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热点面对面（二）

　　社会热点面对面

　　涨价、涨价：大蒜、绿豆怎就贵于肉

　　早在几年前，猪肉价格上涨已经着实让老百姓好好坐了一回“市场过山车”，接踵而来的食用油价格上涨，方便面涨价，快餐、洗涤用品涨价……一时间，老百姓见面打招呼都离不开涨价的话题，CPI(消费物价指数)一下子就成了连平日最不关心时事的老大妈也津津乐道的时髦概念。时隔不远的今天，一些农产品价格又开始“你方唱罢我登场”般芝麻开花节节高。大蒜、绿豆这些平日不起眼的小型农产品价格的疯狂飚高，贵过猪肉，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老百姓怎么着也想不到去年一毛钱一斤都没人要的大蒜，今时今日却成了赤手可热的金饽饽?面对大蒜、豆类的疯狂涨价，老百姓戏谑之为“蒜你狠”、“豆你玩”。

　　“蒜你狠”、“豆你玩”：大蒜绿豆也疯狂

　　我们先来看看广东卫视近日的一则新闻报道：

　　进入5月以来，全国各地的居名都惊奇地看到，绿豆的价格不知不觉已经跳上了每公斤10元钱以上，有些超市一度卖到了15元，甚至18元的高价。而黑豆价格也离奇攀升，一度超过肉价。往年两三元都卖不出去的黑豆，如今俨然成为菜市场上的新晋明星，最高价达到九元多一斤。“炒豆”热潮已造就了不少富翁，同样疯狂的还有大蒜。去年底以来，飙升的大蒜价格和房价一样，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华尔街日报》评论说，“今年中国各种市场都弥漫着一种浓烈的投机气味，但气味最重的还是大蒜味。”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字显示，今年4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8%，而同期的全国蔬菜价格同比上涨了24.9%，三月份也上涨了18.5%。蔬菜价格的大涨却并没有带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大幅增长，民众对物价的感受和CPI之间严重不一致。面对疯狂高涨的菜价，民众不断抱怨吃不起蔬菜，吃不起豆，吃不起蒜……

　　“奴时代”的生活智慧

　　随着大蒜、绿豆等蔬菜价格的急速上涨，越来越多的市民感觉花在蔬菜上的支出不断增加，一些网友纷纷发帖相互交流买菜省钱的妙招，并制定出最经济的“买菜时刻表”。继之前的“房奴”、“车奴”、“卡奴”、“孩奴”之后，“菜奴”这个新称号逐渐在互联网上火了起来。尤其是“80后”这代人，在不知不觉中已步入社会，并逐渐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过起了“上有老、下有小，左手供车，右手供房，怀里抱着孩子，背上背着老婆”的生活，每个80后的肩上至少背负着两种身份，也许是房奴、车奴，也许是卡奴、孩奴，甚至是节奴、菜奴。社会已经进入“奴时代”，年轻人则成为“奴一代”。

　　“菜奴”们的省钱招数花样繁多，环环相扣。下面列举一些：

　　买菜时间有讲究。网友介绍，一般挑中午或晚上买菜。早上人多，属高峰期，菜新鲜价格也最贵，从理财角度来讲不适宜。“jenny663”介绍，中午趁休息时间买菜，人少还不闹心，价格方面摊主也会给予实惠，可便宜15%~20%。也有网友称，傍晚7时过后，不少摊主都想回家，余下的菜不多，这个情况价格最优惠，可以跟摊主狠狠砍价，还可以商量此类菜一次性全买了，在总价或单价上争取优惠，总体可便宜20%~30%。

　　定点战术选摊主。“jenny663”说，有些女摊主爱斤斤计较，而男摊主大多不会，都会算便宜点或买时多送点葱之类的配菜，帮衬久了以后买菜也不会被忽悠，菜价也会相对便宜不少。

　　买菜也要多比较。“jenny663”称，有一次她在菜市场买菜看到茄子，摊主已给了一个实惠价，她就买了一份，可到旁边的超市，看到特价茄子，成色差不多，价格还比刚才买的便宜了5%。她认为，超市经常会推出特价菜吸引客户，所以逛超市时也会多多关注菜价。

　　买菜也要看天气。网友“gujianning”提出了更绝的观点：多看天气预报，明天下雨，今天就多买菜，不会错的。他认为，一旦遇到天气突变的情况，菜价也会随之上涨。

　　有些人则不甘心做“菜奴”，将“开心农场”搬到了现实中，在自家空地上、阳台上种上小葱、大蒜等各种蔬菜。如此一来，自己种着很开心，看着也美观，吃着还低碳。

　　“五花八门”的涨价逻辑

　　为什么大蒜、绿豆会如此疯涨呢?一时间，面对社会大众的质疑和抱怨，相关学者、媒体、政府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有专家认为是气候因素导致的减产和蔬菜出口增加所致;有学者指出是由于股市楼市的不景气，使得大量游资进入农产品市场炒作蔬菜，从而引发蔬菜价格暴涨。不少人甚至归结到去年“吃大蒜防甲流”的言论盛行，导致大蒜需求量短时间内猛增，市场上大蒜供不应求引起的价格上涨;无独有偶，近期在农业部召开的介绍近期农产品市场运行情况的发布会上，农业部种植业司副司长马淑萍主动提及张悟本的名字，并称张悟本导致了绿豆需求的猛增。张悟本在其畅销书《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中宣称，多种疾病的治法就是喝绿豆汤，绿豆成为食疗的主要材料，北京甚至有“粉丝”一次性买几百斤绿豆存在家中。“绿豆食疗”盛行导致了消费需求增加，市场价格应声上涨。面对应接不暇的涨价原因，老百姓犯糊涂了：到底谁说的对?背后的真凶究竟是什么?

　　2010年7月1日，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宣布，吉林玉米中心批发市场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因去年10月召集国内16个省区市上百家绿豆经销企业开会，串通涨价、哄抬绿豆价格，被物价部门处以50万元至100万元不等的处罚。

　　我们不妨静下心来，冷静客观地分析一下关于大蒜和绿豆涨价的各种不同原因。以大蒜为例：

　　一是气候因素。在5月28日第七届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上，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认为，蔬菜价格涨价主要是由于气候原因，虽然不排除有炒作的因素，但不是最主要的。今年以来中东部地区(大蒜的主要产区)气候持续低温，对大蒜的生产不利;加之大蒜市场连续两年的低迷，蒜农种植热情极低，又疏于田间管理，生产投入大幅下降，今年大蒜的亩产大不如前。来自大蒜主产区山东金乡的一位村支部书记周雪峰提到，“金乡地区约有50万亩土地，以往基本都种植大蒜，但去年有三分之一土地改种小麦等”。根据周书记以往的经验，供需平衡的情况下，金乡及其周边的大蒜存储量应该是120万吨左右，去年达到了150万吨导致供大于求，价格低迷，而今年的统计数字只有80万吨，缺口多达40万吨，供求失衡，这才是大蒜价格走高的最主要原因。农业部市和山东省农业厅发布的《大蒜涨价专题报告》中也提到，“从山东、河南、河北、江苏农业部门反映的情况看，播种面积下降和单产减少使今年全国大蒜总产至少减三成以上，这是造成今年大蒜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如此看来，蒜价上涨的原因还是在于蒜农种植积极性不高，种植面积锐减，产量下降所致;而气候原因和疏于管理导致的单产降低，更是加剧了大蒜产量的下滑。无疑，大蒜产量的下降是近期大蒜价格上涨的一个前提性基础。

　　二是去年大蒜出口量增加。资料显示，我国大蒜产量很高，常年的种植面积为20.0~20.7万公顷，产量400万吨，居世界首位约占世界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同时，冷冻大蒜头也是我国单项出口量最大的农产品。2003年以来，每年出口量均超过110万吨。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目前中国大蒜出口量占全球贸易量近90%的份额。在《大蒜涨价专题报告》中显示，“2009年1~10月份，我国鲜冷冻大蒜头累计出口129.8万吨，出口额7.2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4.1%和44.2%。出口增加和国内产量下降双碰头，加剧了蒜价上涨”。面对国内大蒜价格之前长期不景气，国内大蒜生产、经销商自然更多地依靠出口渠道来获利，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不过从统计数字看，4.1%的出口增长量，似乎难以对国内大蒜价格迅速上涨构成实质性的影响。可见出口因素也仅仅是大蒜上涨的一个推动因素而已。

　　三是价格上涨预期的影响。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常常会谈到，世界上的不少事情不会因我们对它有什么看法而受到影响，但有些事情却会因我们对它们持某种看法(包括做出某种预言)而受到影响。这个预言本身导致所预言的事情出现，那就是社会科学中所谓“自我实现的预言”或“自我应验预言”。在大蒜涨价这个事情上“自我实现的语言”得以再一次应验。早在2009年初的时候，很多经销商就预计年末大蒜价格将出现上涨，因此都纷纷提前到产区抢购、储存大蒜，等待价格上涨;不少农户也预计到今年大蒜价格的走势，普遍存在一定的惜售心理，等待时机合适再出售手中的大蒜;这中间，媒体对经销商囤货和蒜农惜蒜的报道，以及一些专家对于大蒜价格走势的分析，在不自觉地向公众暗示蒜要涨价的“预言”……久而久之，“蒜要涨价”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于是在这种普遍的共识下，大蒜价格上涨真的爆发了。价格上涨的预期伴随着实质性的短缺和囤货惜售，严重加剧了供需之间的矛盾，终于在短时间内将蒜价推高到一个可怕的高位。

　　四是境内外游资的炒作。新华网2009年11月30日的文章《西方为何对中国大蒜涨价感兴趣》中提到：“大蒜之所以被投机者盯上，主要是因为它具有被炒作的几个关键元素：其一是甲流在全球狂传播，人类束手无策，‘吃大蒜杀菌防甲流’几乎不用宣传大家就能够明白;其二是去年大蒜价格跌到谷底，每斤居然0.1元左右，低价收购囤积赚高价容易;其三是2009年与2008年相比我国大蒜种植面积减少了一半，产量也锐减，物以稀为贵;其四是大蒜相对来讲比较耐贮藏，短期内不会腐烂变质;其五是大蒜有半年的生长期，短期内不可能快速复制增加等。”我国农产品总体而言处于较低的价格水平，具有很强的炒作空间，尤其是在生产环节价格更低，加之农产品生产的季节性特点，使它在一段时间的需求具有刚性，市场可操作性极强，自然受到游资的青睐。

　　那么，大蒜涨价到底是不是游资在作祟?围绕这一问题目前争吵颇为激烈。《中国经营报》称，“‘疯狂’的大蒜悄然点燃了部委间的‘战火’：对于大蒜等农作物产品的大幅涨价问题上，国家发改委、统计局和农业部先后表态，态度不一。一直认为是游资炒作大蒜等农产品的发改委此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近日，统计局和农业部则各执一词‘驳斥’发改委的‘游资论’。”顿时间，大蒜涨价原因又变得扑朔迷离起来。据发改委某官员称，通过派出多路调查组赴产销一线调查取证，发改委目前已经掌握了个别不法商贩炒作的证据。虽然“游资”、“炒作”等概念尚需进一步的界定，但是很显然市场上确实存在一定数量的炒家在兴风作浪，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加剧了大蒜价格的疯涨。

