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不可预测论”错在哪里？

“地震不可预测论”错在哪里？
中国科学院工程地质力学重点实验室客座研究员
李世煇
引言：从中国国情出发
讨论“地震能不能预测”，不能离开今天中国的国情。
1．
中国地震频发，典籍丰富，具有中西文化互补创新的有利条件
中国自古地震频发，天灾严重。中国传统文化重整体观察，重典籍记载。李四光的地质力学、耿庆国的旱震关系等中长期地震预测等理论，以及一系列的地震短临预测技术方法。都是继承发扬民族文化传统，老老实实学习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成果，是中西文化优势互补的产物。
从西方的机械论观点和公理化方法看“地震不可预测论”，或许有点道理；但是，从中国的整体论和实用化方法看（参考姜岩文），则是完全错误的。
2． 不能否定“中国地震预测、预报、预防42年的实践经验”
1966年邢台地震以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倡导的、有中国特色的地震预测实践探索，至今已经有42年的成功经验，也有遭受干扰失误的惨重教训。实践出真知。在中国只要坚持“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立足于有，有备无患”就会有海城、青龙奇迹不断涌现。在中国宣扬“地震不可预测论”，违反历史事实，脱离群众，不得人心。
3．中国是人口大国，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中国人口最多（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密度大，汶川地震后地震死亡人数已占世界地震死亡人数的33.1%（据高建国）。如今，党中央、胡锦涛主席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中国已经形成一套大体上行之有效的地震预测理论和方法的条件下，跟着西方某些人宣扬“地震不可预测论”，不论出发点如何，只能是开倒车，与“以人为本”背道而驰。这是违背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
西方国家不具备上述条件，中国42年前也不完全具备。以上三点，就是今天中国讨论“地震能不能预测”的基本国情。看问题不能不从这里出发。
一.
周恩来开创的有中国特色的地震预测科学研究
1966年以前，中国的地震预测大体是跟踪西方。3月邢台地震后，周恩来总理指示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攻破地震预报难关。响应周总理号召，摆脱西方还原论思维的局限，以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结合，主攻地震预测的老科学家只有李四光、翁文波二人。
在1966年4月10日周总理召开的地震发展趋势研究会上，李四光应用他开创的地质力学——构造理论体系提出：“深县、沧县、河间这些地区发生地震的可能性不能忽视”。1967年3月27日发生了河北河间6.7级地震。
李四光比较准确地预测了1970年1月5日在云南通海发生的7.7级大地震。早在1969年他就指示在通海设立地应力观测台站，严密监测，震前异常现象很多。但是，由于当时台站内地震预测人员搞派性斗争，预报未能发出，死亡1.5万人。为此，李四光曾痛哭流涕向周总理作检讨（据当时笔者听到的传达文件）。
翁文波在研究天灾预测中，提出“信息预测”新概念。指出：以体系中各元素的共性为依据的是统计预测；以体系中各元素的特性为依据的是信息预测（笔者按：在预测问题上，这是中西文化观、科学观的根本区别）。1991年11月，应美国友人格林（Cecil H. Green）之约，翁文波预测美国加州1992年可能发生的地震。他在美国西部16次地震资料中，发现了60年周期的隐蔽信息。在报请全国政协同意后，1992年1月翁文波以私人函电方式，对1992年6月28日美国加州南部发生的40年来最大的7.4级地震，作了比较准确的预测。7月6日，格林致信翁文波：“您能做到这一点是多么神奇！同时我渴望了解您是如何做的。”遗憾的是翁文波创立的天灾预测方法，在美国可以列为高校教材，在中国，却被中国地震界主流排除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材》之外。
1970年春节，周总理在百忙中接见三个青年地震预测工作者马宗晋、汪成民、耿庆国。周总理说：“地震预报问题，你们要好好攻！人口这么多的国家，攻不破这点怎么能行啊！要有雄心壮志。”人民的安危重于泰山。汪成民、耿庆国在唐山地震中为创造“青龙奇迹”做出重要贡献。
二.
