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安事件调查

作者：钱　真
一
李秀华属鼠，今年36岁。赶上本命年，在村里人眼里，尤其是道坎儿。在他的家乡——贵州瓮安县，迷信的当地人把这叫“伏吟神煞”，克自己，还克家人。
在这个不吉利的年份，李秀华的生活出现了如下变动：
首先，家里种植的烤烟收成不好。往年光是雇的工人都能挤满院子，现在就他们两口子。
其次，买拖拉机跑运输，却始终等不到活。
第三，老婆也嚷着不想跟他过了，说他有了外人。两口子还动了手，这是结婚以来从未发生过的。
第四，眼巴巴地盼着儿子高考，却没想到，考试前孩子折断了右手。
第五件事似乎正要发生，他更不敢想，他觉得再没有比前四件事更倒霉的了。
2008年6月6日，他背着干粮进城了，为的是伺候在城里高考的儿子。
从他家到县城得走一个小时的山路，再坐半个小时的汽车。
儿子和女儿为了上学，在县城里租房子住。虽然离家不算远，但自从住到县城后，孩子们就很少回来了，他们嫌家里什么都没有。
二
李秀华背着干粮来到孩子们的住处。另外，他还揣着500块钱的存折。这是孩子们一个月吃和用的钱。
儿子写字的那只手骨折了，接下来能否参加高考也成了问题。他没有选择放弃，打算搏一把，用左手。哪怕考个三本，只为出去。
父亲为儿子惋惜，村里人都知道儿子肯定会给他争气。他问儿子要不再等明年，儿子不答应。
6月22日凌晨，儿子在睡梦中打来电话，李秀华原本以为是个金榜高中的好消息，没想到，却是本命年的第五个坏消息——女儿李树芬出事了。
三
李秀华一家都不相信女儿李树芬是自己跳下河去的。
女儿是晚饭后和哥哥告别的。那时候，这个女孩还活泼得跟平常一样。那个叫走她的学生叫王娇，是女儿的同学加好朋友。晚上11点多的时候，王娇给她哥打来电话说，李树芬今晚不回去了，就住她家。
这并不是少女第一次未归，李树芬的哥哥也没有反对。他跟妹妹通话的时候，平常得像此前任何一个夜晚。
李树芬的尸体是好心的人们打捞上来的，少女圆睁着的双目，让任何一个看到的人内心都充满了不安。
在农村人的意识里，这是一个不祥的兆头。
没有人相信李树芬是自己跳下去的，而且现场不止王娇一个人，还有两个陌生的少年。
这两个少年不是学生，身上散发着社会青年的散漫气息。这两个人一个名叫陈光权，21岁，目前在瓮安县纸厂打工；另一个叫刘言超，18岁，同样在瓮安县纸厂打工。这些另类的人在老实的李秀华看来，无疑就是决定女儿生死的坏人，强奸的念头开始在他脑子里盘旋不去。
而警察的不作为，成了这种不安情绪的催化剂。哥哥李树勇最先报了案，这位少年称，闻讯赶来的警察拿着手电筒在河面上扫了两圈就放弃了努力。“他们借口，夜太黑，明天再说”。尸体被救起的时候，已经天色泛白，父亲李秀华来到派出所，希望警察去一下现场，得到的答复还是“白天再说”。
到了天亮，不安的情绪开始萌发，县城里爱凑热闹的人们都来到了河边。少女之死，对于这些并不忙碌的围观者充满着戏剧性的诱惑和各种的猜测。事件中，有看上去纯情的少女，有看上去不良的青年，简单的溺水背后，与其说是对于真相的追究，不如说是一场关于民心的投票。
四
在家属的要求下，22日晚进行了第一次尸检，得到的结论是“溺水”。
所有仰着脖子拭目以待的局内人和看热闹的局外人，都对这个结果不免失望。
自此，李秀华一家开始矛盾地尝试两条解决问题的路子。
一方面，李秀华带着疑问不断向自治州政府和省政府上访；另一面，李秀华的妻子则在县城里不断和政府讨价还价。
而令人意外的是，在提到经济补偿的时候，还不待调停人开口，一个家属里的年轻人就抢着说，“我们要50万，让他们三家出。”
50万的消息传到西门河，人群密集的河边于是炸开了锅。每个看热闹的人都以为这笔钱即将兑现，传言插着翅膀诱惑着那些对钞票充满幻想的人。