　　疯狂的炒家

　　那么市场上的炒家是如何操控蔬菜价格，炒作蔬菜获利的呢?一位熟悉游资运作的相关人士透漏，游资的运作大都遵循这样一个过程：第一步，通过多种渠道，深入全面掌握信息;第二步，通过合法手段打通资金进入流出渠道;第三步，制造信息不对称，导致各个环节喊涨;第四步，利用专家学者助燃“涨价潮”;第五步，控制整个产业链上中下游，完全操控价格。

　　下面我们看看游资是如何一步步展开布局的，从中我们可以窥探到游资的行动策略和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线索。一般来说，海外的游资大多与一些国际著名的情报机构联系密切，通过长期合作来跟踪中国农产品的产供销状况。另外，很多大的投资银行和国际“四大粮商”(美国ADM、美国邦吉、美国嘉吉、法国路易达孚)内部都设有专门的情报部门用来搜集中国农产品领域相关信息，并且不惜重金对中国农产品展开中长期的布局。据知情人士透漏：“短期的产品价格预测方面，海外游资的能力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预测的准确率上下浮动不超过10%。远比国内一些期货公司、金融分析机构的预测能力要准确多了。”在信息来源这个环节上，游资可谓神通广大，他们可以从农业部门、统计部门、物价部门、行业协会、气象部门、农产品生产者、农产品采购商、农产品供应商、农贸市场、大中型超市等渠道获得各种各样的信息。可以说，游资的信息渠道已经深入到生产、销售、监管的每一个领域中了。各种信息汇总起来，经过专门的分析师之手，就能对中国具体农产品的行情做出判断，以决定是否进行炒作。

　　在预期农产品价格上涨的情况下，游资往往以投资商、采购商甚至是开发商的“外资”面目出现，其一旦被地方政府视为招商引资的重点项目，政府往往就会不遗余力，从项目立项到审批，从土地到环评都给予各种便利，而且人行、银监会、相关商业银行也会一路“绿灯”。具体来说，游资一般会打着与地方政府共同发展现代农业的口号，进入当地农产品生产环节，与当地农户或者龙头企业签订产销合同;同时，象征性地建设一些农产品深加工生产线，积极承诺为地方增加税收，从而换取政策支持。等资金流入后，再通过诸多经营性支出诸如引进新品种、支付工资、支付农民土地流转租金等方式，将资金流出来。这样，游资通过合法的渠道套出了大笔现金。

　　接下来，游资开始制造信息不对称。因为游资盯着的商品具有可储藏性(干辣椒、食糖、普洱茶、大蒜等)，游资可以依托冷库仓储囤积，使政府相关部门无法掌握整个市场的真实流通状况。到底有多少农产品生产出来，又有多少在市面上流通，就都成了未知数。待时机成熟，游资猛然抬升价格，就会形成从上游到下游各个环节层层涨价的局面，价格炒作的“雪球效应”凸显。政府部门也会对这种突然袭来的价格飙升感到不解，顿时手足无措。在整个过程中，专家学者的分析判断也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游资会很善于利用专家对产业的“权威分析”来引导民众的判断。

　　其实，游资通过炒作赚取差价只是一个短期追逐利润的行为，并不是它的终极目标。游资最终目的是实现对整个产业链上中下游的完全控制，因为只有占据了市场的垄断地位，游资才能长期获得巨额利润。

　　大蒜如何变身“白老虎”

　　那么大蒜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了吃人的“白老虎”呢?郎咸平教授认为，在政府不太干预和产量大幅下跌两个前提条件下，大蒜炒家炒作的过程大致分为如下四个步骤：

　　第一步，抓住低价的机会大举建仓。炒家首先在大蒜生产源头把大部分的冷冻仓库租赁下来，然后开始全面收购大蒜，并将其储存在冷库中，这样，上游的工作就完成了。

　　第二步，控制下游。炒家必须全程照顾整条产业链，一般是通过经销商制度，对一级批发商、二级批发商、三级批发商……一直到零售商，全部搞定，层层控制。各级经销商为了获得上游炒家大蒜的供应，需要层层向上交纳数量不菲的保证金。如果经销商违背炒家的行动步骤，就扣除相应的保证金作为惩罚。这样一来，就可以确保上下游一致行动。

　　第三步，炒概念，拉抬价格。怎么炒呢?去年五月份甲流出来以后，炒家开始放出消息，“大蒜可以防治甲流”。在五月份的时候，这些炒家收购大蒜的价格在0.3元/斤左右;通过炒作，到7月份的时候，大蒜价格就变成了1.5~1.8元/斤;9月份第二波甲流疫情起来了，大蒜价格继续上升。炒家就是借着去年五月份和九月份两波甲流疫情制造概念，不断拉抬大蒜价格。

　　第四步，对敲拉高，自买自卖。炒家先在市场上卖出20%的大蒜，自己暗中高价收购，制造出涨价与缺货的现象。这样的方法循环数次之后，炒家通过控制发货的节奏与数量，最后全面拉高大蒜价格。因为大蒜储存条件比较简单，所以炒家可以完全控制出货的时间和节奏，有条不紊的展开炒作，控制价格。这期间，政府查的紧的时候，炒家就暂时放一放;政府一不查了呢，炒家再拉一拉价格。

　　上述就是可储存农产品的价格操控方法。如果是不可储存的农产品(豆角、黄瓜、空心菜、大白菜等)价格，那么炒家又是如何炒作的呢?

　　蔬菜炒作堪比“股指期货”交易

　　炒家用的是短线炒作。炒家一边在市场上用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抛售蔬菜，拉低价格，淘汰掉一些比较大的批发商;一边又去到蔬菜产地，以高于抛售价的价格大量收购蔬菜。但是，炒家这样做是有条件的，我高价收购你的菜，你要听我的命令，我让你什么时候从地里拔菜，你就得什么时候拔菜。农民一想，现在菜价这么低，你愿意高价收我的菜，我何乐而不为呢?于是，菜农立马与炒家签好协议，菜只可以卖给炒家，不准卖给别人。一般来说，这些蔬菜放在田里面两个星期左右是没有问题的。于是，等待低价抛售占领市场的动作完成以后，炒家开始下令菜农拔菜，运到市场，拉高价格出售。这时候，政府注意了，开始调控，于是炒家把价格稍微降一降。透过价格来来回回的几次拉降过程，炒家完全控制了价格，谋得暴利。

　　特别要指出的是，像前面提到的可储存蔬菜的炒作方法一样，这类炒家也特别善于“制造概念”，追逐新闻，进行短线炒作。西南大旱了，菜价立刻涨;油价上调了，菜价立刻涨;哪里下冰雹了，菜价立刻涨;发改委说全国物价太高了，他们就应声下落。毫不夸张地说，蔬菜价格对于新闻的敏感度，比之大蒜、绿豆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不少股民戏称炒作蔬菜堪比“股指期货”交易。

　　谁家欢喜谁家愁

　　我们不难看出，在上述过程中，市场中真正的零售商——小菜贩其实并没有从蔬菜涨价中得到什么好处。小菜贩一般都是从批发商那里批发一些菜，然后到市场上卖给来买菜的居民，从中赚到一些差价。蔬菜价格的炒作对他们来讲，真的是惊心动魄，毫无规律可循，他们根本不知道蔬菜价格什么时候会涨，什么时候会跌。而且他们还会因为蔬菜价格的无规律变动凭空承担许多不必要的风险。同样，菜农也没能因为蔬菜的涨价获得更多的收入。炒家在蔬菜价格不景气的时候以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菜农的蔬菜，菜农从中赚到的不过只是刨去各种种植成本后的一点微薄利润，一个辛苦费罢了;而高菜价带来的利润则全都落入了中间炒家的囊中。当然，面对菜价上涨，抱怨声最大的还是普通居民，他们才是高菜价的最终买单者和受害者。尤其是城市低收入者，他们因为菜价的疯长，面临更大的生活成本和生存压力。这中间，政府会出台相关的措施补贴低收入者去买菜。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个补贴款最终去了哪里?还是流到那些抬高菜价的中间环节去了，肥了的还是那帮蔬菜炒家。他们不仅在炒作蔬菜的过程中赚的盘满钵溢，还额外拿到了政府的补贴款。

　　一般来讲，蔬菜从种植到经销要经过这么几个环节。首先是农民种植蔬菜，将蔬菜卖给经纪人，接着经纪人再卖给批发商、供应商，最后由零售商负责销售。这样就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和价值链，经纪人、批发商和供应商、零售商都是其中的流通环节。农民处在产业链的最低端，其收入是非常有限的。像制造业一样，农民只负责生产，是根本无法控制产业链的其他环节的。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的农业生产很多时候还是一种小农生产模式，以家户为单位各自决定种植和出售，组织化程度低，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加之市场信息闭塞，不能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种植策略。农民没有办法形成合力，无法对抗来自市场中间环节的层层盘剥。所以以往的蔬菜涨价往往是来自中间环节过多和流通不畅造成的，因而只要对这些中间环节加以管控，建立绿色通道，减少流通成本，就可以有效地平抑菜价。这是有规则可循的。而现在的情况是游资进来了，在流通过程中覆雨翻云，市场变得复杂了，没有规律可循了，简单的供需规律、价值规律似乎无法解释市场价格变动了。炒家把蔬菜当做股票来炒作，把过去不公平的规则更加恶化了。过去只是盘剥农民，图利自己;现在变成了盘剥农民之外，还盘剥消费者。这造成了现在市场上的两难问题：菜贵伤市民，菜贱伤农民;而且菜贵了，农民也没有从中得到好处。所有的好处都被那些控制中间环节和渠道的人获得了，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为游资找到出路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

　　中国有句古话，“解铃还须系铃人”。意思是谁引起的麻烦，最后还是要从谁那里下手解决。疯狂的蔬菜背后是疯狂的炒家。

　　近期以来，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了加强市场监管、严厉打击炒作农产品的专项行动。目的是要坚决预防和制止游资投机炒作，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市场调节商品价格异常波动监管预案。其实，这种做法背后是严重的路径依赖。过去打击投机倒把，你打击东他就往西跑;你打击西他就往南跑;你打击南他就往北跑……打来打去也没有打掉游资。比如说现在国家出台“国十条”严厉打击楼市虚热，于是游资就逃离楼市，转战股权、黄金、蔬菜等。游资的特点就是不断游弋，寻找机会保值增值。如果只是一味简单粗暴的打击游资，结果就会导致游资东游西窜，祸害范围更加广泛。其实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一直以来菜价涨的时候菜农感觉不明显，菜价降的时候消费者感觉也不明显的原因所在。

　　要想让当前过高的蔬菜价格回归到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理性价格上来，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正确鼓励和引导民间游资进入到实体经济的领域，这才是问题解决的关键点。前面提到，既然游资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整合上中下游产业链，那何不因势利导，引导民间游资联合农民构建产业链，按照农产品的比例分配利润，图利农民和消费者，使热钱冷下来，游资实体化。政府要做的是：一方面做好监管工作，打击垄断行为;一方面在税收优惠、贷款融资的渠道等方面给予帮助。结果是从根本上解决了农产品价格炒作的问题，各方都能从中受益。从国际上来看，成熟的做法是聘请职业经理人，成立农业合作组织等，思路大同小异，有很多成功的经验我们可以搬照和借鉴。

