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热点面对面 （一）

　　作为一则新闻或一个事件成为热点要满足三个必要条件：其一，爆发突然且力度大。其二，传播迅速且范围广。其三，关注度高且深度够。从我国2009年下半年起到2010年的上半年，符合这三个必要条件的新闻事件还真不少，可以说件件关乎咱百姓的生活，也因此最夺百姓的眼球。

　　既是热点为啥不热说?百姓的心里不就是盼着马上弄明白了该干啥就干啥去了。最明白百姓心里的是记者，只要是听到看到的总能在第一时间通过媒体告诉百姓。最善解百姓意的是媒体上的经济学家，他们总是及时地就发生的热点问题奉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由于媒介太多，同一问题在经济学家的口里经常就呈现出不同版本的说道。这样也好，说总比不说好。在热点问题上，最受诟病的是社会学者，他们在热点问题上显得迟钝，偶尔提出两个碰着了的热点问题其实也是长期研究的一个爆发。诸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卢辉临常年研究农民工，他发现二代农民工有着不同一代的特点和问题。新生代尤其是看重人的尊严和生活的质量，从深圳富士康跳楼事件就折射出这一问题。于是他们以“发展不能以牺牲人的尊严为代价”联名上书希望引起政府和公众的关注，一石也激起了千层浪。

　　这样举例我们是不是明白了社会学为什么对热点问题迟钝，说句实话，其实社会学是最敏感于社会问题的，只是对这些问题的反应要有一个过程：现场调查，循线索找因果，用数据看相关，最后再对调查结果作分析，还要通过理论上的思考与解释，才能对社会事件和问题给出答案。因此，社会学家不可能靠一两个人的事或一个案例说事儿，也不能不做调查就抢先说事儿。打个比方，每当社会发生一件事，社会学家只要知道了就会尽快到现场，然后就沉下去无声息了。而新闻工作者总是第一时间抢到现场，喘息未定就挺身而说着实感动着公众。经济学家稳坐“帷幄”，解析事态变动如股市分析，吸引百姓。当社会学者出来准备说道时，百姓也早就没了性子，沉默也罢，有人憋不住偏要说道说道：社会学家总是马后炮，等他们评论黄瓜菜都凉了。

　　百姓怎么说都有理，因为他们对社会学陌生，社会学从一产生就是一门“冷说”的学问。正是社会学的“冷说”，才能使社会问题乱麻得解，使百姓理出头绪。才知道“拔起萝卜带起泥”的复杂纠结的关系链和问题丛。

　　时下，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快速变迁的社会，百姓的生活也越来越复杂多样且与过去大不一样。就拿养老来说，过去养儿防老，现在越来越依靠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百姓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保障体系呢?还有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信息不对称，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建立什么样的医疗制度和医院模式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如此等等，涉及到社会制度的问题这就需要社会学家参与研究了。说到根本上，社会学就是研究百姓生活的一门学问。谈到研究，就要有一个研究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将社会事件问题热点先“冷却”。头脑发热不行，凭感觉不行，听一两人说不行，有偏见也不行，要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实事求是对问题由表及里地开展研究。这样的研究是为百姓找到事件的原因，内在的关联，然后再提出应对的策略，和对未来的把握。这样说道，百姓是不是能理解了社会学，将社会学定位于“百姓生活社会学”是否能名副其实。为了能让百姓认识这门学科，从以下几个方面再做些介绍。

　　社会学不是雾里看花

　　有过雾里看花经历的人一定会对朦胧的、变幻的、亦真亦假的现象感到美妙无比，还有，百姓常说的“看景不如听景”，“光天化日之下现了原形”，“距离产生美”如此等等。这都说明了中国百姓心中的“格式塔”是那样的完美，希望现实中的事物也是完美无缺的。中国有多少文学作品传世至今经久不衰，这与几千年文化铸就的百姓心中的“格式塔”是深深关联的，即使是悲剧也要想方设法找到一个美满的结局——梁祝化蝶达到了高峰。也因此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主流是文学的，文学所描绘出虚幻的天堂生活人间仙境虽遥远不可及但却深深扎根在百姓的生活中，并催生出一种动力般的力量——期待，明天会更美好，再期待，美梦终成真。

　　当百姓对未来不确定时，会将自己交给“神圣之物”来指点迷津，得到的结果悬而玄，但都相信这要靠灵性去参悟，愚钝之人就靠凡人凡语去解读。科学昌盛的今天，玄学的手段借助科学有了华丽的换身，其实成了更好蛊惑百姓的伪科学。更有所谓的一些人打着心理学家、经济学家的旗号在媒体大摆玄学龙门阵，一个小的实验就能测出你的性格和命运或仅看面相就能知道你的前程。也因此百姓对心理学感倒玄而深奥，不由自主会随着他们的暗示走。更有一些所谓的媒体经济学家用模型测经济走势、股市行情、政策评价，动辄美国成功案例或全球经济结构的有效预测，大嘴吹的云里雾里还觉不够，唾星飞溅收获也丰。于是乎百姓被忽悠得赶紧买这个备起来，赶紧买那个收起来;这个股票走势高，那个股票赶紧抛。虽然十个百姓九个套，还有一个逃不掉。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对自己来说玩了一手只赢不输的博弈：预测忽悠成功了会增加他们的收益，失败了也不会减少他们的收益。因为求证太复杂，除技术的还有成本的。因此，百姓谁会为他们的“大嘴”忽悠较真呢。(当然，严肃的经济学家是“慎言”的，因为他们“敬畏口沫”，这样的经济学家是很难被媒体请到“台前”的。)

　　社会学是较真的，它要对这些言论去伪存真，拨云去雾给百姓个朗朗乾坤。做到这一点先得有社会学视野，超越这些所谓的理所当然的言论，事物的外在表象，探究真正的社会事实;另外，还须遵从社会学的基本原则。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将这一原则的精髓定义为“社会学的想象力”(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将我们的私人经历、个人困境以及成就均视为个人所置身的特定时代和特定社会结构的折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习惯性地局限于我们学校、工作、家庭以及社区，而社会学的想象力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个人经验与更广泛的社会历史事件之间的关联。

　　接触过社会学的人都知道，社会学的视野有宏观的结构功能主义和冲突理论，微观的社会心理学和互动论视角。这三种视野及他们的理论都是在对百姓社会生活的研究和解释中建构起来的，所以在本书的热点问题研究中，研究者就是通过这些视角和理论进行分析和解释的。

