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杜拉拉一起恶心到底

《唐僧写给观音的36封信》总给我惹麻烦。就这么个烂东西，被和尚们唾骂甚至投诉我是有心理准备的，没想到在高僧大德们动手之前，某些正人君子先受不了了，把我骂得猪狗不如，简直有剖腹以谢天下的必要。只可惜我不是大日本皇军，也不如三岛由纪夫那么有种。少正卯得罪了首席正人君子孔大司寇，也是被作为思想犯处决，并没有自己抹了脖子。李卓吾同志是自己抹了脖子的，似乎也不是为了向正人君子伏法认罪。

作为正人君子的代表，殷谦，殷老师义愤填膺地指出（或者说唾骂）《唐僧写给观音的36封信》跟《杜拉拉升职记》一样恶心。《杜拉拉升职记》一度很火，现在大概依然，但这把火没烧到我。因为我是个食古不化的人，基本不关心江湖上的红男绿女，也没有余秋雨老师在电视上为小歌手们指点江山的万丈豪情。尽管书没读过，电视剧我可看过两集。以在下的陋见，杜拉拉小姐没有恶心到足以让正人君子们如此上火的地步吧。也许他们站得高、看得远，非我等凡夫俗子所能理解。至于电视上的杜拉拉小姐，在我看来，实在是很可爱啊。如果她愿意给我做老婆，即便是天天受着正人君子的数落，我也愿意啊。就算被骂成秦桧和王氏，汪精卫和陈璧君，跪在地上享受口水、臭鸡蛋，我也想铤而走险，做一对快乐的狗男女。

殷老师用正人君子的眼光，穿着正人君子的白大褂，拿着正人君子的手术刀，戴着正人君子专用的消毒面罩，把我跟杜拉拉这一对狗男女扔在手术台上，做了庖丁大师一般的解剖。这样说可能有点抬举了自己，因为殷老师说了他很不屑如此。意思我懂，所谓“杀鸡焉用宰牛刀”。殷老师是孔夫子那种段位的，绝非子路一般的粗人。子路这种人不但用刀杀鸡，还用拳头揍他的老师，把孔老师打得鼻青脸肿，斯文扫地！尽管我跟杜拉拉可能是鸡，而且是对社会有害的瘟鸡，或者得了禽流感，可不幸得很，正人君子还是很不屑地动手了。如果有必要的话，为了不至于让大有为的正人君子丢分，避免“不屑而为之”，我需要跟杜拉拉小姐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多吃点茄子和三鹿奶粉，或追随李一大师练练男女双修，由鸡而变成牛，哪怕是有点口蹄疫也总比鸡让人家宰得有面子。正人君子关于我跟杜拉拉如何恶心，给出了几点非常伟大的训示，真是高屋建瓴，让人有醍醐灌顶之感。

我跟杜拉拉到底有多恶心，让正人君子们如此倒胃口，甚至到了要送到急诊科、差不多得洗胃的地步呢？

第一，我们无知。跟圣人比，或者跟圣贤之徒比，我们当然很无知、很浅薄。当然，殷老师的意思未必如此，他不准备对我们高标准、严要求，他的意思是我们达不到中人（不是古代的太监）的标准，也就是不及格。我就不说了，单以杜拉拉小姐而论，她就是个公司小职员，能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干好、泡个好男生就ok了，你还要她如何有知。难道多背几个单词，在钢琴上能糊弄一段车尔尼练习曲，或者做爱时大叫“funk me”而不是“大哥，我要”，这就有知，达到正人君子的标准了。你们倒是有知啊，都学富五车、聪明到嚷嚷着要“难得糊涂”了，还需要季羡林先生的关门弟子（季先生到底关了多少次门，他是给北大看门的吗？），大有为的钱文忠大师来普及“三字经”。这可是以前幼儿园的孩子普及教材啊。我始终就不明白，不知道“人之初，性本善”，不会念“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就没文化，就无知。就算我们提高觉悟，按照正人君子的标准搞这些玩意，可老板未必答应，扣了工资你赔啊，你知道北京的大白菜涨多少钱了吗？

再说，我们如此无知，也是你们要的啊？中国几千年了，玩的不就是愚民政治吗？所谓要天下大治，必须“使民无知”。既然正人君子的祖师爷孔夫子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你们说了怎们办就怎么办，我们不过是棋子，要知、要深刻干什么，我们敢吗？更别说“牧民”、“民牧”的伟大提法了，“若驱群羊，驱而来，驱而往”，我们都成羊了，羊需要有知到正人君子的地步吗，它唯一的工作不就是吃肥了让你们涮火锅吗？你们一边在火锅里涮着我们，一边又嫌我们无知，这也太不厚道了吧。所以，在把我跟杜拉拉等当棋子、涮火锅之前，别拿有没有知、浅薄不浅薄来吓唬我们。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被涮以前吃喝玩乐过几天舒心日子。要让我们跟阁下一样有知、深刻，吐多少口水都是没用的，你先得保证我们不会被涮，或者变成车马炮。如果你继续要涮我们，就别嫌我们煽，实在恶心多放点醋跟酱油好了。

