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的非英雄性与非英雄原则

双典批判 刘再复猛批《水浒》《三国》 指其荼毒中国人

　　上述“造反有理”与“情欲有罪”的基本意识，构成了地狱之门，但是，《水浒传》的文化价值观念也还有可取的一面，这是地狱中的亮点，我们不妨称之为“地狱之光”。

　　这个地狱之光就是由宋江所体现的另一种政治游戏规则：名为“招安”实为和平妥协的规则。关于对宋江的评价，历来争议很大。不管是历史上的宋江，还是文学上的宋江，都有争议。对于文学上的宋江，骂得最狠最凶的是金圣叹。金圣叹关于《水浒传》的艺术，其评论确有可取之处，关于这点，林岗先生在《明清之际小说评点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已有详细说明，我们暂且放下。但金圣叹是个造反狂、革命狂，他的《水浒》评点本身，就是一场革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宋江，革命的依靠对象也即革命楷模是武松，他腰斩《水浒》，武断地砍掉第七十回后的全部文本，其原因也有种种说法，但其主要原因恐怕是他忍受不了他崇拜的革命楷模武松等在征讨其他革命军的征程中牺牲了，而宋江的下场还不够惨。在金圣叹的革命性思维框架里，宋江既然是头一个应打倒的对象，他就进行无情打击，把人世间最恶毒的字眼加给宋江，并给他扣了十几顶罪恶的帽子，把宋江本质化为：狭人、甘人、驳人、歹人、假人、呆人、俗人、小人、钝人等，他的原文如下：

　　村学先生团泥作腹，镂炭为眼，读《水浒传》，见宋江口中有许多好语，便遽然以“忠义”两字过许老贼，甚或弁其书端，定为题目，此决不得不与之辩。……夫宋江之罪，擢发无穷，论其大者，则有十条。而村学先生犹鳃鳃以忠义目之，苦惟恐不得当者，斯其心何心也！

　　或问于圣叹曰：“鲁达何如人也？”曰：“阔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狭人也。”曰：“林冲何如人也？”曰：“毒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甘人也。”曰：“杨志何如人也？”曰：“正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驳人也。”曰：“柴进何如人也？”曰：“良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歹人也。”曰：“阮七何如人也？”曰：“快人也。”“宋江何如人也？”曰：“厌人也。”——然则水浒之一百六人，殆莫不胜于宋江。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发表如下谈话：《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从金圣叹到毛泽东都把“招安”视为投降。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也确实嘲讽了“招安”，但是，鲁迅除了用感性的文学语言讲招安之外，还曾用理性的学术语言说明招安，并未把“招安”本质化即简单化。他说：

　　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盗一面与官兵抗，官兵不胜，一面则掳掠人民，民间自然亦时受其骚扰；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所以盗又为当时所称道了。至于宋江服毒的一层，仍明初加入的，明太祖统一天下之后，疑忌功臣，横行杀戮，善终的很不多，人民为对于被害之功臣表同情起见，就加上宋江服毒成神之事去。这也就是事实上缺陷者，小说使他团圆的老例。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

　　第9卷第 324-3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鲁迅这段话的要义是说当时老百姓也有“招抚”的意愿。从民间质朴的眼睛看，官与盗争斗，必然殃及老百姓。招抚之后，盗军与官军联合，帮朝廷抵抗外族，倒是人民所期望的。鲁迅对农民革命的领袖向来没有好感。他笔下的张献忠，不过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恶魔。在官魂、民魂、匪魂中，他只觉得民魂有价值。因此，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他也是从“民魂的视角”来阐释“招安”的。这一视角乃是一种历史的、理性的、以人民为本位的视角，倘若以此视角看宋江，就会看到宋江这个形象身上包含着复杂的文化内容，其价值取向很有可取之处，现从三个方面来说明：

　　一、领袖的非英雄性与非英雄原则

　　钱穆先生在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一个大现象，这就是领袖人物并不呈现英雄性，反而是非英雄性。他说：