　　社会学不是纸上谈兵

　　这就是说社会学的研究不是从文本中来，而是来自于社会生活。举个例子，最近在网络新闻上看到一则报道，中国社会目前有精神疾患者已达1亿多人，这个数字太吓人了，每个百姓甚至都会怀疑自己是否正常。作为社会学者就要问了，你是以什么标准和根据这样说的，这个数据是怎么算出来的?同样的问题曾出现在美国，一则报道几乎使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加利福尼亚的一位学者D.J.罗森汉在1973年公开了一项实验结果，他挑选了东西海岸5个州的12家不同的精神病院，其中包括一些最有名的精神病院。他派了8位没有精神失常史的同事去这些医院寻求帮助。他们每个人在入院时都假称听到有声音在说一个词，如“砰砰”或“空虚”等。在其他方面，除了自己的姓名和职业外，回答的都是自己真实的经历。

　　在每一个病例中，他们都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并被接受入院。此后，这些假装的病人一切行动正常，也不再声称听到过任何声音。然而，所有医务人员对他们的反应都是基于原先的诊断，而不是他们目前的行为。一个幽默的例子是，当发现其中一个伪装的病人在对发生的事情做记录时，工作人员的病情记录上写道“有记笔记的行为”。他把这一行为看成是一种病态的表现。

　　有趣的是，真正的精神病人几乎立刻就能发现假病人是正常的，并且坚持认为他们要么是研究人员，要么就是新闻记者“来这里体验生活的”。但是，没有一个工作人员有所察觉。假病人住院的时间从7到52天不等，平均为19天。即使得以出院，也是因为其精神分裂症有所“减轻”的缘故。

　　在这项研究公布之后，另一所精神病院的行政人员对此表示怀疑，声称他们可以发现任何假病人。于是罗森汉宣布他将送假病人去那里。他们警告自己的工作人员保持警惕。在以后的3个月里，一共辨认出41个冒名顶替者是罗森汉派来的。而实际上，罗森汉没有派去一个人，全部的41个病例都是真的。由此，他再一次证明了在诊断精神失常中的主观性和困难。

　　像上述的案例一样，社会学家的工作总是在挑战视为当然的观念和事实。当然，社会学家的工作不仅这些，他们还会对新出现的事物是如何影响到百姓的生活，以及通过研究做出一些可能的评估和预测，以调整现在和把握未来。

　　在今天，互联网的普及已经渗透在百姓的生活之中。不会上网或从未上网的人都被视为另类或极少数人，人们之间的互动已经由面对面而改为网上虚拟化。于是一些社会学家担心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将会强化社会隔离。不仅与朋友相处的时间减少，而且与家人在一起的“质量时间”也会减少。导致了相邻数年不相识的现象，和家人成了熟悉的陌生人。于是社会学家针对这一社会新的变化做了调查。

　　在2000年2月公布的一项针对4000多名美国成年人的大型研究中，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发现一般的互联网用户与家人在一起或者参与社区活动的时间要比不使用或不常使用互联网的人少。

　　该项研究发现55%的被调查者在家里或者是在工作中会上网。在被调查者中，有20%的人被归为“经常上网者”。这些人每周至少上网5个小时。

　　该项研究注意到两个重要的互联网发展趋势。首先，互联网似乎正在推动对其他大众传媒形式的挑战。在经常上网的人中，有60%的人说现在看电视的时间减少了，而1/3的人则说用来读报的时间也减少了。

　　其次，互联网正在模糊家庭与工作场所之间的界限。1/4的经常上网者说在家工作的时间增加了。而在工作场所的时间要么与以前一样，要么就减少了。据进行这项研究的学者说，生活已经变成围绕着互联网而组织起来的一条“不断的河流”。现在雇员在“正式的”工作时间内更多地使用互联网，结果他们往往是把项目带回家里，而不是在每天结束的时候一身轻松地离去。

　　这种现象在今天已经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社会学家的担心恰恰是百姓生活将会沉没在互联网中，一切真的东西都将变成虚拟的了，包括亲情、爱情、家庭、事业、社会、未来。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人们对自然与现实世界就失去了调整、改造的能力，“2012”就会真的上演了。还好，社会学家已经在行动了。

　　社会学不是没有作为

　　靠社会学拯救这个世界是不可能的，但没有社会学人类世界的发展、社会的变迁、百姓的生活会有各种难以解决的问题。再具体地说，社会学不可能单独地改造世界，但却可以单独地解释世界。社会学是通过具体的方法获得素材、数据，再用理论对社会的微观互动层面和宏观制度结构层面进行解释，就这方面论，社会学已被证明是有作为的。

　　在对一件社会事实需要做出可信的说明时，大规模的样本调查就会使用。举个例子：在美国布朗法案宣布废除种族歧视决议生效的十年后，社会学家科尔曼受命教育部、卫生部等部门对决议执行情况作出研究。该研究的初衷在于将少数族群学生与白人学生相比较，评估前者受教育的机会与成绩。科尔曼的调查覆盖了全美5%的学校，共计645000名来自5个不同年级的学生参与了调查。学生被要求参与几种类型的测试，其背景和态度的信息被加以收集，学校行政管理者被要求填写关于他们学校的问卷。最后处理的结果揭示了许多令全美哗然的事实，诸如：

　　少数族群学生(除亚裔美国人外)在学校教育的每个水平测试中成绩低于白人学生，这种差距12来年呈递增趋势。其原因主要是社会性的——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贫困、家长的教育水平以及其他环境因素。

　　在报告成文之际，多数学生就读于种族隔离的学校，教师也倾向于教授同种族的学生。种族隔离与歧视现象至少在教育中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科尔曼报告的提出以及著名的社会资本理论的解释引起了官方的重视和民间的讨论，之后，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措施专门消除种族隔离现象，美国种族和低收入阶层也开始注重改善家庭背景和环境因素提高孩子在学校的适应性。即使在今天，这项报告也是被认为是社会学最有影响和效力的作为。

　　作为中国老一代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一生都致力于人民的社会学，他的所有研究几乎都是围绕着少数民族问题、“三农”问题、区域发展模式问题，为国家和政府确实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和思路。也为以后的社会学研究开辟了理论的和实践的道路。从今天的社会学研究中可以看出几代中国社会学人的关怀：农村的经济生活与变迁，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流动人口及子女教育问题、城市弱势群体的生存与支持问题，等等。在政策上、制度环境改善上、百姓现实的生活中社会学家正在作为。

　　社会学是百姓的智库

　　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系统越来越复杂，新的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旧有的知识、经验、技术包括传统的权威已经不能为百姓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于是，人们在决定或决策时希望能借助专家系统。社会学最好地扮演了这一角色，为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社团、家庭、个人等提供文化差异的意识、政策效果的评价、自我启蒙等切身问题。

　　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从历史到今天一直存在着多元文化之间的接触与交融，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文化差异意识将有助于我们互相尊重、了解对方、和谐相处。如果没有文化差异的意识和敏感性，或带有强烈的主流文化意识都不利于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社会学的研究在于揭示每一种文化的独特性，教会人们懂得尊重并学会欣赏别的文化，这将有助于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共处。