　　规律去理解某种经济现象，而不关注这一经济现象背后的社会运作逻辑，是无法完全看清楚这一问题的，更不用说找到其背后真正的原因和合理的解决办法。在大蒜价格上涨的问题上，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强调是市场供需不平衡造成的价格上涨，那么我们就不会继续去关注游资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就不会看到游资炒作对社会经济运行造成的巨大危害性。但事实上，我们看到正是游资的存在才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供需之间的矛盾上升。如此一来，我们就应该从游资下手来解决物价上涨，而不是其他方面。

　　社会学的功能主义认为，显功能—潜功能以及正功能—反功能的交叉分类构成了功能分析的四个基本取向：显—正功能、潜—正功能、显—反功能和潜—反功能，对任何项目都可以按照这四个取向进行分析。目前对游资的分析，大都集中在它的显在的反功能上，相应的解决办法是采取坚决打击的态度;但是，如果我们从游资的潜在的正功能维度分析，就会看到如果引导得当，游资完全可以发挥积极正向的功能，为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所用。从符号互动论的角度看，某种社会现象之所以成为问题就在于社会给它贴上了这样的标签。在研究社会问题时，某些时候问题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社会如何评价和对待它们。我们看游资的态度就是这样。

　　色情、色情：天上人间都给端了

　　引子

　　南唐后主李煜在亡国之后，从一国之君沦为阶下之囚，心中苦闷难当，写下了《浪淘沙》一词。词的下阕是“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暗喻自己生活迷离恍惚，恐怕来日无多。一代君主亡国的苦闷自是普通人难以理解，那“天上人间”也成了这位亡国之主最后的精神寄托和渴望。也许令他想不到的是，在当下社会，“天上人间”则成了人们挥金如土，声色犬马的地方，也是中国最著名的色情娱乐场所之一。

　　事件回顾

　　天上人间为北京最顶级的俱乐部，营业面积约12000平方米，拥有大堂、40个KTV包房、餐厅及桑拿中心等。天上人间内消费昂贵，服务设施豪华，更吸引人的地方是据称有众多的绝色美女服务生，这里一般是名流富豪聚集的场所。天上人间之所以被炒作的如此神话主要是因为能在这里消费起的个人还是很少的，大多数是公司性的消费(也就是烧钱的地方)。

　　最贵的酒叫金什么的，好象还没有人开，一瓶12万吧，是美金的价，这个当然没见过。但是常见的XO什么的，也分级别，普通消费里最贵的好象是12800。大多数都在一两千的价位，果盘一个就300吧，反正有最低消费，叫个果盘，加瓶酒还有富裕，还可以叫些小吃。基本去喝XO的少，可能是过时了吧，喝葡萄酒，干邑的多些。

　　小姐的确很多，很有钱，也很漂亮，但一般都不会开车去，当然不是钱的问题，是因为小姐有时要喝酒，为避免酒后无法开车，还有其他活动安排，基本都是打车，或有专门的包车带司机的。说漂亮，确实是气质都不错，硕士学士学位的也有一些。不是常规人理解的小姐，穿的暴露那是站街的，基本上到那的小姐会穿的漂亮，但不会很暴露，只是会突出自己的气质而不是别的。

　　客人去天上人间的人非富即贵，一般都很见过世面，不会弄那些太低俗的游戏，起码不会在那里玩。还有一个理由，基本上去那里的，都是为了拉拢关系，也就是一个过场，重要的是去谈事，所以，在KTV里都会很正经。当然之后叫小姐回房就是另外的情况了。

　　5月11日晚10时许，警灯闪烁，警车齐发，朝阳警方会同区工商、文委等部门兵分四路，对位于朝阳区天上人间、名门夜宴、花都、凯富国际等娱乐场所进行突击检查，查获有偿陪侍小姐557人，其中仅在名门夜宴歌厅就查获有偿陪侍小姐199人。朝阳警方针对上述场所内存在有偿陪侍、消防安全等问题，依法作出停业整顿的行政处罚决定。

　　天上人间等娱乐场所被勒令停业整顿、多名高官下马表现出其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利益纠葛。但单从色情或卖淫的角度分析，天上人间的停业整顿并不是一个单独事件，我国对于色情或卖淫活动都予以坚决的打击。为什么卖淫业在中国屡禁不绝?卖淫业对社会产生怎样的作用?在中国卖淫业的出路在何方?

　　中外色情现象的历史与现状

　　在西方，卖淫业经过了一个衰败的过程。很长时间以来，卖淫业并非是边缘现象。在古希腊，法国的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期，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卖淫都曾受到法律的公开承认或默许。在中国《战国策·东周策》中说：“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何谓“女闾”?《辞源》作如下解释：“女闾，也作‘妇闾’。本意在宫中为门为市，使妇女聚居，以便行商。后来专指娼妓聚居的地方。”从上说，后人认为，妓女的起源、妓院的设立，始于管仲，始于春秋的齐国。在古代中国，卖淫一直是合法的。据意大利旅游家马可·波罗说，他来到中国的那个时代，北京有20000名妓女。满清被推翻后的民国初年，娼妓业比清朝时更发达，更普遍。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卖淫业妓女进行了全面的改造，转而从事其他职业，在高压的政治体制下卖淫现象到“文化大革命”后期都销声匿迹了。改革开放后，卖淫现象才又开始出现。潘绥铭教授通过对东北某地女性性工作者的调查提出当前卖淫业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下岗妹”群体的存在

　　东北地区由于近些年产业转型，国有企业大量员工下岗，同时大量女工也丢了饭碗。与通常的看法不同，下岗女工是备受同情的群体，是受人尊敬的劳动妇女，很难把她们与“小姐”们联系在一起。“小姐”给人的形象是不务正业的、贪图享乐的、下流堕落的。但东北地区经济衰退，导致了大量的贫困人口，俗话说“仓廪实而知礼节”，由于经济的不景气，而导致了人们的道德受到巨大的冲击。当地流传着这样的民谣：

　　下岗妹，别流泪，挺胸走进夜总会;陪大款，挣小费，不给国家添累赘;

　　爹和妈，半生苦，老来待业很凄楚;弱女子，当自强，开发身体养爹娘。

　　在这些小姐当中，城市的下岗女工占一半。她们下岗前情况主要有这些特点：绝大多数都是在本地下的岗;下岗前主要是没有技术的熟练工人;下岗前主要在国有企业工作;大多数人失去工作是因为单位的原因(单位裁员、破产倒闭、改制、被吞并等)，而不是因为个人的原因(指自己主动辞职、请长假等)。她们曾经是国家的主人翁，处在劳动力市场的核心地带。但是下岗之后，她们四处奔波，不得已才进入性产业这样一个不被正眼瞧的行业。结果，深受社会同情的正面劳动妇女形象与痛遭社会鞭挞的负面不良少女形象，在经济和生活压力的冲击下合二而一。

　　但这也只体现了部分地区的小姐的构成状况，在东部发达地区，比如在北京天上人间，其中的服务人员不乏大专以上学历背景或艺术院校的在校学生，她们受到高额收入的诱惑，一晚上就会有几千元的收入，甚至夜总会内的头牌花魁一次服务的费用竟然达到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之巨。

　　新闻回顾：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者称，他认识一名曾在“天上人间”做行政的女文员，该女文员手下也有数名有偿陪侍人员，她负责管理并为客人介绍陪侍人员，圈内称之为“妈妈桑”。该知情人称，“天上人间”的服务员都是大专以上学历，而那些有偿陪侍人员中不少有研究生学历背景，她们分别来自一些比较有名的艺术类院校。

　　“招募标准就是以气质为主，身高在1.68米以上。”知情者称，有偿陪侍人员就是女公关，按照“台里”的称谓分为公主、白领等，她们主要的就是坐台，陪客人喝酒、唱歌等，而坐一次台的起步价为两三千不等，一名坐台的陪侍人员一晚至少能挣3000元，其中30%交给“妈妈桑”。

　　曾去过“天上人间”的赵先生说，一走进大厅，就看到很多女孩子坐在那里。见有客人进来，她们就主动迎了上来。这些女孩子中，分为学生、普通女生等类型，客人可以挑，但起步价就1000元。“聊得好了就可以带走，价格另算。”赵先生说，交了起步价后，可以和小姐聊天。但他感觉，在这种娱乐场所的有偿陪侍人员并不是被胁迫的，很多都是因爱慕虚荣，才从事了这种高额收入的“工作”。“她们开的车都不下于30万”。

　　从以上新闻可以看出，即使在小姐这一领域中也会出现林林总总的分层，那些学历高，面容娇好，在天上人间这种高级会所里面的小姐的收入令人咂舌，而那些发廊里、洗浴场所中的小姐则收入水平较低，当然收入最低的应该是站街拉客的。女人的身体被明码标价，来源于商业化的发展，女人的身体也会根据一定的标准作为商品出售。

　　2.小姐身份公开化

　　色情业的出现和发展一般与城市的发展有很大关系，因为在乡村或家乡由于熟人社会的关系，亲戚朋友一同生活，使小姐们无法从事该职业，只有到陌生人涌动的城市，这样才能使得小姐的身份得以不被熟人了解，同时又为其提供了足够的客源。广东地区的小姐大都来自四川、湖南一带，离自家很远，因此不必害怕被熟人发现。对于东北地区的小姐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小姐都没有离开本省工作。而这部分原因是由于道德舆论压力的减弱和生活处境的问题。

　　为啥走上这条路?

　　卖淫业的发展壮大在当今社会看来是个不争的事实，政府也多次采取严厉措施打击卖淫活动，包括互联网上黄色网站等。但从历史上看，为何卖淫业会一直延续至今?其背后有什么动力机制?社会学或心理学的解释是什么?