第二，我们无耻。中国向来以“礼仪之邦”自称，礼仪之邦的子民当然应该是正人君子，道德水平呱呱叫。儒家几千年搞得那一套东西，说到底就是好人政治，或者正人君子政治。从临床效果看，似乎也差强人意，到最后弄得灰头土脸，不可收拾。要成为正人君子，就必须知耻，成了正人君子就有了一项特权，可以骂别人无耻。在正人君子看来，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跟杜拉拉这样整天想着吃喝玩乐不求上进的就是典型的无耻了。可问题是喻于义的君子也不怎么样，新儒学（都快1000年了，还新儒学，亏这帮国学大师想得出，难道国学院养的驴子是专门踢人脑袋的吗）的开山鼻祖朱熹够正人君子了吧，大叫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我们是听了夫子的伟大教导，“饿死”了不少，连棺材板上都写着“贞洁烈妇”，可朱熹老夫子自己搞“尼姑门”、苏东坡大师用小老婆换马，个个都是陈冠希门下走狗，这怎么理解呢？难道你们所谓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是这意思啊，——你们当君子，玩小人的把戏；我们当小人，按照君子的标准“饿死”。所以，在批判别人无耻的时候，先看看自己达不达标。凤姐可以嘲笑芙蓉姐姐没有她那样倾国倾城的气质，但绝对没资格嘲笑人家的胸部不够大，腰不够结实。

再说了，别动不动拿出道德棒子吓唬人。关于这一点，上点年级的人应该记忆犹新。当年我们都很纯洁，纯洁得像“山楂树之恋”中的主人公，可那又怎么样，一个个被整得傻不唧唧，甚至整天提着裤子（因为没有裤带）准备着解放全人类呢！大有为的民兵营长、革委会主任是否如他们标榜的那么纯洁，问问女知青就知道了。我始终认为，张艺谋的山楂树上长的都是蟠桃，此物只应天上有，人间那得几度闻！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用道德棒子杀人的事太多了，而且做得很过分，快“几于禽兽”了。每次听见某些人主张“以德治国”的时候，我都会惊出一身冷汗。这不单单是为了我跟杜拉拉这样恶心的俗人，也是为了除正人君子之外的芸芸众生。不知道这些道德模范又要玩出什么花招，真吓死人也么哥！请不要动不动就说别人不干净、不高尚，先自己养好孟夫子所谓的浩然之气，把自己弄得仙风道骨再说。就算我跟杜拉拉都是小人，但君子也分两种，一种是真君子，一种是伪君子，如果弄成了伪君子，跟真小人也在伯仲之间，谁也不比谁高明！

第三，我们无聊。司马迁（被割了小鸡鸡的算正人君子吗？）说，人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很显然，我跟杜拉拉所谓的无聊，大概就是所作所为轻于鸿毛，玩的东西没价值，没重量。而正人君子们都是泰山，道貌岸然地蹲在那里，等着别人来爬。所谓有聊、无聊，说到根本就是一个词，意义。在正人君子看来，像《唐僧写给观音的36封信》、《杜拉拉升职记》这样无聊的东西，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有意义的是殷老师、余老师、孔老师的东西。为什么我们的东西还有人读，那只能证明这世界上有很多如我们一样无聊的人。虽然轻若鸿毛，为大人们不齿，但我们宁愿到动物园里喂猴子，也没多少爬泰山的兴趣。如果就因为这样，导致中国出现了所谓文化的废墟，一地鸡毛，那也太抬举我跟杜拉拉们了。也许所谓的中国伟大的传统，早就是一片废墟，一地鸡毛了。要不然鲁迅先生他们为何在100年前就开始动手，不断骂娘了。

某年某日，我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他在参加赵本山大师的艺术研讨会，在会上有位文化大师高屋建瓴地指出：赵本山就是中国当代的贝多芬！啊呀呀，既然赵本山都是贝多芬，二人转可以与《命运》相提并论，小沈阳少说也是李斯特或舒曼，我跟杜拉拉怎么就如此恶心呢？你们的标准是不是有问题啊，小鸡炖蘑菇真得就那么管用吗？我的意思是，不要动不动祭出一堆吓死人的标准来“推己及人”，萝卜芹菜，各有所爱，如此而已。家父喜欢秦腔，我喜欢交响乐，这不妨碍我们彼此欣赏。难道为了表示我的高雅，把家父从无聊、低俗中解放出来，非逼着他老人家穿上燕尾服，正经危坐在国家大剧院里，被贝多芬、莫扎特他们折磨死吗？高雅是有了，质量似乎也不错，可问题是由此我成了孤儿，谁管啊。

总而言之，不要拿一堆大帽子吓唬我跟杜拉拉她们，我们的是俗人，俗人也有俗人的快乐，只要不作奸犯科，干什么似乎也不可厚非。按照孔夫子提出的思想方法，要想正人，必先正己。自己没做好，就提出一堆标准来要求别人，这是强奸民意。一个健康的社会绝不是柏拉图式的哲人王统治的理想国，而是一个百花齐放的东西，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标准去做人做事，享受生活。要不要做柏拉图，那是你自己的事，跟杜拉拉无关，跟我也无关。

我不认识的殷谦先生，天气冷了，在北京的羊肉串涨到黄金的价格之前，你可否带上你的蒙娜丽莎，我带上我庸俗的杜拉拉或凤姐，在胡同里找个低俗的小饭馆，喝上几杯恶俗的小酒。你们玩你们的“三高”（高尚、高雅、高贵），我们玩我们的“三俗”，不是相得益彰，各尽其乐吗？何必非要用你们的三高消灭、鄙视我们的三俗呢，再说，你们的三高就一定是高尚、高雅、高贵吗，如果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脂肪，那也未必好玩啊？

如果阁下或者与阁下一般的道德模范们非要继续恶心，那我也没办法，只好跟杜拉拉小姐一起，把恶心进行到底，不是要气得你洗胃，而是要气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