　　社会学研究为评估政策的创新成果提供了实际的帮助。诸如对长江三峡移民的研究，政府为移民提供了很好的住房和生产生活保障，当地的居民也表现出很高的姿态接纳他们，但是由于长期形成的文化与习俗、生产生活特点不同，文化融入问题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相同的问题还有城市流动人口，虽然在子女教育问题上得到了解决，但实际上在学校流动人口子女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融入仍然存在问题。如此等等，社会学家已经介入对这些问题开展研究和寻找对策。

　　对百姓来说，社会学最重要的是能够为百姓提供自我启蒙。诸如，对于社会贫困性质的认识，贫困对于教育、生活、健康的影响，以及怎样消除贫困。对于社会性别不平等的认识，社会学在这方面一直有着最强的声音。家庭暴力问题也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对于家庭暴力的原因分析和有效的制止措施许多都来自于社会学家的研究。我们这部书对于社会热点问题的分析和冷说，就表现出社会学为百姓自我启蒙的一面。

　　最后要说说本书的作者们，他们都是社会学科班出身，社会学专业的训练使他们具有了对百姓生活的人文关怀、社会问题的敏感、研究程序的熟悉、理论解释的素养。这些都在本书的“冷说”中反映出来，愿他们富于智慧的工作对百姓生活真的有帮助。

　　(钱民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

　　房价、房价：百姓傻啦

　　引言：“家”与“房”，真的很纠结……

　　在中国传统思想里，“家”被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家是一个被深深刻在中国人心中的烙印般的温馨情结，家承载了一种文化，承载了一种情怀。家是人类特有的感情归宿和心灵慰藉，但这只体现在意识层面，房子才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实体。房子俨然是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安身立命之所，在很多人眼里，家就是房子，房子就是家。国人对房子是很钟情的，只要有钱就买房置地，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对黄头发蓝眼睛的西方人来说，这种对拥有房子的狂热是难以理解的，他们喜欢租房。在法国，人们拥有自主产权的房屋比率不过30%，其他西方国家，这个比率也不会超过50%，而中国人住房自主产权拥有比率已经超过了80%，国人对租房是“不得已才而为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刘世定教授解释说，“这个社会把有没有房作为对年轻人的期待，而不是把有没有租到房子作为社会期待”，更深层的原因是“当有没有房子成为一种标准，成了有符号性质的东西，会对年轻人产生从众压力。包括学术界在讨论社会分层的时候，房子也成为标准之一。房子本身不仅仅承担了居住的功能，还成为影响别人对他的看法的因素。”

　　但是今天，畸高的房价似乎要把很大一部分满怀憧憬的普通百姓排斥出“家”。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中国的房价持续走高已经是事实，可是老百姓更担忧未来的房价走势，这对于他们无疑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房价要涨到30万元/平方米吗?

　　有位专家曾经抛出石破天惊的骇人预测：“未来20年的城市化中，北京、上海两大超级都市5亿人的生活方式将发生彻底改变;以2010年1月1日的价格为基准，5年内至少翻一倍，北京、上海的房价很可能会突破30万元/平方米!”

　　30万元/平方米?可能吗?现在的最高房价，上海的汤臣一品突破12万元/平方米，北京的银泰中心突破10万元/平方米，即使再翻一倍也到不了30万，这个专家似乎危言耸听了，但是不能否认现在房价已是畸高，未来涨跌是个谜。前段时间著名演员张国立在紫玉山庄的别墅被炒得热火朝天，当初张国立以1万/平方米买下占地千平米独栋豪宅，目前已翻涨5倍，这不得不让百姓担忧，再过5年房价会不会不止翻涨一倍……

　　土地资源是社会的稀缺资源，从长期来看，房价的合理上涨是必然。从社会学角度看，中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正处在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阶段，这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房价的上涨，可是城市化的最终宗旨是要造福于民，所以房价绝对不是现在这种短期的骤然狂飙。如果真是30万/平方米，百姓的心理如何承受，如何感觉幸福的存在?

　　房价成本是多少?

　　万通地产董事局主席冯仑去年曾公开表示，房地产开发商的平均资产收益率达不到5%，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也称过去几年平均的行业利润率只有8%左右。

　　房地产业的利润这么低，房价成本真的很高吗?2009年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面前：越来越多的资金，包括中央企业，正在通过各种途径涌入房地产业。有位专家曾指出，如果房地产业利润像开发商自己说的那样低，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企业都想进入这个行业?

　　一位正为结婚买房焦头烂额的小伙子，对着话筒真情告白：“如果能公开房价成本，是件好事，倒不指望它能对房价的涨跌起什么作用，房子终归是要买的，但至少可以让我们老百姓‘死’得明明白白吧。”百姓的要求就是那么简单。

　　房地产行业是不是暴利行业的争论一直都引发热议，房价的真实成本对于公众来说始终是一个难解之谜。

　　这恰恰反映了经济社会学里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也就是常说的“柠檬现象”。著名经济社会学家阿卡洛夫(George A.Akerlof)认为，市场交易的各方所拥有的信息不对等，一方比另一方占有较多的相关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另一方则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在房地产交易市场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判断当前房价是否虚高，必须先用准确数据揭示房价的真实成本，提高房市信息透明度。

　　谁在推高房价?

　　开发商：开发商囤地，利用土地资源的固定性垄断了房地产市场，以不公开的成本造房后，价格任其制定。为获取巨大的利益，开发商们自然形成价格联盟，在炒房客、银行的保驾护航下造成房地产的高价。他们还通过摇号、限制房源、发布虚假销售信息等多种办法，制造紧俏假象，肆意哄抬房价。这依然是一种信息不对称的表现。

　　炒房客：全国相继出现了“山西炒房团”、“温州炒房团”、“鄂尔多斯炒房团”。各种资本进入房地产，投资炒房，投资炒房直接破坏了真正的供需平衡，夸大了住房需求，哄抬了房价。

　　银行：金融是房地产开发的血液。宽松的金融政策，开发商很容易就可以获得银行资本的支持，从而空手套白狼，越滚越大。

　　政府：政府将房地产业列为支柱产业，房地产业的兴衰直接关系地方财政和城市发展。为了提高财政收入，一些地方政府利用土地出让获取金融收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土地出让金已占到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对于地方政府官员来说，有了GDP增长才有政绩，而房地产业大发展对GDP贡献最大。

　　无良学者、媒体：他们为开发商摇旗呐喊，唱高房价。为了从不断抬高的房价中攫取更多利润，一个庞大的房地产利益集团逐渐产生——开发商、一些专家学者、部分媒体“强强联合”，组成了一个坚固的利益链，掌握着市场的话语霸权。