　　1.马克思主义认为，剥削制度是卖淫现象的首要原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任何市场上，除了小麦、肉类等之外，不是还有妓女、律师、布道、歌舞场、剧院、政治家、士兵吗?这帮人得到谷物和其他生存资料或享乐并不是无代价的。为得到这些东西，他们把自己的服务提供或强加给别人，这些服务本身就有使用价值，由于他们的生产费用，也就有交换价值。”在马克斯看来，劳动可以成为商品，性也可以被看作一种有偿劳动并被视作为商品。他认为，当妓女是老板的雇佣者时，她们是生产劳动者，而且所有的服务随资本主义的发展都会转化为雇佣劳动，服务者也转化为雇佣工人，其在性质上与工人是相同的。“从娼妓到国王的各种各样活动的价格——也受到调节雇佣劳动价格的同一规律的支配。”同时无产阶级受到剥削而导致自身的贫困化，这就导致了部分女性只能通过卖淫来维生。

　　2.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经济利益分配的差异引发的矛盾冲突是导致卖淫现象的原因。

　　计划经济时代，个人从属于国家，作为单位的一员，彼此之间的利益差异微乎其微。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地区经济差异日益显现，行业分配差距加大，下岗职工大量出现，导致了贫富差距日益明显，随着日益商品化的发展，两性关系也开始出现商品化趋势，导致了卖淫业的出现。在利益的驱使下，女大学生慢慢开始出现色情行业之中，这其中的原因在于某些女大学生为获得物质利益;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一些为富不仁的暴发户对于女大学生身体的购买，同女大学生发生关系成了他们炫耀的资本。一位卖淫的女大学生说：“我将来如果找到一份固定职业，收入满打满算也就是3000元到5000元之间，不仅不自由，还很辛苦。与社会上那些有钱人相比，工作的收入太少了，这样只会越来越穷。现在社会那么多有钱人，我也要赚钱，过富人过的日子。这样做挺好，收入高，人也自由，趁着青春年少，挣点钱，不能做穷人。”

　　对于打工妹来说，在工厂中上班，加上工厂里的包吃包住每天顶多能挣30~40元，而且很累。但是如果她们在发廊里接客，那么一个小姐平均要等到4天才能拉到一个客人。可是，如果一个客人一次给她二百元，过夜给她伍佰元，那么她平均每天就可以有50元到125元的收入。在很多东部沿海地区，很多打工妹在工厂做工的同时兼职做小姐，而且做小姐的收入要远远高于做工的收入，在工厂里做工也无非是一个掩人耳目的幌子。因此，除去道德的障碍，单从工作角度考虑，做小姐的成本极低，可以不用付出高昂的劳动力成本，但收入却相对极高。这样的诱惑确实可以引诱大批少女从事色情活动。

　　3.家庭结构性问题和功能性问题会影响少女性观念的形成。

　　在1863~1870年间英国所抓获的妓女中，90%是孤儿或半孤儿。在1918年之前欧洲的不同的监狱中，这样的妓女占到了64%。由此许多学者认为，正是由于这样的家庭结构导致了妓女的大量出现，比如在19世纪中期，87%的妓女是26岁以下，其他调查发现，大部分妓女年龄在15到17岁之间，因此学者认为正是由于缺少家庭的关爱导致了大量少女正在青春年少时期就开始从事卖淫事业。

　　在结构性问题的家庭中，父母双方因感情问题离异或与第三方组成新家庭，都会对少女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使得少女的婚姻观、恋爱观与性观念都会有所不同，父母双方的感情长期不和，对还没形成稳定价值观的少女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跟随母亲生活的少女，跟随父亲再婚的少女，其婚姻态度、性态度受到父母婚姻观念的极大影响，严重的会导致少女对男性产生极端的偏见。在具有功能性问题的家庭中，父母对自身的家庭婚姻和性态度，特别是开放型的性态度一旦被子女学习，也对少女的性观念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国内外相关研究显示，家庭因素在女性走上卖淫道路中的作用非常大，而探究卖淫女的堕落史大都能从破损的家庭因素中找到原因。许多卖淫女的早年饱受困苦和沧桑，形成童年阴影，逐渐产生不健全的人格，这是导致她们走上风尘之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她们的家长腐化堕落，酗酒、吸毒、犯罪的占了很大比例，有些卖淫女的家庭残缺，或者父母不和，或者父母离异，或者父母一方或双方死亡。

　　4.文化传统的因素。

　　当代学者十分重视文化对型塑一个人的作用，他们认为一个人所在的文化会对他的行为模式产生巨大作用。西方学者经过调查发现卖淫女多出身于贫困、肮脏的贫民区，由于在其中的人们大都经济贫困，受教育程度低，没有正式职业，这就使得很多少女在其中成长并习得了当地的文化，并吸收了当地的各种观念，很容易走上卖淫的道路。

　　5.“安全阀”理论。

　　“安全阀”理论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如果这种矛盾得不到缓解就会产生重大的危害，因此健康的社会需要一些制度来缓解社会矛盾，这个理论就被称为“减压阀”理论。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写到妓女是“一夫一妻制的重要补充”。如果把男人的性欲看做一种迟早要释放出来的能量，就像锅炉里的水蒸气一样，锅炉的压力过大就会产生危险，产生各种社会问题，那么妓女就充当了“减压阀”的作用。

　　总之，卖淫是一个原因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很难从某个理论进行解释。同时，卖淫又与其他社会现象混杂在一起，比如黑社会势力、官员保护伞等等，成为破坏社会秩序、危害社会治安的一个顽疾。

　　热点回顾：

　　重庆扫黑风暴中，文强成为风暴中的中心人物，其他高官也纷纷落马，他们的罪名罄竹难书。其中有一条就是包庇、保护卖淫业的发展。

　　重庆市检察院第五分院指控，1994年以来，王紫绮与其妹王婉宁(另案处理)以开设美容院、茶楼、宾馆为掩护，纠集陶铭古等人，先后在市内多个地方开设了包括“亮点”在内的9个卖淫场所，逐步形成了以王紫绮、王婉宁为组织、领导者，以陶铭古等人为骨干成员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该组织分工明确，结构严密，成员固定，通过组织、强迫妇女卖淫等违法犯罪活动，非法获取巨额经济利益，仅1998年3月至2009年8月，该组织就非法聚敛钱财共计人民币1亿余元。

　　在实施犯罪过程中，该组织及其成员手段残忍，先后以招工为名，在劳务市场诱骗数百名妇女至卖淫场所，采取引诱、威逼、殴打、非法拘禁等手段，进行人身控制、精神控制和经济控制，强迫被骗妇女卖淫，共造成19人轻重伤的严重后果。

　　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南方改革开放较早，商业发达，工业发展迅速，造成人口的大量流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性产业在南方也悄然成长。潘绥铭教授在90年代末对广东某城市的调查中发现对于性产业的发展，当地居民产生了相互矛盾的情感。

　　对小姐传统式的鄙视

　　无论男女，当地人都很鄙视小姐。但鄙视的原因不是出于婚姻道德，也不是因为她们违法，而是嫌小姐们令人感到恶心。良家妇女更是对小姐表现出了愤怒。一位老太太这样说：“(我)看到‘衰街妹’就生气，(她们)最好死!衰!原来衣衫不贵，现在小姐们不靓不穿，农村妹看了学样(衣衫就贵了)。小三角(裤)，还伸大腿!”

　　对小姐危害婚姻的愤怒

　　当地人，尤其是女人，对小姐的愤怒声讨，其实主要是针对“二奶”的，只不过她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已。当地人都认为“二奶”比“小姐”更加可恨。这说明，对于久已淡忘了妻妾成群这个中国正宗传统的现代中国人来说，危害最大的是各种各样的小老婆，而不是娼妓。

　　对小姐的些许宽容和同情

　　当地人眼看着自己的家乡是怎么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最清楚打工妹的功劳与艰辛，所以也相对地更容易理解小姐的成因。年轻人尤其如此。例如，当地一位23岁的女护士这样说：“通过某种途径找钱，也应该算职业”。“(应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小姐最优秀，漂亮，有姿色，所以最有钱，又能(让男人)廉价消费，所以是正常的。”

　　当地人传说最多的，是各级领导干部对于“性产业”的宽容。例如，据说，当地领导在开大会的时候说过：男人要“叫街”(找小姐)，女人要吃饭，这些都很正常。

　　“性产业共荣圈”

　　在访问过程中，在谈到是否该封闭“性产业”时，本地人都难以给出明确的回答，因为对于当地人来说，无论是从出租房屋，还是经营各种小买卖的，甚至医院都会因为“性产业”的存在而获利颇丰。

　　这就是说，“性产业”已经变成了一张经济大网将当地居民与色情行业联系在了一起，因此潘绥铭教授指出，一个社会现象能不能够存在和发展，最关键的并不是有多少人参与它，而是看有多少人不反对它，尤其是并不真的用行动反对它。

　　敢问路在何方?禁娼VS卖淫非罪化

　　关于卖淫是否该禁止历来都是全世界政府争论的一个焦点。应该禁娼的观点认为卖淫业具有很强的危害性：首先，出卖色情和购买色情对个体的伤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对身体的伤害和对精神的伤害。对精神的伤害比对个体肉体的伤害会更大。首先带来的是精神上的压力和心理的嬗变。它足以毁灭一切梦想和对未来的憧憬，使人生的意义急转而下。特别是对那些被逼为娼的女性来讲，这种伤害会伴随终生。其次，对于家庭来讲，卖淫业是对家庭伦理道德的严重挑战，当下社会“二奶”横行势必会对家庭内部的稳定造成冲击。色情娱乐中的供给者与购买者都有一个家庭背景问题，对家庭的伤害体现在对家庭成员的伤害和对婚姻的伤害两个方面。最后，对于社会来看，卖淫业不仅仅是一个单独的社会现象，它往往伴随着其他更为严重的危害社会的社会现象出现，比如黑恶势力、毒品泛滥以及官黑勾结。因此从以上几个方面看，卖淫业都有极强的负功能，国家立法规定卖淫业为非法行业，并且采取严厉措施予以打击。

　　但也有反面回应，认为应该卖淫非罪化。该观点认为，首先，从历史角度看，卖淫是一种古老的职业，世界各国历史上都存在过娼妓。中国的娼妓也存在了几千年，迄今为止，并没有哪一国家真正成功的禁绝过，我们国家虽然在解放后成功禁娼，但那是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只要有合适的条件，就又会卷土重来。其次，从禁娼的效果和成本来看，多年来我国实行严厉的禁娼政策，但效果并不明显，通常是扫黄过后又会死灰复燃，并没有起到真正的效果，同时禁娼的成本却耗费了政府的大量的资源，因此，很难讲这是一个应该去继续实施的政策。同时，卖淫业确实有利于当地的经济的发展，潘绥铭教授的调查显示了这一论点，很多地区的经济发展确实与色情业息息相关。卖淫业通过商业的买卖渠道为性行为的发生提供了合理的渠道，有利于减少性犯罪。卖淫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妇女的就业问题。最后，由于政府并不承认卖淫的合法化，导致大量色情行业转入地下，这样并不利于有序管理，同时由于色情业散布于城市各处，反而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建立红灯区会为色情业的发展提供有效的管理，而使其他居民原谅该行业，同时也会防止黑恶势力的滋生。

　　基于以上观点，李银河提出卖淫非罪化的主张。在李银河看来卖淫与做“二奶”性质都是一样的，都是妇女身体商品化的表现，只不过一个是短期的、即时的，另一个是长期的、延时的。既然法律上并没有认定做“二奶”为非法，那么在逻辑上就不可能规定卖淫为非法。因此，对于卖淫行为，李银河认为这只能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不能诉诸法律制裁。对付卖淫问题所能做的，只能是提高妇女地位，提高妇女道德水平和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因此卖淫就其行为本身只能做非罪化处理。

　　结语：对卖淫问题的最终落脚点

　　卖淫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存在于人类发展的各阶段的历史之中。因此，其产生和发展都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的基本原因。作为政府所需要做的恐怕不仅仅是将其禁止那么简单。我们并不是要对其听之任之，我们需要反思的有很多，我们是否给予妇女中的弱势群体以与其他人一样的发展机会?使她们不至于被迫出卖身体谋生?我们是否给予妇女以男人同样的地位，参与社会竞争?我们是否能够为社会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以致妇女不会受到各种黑恶势力的威胁和虐待?因此，对于卖淫问题我们所能做的，是在尽量保证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环境的同时，尊重他人选择的自由。

　　看病、看病：百姓不敢有病

　　一直以来，“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都是国民关注的一个焦点。现在人们一提起医疗行业的事情来，似乎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话，发不完的感慨和牢骚。只要稍微留心注意一下，我们就经常可以在媒体和网络上看到这样的报导：《卖药人自揭医药行业利润内幕》、《女医生八年曝光医疗黑幕》、《小护士自爆惊天医疗黑幕》、《医药代表自揭医疗黑幕：医院进药“过五关斩六将”》……百度一下“医疗黑幕”，相关的搜索结果竟然可以达到735，000篇之巨。面对不断爆出的重重黑幕，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的医疗系统到底怎么了?

