生的”，谁是和谐稳定的真正大敌，至此一目了然。
恐怕是地球人都知道，导致这些“深层次原因”发生和愈演愈烈的，是我们的体制，是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是没有足够“权利”保障的规范缺失，是“为民作主”而不由人民做主的观念和“潜规则”盛行。这样的“深层次原因”不仅使一些地方民众的不满愈积愈深，并会因此诱发其“针对性”的扩散，由个别而及全体，由局部而及全部，从而对广义的政府而丧失信任和信心。同时，指望由“发展”来化解此类矛盾的苦心，也会由于导致这些“深层次原因”发生的利益追求而无法实现，甚而更进一步的扩大贫富的落差，加剧底层群众的积怨和苦难；“发展”，最终也会因为“权力”的任意所为对资源的破坏性配置、因为市场秩序的缺失和不能惠及大多数人而难以为继，其既有的成果甚至会在一场危机中灰飞烟灭。
显然，不对现有体制进行改革，就不可能消除这个“深层次原因”。而改革的主要方向，是政治体制，是转型为现代法治。很难想象，没有法治会有完善而规范的市场秩序，会有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机制，会有市场主体的平等权利。矿产资源开发也好、移民安置也好、征地拆迁也好，在剥夺了“交易”另一方的话语权、谈判权，由“权力”一方任意任性地“为民做主”为己牟利，还能指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指望和谐与稳定吗？即使按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可“反作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如果不适应经济基础，不仅会严重阻滞经济的发展，甚至会导致“革命”而粉碎现存的基础。这样的一幅可能的图景，难道不值得我们警醒吗？
每年数以万计的“群体事件”构成了“瓮安事件”的背景，而在这一背景下的“瓮安事件”，则突显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有意见辩解说“政改”实际早就展开，是“分层式”的渐进性的。虽然这也能成立，但这种几乎原地踏步的皮毛清理，于事何补？就一个差额选举、一个行政体制改革就不知折腾了多少年、多少次，仍在起点上徘徊。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没有系统的设计和进度要求，它能整体竣工而不成为“豆付渣”吗？遗憾的是，至今我们尚在期待之中。
“瓮安事件”呼唤政治体制改革，也即呼唤改革的决心与信心。如果没有信心，也就没有决心。像每逢这一类事件发生后，即用“一小撮煽动”、“不明真相”的陈旧套式，多少有着缺乏信心的意味。即便是事实，即便出于可以理解的稳定大局的考虑，这一套式的实质作用又有多大？无非是指望“干扰”和“杂音”的宵遁，如此，也不过是矛盾的悄然积累而陷入轮回。为何不在为什么能“煽动”、为什么“不明真相”方面找“深层次原因”，去勇敢直面，去一一破解？反过来，只要有了足够的决心，信心也会倍增。这就是义无反顾的勇气，这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真谛——纵有千般不是，只要顺民意顺潮流锐意图新，就会得到民众最真诚的谅解和拥护。
“瓮安事件”或将很快过去，但愿它不是一阵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愿它又是一阵风，能催生新蕊、能使人清醒振作的清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