　　从严格的社会学意义上来看，住房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房价上涨是社会多方博弈造成的。从社会学家科尔曼(James S.Coleman)的理性选择角度来看，现实生活中人们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总要受到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等非经济因素的制约。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M.Granovetter)提出了嵌入性的概念，认为经济行动不是孤立的、单纯的经济行为，而是嵌入社会结构之中的，社会网络结构对人们行为有很大的制约。开发商，炒房客，银行还有一些无良学者媒体及政府构筑了一张大网，相互博弈。百姓在信息不对称的局面下，陷入极度迷茫……

　　媒体，专家，你们的预测让人很焦虑

　　每天，我们打开电视、报纸、杂志，我们打开电脑、手机，房地产的信息铺天盖地。有房产资讯的图文并茂，也有专家观点的声情并茂……

　　尽管有少数无良媒体和专家在房价上涨环节推波助澜，充当幕后黑手。但大部分媒体与专家还是在做认真的预测，希望为老百姓提供消费指南，只是他们的预测在风云变幻的房地产市场上往往是不那么准确的。

　　刘世定教授个人观点认为专家最好不对房价做预测，他提出“自我实现预言”可以影响房价的观点。自我实现预言概念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诺顿在40年代提出来的，指的是这样一个命题：一个虚假的情境定义，如果成为人们行动的力量，最后就可能成为真实。刘世定教授认为“在社会上会存在一种伪预测，这个伪预测有的时候是由专家做出来的。伪预测不是说专家有意识要欺骗大家，而是指如果这个专家是有影响的，这个预测可能影响其他人的预期，而其他人的预期有可能影响到他们的行动，如果影响足够大，那么就有可能导致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而自我实现预言即便是和专家的预测吻合，实际上也不是一个真正科学的预测，而是一种通过预测来动员一种社会力量而导致的结果。”

　　媒体对社会的预测也是有风险的，预测的准确与否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情况下，人们如果把这种预测作为消费指南，将会有很大风险，而媒体表达风险的可能后果之一就是，会产生人们制造和灌输焦虑的企图。

　　房子是财富，穷人买不起

　　高房价的重压下，房子成了奢侈品。买不起租得起，要是租不起我们就快逃……

　　“胶囊公寓”中“蜗居”当“柜族”

　　78岁的老人黄日新在北京海淀区六郎庄建造了8间“胶囊公寓”，每间面积不到两平方米，却可躺、可坐、可看电视和上网。他表示建造这样的公寓不为赚钱，只想找到一种解决刚毕业大学生过渡房问题的办法。“胶囊公寓”让人看到了大都市背后庞大密集“蚁族”的辛酸生活。

　　2010年初，又有国内多家媒体报道了台州等地出现的“集装箱蜗居族”，并不无同情地称之为“柜族”。一个长12米，宽和高各为2米多的集装箱被分隔成了两个房间，住着两户人家。整个集装箱经过加工后装上了门和窗，并通上了水电，狭小的“柜”内，彩电、电磁炉、床等生活用品一应俱全。

　　围绕着“房子”，总有那么多出其不意的新名词。城市底层收入者的生活形态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从社会学角度看，中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面临高房价的冲击，低收入者和刚进入社会又没有家庭资助的青年人更显得茫然无助和无所适从，这种情况导致了“新弱势群体”的出现。以往所说的弱势群体是指生理缺陷或年龄问题导致的、或因文化程度低使社会竞争力相对较弱的群体，而现在所说的“新弱势群体”则是指有着稳定收入或年纪较轻且文化程度较高(特指大学毕业生)的人群。正因为住房失调问题来势凶猛足以使这类人群无以招架，从而形成相对弱势。“十年寒窗”也未能成功地实现向上层社会的流动，产生问题的原因不在他们本身，而在社会结构，结构的刚性和事实上的阶层分化限制了这类群体的进一步发展。

　　结婚吗?现在流行“裸婚”

　　“裸婚”是2008年兴起的网络新词汇，在2009年不断上扬的房价助推下迅速流行。有网友调侃道，“裸婚”是高房价赐给白领的“新时尚”。

　　什么叫“裸婚”?就是结婚双方不买房、不买车、不办婚礼、不度蜜月、没有婚戒，甚至连请双方父母吃饭都免了。只要两人各攒4.5元，到婚姻登记处办个证就了事了。眼下，房价压力正是催生“裸婚一族”的最主要原因。裸婚分为两派：

　　被动“裸婚”派——房价太高买不起，先租房;

　　主动“裸婚”派——楼市前景不明，等等再买房。

　　“裸婚”是一种无奈，但同时也是一种进步。有种观点认为，“裸婚”打破了传统的“安居才能乐业”观念。

　　“新结婚时代，你会裸婚吗?”日前，在搜狐网的一项调查中，43%的人表示“会”，同一调查中，44%的人认为“裸婚”可以获得幸福，没有物质的爱情更经得起考验。“裸婚”的方式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和理解，说明现在社会观念日益开放，人们的选择更加自由和多元了，这就是社会的进步。“裸婚”的口号引领社会向简约的方向发展，从这一点来说也是值得肯定的。

　　逃离北上广不后悔

　　从2009年底开始，“逃离北上广”一度成为非常时髦的话题。“北上广”是北京、上海、广州的简称，这里指代内地所有的发达城市。由于多种历史原因，中国的社会资源长期过度地在“一线城市”集中，无数年轻人千里迢迢寻梦而来，但当梦想照进现实之后，他们惊愕地发现，身边的房价连年飙升，生活成本日益增加，职场竞争愈发激烈，以至于很难在生存与尊严之间实现自我平衡，伴随着窘迫与不安，“逃离”的念头一直萦绕在他们的脑海。

　　到大城市打拼，自我实现是第一需求。社会学家郑也夫提出，人生追求的三种状态即舒服、牛×、刺激。大城市让野心家从打工仔到老板。二三线城市消磨意志，所谓少不入蜀，成都不成事。北漂们最大理想就是追求刺激和牛×，因为北京一点儿也不舒服。但人总需要认同感、归属感的。有时候忽然发现：回老家的感觉一定好!这就是北上广深“漂族”们的纠结吧。

　　逃离，也只有逃离“北上广”，才能规避现实的残酷，才能重获久违的幸福感。“有一种失败叫占领，有一种胜利叫撤退”，随着《潜伏》的热播，这句台词成为很多逃离者无奈的借口。

　　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陆学艺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是房价太高，而更为严重的是高房价将使有些人退出“中产阶层”，这将影响中国构建“橄榄型”社会的努力。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结构，其稳定性要远高于“哑铃型”或“金字塔型”结构。按社会学观点，中间阶层的壮大，使原来对立的贫富两极变成了一个连续性的排列，这就让每一名社会成员看到拾级而上的希望，有助于缓和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对立情绪。

　　背上痛苦，找寻幸福

　　高房价绑架了无数中国人的幸福。如果不是高昂的房价，谁愿意沦为房奴，又有谁愿意去“啃老”?人们挣扎着，背负痛苦去追求希望……

　　房奴，痛并快乐着

　　单身在京的张阳买了一个小户型后就开始节衣缩食地生活。她给自己制定的规矩是：从现在开始，不买衣服，不和朋友聚会，不乱逛街……没事就呆在家里睡觉!“睡觉是最省钱的活动。”她自动隔绝各种新开的美食店、KTV和酒吧，原来的大牌化妆品也尽量用可代替的超市货。尽管如此，张阳仍然满足于有房的快乐。尽管每月要还银行很多贷款，但是房价涨得也快，短短几个月一平米就涨了5000多元，张阳更乐于看见这种纸上财富的增长。“我讨厌‘房奴’这个叫法，考虑问题有很多个角度，我是房子的奴隶，但同时也是房子的主人，为什么非要强调前一个悲惨的角色呢?”