　　看病贵：小病高价看，大病天价看

　　笔者的记忆中，过去谁有个头疼脑热的时候，去医院看看开些药吃，花不了几元钱就可以医好。大多数时候，根本不用去烦劳医生，根据自己的症状，吃一些平时感冒时用的药，过个几天也就痊愈了。笔者小的时候，每次伤风感冒，母亲都会煮一锅姜汤，自己喝上一碗，睡上一觉，第二天就好个差不多了;严重的时候，加吃几粒速效感冒胶囊，两三天也就搞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离家在外求学，遇到感冒的时候，笔者大多都会求助医生。每次看病花费也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有时候一次看不好，还要再去个两三次，才能基本痊愈。笔者时常感慨：现在药是越来越贵了，看医生的次数也越来越勤了，可是治疗效果却没有丝毫的提高，甚至有的时候两个星期才可以痊愈。现在每当感冒的时候，笔者最怀念的就是儿时母亲的那一碗热热的姜汤和暖暖的被窝，最害怕的就是每次看病回来那一袋鼓鼓囊囊价格不菲的感冒药。其实，笔者还算是幸运的，这几年看个感冒花费上千元的也大有人在。钱是花了，可罪也没少受。什么肌肉注射、静脉点滴、拍片化验、抗生素是必不可少的，俨然是一副对付大病的排场。你说这样一来治个感冒能便宜么?难怪身边越来越多的人都在抱怨看不起病，试想小病都如此难缠，真得了大病又让百姓情何以堪?

　　曾经和一个医生朋友谈起感冒，她坦言，自己感冒的时候不会去看医生，她的办法和我母亲的方法是一致的，喝姜汤加睡觉休息。如果发现有发热、咽痛、咳嗽等症状，就到药店买点抗生素和一些抗感冒药，用医保卡支付十块八块就解决问题了。而且她基本不在医院里买药，因为医院的药太贵了。她知道虽然这样做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好在自己是医生，可以随时观察自己的病情变化，即使有大的隐情，也不会耽误太久。但是，对待患者这样是肯定不行的。一个感冒患者前来就诊，你首先要明确他(她)是否患了感冒。如果是一般感冒，就根本不必上医院，到药店买点药吃就可以了。关键的问题是感冒背后有没有其他的隐患，一旦误诊、漏诊，麻烦就大了。一个白血病的患者，开始时候的症状可能和一个重感冒没有什么区别。另外，伤寒、猩红热等许多传染病，很多也只是发热而已，因此这个时候，她一般会让患者先做一个血常规检查。即使血常规没有问题，那也不等于就排除了其他疾病，这只是初步筛选一下。当然也不能随便化验骨髓什么的查个没完，这时候要看患者的就诊动机。如果人家就是抱着详细检查的目的而来的呢?对于咳嗽、有痰的，就动员患者去做透视或者拍个片。药自然是必须开的，绝对不能用姜汤打发人家，否则治不好人家会说你做医生的敷衍了事、对患者不负责任。当然，一般的感冒是无需输液的，如果患者家属特别重视，医生也不敢怠慢，你不输还不行，否则患者一旦病重了，你就得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很多时候医生会选择“过度医疗”，能吃药的打针、能打针的输液，用“最好的”药物，接受“最高端的”检查，进行“最先进的”手术，当然，还有最昂贵的费用。

　　谈到最昂贵的医疗费用，不知大家还记不记得几年前那场震惊全国的天价医疗纠纷。74岁的中学的离休教师翁文辉在2004年被诊断患上了恶性淋巴瘤。2005年6月1号，他被送进了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心外科重症监护室。老人住院67天，住院费用总计139.7万元。病人家属又在医生建议下，自己花钱买了400多万元的药品交给医院，作为抢救急用，合计耗资达550万元。高昂的医药费却未能挽回病人的生命。

　　在料理后事准备和医院结账时，一个意外的发现让翁家对那一摞巨额的收费单开始产生了怀疑：在住院收费的明细单上，记载着病人使用过一种叫氨茶碱的药物，但是翁文辉对氨茶碱有着严重的过敏反应。随后，翁家人接连在医院的收费明细单上发现了一系列问题：住院67天各种检查化验总计竟两千多次;老人已经去世，但检查化验还在照作;400多万元的患者自购药物，医院无法说明去向;患者一天输液上百斤，一日输血94次，数量已经完全超越了人体可以承受的极限;ICU监护仪器采用分解收费，金额比卫生部规定的收费标准翻了数倍……550万元“买”来“最昂贵”的死亡，不能不令人对目前的医药费收支情况侧目，“看病贵”刺痛着老百姓越来越脆弱的神经。

　　同样是2005年，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发表的审计报告再次令人感到触目惊心。报告显示，2003年至2004年期间，卫生部所属的10家医院违规向患者多收费用1127万元。卫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数据同时表明：在城镇，约有48.9%的居民有病不就医，29.6%的患者应该住院而不住院;而“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则成为广大农民兄弟医疗现状的真实写照。据统计，2008年全国卫生部和省属医院门诊病人人均次花费分别为281.5元和219元;同年的部、省属医院住院病人的人均次花费达到13980元和11080元。而在北京，这两个数字会更高，分别是368元和17015元。

　　看病难，难在大医院

　　不光看病贵，看病难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很多时候，病人找不到合适的医院就医，是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现在的医疗广告越来越多，百姓本就看得眼花缭乱，再加上医托的大量存在，一不小心就中招了，花了大钱还延误了病情。即使找到了正确的医院，接下来等待患者的问题还是不少。笔者周围不少亲戚朋友都有过等待医院床位的经历，少则几天多到数月不等。由于我国的医疗资源发展不平衡，患者扎堆大医院的现象非常严重，省级的综合大医院病床利用率常年超过100%，大医院床位紧张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每年都有不少患者因为等待病床而延误治疗，甚至死亡。我们不禁感叹：为什么偌大一个医院，竟然容不下一张小小的病床?

　　住院毕竟还是少数病人的需求。一般患者来到医院首先要过挂号这一关，尤其是去大医院再赶上就诊高峰的时候，那真是“一号难求”。像北京协和医院这样的大医院，一般是天还没亮门诊挂号处外面就已经排起了近百米的长队。更有甚者，一些外地来京求医的患者或家属为了能够挂到第二天就诊的号，从前一天中午就开始彻夜地排队，累了就直接睡在医院的挂号大厅。但是，即便这样也还是不能保证拿到那张第二天与医生见面的卡片。因为在排队挂号的队伍中，有不少人是号贩子雇来专门排队等号的人。患者要挂到号就要期待排在自己前面的人少于放出的挂号数，并且前面没有太多加塞的壮汉才行。

　　目前，国内门诊的挂号价格相当低廉，普通门诊知名专家仅为14元，正教授是9元，副教授7元，主治医师5元，住院医师4.5元。这一价格还是30年前由物价部门制定的，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发生改变。而这些廉价的挂号单到了号贩子手里，一张5元的号就可以卖到200元~400元，一张知名专家的号，最高价可以达到1000元以上，北京的三级甲等医院的价格都差不多。据北京市卫生局的统计数字，北京一年的专家号大约有178万个，而2008年希望得到专家高质量医疗服务的人数就有1.2亿，其中有70%以上是来自于外地。

　　即便是过了挂号关，还是有各种麻烦等着患者。现在的大医院规模都不小，指示标识也相当复杂，不少患者一进去就晕头转向，感觉就像是走进了迷宫。好不容易找到了看病的地儿，漫长的候诊时间也会让患者身心俱疲。有一次，笔者的一个朋友头部受伤，笔者陪朋友去北大深圳医院就诊，在排队挂完号以后来到外科候诊室，接下来的候诊时间对笔者和朋友来说真是有点难熬，足足等了3个小时才看到医生。这之后自然少不了检查化验拍片子，当然每一项检查还是要排队等候。一天医生看下来，上上下下东奔西跑，划价、收费、检查、取报告、复诊、取药……别提患病的朋友了，连笔者都有点吃不消。这还没完，医生说了，过两个星期后再来复查。现在想想，笔者和朋友都还是年轻人，可要换了老人来看病，这样一天下来身体如何吃得消啊?医院排队挂号、诊断化验，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一视同仁”，看病犹如一场体力的比拼。难怪有网友戏称，现在医生看病、病人就诊都是“体力活”。陪同看病的人也跟着遭罪，有时候进医院没病也得折腾出病来。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根据中国卫生部今年2月公布的《2009年我国卫生事业发展情况简报》，2009年中国卫生总费用为16000多亿元，占GDP的比重为4.96%。与2008年比较，中国卫生总费用增长了10.9%，占GDP的比重则增长了0.13个百分点。但是比较一下，美国每年对卫生的投入占GDP的15%左右，德国、英国等国的投入是10%到11%左右，最低限度的国家起码也有8%。中国去年医疗投入不到5%，可谓是世界最低了，这导致长期以来国家对医疗投入欠债太多。在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成员国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排序中，中国名列倒数第四。而我们的近邻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对医疗卫生的投入，世界排名是居中靠前的位置。大家都知道，印度贫民占国民1/4，但贫民照样可以看得起病。而中国作为第三大经济体国，却连印度对基本的医疗卫生投入都比不上。另外，我国还是全世界26个没有实现全民医疗保健计划的其中的一个。

　　在我国，不同于其他事业单位的财政全额拨款，医院虽然名义上属于事业单位，但是只能享受财政差额拨款的待遇。国家统计数据表明，国家对医疗卫生投入只占到医院支出的7%，剩下93%的支出需要医院自己想办法。医院从财政获得的支持非常少，为了医护人员基本工资和医院未来发展，不可避免地会提高医疗价格，否则的话所有医院都要关门了。医院的收入，不仅要用来解决医护人员工资和奖金，医院设备更新，硬件设施改造，水费电费支付、基础设施投入等等;而且每年，医院还要向国家上缴大部分的利润。这样，医院只有追逐更高的利润，才能保证自身的运转和各项医疗投入到位，而这一切都要由患者买单。医院每年为了提高经济利润，就会往各个科室分派相应的指标任务，这样其实是在鼓励各个科室乱收费。为了完成指标，医生只好被迫开出大处方、鼓励患者进行大检查、中间可能还会夹杂一些乱收费的项目。对于患者来说，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医生诱导患者进行不必要或过度的医疗消费，病人往往是糊里糊涂地就买单了。据统计，现在一个医院的收入中，靠药品来维持的比例至少占到50%，高的甚至达到80%以上。“以药养医”、“以药补医”已经成为现在所有医院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正是这种扭曲的医院体制造就了“过度医疗”的泛滥和药品价格的飞涨，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居民抱怨看不起病和选择有病自己医的祸根所在。

