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磊落的共产党人——张闻天

　　1938年秋，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婚，延安议论纷纷，许多老同志有意见。原在北方局做秘密工作的王世英，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写了一封信给中央，说江青在上海桃色新闻很多，毛主席同她结婚不合适。信上签名的人一大串。根据地也有打电报、写信来的，比如，项英就曾电报中央极力反对。这些意见都集中到张闻天那里。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也向张反映，希望他出面做做工作。张闻天觉得为难：结婚是个人私事，别人不便干预;毛泽东的个性又极强，认准了事很难回头。但大家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党的领导人的婚姻也不能等闲视之。考虑再三，张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比较婉转，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
　　毛泽东读罢勃然大怒，当场把信撕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就在供销社摆酒席两桌，张闻天自然不在宾客之列。
　　影响两人关系的另一件事，就是对马列学院的评价。自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尽量推掉“总书记”的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宣传部和马列学院。延安马列学院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所攻读马列主义的比较正规的学校，是延安的最高学府。自学院创办之日起，张闻天就兼任院长，直到1941年7月改组，前后有3年多的时间。为了办好这所学校，张闻天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始终充满眷恋之情。1976年6月底，他在病逝前夕曾对外甥说：“我一生没有为党的事业做出多大的贡献，但有一点可以自慰的，在马列学院时为党培养了一批好干部。”
　　在毛泽东的战友中，张闻天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他们都是中共的领袖人物，在一段时间内张是毛的上级，后来毛又成了张的上级。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既有工作上的接触，也有私人间的交往，还有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恩怨怨。
　　在中央苏区挨整的经历，使毛泽东对张闻天一直怀有很深的成见
　　张闻天于1931年2月从苏联回到上海，不久便被共产国际推上领导岗位，担任中央宣传部长，同年9月，临时中央成立，他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其时，毛泽东正在苏区，两人未曾谋面就因路线问题产生了分歧。刚从苏联回国的张闻天还很不成熟，对中国的实际不甚了解，同时也过于依赖共产国际，过于推崇苏俄的革命模式，因而曾积极推行和宣传“左”的错误路线，写于1932年4月的长文《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就是这方面错误的集大成者。文章发挥了许多“左”的观点，如：强调两个世界的对立，夸大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认为反苏战争是最主要的危险，过高估计苏区的力量而过低估计白区的力量，因而认为应该采取“进攻”路线，“拿革命的进攻，去回答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一切反革命派别对于革命的进攻。”这篇文章的许多内容实际上是针对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的。
　　1933年1月，张闻天进人中央苏区，继续推行”左”倾路线。当时，毛泽东的威信很高，“左”倾领导人不好直接整毛泽东，就从下面整起，先是反“罗明路线”，进而反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的罗明路线”。这场斗争错误地批判了在实际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正确的策略思想和方针政策，无情地打击了一大批有丰富实际斗争经验的、敢于公开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干部，给中央苏区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作为参与领导此事的中央局负责人之一，张闻天在以后的革命历程中，一再沉痛检讨这一严重错误，并从中吸取了终生的教训。对于这条“左”倾路线，毛泽东也有刻骨铭心的体验，在后来的岁月中，他一次又一次地回顾这段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批判。
　　1941年9月以后，毛泽东曾写过一篇长达5万多字的文章，批判包括张闻天写的上述文章在内的“左”倾路线的9个文件。毛泽东不仅点了张闻天等几位政治委员的名，而且用词辛辣，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这篇文章是毛泽东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发泄，后来虽几经修改，整篇文章的语气仍然咄咄逼人，锋芒毕露。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这篇文章，毛仅给几位中央的领导同志看过，却始终没有发表。
　　1943年11月，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言说：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现在邓、毛、谢、古死了三个人，希望活着的邓要为党争口气。
　　1960年12月25日，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再次说：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销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后来说在武汉见过，但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能见过没有谈话吧!