第一次较量: 海城地震预报
耿庆国在海城地震前，力排众议，根据他提出的旱震理论，结合其他理论分析，坚持“华北和渤海地区，若在1975年以后发生地震，震级可达7.5-8级左右。”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召见耿庆国并予以大力支持，这是国务院下发1974年69号文件的重要背景。1974年国务院69号文件为创造“海城奇迹”的辽宁省委、海城市委，创造“青龙奇迹”的青龙县委书记冉广歧，提供了“上方宝剑”。回顾海城地震预报的历史，不能忘记这个前提。
1975年海城地震预报，至今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取得有显著实效的地震成功预报，根本原因在于在三个环节上决策正确。
1．预测：前提是综合多种理论成果，特别是以旱震理论的战略指导作用，提出了正确的中期预测。
2．预报：在国务院领导的支持下，关于是否发生强震的两种意见，都向下传达，“立足于有，有备无患”，从而向有关7省、市、区发出了正确的中期预报。在辽宁省委、海城市委的组织领导下，“专群结合，土洋结合”进行了有效的短临预报。
3．预防：在1974年国务院69号文件的指引下，辽宁省、海城市政府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敢于负责，果断地及时地采取紧急措施，疏散群众。
据称如果不采取预防措施，海城地震死亡人数可能达十万，实际死亡千余人。
三.
第二次较量: 唐山地震预报
1．预测： 唐山地震的危险性最早是李四光提出的。1967年开始在李四光的指示下，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进行了唐山、滦县、迁安的地震地质调查，1975年12月地震地质大队提出包括该地区在内可能发生大于6级地震的预测。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不幸逝世。三个月后，周荣鑫秘书长被四人帮迫害致死。1976年5月中国地震局召开京津唐地区震情讨论会，迫不及待地公开提出“69号文件预报期限已到，到6月若不发震，就下通知撤消此文件。”
在1974年国务院69号文件指导下，1976年7月14日北京市地震队发出《工作简报》，根据7大异常（地形变、水氡、地电、地磁、地下水位、地震活动、气象异常等），提出“用临震的姿态密切注视京区的地震动向”，并根据北京市有关领导白介夫的意见，请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立即安排时间听取详细汇报。7月23日耿庆国发现北京地区日平均气压突破了历史同日平均气压最低值，大震已经迫在眉睫，预计地震可能发生在7月29日以前发生。但是直到7月26日，地震局分析预报室负责工作的梅副主任并不参加，而是安排无权决策的组长汪成民等听汇报。汪成民深感问题严重，27日按拟好的文字稿向查副局长等汇报，认为：“异常是真实可信的，情况是严重的，要求紧急动员起来。密切注视情况的发展。”要求领导决策。
2．
预报与预防：
人们不禁会问：如果当时周恩来总理没有逝世，如果没有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唐山地震漏报会不会发生？
在北京市地震队告急，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梅副主任拖延听取汇报12天之后，在汪成民恳请领导决策的情况下，1976年7月27日国家地震局查副局长决定：“目前事情很忙，下星期召开一次会研究一下。” 玩忽职守， 贻误战机，酿成7月28日唐山地震死亡24万人的惨剧。
汪成民在地震局不准公开传达大地震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在晚间的小会上以个人名义讲了一些情况。距离唐山115公里的青龙县由此得到预报，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全县47万人，无一死亡，1996年被联合国誉为“青龙奇迹”的防灾减灾的典型。
唐山地震前，持无强震观点的人掌握着中国地震局关键岗位的决策权，对不同意见采取压制的做法；震后为了掩盖事实真相，统一口径，欺骗上级，控制舆论。事实表明：“把科学问题政治化，简单问题复杂化”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地震局当权者自己。
四.
边缘地位的苦斗
1．预测：在唐山地震预测预报中功勋卓著，堪称国宝级的地震科学家，如汪成民、耿庆国、黄相宁等，是非颠倒，年届古稀，没有一分钱科研经费，后继无人；虽仍奋力拼搏，已陷入自生自灭悲惨境地；从事群测群防的有功之臣，如杨友宸、吕兴亚等，功败垂成，群测成果惨遭废弃。这一批有丰富的地震预报实践经验的民族精英，已遭埋没、消磨32年，一旦驾鹤西去，中国高新科技具有领先世界水平的领域：地震预测预报横遭扼杀、中断！
耿庆国、徐道一、徐好民等坚持中西文化优势互补，坚持地震预测研究和实践；在这个期间，出现了任振球的天文、气象因素耦合预测重大天灾的理论和方法；发展了强磁暴组合法、太极序列、地震资料在空间和时间的共轭、耦合技术等；他们退休后继续自费坚持预测研究和实践。耿庆国还因为坚持旱震理论和地震预测，多次向地震局领导反映阿坝地区的强震危险，2006年冬，竟被国家地震局副司长车时当众羞辱，斥责为“个人英雄主义者”。
2．预报一例： 国家科委副秘书长黎懋明1995年5月9日致函联合国负责官员，希望对中国地震预报研究予以资助。5月11日汪成民、耿庆国应邀在北京向联合国官员作介绍时，为了回答联合国官员对近期世界震情的质询，耿庆国当面提出预测：“1995年5月25日（±5天），地球上会发生一次震级MS≥7.6级的强烈地震，震中地点应在亚洲东部地区”。实际情况：1995年5月27日在俄国萨哈林岛发生MS7.6级强烈地震。继1992年翁文波成功预测美国加州40年来最大的地震之后，中国地震预报科学家的短临地震预报水平，在联合国有关机构又经受了一次严峻的检验。
方舟子所谓：“地震预测‘大师’何不对未来一年内将要在世界各地发生的这些大地震一一预测一下，让我们看看能蒙对几个？”不过是无知妄说，不值一驳。
五.