　　买房是一种消费行为。按照消费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消费被看作是一种“社会参与体验”的生产活动。这种社会参与体验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自我认同感和社会认同感，在这个意义上，消费活动乃是一种社会语言、一种特定的社会成员身份感的确认方式。同时，消费还是一种社会地位的生产活动。在消费行为中，社会地位被生产出来，并且由于这种行为的持续性，社会地位被一再巩固复制。上等阶层力图通过奢侈消费而抬高阶层地位的门槛，凸现自身的阶层优势，并反衬出其他阶层的地位劣势。中、下阶层则试图通过对上等阶层消费形式的模仿而创造高于自身实际阶层位置的“地位假象”。

　　非常6+1，我们做了“啃老族”

　　一篇相关报道这样描述购房现场：买房的人越来越年轻，很多年轻人身后都跟着双方的父母。这样的情景象征性地揭示出我国目前房地产购买力的来源：前面的一对小两口，加上后面的双方的4个父母。在许多地方，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种标准购房模式：首付由一方或双方的父母来出，小两口承担按揭。有的小两口实际上连按揭也无法承担，必须靠一方或双方的父母亲帮助支付按揭款。这样，就有了我国社会中一种独特的购房模式：3个家庭，或6个劳动力在共同购买或供养1套房子，这就是“非常6+1”。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认为“这种3个家庭6个劳动力支撑1套房子的模式，只有在独生子女家庭结构中才会成为可能，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我国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代，一个家庭往往有多个孩子，孩子多达三四个的不在少数。在那样的家庭结构中，父母要帮每一个结婚的孩子解决住房问题，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独生子女家庭结构，是支撑中国房市的重要因素。这个因素在短时间内不会消失。”

　　“啃老买房”对买房者及其父母有很大的风险性，社会学教授薛林表示担忧：“年轻人把父母辛苦一辈子攒下的养老钱用来买房，有的甚至让父母借钱为自己买房，这可能引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老人的积蓄被掏空后，他们的养老将存在风险，对一些无法享受社会保险的老人来说更是如此。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的未来也并不轻松，做几十年‘房奴’不说，万一职业出现波折，供房和赡养父母的双重压力将使他们疲于应付。”

　　房子，孩子，二选一

　　中国的传统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孩子的家庭也是不完整的。孩子对于每个家庭来说，是最简单的快乐，也是最甜蜜的负担。房子，孩子，都在人的一生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大多数人都要为其付出半生的精力。当房子和孩子同时摆在你的面前，你是先要房子，还是先要孩子?当房价高涨之时，这个“二选一”的确让我们无法从容应对。

　　生个孩子需要一定的金钱储备做后盾。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徐安琪研究员根据2008年的物价水平，核算出徐汇区的孩子从刚出生到30岁，家长共要在孩子身上投入49万元。

　　所以很大一部分人选择延迟生育或者不生育。一些社会学家担心，这将使家庭功能式微和社会传统结构解体，因为嫡亲数量的减少，将直接危及中国延续数千年的亲族网络及其社会伦理观念。若干年后，人们将不再有表亲，不再有姑叔姨舅，更让人担心的是，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兄弟姐妹，家庭细胞随之解体。从人口学角度看，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已经成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之一。上海在1974年、北京在1990年达到极低生育率，2000年以来总和生育率都降到了1以下。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说：“如果中国生育率继续保持在这一水平，在并不很遥远的未来，中国人口会以平均每30年减少四分之一的速度下降。”生育率下降带来的最直接的人口学后果是人口结构老化和劳动力短缺，社会急剧老年化，一方面独生子女赡养负担会加重，另一方面将直接考验中国并不健全的社会福利体系。

　　Middle Class买房后只是个“传说”

　　Middle Class，直译为中间阶层，也就是介于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人群。通常状况下，他们遵循主流的价值观，积极工作，努力赚钱。打造富裕生活的同时，还成为广大较低收入者效仿的榜样。所以毫不夸张地讲，中间阶层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某典型的北京三口之家，夫妻上班，孩子入托，月收入2万元，除去各项开支，每月可存款1万元左右，属于中间阶层。买房前，确实可以衣食无忧，可一旦买了房，不仅要掏空口袋，甚至还要债台高筑，不折不扣地沦为“房奴”。高房价正在消灭中国刚刚滋长起来的中产阶级。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当前的住房难现象中，利益受损最为严重的却是中等收入群体。富豪不缺钱，而低收入者受政策照顾有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作为住房保障，只有中等收入者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很多中等收入者不仅要将收入投入购房中，并且还需通过借钱、贷款等方式予以补足，这无疑会大大降低这个阶层的生活质量、自我发展能力和再受教育能力，从而会对这个阶层的稳固性形成冲击;另一方面，在低收入者获得住房保障的同时，同样受房价影响较大的中等收入者却被忽视，会加大这个阶层的恐慌感和被抛弃感，容易引发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

　　调控成“空调”，利剑再出鞘

　　调控是一场博弈。社会各方博弈下，政府的调控对飙涨的房价不大可能立竿见影地起作用，但“两会”的精神让百姓对政府依然充满信心……

　　一场复杂博弈下的调控

　　自2003年以来，各项房地产调控政策相继出台，中心思想不外乎是“防止大起大落”的维稳之道。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控制”俨然成了“雷声大雨点小”的老生常谈。国家不断加强房地产的调控力度。可是房价节节攀升，调控成了“空调”。

　　房地产市场出现的“调而无效，越控越涨”的现状，体现的是背后多方博弈的结果。市场上已不仅仅是开发商和消费者在角力，参与博弈的主角包括消费者、投机者、开发商、银行、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这基本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复杂博弈。中央政府既要确保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又要确保不至因调控过度使得经济社会发展受到影响，既要打击境外投机性资本，又要鼓励国外健康投资的进入;地方政府一方面要接受中央的调控，一方面又要尽可能地从地方房地产市场发展中受益;房地产商要在接受调控的前提下寻找政策的漏洞，通过和地方政府利益结盟以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国际和个人炒家要通过从其他各方的博弈过程中寻找机会，获取自身利益，并全身而退;商业银行要尽可能多地从房地产商手中获取利益，又要将风险降低到最小;老百姓要运用手中有限的购买力以最合理的价格获得最理想的住房。

