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张维迎教授“理性思考”的破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7:39:46
张维迎教授“理性思考”的破绽
2006-3-18 8:46:45 冼岩
为回应国内“反思改革”的种种声浪，维护“改革话语”的权威，“改革话语”的积极参入者、主流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张维迎教授近日撰文《理性思考中国改革》，洋洋万言正面回击公众质疑。
张教授文中的一些论述客观理性，说明他确实不愧是“对1984年以后的改革规划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经济学家之一。但文中也有一些说法荒诞离奇，充斥着“成功人士”的偏见与傲慢。
本文是专门找碴的，所以只说荒诞。张教授知道自己的话许多人不爱听，所以强调“多数人赞同的理论不一定是正确的理论”；又知道自己的公共形象已经受损、公信力下降，所以言则以“国外学者的研究”垫底。老实说，笔者实在佩服他这种在“众人皆曰可杀”情势下还挺身而出的勇气，与当年的何新差相仿佛。
恰好“国外学者”中有位陈志武先生，顶着“耶鲁大学教授”的高帽子，经常向中国人推销他自己的伪学术，与张教授常相应和。这一回，张教授自然免不了又拉他出来作背书。
张教授主张“理性思考”，对于什么是“理性思考”，他文中洋洋洒洒铺陈了甲乙丙丁。对这些抽象玄奥的说词，许多人不明所以；真正明其所以的人，又可以反过来用这些话教训张教授——实话说，在这些官冕堂皇的标竿面前，谁都只能自惭形秽。所以，要弄明白什么是“理性思考”，还是举例说明方便。张教授文中以陈教授的“研究成果”作为论据，说明他认可陈教授的“理性”。我们可以以陈教授的研究方法为例，来看看张教授主张的“理性思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按照张教授的说法：“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使用跨国资料的研究表明，靠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政策不可能解决地区差异，相反，平均而言，政府支出比例越高的国家，也正是地区收入差距越大的国家。”——这就是在蒙人了：陈教授用“跨国资料”蒙人，张教授用“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几个字蒙人。
收入差距越大，越需要转移支付，政府支出的比例自然越高，这是常识。共时性统计数据只能回归到相关性，说明不了何者为因，何者为果；因果关系需要由历时性研究确定，还需要考虑其它条件的影响。笔者看过陈教授的相关文章，其方法（或者按张教授的说法应该是“逻辑分析”）特点是：从简单的相关性导出结论，而各相关项的因果顺序则按自己结论的需要来排列；其实质就是将自己的结论作为其论据的论据，所以才能够“逻辑分析”出上述倒果为因、颠因为果的结论——这是比韩国的黄禹锡更拙劣的伪学术，但到了张教授笔下却成了“真正学者”的“深思熟虑和严格论证”。
怪不得陈教授总能及时得出“研究成果”，解国内同道之困。作为回报，国内主流经济学家们抬举教金融的陈教授为“国际顶级”的经济学家，欢迎他对中国改革指手划脚；而搞财务分析的郎咸平教授，却被他们指为“不懂经济学”，没有资格批评中国改革。陈教授的上述“逻辑分析”方法，张教授似乎早已运用娴熟。他文中“我们不能想当然地以为扩大政府支出的比例就一定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恰恰相反，我从统计资料中发现，平均而言，政府支出占GDP比例越高的地区，基尼系数也越高”等内容，怎么看怎么眼熟，让人想到陈教授。
其实，只要有了这样的“理性”，什么样的常识都能颠覆，什么样的“理论”都可“发现”。如果公共决策被这种“理性”主导、中国改革由这种“理论”指导，天知道会把中国拐向何方！
2006-3-18 8:46:45 冼岩
为回应国内“反思改革”的种种声浪，维护“改革话语”的权威，“改革话语”的积极参入者、主流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张维迎教授近日撰文《理性思考中国改革》，洋洋万言正面回击公众质疑。
张教授文中的一些论述客观理性，说明他确实不愧是“对1984年以后的改革规划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经济学家之一。但文中也有一些说法荒诞离奇，充斥着“成功人士”的偏见与傲慢。
本文是专门找碴的，所以只说荒诞。张教授知道自己的话许多人不爱听，所以强调“多数人赞同的理论不一定是正确的理论”；又知道自己的公共形象已经受损、公信力下降，所以言则以“国外学者的研究”垫底。老实说，笔者实在佩服他这种在“众人皆曰可杀”情势下还挺身而出的勇气，与当年的何新差相仿佛。
恰好“国外学者”中有位陈志武先生，顶着“耶鲁大学教授”的高帽子，经常向中国人推销他自己的伪学术，与张教授常相应和。这一回，张教授自然免不了又拉他出来作背书。
张教授主张“理性思考”，对于什么是“理性思考”，他文中洋洋洒洒铺陈了甲乙丙丁。对这些抽象玄奥的说词，许多人不明所以；真正明其所以的人，又可以反过来用这些话教训张教授——实话说，在这些官冕堂皇的标竿面前，谁都只能自惭形秽。所以，要弄明白什么是“理性思考”，还是举例说明方便。张教授文中以陈教授的“研究成果”作为论据，说明他认可陈教授的“理性”。我们可以以陈教授的研究方法为例，来看看张教授主张的“理性思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按照张教授的说法：“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使用跨国资料的研究表明，靠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政策不可能解决地区差异，相反，平均而言，政府支出比例越高的国家，也正是地区收入差距越大的国家。”——这就是在蒙人了：陈教授用“跨国资料”蒙人，张教授用“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几个字蒙人。
收入差距越大，越需要转移支付，政府支出的比例自然越高，这是常识。共时性统计数据只能回归到相关性，说明不了何者为因，何者为果；因果关系需要由历时性研究确定，还需要考虑其它条件的影响。笔者看过陈教授的相关文章，其方法（或者按张教授的说法应该是“逻辑分析”）特点是：从简单的相关性导出结论，而各相关项的因果顺序则按自己结论的需要来排列；其实质就是将自己的结论作为其论据的论据，所以才能够“逻辑分析”出上述倒果为因、颠因为果的结论——这是比韩国的黄禹锡更拙劣的伪学术，但到了张教授笔下却成了“真正学者”的“深思熟虑和严格论证”。
怪不得陈教授总能及时得出“研究成果”，解国内同道之困。作为回报，国内主流经济学家们抬举教金融的陈教授为“国际顶级”的经济学家，欢迎他对中国改革指手划脚；而搞财务分析的郎咸平教授，却被他们指为“不懂经济学”，没有资格批评中国改革。陈教授的上述“逻辑分析”方法，张教授似乎早已运用娴熟。他文中“我们不能想当然地以为扩大政府支出的比例就一定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恰恰相反，我从统计资料中发现，平均而言，政府支出占GDP比例越高的地区，基尼系数也越高”等内容，怎么看怎么眼熟，让人想到陈教授。
其实，只要有了这样的“理性”，什么样的常识都能颠覆，什么样的“理论”都可“发现”。如果公共决策被这种“理性”主导、中国改革由这种“理论”指导，天知道会把中国拐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