　　一个药品的利润空间到底有多大?近期，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节目曝出猛料：一种出厂价仅为15.5元的癌症辅助药“芦笋片”经过医药公司、医药代表、医生等环节，最后湖南湘雅二医院卖到患者手中的价格竟涨到213元，价格几乎是出厂价的14倍。这着实让人震惊!在我国，药品定价通常是由国家物价部门审批的，对于同一种药品，销售的地区不同，各地对其的定价政策也不尽相同。目前来说，国家发改委或各省物价局制定的药品指导价是“天花板价”，价格高得离谱;省级统一招标价为“斩首价”，即在国家指导价的基础上轻柔地挤出一点水分，价格仍然奇高。药品的高定价跟“以药养医”的扭曲医院体制是分不开的。国内药品销售的过程一般是：药厂先授权给地区负责人销售药品的权利，以药品的出厂价卖给销售人员;接下来，销售人员在销售区域内招收临床用药推广代表，即“医药代表”;然后，这些医药代表们通过四处奔走，联络关系，打通层层环节，药品才最终得以进入医院向患者销售。在每个环节当中，利益相关方都会分掉一部分的药品利润。以上面的“芦笋片”为例，医院从医药公司购买药品，进货价一般会在批发价的基础上再享受很大额度的折扣(一般是65%-90%，视药品的情况而定)，按照行业惯例，批发价应为213/1.15=185.22元，再减去相应的折扣(按70%计算)，医院的进货价是185.22×70%=129.65元。医院的利润就是零售价和进货价之间的差额213-129.65=83.35元，国家规定对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取得的所有医疗服务收入免征各项税费，因而这83.35元就是医院的纯利润，光这一部分就占到了药品零售价的近40%。接下来，就是医药代表发挥的空间了。“芦笋片”的医院进货价减去药厂出厂价，扣除17%的增值税额，另外再扣掉医药公司赚取的4%~5%的利润，如此下来，医药代表能拿到手的就是90元了。这90元又要如何分配呢?首先要刺激医生用药，医药代表会按开出的处方用量给医生发放回扣，回扣的比例大多为零售价的15%~25%，光这一项这就花去了医药代表手中半数的钱。除此之外，销售代表还会考虑各方面的利益和关系，比如说药品进入医院费用和其他各种协调费等不一而足，但都数额不菲。最后，刨去所有上述费用，留下的不到10%的利润就被医药代表收入囊中了。从药品的价格构成看，受益最大的是医院和医生，分别占到受益比例的40%和20%左右。而剩下的40%则包括了从药品生产、技术开发投入、国家税收、医药公司收入、医药代表提成等方方面面的开支。

　　同药品一样，医疗器械的使用也是医院创收的一个途径。其中，最受人诟病的就是心脏支架的过度使用。最近，媒体不时传出因为滥用支架而导致病人死亡的报道。一些发达国家的医生在处理冠心病时的态度通常是，能够药物治疗的绝对不安装支架，应该安装一个绝对不会安装两个。如果患者体内放进不该放的支架，是终身性的、最严重的过度医疗之一，它给患者带来的精神压力、药物副作用、进行其他手术时的不便，不会随时间而消失。放入支架后，一般要吃一年的氯吡格雷，终身服用阿司匹林对抗血栓，这两种药物会刺激胃肠道，还会带来出血风险。但是，国内一些医院却把给患者安装支架当做了经济增长点，医生也非常重视支架手术带来的利益。一枚支架，成本大多在几百到一千元左右，国产的支架市场价2~3万元，进口的价格更是要3万元以上，而且后续治疗也是一笔费用。此外，国内的医疗专业职称评定机制也起到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医生评职称往往和发表论文是挂钩的，而且要求医生只有在进行支架手术达到一定数量后，才能发表一篇学术论文。这无疑会迫使医生尽可能多做支架手术，以便获得大量的支架样本。《2009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综合医院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用中，检查治疗费从1990年的2.1元上升到2008年的45.3元;出院病人人均医药费用中，检查治疗费则从1990年的121.5元攀升至2008年的1887元。在这背后，抛开物价增长的因素，很大一部分是过度医疗带来的“效果”。

　　如果说看病贵是国家医疗现行体制造成的，那么看病难更多地是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结果。在中国，医疗资源分布和其他所有计划资源一样，通过中央层层辐射到地方，从城市分流向农村，资源分配极不均衡，这意味着分配体系最末端的医疗资源质量往往最难以得到保障。目前，中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医院。而北京，作为金字塔的最顶端，聚集着绝大多数的知名专家和顶尖仪器。于是，看病也如同上访一般，层层逆向而上，由农村到城镇，由城镇流向省会，最后形成进京看病的大汇流。京城和省会大医院纷纷发生“拥堵”的同时，是基层医院和卫生院床位的大量闲置，这无疑是巨大的医疗浪费。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用40年时间建立了覆盖全国95%~98%的地区的农村基层医疗卫生体系，而现在农村卫生所纷纷倒闭、乡镇卫生院大多改行，有的变成了性病中心。就连城市里的二级医院也生存攸关。现在全国基层医疗覆盖面不到24%。与此同时，基层的医疗人员开始大量流失，基层医疗服务质量下降，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进城看病，进一步加剧了城市医疗资源的紧张。国家法定的医生工作时间是每周40小时，但是一个三级医院医生每周工作60个小时以上是非常正常的。在外科尤其辛苦，连续工作30几个小时也是常见的事。大医院的医生长年超负荷的工作，已经是行业内不争的事实。

　　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公益性是归途

　　其实，现在百姓感觉看病贵、看病难，根源还是出在医疗体制改革上面。在医疗改革前，老百姓都觉得医药便宜，很少有人抱怨看不起病。那时候，国家花钱养着整个的医疗系统，当时90%以上的医药费是由国家统一支出。医院实行全支全收，所有的经营费用和医务人员工资奖金全都是由国家来支付。而这些年，以市场化为核心的医疗制度改革，政府对公立医院投入不足，国家补贴的医疗费用只占总医疗费用的一点零头，每年医院不但要自己支付医务人员工资和所有的经营费用，还要上缴国家利润，医药费当然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便宜。

　　先来看看发达国家的医疗体制吧。美国现行的医疗保障体系大体由以下三部分所构成：政府医保计划、企业补充医保计划和商业医疗保险计划。一般来说，大多数人是由自己所在的公司来买全家的医疗保险，家庭收入在3万美元以下的家庭，可以享受国家相应的医疗保障。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曾经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社会未能享受医疗保险的人数一度高达4430万。而加拿大的医疗保障制度更是不堪重负，加拿大作为最后一个核心医疗系统仍完全依靠政府拨款的工业化国家。患者不必为核心服务承担任何费用，每年在医疗方面拨款高达1000亿加元(640亿美元)。北欧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很全面的，特别是挪威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挪威，孩子从生下来到十六岁每年都有国家津贴补助;从开始上学一直到大学费用全免;全民享受终生免费的医疗;失业了还有生活补助;人死了殡葬费也是由国家来买单。国家每年为此支出甚巨，平均下来每年在一个人身上花的钱近一万美金。不过，近些年来这些富裕的国家也不堪重负，开始降低国民福利。比照发达国家完善但耗费巨大的医疗保障体系仍旧存在不少问题来说，中国的整个医疗保障体系显得更加脆弱和矛盾尖锐。由于国情不同，中国无法采用发达国家高投入的模式;但是有两个问题是世界各国共通的：一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在医疗保障体系中的作用及关系;二是如何防范医疗保险相关当事人的道德风险，减少医保资源的浪费。

　　我们不妨看看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我们的邻国巴基斯坦，政府开办了大量的免费公立医院，医务人员可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病人来这些医院看病，免收一切费用，包括药费。但是公立医院的药品数量有限，因此一些病人必须到药店去买药。巴基斯坦实行医药分离的制度，也就是说公立医院除了免费药不得经营药品。巴基斯坦药店分为平价药店和营利药店。平价药店的药品全都来自政府出资的制药厂，虽然没有什么名贵药，但种类齐全，价格也极为便宜，并实行24小时营业。平价药店虽然外观有些寒酸，却经济实惠，例如一包治疗神经性头痛的药只需5卢比(1元人民币约合7卢比)，即使那些收入较低的农民也能负担。在巴基斯坦，无论是设施还是服务，私营医院都要远远好于公立医院，当然这也意味着高昂的医疗费用(私营医院挂号费在700卢比左右)。巴基斯坦的医疗制度贯彻了公平和效率原则，既通过政府投资使公立医院和平价药店稳定运转，又给私营医院和营利性药店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最终使人们享受到了相对平等的医疗机会。

　　回过头来看看我国的医改。早在1985年我国就拉开了医疗机构转型的序幕，改革的核心是放权让利，扩大医院的自主权。之后很长一段时期里，卫生医疗领域一直在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的医疗卫生体制。近年来，随着市场化和产权改革不断深入，政府的卫生投入虽然逐年都在增加，可是政府投入占总的卫生费用比重却在下降。政府投入不足加上卫生政策失当，在2000年之前就有一些地方开始公开拍卖、出售乡镇卫生院和地方的国有医院。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性质逐渐淡化，追求经济利益导向在卫生医疗领域蔓延开来。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的研究报告《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发布。报告认为：“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报告指出，当前的一些改革思路和做法，都存在很大问题，其消极后果主要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现在医疗卫生体制出现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此外，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本身存在明显缺陷，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不过让人欣慰的是，正是因为这份报告让2005年成为新一轮医疗体制改革的起点。在社会各界苦等四年后，新医改方案终于在2009年4月6日最终敲定。新医改方案以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改革方案设计、卫生制度建立到服务体系建设都注重遵循公益性的原则，“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新版的医改方案让老百姓看到了解决看病贵看病难问题的希望：把医疗卫生事业提高到制度建设的层面，为全民平等共享医疗卫生福利确立了制度基础，这无疑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众所周知，健康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健康公平常常被看成是一个社会核心价值的体现和公平正义的象征。一个国家文明与否，不在于拥有多少高楼大厦，而在于是否最大程度地维护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让社会成员公平地享有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笔者很高兴地看到新医改方案的出台和实施正朝着这个方向稳步的迈进。

　　教育、教育：百姓有话咱就说

　　名校，爱你不容易

　　“进不了好小学，就进不了好中学;进不了好中学，就进不了好大学;进不了好大学，孩子这辈子就完了。”这句《中国式离婚》里的著名台词，表达了无数中国家长的心声。中国的父母愿意用自己的全部心血，为子女铺垫一条成功之路，为其提供最充足的资源支持。但这背后也都透着无奈和难以言传的苦涩：名校，爱你真的不容易……

　　为上“名校”忙“挂户”