　　孙立平教授认为，房地产调控与反调控的搏弈，可以说是目前中国涉及利益面最广、博弈技巧最纯熟、悬念最多、结局也最扑朔迷离的一场搏弈。房地产市场由于本身的利益交错，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多方博弈现状。并且在短时间内多方博弈的结构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中央政府主导的这一轮房地产调控中，如何寻找到一个多方均衡的临界点是这次调控的根本目的。

　　政府，我们可以信任

　　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郑杭生指出：“在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推进中，政府的决策、政策、管理和治理难以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失误，也会对以往建立起来的社会信任产生某种动摇。总地看来，社会信任在状态上不稳定化了，在时效上短期化了，在价值取向上实用化了，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越来越取决于政府提供的服务对他们需求的满足度和满意度。”

　　2010年的两会如期召开。房价被关注的程度远超以往。中央政府利剑再次出鞘，直指房地产的敏感性和高危性。各项调控政策屡屡出台，从土地到资金悉数严格管理，其整饬决心可见一斑。温家宝总理在3月27日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在短短两个小时的专访过程中，温总理一共34次提及房子问题，足以看出总理对房地产的关注，以及对老百姓住房问题的关心。

　　现在，房价依然畸高是事实，高房价下的百姓的确不堪重负。但是政府调控是长期博弈的过程。在这个复杂的多方博弈中，我们能看到中央政府的强势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地方政府合作态度的逐渐明晰，相信调控的结果会逐步朝着中央政府和普通消费者希望看到的方向前行。我们对政府依然是信任的，在这个风险社会里，信任是必要的。正如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言，“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我所称的‘失控的世界’中，这是一个以贝克所诊断的那种新型风险与不确定性为标志的世界。但是，我们仍旧应该把信任概念同风险概念放在一起考虑。信任意味着对‘抽象系统’的信赖，信任和风险紧密维系。如果我们要直面周遭的风险，并以有效的方式对它们做出反应，就需要信赖诸如此类的权威。”

　　结语：我多想有个“房”，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浪漫的海子如是说。更多的人并不需要属于自己的那处居所一定是观澜听潮、花丛掩映，在他们心中，只需要拥有一所房子，哪怕它促狭简陋、四壁徒然，但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一个存在温暖和慰藉的空间。希望他们简单而可爱的心愿早日成真。

　　跳楼、跳楼：富士康咋喽

　　处于风口浪尖的富士康

　　也许在2010年之前很多人并不了解富士康，甚至是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但现在富士康这个名字却家喻户晓。其名声大振并不是因为它取得了非凡的业绩，而是因为2010年接二连三发生在富士康的跳楼事件。从第一跳，到第二跳，到第三跳，一直到现在的第十跳、十一跳、十二跳……，一连串的跳楼事件把富士康推向了风口浪尖。富士康仿佛是中了魔鬼的诅咒，陷于其中而不能自拔。一次又一次的跳楼事件，考验着富士康人脆弱的神经，也考验着公众的容忍度和心理承受底线。人们纷纷惊叹：富士康到底怎么了?是什么原因迫使富士康的员工选择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富士康的跳楼事件何时才能画上句号?一位企业员工跳楼，可能是一个偶然事件，可是在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为什么富士康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员工跳楼事件?对于这些问题，人们除了疑问还是疑问。那么社会学对此有着怎样的解读呢?

　　“跳楼门”镜头回放

　　2010年1月23日，19岁的员工马向前在富士康华南培训处的宿舍死亡，此事经过家属猛追不舍及媒体持续曝光，目前二次尸检结论为“高坠致死”;

　　2010年3月11日晚9时30分，富士康龙华基地一名20多岁的李姓男工在生活区C2宿舍楼5楼坠亡;

　　2010年3月17日上午8时，富士康龙华园区一名田姓女工从宿舍楼跳下摔伤;

　　…………

　　2010年5月25日凌晨，富士康科技集团观澜园区华南培训中心一名员工坠楼死亡;

　　2010年5月26日晚11点富士康深圳龙华厂区大润发商场前发生第12起员工跳楼事件，现场尚存血迹。死者是C2宿舍一位男性。

　　事实上，对富士康来说，员工非正常死亡事件并不是2010年独有的，之前也发生过一连串的员工非正常死亡事件：2007年6月18日，富士康一名侯姓女工在厕所上吊自杀;2007年9月1日，富士康员工21岁的刘兵辞工两小时后突然死亡……。对于有着几十万员工的富士康来说，发生自杀性事件也许并不新鲜，从自杀率的角度来看，富士康的自杀率并不算高。为什么公众的目光会焦距在2010年的富士康呢?为什么公众对富士康的“容忍度”下降了呢?

　　“围城”：富士康

　　年轻人是满怀理想的，他们对未来充满着希望。然而现实往往是残酷的，对于很多人来说，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正是这条鸿沟让很多年轻人走向了极端。在传统社会，社会分工并不发达，一个鞋匠对制作一双鞋的整个工艺过程了如指掌，鞋匠非常清楚每一个环节对于整个制作过程的重要性。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来临，社会分工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特别是随着流水线生产方式的广泛应用，人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对于工厂里的工人来说，他们完成的工作只是众多环节中的一个环节，他们的工作就是不断重复同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作。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感觉到了迷茫，他们只是熟悉自己一直在重复的这个制作环节，而对于其它的制作环节却一无所知，更不知道自己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对自我价值产生了怀疑，越来越多的人迷失在了现代化的浪潮当中。现代社会的“双刃剑”效应越来越彰显，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带来的是人们的迷茫。

　　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言，随着现代社会的来临，分工的越来越专业化，使得人们生活在了一个“铁笼”中，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牢笼社会”。表面上看人们的选择更多了，行动更自由了，但实际上却恰恰相反。人们不得不去选择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就像人们明明知道现代社会是一个“牢笼社会”，但却又不得不生活在其中一样。

　　人有两重身份，自然人和社会人，自然人是具有自然性的人，为我们所熟悉的“狼孩”就是一个自然人，这样的人是可以与社会相脱离的;社会人是具有社会性的人，这些社会性是经过社会化习得的。只有同时具备自然性和社会性的人才可以真正称之为人，否则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所以人之所以成为人是不能脱离于整个社会的，世外桃源的生活对于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来说只能是一种对未来的憧憬，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生活。