第三次较量: 汶川地震预报
1．预测：汶川地震预测水平整体上不如唐山地震前。主要原因：① 在地震局掌权者的排挤下（汪成民、耿庆国等为什么不能当院士？），坚持周总理“地震是可以预测的”思想的人，多已退休，以往的预测团队不存在了；② 在受压制的困境下，没有最低限度的资金支持；③ 各自为战，力量分散，失去了原有的多种理论方法的综合优势。
翁文波生前在“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之下建立了“天灾预测委员会”，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在汶川地震前，他们在困难的情况下，做出了“在一年内（2008.5-2009.4）仍应注意兰州以南,川、甘、青交界附近可能发生6-7级地震”的预报（文字报告已报中国地震局等，4月30日由耿庆国密件发出）。
耿庆国曾于2007年1月21日，约笔者到他家，向笔者介绍有关原始资料，商量提交不提交阿坝地区强震预测的问题。
耿庆国面临的难题是没有最低限度的短临预报条件。耿庆国进行短临预报的关键技术是5个气象指标的异常，预测发震时间可以控制在几天以内。但是，一个气象数据要6-8元，一年需要经费约十万元。赤手空拳，只能利用不能预测发震地点的“强磁暴组合”进行预测，这样的可信度就低得多。在这种情况下，还报不报？为了进一切可能完成周恩来总理的嘱托，经研究一致意见还是报。理由是：①
根据旱震理论和多种其他理论、方法的综合，这个地区早晚要发震，而且，发震越晚，震级越高，早报比晚报好；②
提出预测可能促使地震局加强在该地区的监测，减少地震的损失，特别是羌、藏兄弟民族的损失。
耿庆国于2008年4月26日夜间“天灾预测委员会”的下会上提出：“阿坝地区7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在5月8日(前后10天以内)”（以上地震预报三要素：震级、地点、时间均已明确）。次日，中国地震局首席预报员听了耿的介绍，看了强磁暴组合预测时间计算的原始资料。怎么能说国家地震局不了解耿的预测意见呢？
任振球也是因为没有经费购买所需的气象资料，他的天文、气象因素耦合预测重大天灾的理论和方法，在汶川地震预报中未能发挥作用。
2．预报：现在只能设想，如果国家地震局对两种不同学术观点一视同仁，给予耿庆国、任振球等必要的经费支持，在汶川地震前，向当地打一个招呼，减少点伤亡，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吧！
六． “地震机理研究、精确预报错在哪里？”的学理剖析
——系统科学三原则的应用
地震预测的对象——地球表面的某一特定部分孕育地震的过程及其特征，是一种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问题。国内外地震界主流科学家事实上已经承认了这一点：“地球处于自组织的临界状态，任何微小的地震等候可能演变成大地震。这种演变是高度敏感，非线性的，其初始条件不明，很难预测”。传统的专业化思维方式和科学观念对此无能为力，理所当然。
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是系统科学的研究重点。如果我们用系统科学原理观察，就不难从学理上阐明：为什么国内外地震界主流科学家把主要力量致力于“地震机理研究、确定性预测”是谬误的。
⑴
从建立数学模型的环节加以观察：国内外地震界主流科学家转向的“地震机理研究”，属于传统的，以实验室内的、单向因果关系的试验与数学分析为特点的，以地质体为研究对象的力学机理研究（注：所谓“单向因果关系”就是不考虑二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把两个变量机械地划分为自变量A和因变量B。只研究A变化时对B产生的影响；不考虑一旦B发生了变化，对A必然产生的影响）。地震预测的力学机理和参数涉及广大地区的地质构造、力学性态和参数，其中少数可能比较清楚，绝大多数很不清楚。根据系统科学的系统仿真建模原则，这种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行为预测和控制，是一种灰度甚高的灰箱。对于灰箱，合理的建模原则不是对应于白箱的机理研究、即纯理论分析，也不是对应于黑箱的纯经验分析，而应是经验分析与理论分析结合。由此可见，不论西方“转向研究地震机理”，还是中国某些主流科学家的盲从，都是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⑵
从输入方式的环节加以观察：国内外地震界主流科学家所谓：“如果要预测一个大地震，就需要精确地知道大范围（而不仅仅是断层附近）的物理状况的所有细节，而这是不可能的”，正好暴露出他们试图用集中控制下的多参数输入，解决纯理论分析所需的大量输入参数问题。根据系统科学的复杂系统控制原则，对于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行为预测和控制，采取集中控制下的多参数输入，是不合理的；合理的输入方式应是分层控制：对于不能精确描述的部分，采用模式输入；对于有条件精确描述的部分，采用多参数输入。也就是说，对于灰箱输入合理的方式是模式输入与多参数输入结合；前者对应于经验分析部分，后者对应于理论分析部分。