　　毛泽东不但在党内讲，还对外国人讲。1965年8月5日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他又谈起那段“鬼都不上门”的历史，说：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同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全体职工一起听了关于林彪事件的传达，当天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工作。看了邓小平的来信，毛泽东又一次回忆起那段往事。在批语中，肯定了邓小平历史上的功绩，同时也点了张闻天的名，他写道：邓小平同志犯有严重的错误，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密切合作，对克服共产党的三次大的危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曾对几个错误路线时期的主要负责者的情况作了分析，他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要负责者是博古同志。洛甫算犯第二等的错误，主要在宣传方面有许多错误，但在广昌战役后至遵义会议中表示改正错误较快。
　　1933年，张闻天到达中央苏区，由于较多地接触与了解实际情况，对“左”的错误及其危害的认识逐渐发展和深化，在经济政策、肃反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上层统一战线策略、反“围剿”的战略战术等方面，都同“左”倾领导人博古等人有分歧以至有斗争。1934年4月，敌人集中11个师进攻广昌。当时博古亲任临时司令部政委，德国人李德实际是司令，他们调集了9个师的红军，修筑永久性工事，采取堡垒对堡垒，分兵把守，与敌人死打硬拼，结果损失惨重。在一次军委会议上，张闻天对此提出严肃的批评，引起博古的反感，双方公开争论起来，吵得面红耳赤。
　　在与博古产生分歧的同时，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广昌战役后，张闻天受派遣主持苏区政府的日常工作。“左”倾中央此举意在“一箭双雕”：既把张从中央排挤出去，又进一步把毛泽东排挤出苏区政府的实际领导。当时，张闻天与毛泽东都住在瑞金的沙洲坝，在一处办公，住的院子相邻。一起共事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张也主动接近毛，处处表现出对毛的尊重，这样，两人思想越来越接近。1934年8月，敌机轰炸瑞金后，中央机关迁至云石山，毛、张都搬到山上的“云山古寺”里，朝夕相处，感情更加融洽。9月，毛泽东在于都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不止。赣南省委给张闻天打电话求助，他立即派傅连璋星夜赶去诊治。
　　当然，促使张闻天同毛泽东走到一起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对不少问题的看法比较接近，在党内生活中有着共同的感受。眼看着反“围剿”的失利，红军不得不离开这块用血汗浇灌的红色土地，他们都感到抑郁与愤懑。在主力红军转移的前一天，两人坐在“云山古寺”前的黄槲树下的石凳子上聊起天来。张把心中的诸多不快统统向毛倾诉。这次坦诚谈心，使他们的接近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他们第一次重要合作是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作报告，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被推选在党内负总责，并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对此，毛泽东一再加以肯定。在七大的一个讲话中，毛泽东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这段时期，他们不但政治上的密切合作，在感情上也十分融洽。毛泽东看出张闻天有意刘英，就想撮合这桩好事。在二下遵义后，时任地方工作部部长的刘英，忽然接到李富春的一张便条，要她立即到中央纵队报到，接替邓小平的工作。
　　刘英报到后，恰好遇见毛泽东与王稼祥。毛问刘英：“你知道谁提议你来的?”
　　“李富春呗。”刘英脱口而出。
　　“是我提议你来的。”毛泽东说，“在后梯队太累，你一个小女子要拖垮的。小平上前方了，这儿有个女同志就行了。”
　　毛泽东说的是实情，但刘英也感觉到，毛泽东这样做也是出于对张闻天与刘英关心，为他们谈恋爱创造条件。后来，张闻天与刘英终于走到一起了。
　　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合作不仅限于遵义会议。党史专家张培森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从遵义会议召开前到六届六中全会前我们党实际上遇到了三次大的危机，一次是王明、博古“左”倾路线导致的军事失败，一次是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再一次是1937年王明从国际回来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而这三次危机中，毛张都进行了很好的合作，对克服危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也就在此过程中从确立走向巩固。
　　此外，在瓦窑堡会议上，在西安事变中，张闻天与毛泽东密切合作，为政治路线的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张闻天作风民主，处处以“配角”自居，同毛泽东合作得十分融洽，因此，毛泽东常常戏称张为“明君”，称他的妻子刘英为“娘娘”。在历史档案馆里可以看到，从1935年10月初到陕北起，到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有洛甫 (或张闻天)署名的电报为451件，其中“洛、毛”或“毛、洛”联名者达286件之多，占了64%。
　　党的“总书记”同红军最高统帅的互相尊重，配合默契，高度一致，保证了毛泽东的方针、谋略能够畅通无阻地贯彻执行，是当时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关键。
　　张闻天与毛泽东关系的恶化是从1938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开始的