　　一方面，很多人因为梦想而选择离开富士康，另一方面，很多人又因为梦想而选择来到富士康。同样因为梦想，人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正是这种去与留之间，让我们看到了人们的矛盾之处。处于现代社会中的人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矛盾，一方面，他们期望选择“去”，但却不得不选择“留”;另一方面，他们又期望选择“留”，但却不得不选择“去”。对多数人来说，富士康有吸引他们的一面，同时富士康也有让他们迷茫的一面，从而使得人们往往徘徊在去与留之间。钱钟书在《围城》中有一段为大家所熟知的话，“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富士康就是一座“围城”，让人既想冲进去，又想逃出来的“围城”。

　　富士康的“成长密码”

　　富士康的成功既有其内在的原因，也有外在的原因，正是在内外因条件的作用下才有了富士康辉煌的今天。

　　从外部的原因来看，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富士康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为很多企业(包括像富士康这样的台资企业)提供了很多政策上的优惠条件，为它们开通了发展的“绿色通道”，从而使得富士康在大陆的发展能够“畅通无阻”;另一方面，富士康的成功来源于中国存在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富士康的员工大多数来自中国的农村地区，他们的工资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工资的平均水平。富士康的员工多数是为大家所熟悉的“农民工”，他们不但只能获得较低的工资收入，而且还得不到一些应该有的社会保障。正是由于中国存在低廉的劳动力市场，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特别是对于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来说，低廉的劳动力使其在国际市场中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从而铺就了富士康的成功之道。

　　从富士康内部的原因来看，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富士康的成功来源于严格的冷冰冰的制度和流程，给人极大的压力与驱使力，是一种“军事化”的管理方式。富士康应用流水线的生产方式，通过现代的军事化管理，来完成对劳动力的廉价剥夺。对于农民工来说，他们在农村的生活和劳作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这使其具备了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组织性较低。而对于现代化的工厂来说，组织性越强，其生产效率就会越高。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富士康采用了军事化管理方式。这样的管理方式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力，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另一方面，富士康的成功来源于富士康收入水平的比较优势。虽然富士康员工的收入水平低于城市职工的收入水平，但是比较于其它企业而言，富士康的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也还算是可以的，从而降低了员工的“相对剥夺感”。对于农民工来说，相对于没有外出打工的农民来说，他们的收入是比较丰厚的;相对于城市职工而言，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不是那么明显。这样的收入状况使得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较低，对工作的积极性比较高。正是企业与员工的“和谐共生”铺就了富士康的成功之路。

　　解密富士康“跳楼门”事件

　　对于富士康发生一连串跳楼事件的原因，社会学有着怎样的解读呢?对于事件发生的原因，单纯从整个社会或者是从企业或者是从员工个人的角度来谈是不能得出让人信服的答案的，我们应该结合社会、企业、个人三个方面来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

　　首先，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当前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转型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取得了快速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愈发完善、市场经济地位的逐渐确立，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而引发的阵痛越来越明显。转型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特殊问题，无论是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还是文化领域，社会转型引发的问题层出不穷。在转型社会中，当原有的社会规范、价值观念已经弱化，而新的社会规范、价值观念尚未完全确立之时，整个社会就会处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谓的“失范”状态中。构成富士康员工主体的“80后”、“90后”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从而使得这一代人的价值观念比较多元化，比较追求个人自由、张扬个性，这些特性与富士康军事化的管理方式是完全抵触的。

　　其次，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富士康的发展优势已经越来越弱化，作为富士康成功经验的军事化管理方式在当前存在一定的问题。在富士康发展的初期，军事化管理方式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时代发生了变化，但是富士康的军事化管理方式却没有改变，从而使得富士康背离了时代的要求。富士康管理制度可能较为苛刻，等级森严，而且没有给工人留出休息、娱乐的时间。那么在工作压力大，而下班后没有什么文化生活的状态下，工人压力没法释放。美国社会学家科塞提出了“社会安全阀”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的一些矛盾、积怨是需要通过一些“安全阀机制”得到释放的，就像蒸汽需要有通道能够释放出来，否则小问题就会积聚成大问题，量变转化为质变。当一个人的压力不能通过正常途径释放出来，日积月累就会产生非预期后果。虽然在富士康的工业园内，图书馆、网吧、咖啡厅、游泳池等设施一应俱全，但对于很多富士康员工来说，他们并没有时间。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对自杀现象做过非常深入的研究，并写成了其代表作《自杀论》，涂尔干把自杀分成四大类：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失范型自杀和宿命型自杀，富士康的自杀事件明显属于宿命型自杀，是由于规章制度过于严厉、苛刻而造成的自杀。涂尔干在其《自杀论》中写道：“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越疏离，便越容易自杀”;“集体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杀的障碍之一”。在富士康，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非常欠缺的，即使是住在一个宿舍可能相互之间也不说话。富士康通常实行12小时工作制，员工7：30上班，19：30下班，而且在工作中很少有沟通和交流，工作氛围较为沉闷。富士康同一宿舍的员工之间，都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种“企业文化”，是导致员工自杀频频发生的因素之一。

　　最后，从员工的角度来看，富士康的员工抗逆力水平较低，“相对剥夺感”增强。富士康的企业性质决定了其员工以年轻人居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之前比较而言，富士康的员工队伍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其员工大部分是“80后”、“90后”。同样是年轻人，出生于不同年代的年轻人是有着不同的特性的。由于时代的关系，富士康发展的初期，在富士康工作的年轻人往往具有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较好的韧性。而到了现在的富士康，“80后”、“90后”构成了员工的主体，这一代的年轻人往往心理承受能力和韧性较差，面对困难时心理适应和调节能力也比较弱。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员工要求的提升，富士康员工的“相对剥夺感”增强，从而使其工作积极性下降，对工作的不满增加，这也是导致富士康员工自杀频频发生的因素之一。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在富士康的发展过程中，军事化的管理方式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大提升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但从富士康一连串的跳楼事件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管理方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于富士康来说，与以前相比，其管理体制、用工制度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但这些制度所作用的对象变了，现在富士康员工当中“80后”、“90后”已经占到了85%。那么我们就要想这样一个问题：富士康的这种军事化管理方式可能还适合工厂管理，但已不适合二代打工者这个人群了。

　　根据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理论，人有五大需求，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自尊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这些需求之间是有层次性的，人只有在满足了低层次的需求之后，才会去追求高层次的需求。对于“60后”、“70后”打工者来说，他们追求的更多的是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的满足，而对于80后”、“90后”打工者来说，他们追求的更多的是社会需求和自尊需求的满足。正是这种需求层次发生的变化，使他们对同样的管理制度、用工制度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与需要迫切解决温饱问题、任劳任怨的“60后”、“70后”打工者明显不同的是，时下的“80后”、“90后”打工者文化程度更高、养家糊口压力减少，更追求自身个性发展，有很强的维权意识。当他们在物质和精神的追求无法满足，理想出现迷茫，遇到工作、生活中的压力和困难，无人倾诉、分担时，往往容易产生绝望情绪，做出极端的行为，这也正是为什么富士康发生的一连串跳楼事件都是“80后”、“90后”的原因所在。

　　以“薪”换“心”，富士者康!