　　为了择校，一些家长把户口挂在著名学校的片区内，但是实际居住地却不在那里，即所谓的“挂户”，这有两种形式：

　　一是“倒挂‘四老’家”。明明有房子，却将户口迁入老人处，因为老人附近的学校是名校。

　　二是“挂入亲朋家”，家长将全家人的户口迁入姑妈、舅舅或朋友家中。出现兄弟、姐妹一大家9人住在面积仅40甚至30多平方米的房内。

　　哈尔滨市民吴女士的女儿明年上小学，从去年起，她就开始研究如何能让女儿上“名校”。吴女士费尽周折地把女儿户口落在了一个毗邻名校的远房妹妹家中，孩子进入了“名校”学区。从户口落下开始，她就隔三差五地带女儿去平时来往较少的妹妹家“认门”，生怕孩子在明年的小学招生报名中被老师问出破绽。

　　教育圈曾流传更具戏剧性的故事：北京某实验小学的老师做家访，竟发现8个学生家的门牌号码，是学校附近的一条马路边的厕所。

　　一位专家说，以前不少家长通过把孩子的户口迁到名校周围的亲戚朋友家，达到上名校的目的。可是近几年，名校对孩子户口的要求越来越苛刻，有的学校就提出户口必须迁入三年以上的才能入校。还有的学校设立了家访制，在录取学生之前，学校的老师会出其不意地到学生登记的户口所在地，看看孩子是否确实住在登记的户口所在地，如果人户分离的，名校是拒绝录取的。真要这样，恐怕要想上名校就更加困难了。

　　“孟母”追着“名校”买房忙

　　战国时期，孟母为让儿子孟轲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曾三度搬家，最终令孟子成为一代宗师。如今，为了能让孩子进“名校”，当代“孟母”也不惜重金在“名校”附近买房子。这也使得“名校”附近的新楼盘和二手房的价格一路飙升。

　　位于北京五道口中关村二小附近的“唐宁ONE”房产商，早就贴出了“签约入读中关村二小”的售房广告。房价更是每平米直冲5万人民币。据说每月物业费可与房租相当。

　　从北京一些地产中介那里我们得知所谓“学区房”的售价大多比周边的非“学区房”每平米至少贵1000多元，而在名校集中的热点区域有的“学区房”每平米甚至要高出3000多元。在不少大城市，中介公司早已经把能否“上名校”作为自己手中等待出售或出租房子的优势向顾客推荐。在一些名校附近的房屋中介贴出的广告单上，中介往往在一些楼盘名称后面用括号注明可以上某某学校。

　　而家长们的求房心切也是溢于言表。市民白先生的儿子3年后就要上小学，为了让孩子进入“名校”，现在他就忙着在“名校”附近买房子。白先生已经在10多家房屋中介登了记，他表示，只要是“名校”附近的房子，不管花多少钱都要买下来。

　　在上海徐汇区长桥一村的两幢高层内看到，进门处的信箱上贴满了“求房告示”——“房型不限、楼层不限，一次性付款，急!急!急!”楼里居民说，这些“求房广告”常年都贴在那儿，他们要买的其实不是房子，而是马路对面的上海小学。

　　买“学区房”、为孩子铺“曲线进名校”之路的家长，不惜投资上百万元。“学区房”背后有太多父母的艰难和无奈，堪称一场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的豪赌。实际上，放在一个纵深的历史中观察，“学区房”行情高涨只是长期以来家长“择校”行为的一个变种，根源仍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难过“名校”考试关

　　进名校的考试内容可谓五花八门。没底的家长和学生只得在自己心仪的各个名校之间来回穿梭，考各种各样让人眼花缭乱、一头雾水的试题：“树叶落地时，是正面还是反面朝上的概率高?”“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甚至还有的学校将数学题翻译成英文考学生。不仅孩子得会答这种问题，有的学校还给家长搞考试，说是考察家长的素质。很多家长因此很早就紧张的学习一些“脑筋急转弯”，生怕因为自己而影响孩子一生。

　　带着女儿绕北京城一圈，考遍京城5所名校，周女士这样总结女儿的择校经历，并给同事传授经验：“一定上目标学校的培训班。许多学校的考试都是通过关联的培训班进行，其实上了不一定就能考上，但是不上就彻底没了机会。”

　　进名校还必须得过面试这一关，曾陪女儿参加过海淀区一所示范中学面试的刘先生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偌大的教室里，12名学生一字排开，身前是12名考官挑剔的目光，身后是24名家长如坐针毡。据说这是引入了最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考评模式，既考观察力、记忆力，又考动手能力和口头表达，世界500强录用高级员工也不过如此!”

　　为了能上名校，家长和孩子为了那些可能派上用途的各种证书拼搏着;为了能上名校，父母选择好几个学校的培训班“占坑儿”;为了能上名校，父母想方设法为孩子制作一份精美的简历，有的简历达50页……”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是孩子也许更可怜，拖着弱小疲惫的身躯学着各种各样的才艺，快乐的童年就这样被“名校情结”给吞噬了。

　　名校，钱与权一个都不能少

　　对于“择校费”，家长苦恼的是没有“门路”把钱“送”出去，失去享受名校优质教育的机会。所以在户籍、花钱买房上动脑筋的家长在择校大军中只是小部分，更多的是通过各自的“人脉关系”在想办法把钱“送”出去。

　　择校是一种权力、实力和财力的角逐。不光是钱的问题，还要考量到父母的社会关系和人际网络。择校仅靠“孔方兄”助阵已经不行了。家长们有“银子”还得有“门子”，交“票子”还得递“条子”，有“金山”还需要“靠山”。经历过“择校”的家长都会心照不宣地达成一个共识，如果不找关系、不交赞助费，想上名校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择校，钱与权一个都不能少。

　　一位家长说：“参加学校面试时，门前停满了奥迪、宝马名牌汽车，要想和这些人比出赞助费是不可能的。而托关系也是费力费财的事，我先后托了好几个人，第一个人给了1万，第二个给了2万，后来又找人给了2万，最后孩子进了学校都不知道到底是谁给使的劲。”

　　目前，我国普遍存在这种“以权择校”、“以社会资本择校”和“以钱择校”的现象，尽管还没有统计数字，难以判断其程度，但每年中小学入学前，“重点校”和教育部门门庭若市，足以证明这一现象的普遍性和严重程度。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择校是一种教育再生产的途径，通过家庭的经济或者社会资本复制既有的社会阶层。中上阶层通过选择好的学校教育，继而保持优势的社会地位，而中下阶层则只能接受较差的教育，处于社会的中下层。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衡等是择校发生的原因。高额的择校费使一部分低经济地位的家庭子女丧失了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择校的存在不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

　　择校费，“绑架”了父母

　　“择校”是需要有社会资本，但择校费还是必须得有前提条件。从幼儿园到高中，几乎所有阶段都存在“择校费”，数额从几千元到10万元不等，而且近年来费用只涨不跌，被民间称为“永远的牛市”。中国的民间曾有“再穷不能穷教育”、“宁可砸锅卖铁也要供养孩子上学”之说，父母们省吃俭用、不惜血本也要让孩子进入重点学校接受良好教育。就这样，择校费“绑架”了父母。

　　上学到底有多贵

　　供养一个孩子上学，从出生到小学毕业，家长花在孩子身上的钱从7万元至10万元不等，加上中学、大学的估算费用，多数都在二十五六万，这还只是全国平均教育支出。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平均花费比一般城市还要高出几倍。

　　据《中国青年报》2009年11月28日报道：“上海市妇联、上海市社会科学院联合发布的上海市家庭教育发展状况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在拥有18岁以下子女的家庭中，孩子教育消费占全家总收入23.6%左右。该比例远远高于美国、加拿大等国10%左右的居民教育支出比率。

　　让我们来看看一个北京的中产家庭在网上“晒”的孩子教育花费清单：

　　幼儿园：入读私立幼儿园，含学费、托儿费、特长班，三年总费用102000元;

　　小学：入读私立寄读小学，含择校费，学杂住宿费，兴趣班辅导费、一对一家教费等，6年总费用244880元;

　　初中：入读公立中学初中部，寄宿、择校费、学费、住宿费、伙食费、交通费、校服费、外教英语学习费、兴趣班，一对一家教费等，3年总费用156180元;

　　高中：入读重点高中，含择校费、学费、兴趣班，一对一家教费等，3年总费用133040元;

　　大学：入读香港大学，学费、住宿与生活费等，4年费用约530000元;

　　如要再读研究生(如复旦MBA)，2年大约需要300000元。

　　21年总计;1196100元!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真是一笔巨大的教育投资。在这笔庞大的支出中，我们发现择校费占据了“半壁江山”。

　　各地择校费面面观

　　每年四、五月，为了让孩子上一所名校，家长们可谓绞尽脑汁、各显其能。择校费成了孩子进名校的“敲门砖”。我们先来看看全国各地名校择校费用：

　　北京：保守数据称学生择校费均2万

　　根据2008年4月北京中小学择校情况调查显示，北京平均择校费用高中阶段最高，其次为小学阶段，分别为27518.34元、19637.83元。中关村某小学，账外资金超1亿元，其中大部分是收取的择校费。

　　广州：择校“678”潜规则

　　要问哪里有永远的牛市?到学校来吧，择校费永远是只涨不跌。”广州有些辖区有“678”潜规定：具有本区户籍的6万，没有本区户籍但具有广州市户籍则是7万，广州市户籍之外的则高达8万。

　　河南：家长交择校费不给票据

　　河南一小学校长说，“择校”的学生至少能够占到学生数的1/3。一所小学要招4个班，可是门前公示的合格学生只有40人。“家长交的高的达9000元，低的3000元，但都不给票据。”

　　宁夏：10万择校费逼死小学生

　　当同学们兴高采烈地参加结业典礼时，宁夏银川市13岁小学生秀秀却永远离开了人间。在她留给父母的短短100多字的遗书里，“我死了可以帮您节约10万元”等字眼，深深地刺痛着人们的心。

　　“择校费”被“自愿”

　　国家教育部早在1984年就出台规定，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要坚持让学生“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禁止招收跨区择校生。但时至今日，择校现象在各地依然存在。教育资源相对于人们的需求是稀缺的。一些重点学校代表国家掌握着稀缺宝贵的教育资源，巨大的校际差距，不仅形成巨大的利益寻租空间，也造成家长不得不择校的“倒逼机制”。

　　父母最痛苦的还在于“自愿”。学校向学生收取的择校费，赞助费，从来不给学生开具收据。对学校的不合理收费，绝大部分学生家长一是缺乏直接证据，二是怕得罪了孩子学校的领导和老师，影响对孩子今后的教育，往往保持沉默，不愿意“较真”。于是，学校和教育部门还会说，他们收的是家长“自愿”掏的“捐资助学费”，但大家都知道，那就是“择校费”，而且没有关系的话，家长想“自愿”还不行。

　　对择校费所谓的“自愿”，应该称之为“被自愿”较贴切。在教育者的强势面前，违心地“被自愿”就成了家长惟一的选择。这也许是“择校”的最高境界——我不仅收了你的钱，还要让你感恩戴德、亲口承认是“自愿”的。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了孩子，家长只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要钱就给钱、让“自愿”就“自愿”。恐怕除了教育领域，很少有哪个行业能拥有这样的威力。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择校费问题是中国公共教育体制在社会变革中遭遇的一次严峻挑战。它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涉及了人民群众通过什么途径实现普遍的受教育权利以及社会如何保证教育资源和机会公平分配的问题，并由此进一步涉及到在社会变迁的今天应如何科学界定“教育的性质和功能”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孩子：怎么成了”摇钱树”?