　　1938年8月，王稼祥从苏联回国，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应以毛泽东为首解决团结问题。张闻天衷心拥护，即向毛泽东“让位”。毛从全局考虑，要张闻天将“总书记”的名义继续下去。所以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张虽然形式上还主持中央会议，但实际权力都交给毛泽东。 1943年，张闻天对自己职责变动的过程作过这样的叙述：
　　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没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特别是在七八月政治局会议之后，我实际上是做了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不止一次赞叹：“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
　　然而，就在权力顺利移交的过程中，他们的关系却出现了裂痕。
　　1938年秋，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婚，延安议论纷纷，许多老同志有意见。原在北方局做秘密工作的王世英，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写了一封信给中央，说江青在上海桃色新闻很多，毛主席同她结婚不合适。信上签名的人一大串。根据地也有打电报、写信来的，比如，项英就曾电报中央极力反对。这些意见都集中到张闻天那里。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也向张反映，希望他出面做做工作。张闻天觉得为难：结婚是个人私事，别人不便干预;毛泽东的个性又极强，认准了事很难回头。但大家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党的领导人的婚姻也不能等闲视之。考虑再三，张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比较婉转，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
　　毛泽东读罢勃然大怒，当场把信撕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就在供销社摆酒席两桌，张闻天自然不在宾客之列。
　　影响两人关系的另一件事，就是对马列学院的评价。自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尽量推掉“总书记”的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宣传部和马列学院。延安马列学院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所攻读马列主义的比较正规的学校，是延安的最高学府。自学院创办之日起，张闻天就兼任院长，直到1941年7月改组，前后有3年多的时间。为了办好这所学校，张闻天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始终充满眷恋之情。1976年6月底，他在病逝前夕曾对外甥说：“我一生没有为党的事业做出多大的贡献，但有一点可以自慰的，在马列学院时为党培养了一批好干部。”
　　然而，毛泽东对马列学院并不满意。1941年5月，他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其中有一段就可能与马列学院有关系：“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富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十七八岁的娃娃，教他们啃《资本论》、《反杜林论》。”(最后一句在公开出版的《毛选》中删去了)
　　在另一场合，毛泽东甚至公开指责：“马列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应该承认，毛泽东在报告中批评的一些现象，在马列学院确实是程度不同地存在的;但是，如果由此而认为马列学院教学方针有问题，并且一言以蔽之为“教条主义大本营”，显然是不恰当的。由于毛泽东的批评， 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8月，又改组为中央研究院，虽仍然由张闻天担任院长，但这种改组实际是对马列学院的彻底否定，对张闻天主持马列学院工作的彻底否定。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马列学院共招生5届，培养了近千名干部，这些人后来成了各条战线的骨干。不仅如此，中共领导人的秘书和负责理论宣传方面的干部，许多人也出身于马列学院。这些成绩显然不是在理论与实际完全脱节的教学方针下所能得到的，它恰好说明马列学院在整体上是贯彻了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方针，并取得了成效的。
　　对于毛泽东的批评，张闻天感到很委屈。他后来写道：当时我有点苦闷，有时也发点牢骚，说毛主席似乎“不公正”，看人有点“偏”。一个人在一件工作上，他看中意了，就只看见他好的方面，另一个什么地方不满意了，就什么都是坏的。中央决议通过的，照着做了又来驳斥，因此事情不好办。同时我精神也准备着，大工作做不了，就做小工作也可以。别的同志有时提议，要我找毛主席当面谈谈，我有时想不谈也就算了，我为人如何，以后证明，我何必急于人家了解!
　　不过，张闻天后来还是“下决心找毛泽东同志当面谈了”。第一次，是在1941年六七月，“我到枣园找毛泽东同志谈了一次话，他谈得很温和，似乎还不愿意批评我。”第二次，毛约了康生、陈云、任弼时一起同张闻天谈。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张闻天，说张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则打;还说张不顾大局，无自我批评精神;还给了张闻天几个字的评语。
　　毛泽东的这些批评，同张闻天的实际是不符合的，跟毛泽东每每称赞张是“明君”、不争权、作风民主这些评语也是矛盾的。张闻天“听了虽然不舒服”，“抱有抵触情绪”，但并没有去辩解。
　　凡是张闻天有选择机会的时候，他总是选择远离毛泽东的地方
　　1941年9月至10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拉开了中央领导层整风运动的帷幕。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上作了主题报告。他明确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
 来源:《文史精华》200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