　　6月1日，富士康科技集团宣布全面上调薪酬标准，基层员工上调薪资30%以上，其中作业员从原来每月基本薪资900元上调至1200元，线组长在原有薪资标准基础上调升30%以上。6日晚，富士康再次发布公告称，自10月1日起，对富士康集团深圳地区各厂区经考核合格的作业员及线组长的标准薪资再度上调为每月2000元，调薪幅度超过66%。

　　富士康总裁郭台铭在声明中称，加薪是为了维护员工尊严，加快经济转型，支持富士康从制造业领袖不断升级为科技业领袖的长远目标，并“团结、留住我们最优秀的工人”。“如果企业的业绩始终建立在员工超负荷且丧失尊严的劳动上，企业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将贬损殆尽，发展将不可持续。”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说。

　　富士康加薪的做法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之前富士康针对连环跳楼事件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请和尚道士来施法念经，为员工宿舍拉防护网，请心理医生为员工解答心理问题等等，但这些措施对于阻止跳楼事件的实际效用并不大。加薪相对而言是比较实在的，可以使员工切切实实获得更好的福利，是对员工自身价值的一种肯定。特别是对于那些刚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来说，他们要想在城市当中立足，就必须拥有一定的经济资本，加薪对他们的帮助是实实在在的。通过加薪还可以减弱员工的“相对剥夺感”，增强员工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这对降低员工的自杀率也是起着重要作用的。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被视为国际市场中的廉价劳动力国，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中国快速发展，这也正是中国发展的优势所在。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这种状况已经开始慢慢发生变化，中国劳动力对收入的需求水平不断提升。这里存在一个两难的选择——工资过高会削弱企业的成本优势，降低企业竞争力，工资太低则会严重影响员工的生产积极性，使企业成为“血汗工厂”。

　　那么加薪对富士康而言，是不是会加重企业负担?人力成本的增加会不会降低富士康的国际竞争力呢?从长远来看，加薪对富士康本身也是有很大意义的。一个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企业也更容易获得社会的认可，从而最终在社会中获得回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一个国家，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也是同样适用的。在这样一个不断进步的时代，企业的发展更应该与员工的发展“和谐共生”。整体而言，富士康加薪在道义上是对的，是明智之举，是对血汗工厂模式的一个反思，顺应了民意，有助于挽回富士康的公众形象。

　　加薪：是起点但不是终点

　　富士康一连串的跳楼事件发生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等九位学者在网络上发布了呼吁对富士康事件给予足够重视的公开信，九位学者在公开信中并未过多地对连续多起的跳楼事件进行直接心理原因的揣测，而更看重从制度层面解决根本问题。

　　富士康加薪的正面意义是值得肯定的，也许加薪并不一定能降低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但加薪对于富士康来说是一个起点，是企业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一个崭新开始。但加薪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可以在短期内取得较明显的成效，但从长远来看，并不能解决社会结构里面的深层次问题。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力把农民工在城市的适应过程分为三个层次：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经济层面的社会适应是指农民工来到城市必须先在城市立足，能够生存下去，满足最基本的物质上的需求;社会层面的社会适应是指农民工在城市中站稳脚跟后，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交往情况;心理层面的社会适应是指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

　　正文 跳楼、跳楼：富士康咋喽(9)

　　紫雨阁小说网 更新时间:2010-11-20 17:11:52 本章字数:747

　　朱力认为这三个不同方面是依次递进的，经济层面的适应是立足城市的基础;社会层面是城市生活的进一步要求，反映的是融入城市生活的广度;心理层面的适应是属于精神上的，反映的是参与城市生活的深度，只有心理和文化的适应，才说明流动人口完全地融入于城市社会。涨薪主要满足的是农民工经济层面的适应情况，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从长远来看，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农民工社会层面、心理层面的适应情况。

　　我们更应该从制度层面着手来解决富士康存在的问题，对于富士康来说，军事化的管理方式是一个深层次原因，应该从制度层面改变这样的管理方式，以更加人性化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员工，树立新的企业文化;改变企业员工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让员工参与更多的娱乐休闲活动;加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使员工真正融入企业这个大社区中。

　　“转型”还是“转移”?

　　今年以来，经历了“用工荒”和企业劳资矛盾事件，人们普遍对“世界工厂”的生产经营方式提出了质疑，“世界工厂”面临着转型考验。富士康要想真正解决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转型势在必行。

　　从国内发展态势看：部分企业启动加薪来稳定就业局势，重新核定中国工人的工资，很有可能成为“世界工厂”的一种趋势。此外，代工工厂缺乏自身品牌与技术，光靠低廉人工所创造的附加价值很低，依靠数量才能获取足够的利润已经不具有持续性，从而动摇了中国内地成为“世界工厂”的地位。

　　从国外发展态势看，东南亚国家、非洲等地更加低廉的人力成本正在引起世界加工业的注意;欧、美经济进入调整期，国际品牌大厂削减成本的压力更大;加以汇率变动可能，未来“薄利多销”的代工模式将难以为继。

　　不仅如此，世界科技创新目前正孕育新突破，去年美国推出绿色经济复苏计划、欧盟实行绿色技术研发计划等，跨国公司面临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

　　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也面临深度调整。一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和学者提出了世界经济“再平衡”、“再工业化”以及贸易逆差国扩大出口等政策设想及目标。虽然经济全球化的长期趋势不可逆转，但这种全球性的经济格局调整和转型，无疑会给“世界工厂”分布带来深刻影响。

　　总之，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劳动关系的演变、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和企业利润空间的压缩，势必会打破“世界工厂”在中国的经济布局和世界平衡状态，中国低廉劳动力时代或许已接近尾声。

　　对于富士康来说，也面临着“转型”还是“转移”的困境。早在2010年之前，富士康就已经在考虑全面的战略转型问题，由“制造的富士康”迈向“科技的富士康”，由“专业代工”到“自主品牌”的转型思考和实践。2010年发生的一连串“跳楼门”事件将迫使富士康将这一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转型是痛苦的，尤其是突如其来的转型。正如一个人正在舒服的泡着温水澡，突然水温升高，必须出来了，再不出来就会热的受不了。这个人出来之后的心情应该是不会好受的。向左，还是向右?郭台铭已为富士康向科技服务企业和内销企业转型规划了两大战略，虽然富士康的转型也是面临一系列困难，近期以来频发的员工不明原因死伤事件，极大凸显了其转型难度。但是只有实现转型的富士康，才能走得更长、更远，转型是富士康实现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