⑶
从对输出结果的要求的环节加以观察：国内外地震界主流科学家所谓：“要可靠而准确地对地震做出确定性预测是不可能的”，这只能说明他们自己设定的研究目标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只能是“逆天者亡”。根据系统科学的复杂系统与精确描述不相容原理，地震预测常规的所谓“准确的确定性预测”的要求，是必定要失败的。对于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行为预测和控制，输出结果的合理要求，只能是从现有条件出发，力争有满意的可信度；试图要求做出对应于白箱的“准确的确定性预测”，显然是不符实际的。也就是说，对于灰箱预测结果的合理要求应该是大体符合实际，可供概略（不是确定性的和准确的）定量使用。
原来方舟子津津乐道的：美国地质调查局和日本地震学家“转向研究地震机理”，“要可靠而准确地对地震做出确定性预测是不可能的”，并不能证明地震不能预测，正好表明：他们出于对系统科学的无知，顽固坚持机械论观点和还原论方法，进行的地震预测研究，已经走进死胡同（笔者注：本文以楷体字的引文，均出自方舟子2008.5.28.中国青年报文“地震预测的梦想与现实”）。
七． 中国人靠什么能够比较准确地预报地震
1． 42年来，中国已经有了一批地震预测的理论成果（如地质力学理论、信息预测理论、旱震关系理论、奇异天文点引力潮共振理论、太极序列等）与地震预测实用技术（如地形变、水氡、地电、地磁、地下水位、地震活动性等异常，气象要素五项指标异常，引潮力共振异常迭加，次声波、卫星红外、卫星云图异常，等等），并已经过大量地震预测实践检验。
单个看，这些理论和方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如果加以组合应用，互参互校，从上述三次大较量看来，70%-80%以上的可信度，是可争取到的。
2． 组合应用，互参互校，可以应用钱学森提出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的、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组织形式。充分发挥多种理论方法、专家群体、数据资料与计算机技术的综合集成作用。
3． 关键在于加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集中力量办大事。
八． 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已经具备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基础和实力
综上所述，国外的地震预测似乎没有可信度，目前在中国，如果坚持执行周恩来总理制定的地震预报方针政策，可信度达70%-80%以上，大有可能。
这个问题在学术界“坐而论道”可能永远说不清楚。这不是一个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实践检验的问题。关键要靠“强震预测、预报和预防的综合性实践”的检验。一旦检验成功，正如海城地震一样，是会使洋人信服的。在周恩来总理的坚强领导、关怀和支持下，在“强震预测、预报和预防的综合性实践”的检验方面，至今中国人民已经具备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基础和实力。
西方人往往看不起中国人：“你们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思想和科学技术？”我们不能老拿老祖宗的“四大发明”说事。不久的将来，西方发达国家可能在事实面前认输。依笔者拙见：经过42年实践检验的“强震预测、预报和预防的综合性实践”，很可能是21世纪中华民族对世界人民防御重大自然灾害的一个巨大贡献，很可能是可以与“四大发明”比美的。中国人不仅在经济上正在赶上他们，在文化上，在科学技术上，同样能够赶上并且超过他们。
当然，这里有个前提，就是必须促使中国地震局恢复执行周恩来总理制定的地震预报方针政策。否则，不要说领先世界，惨祸重演恐怕也是难以避免的。
九． 一个悖论
——超越科技权威，方属原始创新；创新立项研究，必经权威审定
据报道：2005年中国科技投入占世界第三，而“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发表的全球技术竞争力，中国排名第64位。”世界“四大发明”古国，如今竟然罕见原始性科技创新，创新能力中等偏下。