　　集团必有一领导，但领导性的重要，次于集团性。所以每一集团中的领导人，不易见其英雄性。而英雄性之表现，常在领导人之下。如汉高祖以下有韩信，韩信的英雄性表现反多于汉高祖。此下历代莫不如此。明白言之，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英雄不宜为领导人，亦不易成大事业，如项羽即是一例。此种观念深入中国人的心里。即在小说中，亦如此表现。如施耐庵的水浒传，托塔天王是晁盖，为初创梁山泊七人中的领袖。然晁盖在七人中，反而像是最无用，最不见英雄性，但他却成为一领袖。倘使我们真要讲这七个人中带有英雄性的，反而是最末的三人，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比吴用、公孙胜更表现出英雄性。后来宋江上梁山，接着晁盖成为梁山上一百零八位好汉中正式的领袖，然而宋江最不表现有英雄性，而像是一无用的人。究竟在历史上，真实的宋江是不是这个样呢？我们不去管他。然而在有极高智慧，写水浒传的施耐庵的观念里，把宋江写成这样，是有极深用意，亦可说是一番极高真理。中国的历史传统，一番大事业的领导人，决不由他个人的英雄表现。宋江则亦是这样的。若论宋江是否是一伪君子，像金圣叹所批，这个我们不论。总之，我们大家所看到的宋江，是这样一个没有用的人。而他下面如林冲、武松，却全是十足的英雄人物。林十回、武十回的流传故事以外，其他还有如鲁智深、花荣、关胜、呼延灼等，亦全是个英雄。只有梁山泊的第二个领袖，副领袖卢俊义，却与宋江一般无用。这可说水浒传虽是一部小说，却实把握到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精神在集团性与英雄性的比重上的甚深妙义。无怪要成为此下六百年来中国社会人人爱诵的一部书了……更显见的又如西游记。唐僧是个最无用的人，至今几乎人人皆知。孙悟空神通广大，一摇身七十二变。其他如猪八戒、沙和尚，亦还有一点用。但唐僧是他三人的领袖。这当然不是历史，但亦不是一套哲学，只可说是中国人的一套传统观念。这有中国人的国民性在内，而中国的文化特性亦就在内了。诸位试先读水浒传、西游记，乃及如三国演义等小说，再来读中国一部二十五史，这中间的甚深妙义，不就明白显见了吗？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第52页，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阅读《水浒传》，我们会感到奇怪，宋江不过是一个县级的小吏，既无文功，也无武功，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能耐和凝聚力而成为一支庞大起义队伍的领袖？宋江有自知之明，打完曾头市之后，梁山好汉们在忠义堂商议梁山泊之主的时候，宋江竭力推举活捉史文恭的卢俊义为首领，并作了自我描述：“……宋江文不能安邦，武又不能附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箭之功。”（第六十八回）说的句句是大实话。这些真实的自我评价之语，正是钱穆先生所说的“无英雄性”。那么，既然没有英雄性，他又是靠什么吸引英雄、领导英雄呢？对此，我们也许可以作一回答：宋江虽无英雄性，但有大包容性。这种包容性是一种绝对的平等观念，无势利观念，它能包容三教九流，上至皇帝将军，下至流氓小偷，只要有一德一才一技一艺，他都能兼收并蓄。“能容则大”，宋江个子矮小，心胸却很大，他虽无英雄之性，却有包容各种各类英雄好汉的圣贤情怀。早在县城里当小吏的时候，即上山之前，他就没有任何势利眼，包容了下层的各种社会角色，尽可能援助社会边缘人物和被抛弃、被歧视的人物，包括被社会认为“有问题”的人物，从而让人称为“及时雨”，正如小说所言：“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第十八回）这种包容性在上梁山之后即他正式成为起义队伍领袖之后进一步发展，扩展到包容一切战俘，尤其是被俘的朝廷将领，从而使得梁山声威大震，实力大增。宋江这种罕见的包容性发展到极峰，就是包容皇帝：只向世界讨个公平，不想消灭皇帝。宋江的“招安”大思路，其奠底的人性基石就是这种大包容。就个体生命而言，包容是一种博爱的性格；就文化而言，包容是一种“不二法门”的“齐物”文化；从哲学而言，又是一种你活我也活的哲学。凡降生于人间的一切生命，不管它充当什么世俗角色，地位有何差别，均有活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