于是那两天，另一批热心人开始活跃起来。比如谢新发，他是个开磷矿的老板，据称是李树芬的干爹，但和李秀华一家的关系并不算近，平时鲜有走动。
这一次，在李淑芬死亡当天，他就出钱找来冰棺，收敛了尸体。很少有人知道谢新发的其他背景，2007年他因为带着村民集体冲击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在全县出名。
自此，河边已经不仅仅是个看热闹的案发点，而是一个失意者的阵营，县城里真正的市民广场。这些年瓮安发展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在小河边，在那两天，得以万花筒式的呈现。
那些矿权纠纷中吃亏的乡民，那些移民拆迁中失意的流离者，那些为治安忧心忡忡的市民，再就是那些狂热的年轻人。他们在河边找到了共鸣。
五
6月25日晚，进行了第二次尸检。
尸检一直持续到凌晨，随后，家属们和县政府的代表也再次坐到了一起。家属们要求得知李树芬死亡真相的同时，把经济方面的赔偿降到了6万元。
这是一个不错的转折。而就在第二天，26日，河边又出现了风波。
有人报案说，在打捞尸体的对岸，发现了“强奸现场”。
河边人们的讨论已经炸开了锅，真相仿佛正在向人们此前情感的推断一步步地靠近。强奸、杀人、沉尸，那即是21日晚上发生的一切吗？
李树芬的母亲感觉自己一家像是暴风雨中的孤舟，身不由己，被看不见的力量推来搡去。
6月27日晚上，家属们和政府代表试图最后一次达成共识，他们又坐在了一起。这一次，李秀华也从贵阳回来了。那一夜的协调会，开到了12点，进展异常顺利。
政府在经济上提出了八点补偿，能表的姿态都拿出来了，能动员的部门也都掏了腰包。
那三个孩子，由于家里穷，每家最多只能拿1万块钱。其次，教育部门适当捐助一些；李树芬所在的学校三中，捐助5500元的保险费；他们家所在的玉华乡政府，给予经济补助和粮食补助。另外给家里老人低保方面的照顾，还有李树芬的哥哥，如果考上大学，给予贫困生资助。
李秀华对于这个处理意见没有异议。负责协调的县农机站站长、老党员刘金学不由得舒了口气，他感觉一块大石头放了下来，自己办成了一件大事，随即给负责善后的副县长肖松拨去电话。双方商量好，第二天上午到县政府去签字画押。
第二天，28日，早上8点，电话铃声吵醒了刘金学。
电话里是李秀华的声音。他说：“哥，对不起，昨晚的事，我不能答应，我本命年犯斗牛。”
李秀华的出尔反尔彻底惹恼了副县长肖松。他当天下达了最后的处置通知，要求在下午两点半开始，处理安葬李树芬的尸体。
刘金学吓得不敢见县领导，灰溜溜地去上班。大约下午4点，他听到街上喊声震天，跑出去一看，河边的人们上街“请愿”了……
后记
“瓮安不安”，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瓮安“6·28”事件后如此评价。一个少女的非正常死亡，演变成一座县城的震动；在这座“不安”已久的城市，群众的不满因何长期积累？事件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贵州省委副书记王富玉分析:“瓮安县党委、政府在长期的工作中，没有正确处理好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系，没有正确处理好群众正当的利益诉求的问题。”长期治理失当，正是群众对当地政府失去信任甚至产生对立的原因所在。正如石宗源指出:“ 我们必须对这一事件进行深刻反思。”
（综合自《中国新闻周刊》
《南方周末》20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