　　在中国，父母为孩子花的钱永远是值得的。于是，孩子就成了教育的“摇钱树”。中国的教育可悲，中国的孩子可怜。这个“摇钱树”伴着孩子和家长们太多的不情愿和无奈。我们不禁要问：“孩子本来是祖国的花朵，现在怎么就成了“摇钱树”了呢?”

　　教育产业化：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教育产业化”传入我国是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面对国内经济持续低迷、通货紧缩状况，亚洲开发银行汤敏博士在1999年2月19日的《经济消息报》中提出，若3年内使我国高校的招生量增加一倍，达到年招生量200万人的水平，并一律实行全额收费，学费每年1万元，其它费用4~5千元，高校可每年多收学费200亿元，在校消费约为40亿元，再用我国的产出乘数来匡算，这240亿元可拉动1000亿元的投资与最终消费。

　　这看似是多么美好的前景，但从逻辑和文化传承角度而言，“教育产业化”是一个伪命题。“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传授做人、做事的道理，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世界观与个人品质永远是教师第一位的责任。因此，教育不可能也不应该被进行以“盈利”为目的的“产业化”。从本质上看，“教育产业化”是国家非法向人民转嫁教育成本的一个借口。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产业化”打开了教育乱收费和择校问题的“潘多拉盒子”。

　　“教育产业化”除了为国家节省一点理应支出的教育投入之外，就只是为各学校谋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一些学校把学生当成了“摇钱树”，依靠国家提供的优质资源，向渴望接受更好教育的家长和学生收取各种赞助费、择校费。许多普通家庭因此陷入了贫困，为供儿女读书父母债台高筑已是司空见惯，更惨烈的还有卖血、卖肾甚至愤而轻生。这种巨大的负面影响，恐怕是有违决策者们的初衷。由此看出，“教育产业化”的结果只能是社会的变质和腐败。

　　然而，在当今中国，不管你是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支持也好，反对也好，教育产业已经方兴未艾、全面“化”开。

　　新制度主义社会学认为，对制度变革的分析仅停留在对其制度构成的分析上是不够的，还必须分析其深层次的合法性的构建，即该制度是否在文化认知上为所有社会群体所认可。教育产业化作为一种制度变革不被社会群体认同，而且这种认知上的不认同最终演变为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价值冲突，这就意味着教育产业化的制度危机来临了。

　　政府投入，咋就这么低?

　　过高的教育收费已严重影响许多家庭的正常生活，制约着大众教育的普及与提高。除了产业化的原因外，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国家对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大部分的教育投资均为家长自费，而非政府保障充足基础上的公费。

　　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可中国的教育经费仅占世界教育经费总和的百分之一。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世界平均水平为5.2%，低收入国家平均为3.6%，高收入国家平均为5.5%。我国的年人均GDP现已超过1000美元，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我国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近年仍徘徊在3%左右，不仅与世界平均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至今连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都不及。很多人都说中国一年的教育投入，还比不上职务消费的两个小项——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而占中国人口60%以上的农村只获得这3%左右教育投资的23%。

　　从社会学的角度上看，教育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文化行为。生产的发展，以及对文化的需求，使得知识阶层中的一部分人脱离出来，作专职教师。教育面对群体的受教行为，必须有必要的场地，相应的校舍，一定的辅助设施等。教学才得以实施，学生培养得以完成，全仰赖这些人力物力的综合搭配与组合，而所需的人力物力可经过一定数量的货币进行量化，因此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加大相应的投入来加以维系和运转。如果国家投入不足，学校为了维持正常教学，可能就只能从家长和学生那里攫取，这也是高昂的择校费产生的主要原因。

　　国之兴衰在教育，这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把教育提到治国安邦的高度，成为一项基本国策。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国家必须加大教育投入，必须迅速遏制不断增长的教育择校费，赞助费，不断强化平民受教育的权利。

　　上学：平民的“奢侈品”

　　本应成为社会必需品的教育渐渐变成“奢侈品”。作为平民的必要权利——“上学”就越来越远离平民。上学成了“奢侈品”，这意味着许多贫穷者被学校拒之门外，许多无钱者对上学望而却步，许多年轻人放弃繁衍后代的机会，许多小小年纪的孩子走向打工的道路。

　　“孩奴”or“丁克”

　　有网友解嘲道：“生孩子就给套牢，股票可以解套，这只股永远也解不了。”

　　论坛上，不少家长，“晒”孩子一年消费的帖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孩子上初中，一门课的补习费在上千元，几门课加起来要四五千元!”“今年宝宝就入托了，又要多支出1000元!”……这些帖子都表达了一个意思：养孩子难!于是“孩奴”一词出现了。

　　“孩奴”，是一个新名词，用来概括形容父母一生都在为子女打拼、为子女忙碌、为子女挣钱，而失去了自我价值体现的生活状态。

　　教育费用高也让很多年轻人望而却步，心生恐惧而不敢生孩子，城市“丁克”族越发多了起来。以发达的上海为例，全市20岁至45岁的户籍人口中，有7.93%不愿生育，选择做“丁克”。与2003年相比上升了3.37个百分点。同时，在沪的流动人口中，也有2.49%的人口不愿生育，与2004年相比上升了1.1个百分点。越来越多的上海外来人口也从“超生”走向“独生”，甚至“不生”。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近日发布的“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生育意愿调查”指出“丁克意识”最高的是武汉受访者，所占比例是9.9%，其次是北京8.8%。

　　上世纪80年代，“丁克”在中国还是一个颇有争议的“稀有品种”，而现在，国内“丁克族”总数已突破60万。虽然“丁克”的理由五花八门，但“养孩子高昂的教育成本”无疑是一个主要原因。

　　“丁克”一族的出现是一部分人对生养孩子成本和效用进行比较后所作出的一种“理性”选择，据社会学家分析，“丁克”家庭是家庭形式在现代化条件下的一种变化，它不代表我国家庭的发展方向，只是适应一部分人的特殊情况和特殊需要而产生。丁克家庭的出现是一个社会现象，它的发展体现了一种新兴的文化。但是，“丁克”家庭使文化资本的代际传承出现了中断。

　　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当今中国的父母为了孩子的教育，捧着一颗心来，奔波择校，不带半点遗憾，罄尽老本。这些家庭的孩子有的成绩优良来报答父母，有的成绩平平愧对父母，还有的成绩很差，甚至无颜见父母。

　　而且最为尴尬的是中国人的“成长链”遭遇到最难堪的一环：毕业即失业。他们曾经这样被加工：幼儿园、九年义务教育、高考、大学教育。19年的中国式教育目的只有一个：成人、成材、进入社会、有份好工作、有个好前途。

　　但在进入社会后，才发觉有份好工作、有个好前途是如此难。虽然上学的成本大大增加了，但相同学历的含金量却不仅没有过去高，反而有显著降低之嫌，高等学校的学历成了学生家长巨资购买的一块“注水肉”。家长辛辛苦苦、节衣缩食终于盼到孩子毕业，在人头攒动的人才市场上，当孩子投出无数份简历却无一回应的时候，家长和孩子这才发现，家长勒紧裤带、孩子耗时十几年换来的这张毕业证甚至连“注水肉”都算不上，充其量只是一个“鸡肋”——食之无肉，弃之可惜。

　　农民尚且可以春种秋收。而我们付出了人生近二十年最美好的时光去耕种这一块人生必种的“良田”，期望在这片地里能够收获传说中的“龙种”，结果在二十年后发现自己收获的只是几只瘦弱的“跳蚤”，这是何等的尴尬。

　　上学不如去打工

　　许多农民对于支付孩子上学的费用，普遍表示“吃力”或“非常吃力”。他们感到，如果培养孩子上完初中再上高中，很不容易，而让孩子上大学，就难上加难了。

　　一些乡村干部说，供养一个大学生，一年要花一万多元，即使农民纯收入按3000元计算，也需要4个农民一年下来不吃不喝。许多经济状况一般的家庭，由于孩子考上大学而陷入贫困。所以，他们既高兴又害怕孩子考上大学。他们算了这样一笔帐：培养一个大学生的费用至少5~10万元，还要“浪费”十几年的时间，不如让孩子去打工——一个月至少可赚1000多元。

　　中国社科院发布《2009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把21岁和22岁的大学毕业生与同龄的青年农民工的工资分布进行对比，发现都是“千元档”，青年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水平甚至略高于大学毕业生。

　　打工可以挣钱，能够很快缓解家庭的困难。据了解，每年春节过后，各地都会有一大批孩子外出打工，而在他们中间，就不乏刚刚辍学的初中生。他们有的进了工厂，有的做小生意，有的在外面闯荡几年确实发了财。这使许多农民和正在上学的孩子们认为，不读书打工照样也能挣大钱有出息，上学不一定能胜过外出打工的。

　　人是理性的，“上学不如打工”也是建立在这一“理性选择”基础上——代价最小化，利益最大化。求学成本高，收益却渺茫，这让农村家庭觉得“不划算”。于是当今中国出现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打工一族，他们每年的数次的返乡之行给中国的交通、治安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也形成了当今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结语：点亮教育之“灯”

　　大米是每个人生存的必需品，对于发展机会而言，上学受教育就是每个人发展的大米。如果哪个社会连大米都成了奢侈品，谈论一切都是白说。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新生代享受不到上学受教育的权利，那么，肯定是没有希望可言。

　　教育，应该是一盏灯，一盏文明之灯。它让一切孩子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逐步获得正确的心智、美德与才华，让正常的孩子日趋伟大，让有缺陷的孩子获取幸福。千家万户的窗口因有了教育之“灯”的存在而分外明亮。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如果不能保证让教育之“灯”公平有效地点亮千家万户的窗口，那么，不但政府应该深刻反省并且检讨自己的失职行为和观念偏差，广大民众也可以振臂疾呼，维护自己应有的神圣权利。

　　社会学冷说“上学”

　　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看，教育作为人的社会化的主要途径和手段，是有目的地培养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活动和社会过程。功能主义者塔尔科特·帕森斯认为教育的重要功能就是要把个人成就的价值观灌输给孩童。这种价值观对于工业化社会的功能运作至关重要，但却不能在家庭中习得，只能在学校。家庭是以特殊主义的方式对待孩子的。孩子在家庭中的地位是先赋的，孩子在学校里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获致的，所以接受学校教育是每个家庭必然的选择。

　　在冲突论的观点看来，个人的教育成功与其社会等级背景联系紧密，等级偏见遍布各个学校。以经济水平分隔的学校的制度使少数学生集中在重点学校，这是为了继续将底层人民压制在社会最底层。有钱有势的人确保他们可以从这种教育制度中受益，并抵制可能影响他们有利地位的变化。他们拥有必要的财力，可以择校，从而避开任何他们所不喜欢的学校。这也是中国择校费高昂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