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科技创新体制的悖论：凡属原始性科学技术创新，必然突破现有西方科学技术理论、方法的传统；但是，在中国当前居主导地位（如中国地震界）的多数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所熟悉的，据以安身立命的，某些人赖以获取与保有终身既得利益的，正是这些理论、方法。这些人对于发挥中国传统文化优势、中西文化互补的、非主流的原始性科技创新，既不熟悉，也不甚理解，有些人甚至不屑一顾。但是，在我国现行科技体制下，科研课题立项、评审的生杀予夺之权，却完全掌握在这些人手里。这是一个死循环，必须打破！
任何对党中央强调科学技术自主创新的怀疑、悲观论调，其实都是站不住脚的。改革开放前后，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发挥中国传统文化优势的原始性科学技术创新，实已层出不穷：如耿庆国提出的旱震理论，对国务院1974年69号文件中环渤海地区地震中期预报曾经发挥重要作用；任振球提出的天文因素与气象因素结合，对特大自然灾害触发机理与预测研究的重要成果等。只是在僵化的科技体制下，除个别（如吴文俊）成果“出口转内销”得到承认外，其余多遭扼杀，消磨至今。
更有甚者，任振球、耿庆国等因深知乱扣伪科学帽子的“科学警察”的危害，公开发表了意见，竟被自诩为“代表主流科学家意见”的方舟子在《北京科技报》上，诬蔑为 “多年来一直从事、支持伪科学活动”，并配上任、耿等跪在“反伪打假”大锤下的大幅漫画。而任、耿等反驳声音多被压制。2008.5.28.中国青年报又发表方舟子文“地震预测的梦想与现实”，翁文波、耿庆国、任振球、徐道一等的科技自主创新：“可公度法”、“旱震关系”、“耦合理论”、“太极序列”等，再次被方舟子污蔑为“伪科学”、“闭门造车”、“蒙”，甚至影射为“就像猪冲向满槽的猪食”，“欺世盗名的骗子”。在中国科学技术界，如果像这样只准方舟子之流在报纸、电视上讲一面之词，不给耿庆国等公开答辩的机会，是不是与“科学技术自主创新、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有点背道而驰呢？
十． 政策建议
1．
在适当时机，在媒体上开展“地震能不能预测”的平等讨论
这是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继续和深入。检验“地震能不能预测”的标准，到底是中国人民的社会实践，还是西方科学的狭隘定义？打破科学主义的束缚，在科学技术界改变只准讲一面之词的不良风气，这是解放思想、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要前提。
2． 抓“青龙奇迹”典型
曾经指导海城、唐山等大地震预测预报的国务院1974年69号文件，对于当时有无大震的三种观点，一视同仁，“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依靠群众”“立足有震，有备无患”。建议联系当前实际重申这些方针政策，对照青龙典型和汶川地震漏报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中国地震界，对于有中国特色的科技体制改革问题，干部思想路线问题，以人为本的态度问题，两种科学观和方法论问题，政策问题等等，可望认识上有所提高。以此为突破口，当代中国科技自主创新的体制、政策和方法问题，可能出现较大进展。
3．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深化改革
在科学技术创新中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关键，在于在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打破当前一条腿走路的僵化局面。建议在科技体制上试行“两条腿走路”的政策。也就是说，在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在科技部设立一个专管坚持中西文化互补的、处于边缘地位的创新的机构，每年拨出少量科研经费（例如，国家逐年科技投入的1~3%）搞几年试点，对坚持中西文化互补的、处于边缘地位的、已有相当基础的科技创新（如耿庆国、任振球、黄相宁、杜乐天、禇德萤、王迪兴、徐业林、赵少奎等所从事的科学技术自主创新研究）加以必要的扶植，在实践中加以比较，鉴别是非真伪。以三年为期，国家检验初步成效。
后记： 为了让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了解还有另一面的真实情况，仅就见闻所及，摆事实，讲道理，从始至终，由表及里，说明为什么“地震不可预测论”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笔者并非地震预测圈内人，了解情况有限，疏漏难免。文责自负，仅供参考，敬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