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史上中国真的有机会收回外蒙古吗3？

早已失去的蒙古

蒋不得不吞下失去外蒙的苦果，除了因为失去美国支持、遭苏联强索之外，也在于外蒙古自清朝覆亡，实际已失控30余年，初期为沙俄控制，后又在苏联全面控制下“俄化独立”已20余年。

蒙古1911年12月(辛亥革命之后)首次宣示独立开始，先后“取消独立，实行自治”，又“撤销自治，‘回归’中国”，再迅即恢复独立，来回折腾了好几次。

蒙古宣布独立后，当时的北洋政府曾经趁俄国爆发革命自顾不暇，于1919年由北洋将军徐树铮带兵“收复外蒙，撤销自治”。

徐树铮驱军入蒙后，软硬兼施，迫外蒙的黄黑两党上书北京要求撤销自治。1920年1月，他主持了“撤治仪式”，将中华民国总统像挂在皇帝哲布尊丹巴宝座上，勒令其三鞠躬，代表大总统册封其为呼图克图汗，并解除了外蒙的武装。然而其铁腕作风引起外蒙上层不满，四处寻求外援，欲赶走中国人。

当年夏天，因直皖之争徐树铮被调回北京，陈毅10月份再度接任赴蒙，然好景已不长了。1921年2月，俄国内战将接近尾声。俄白军将领温琴应外蒙上层之邀率兵突入库伦(今乌兰巴托)，将中国驻军赶跑，扶植哲布尊丹巴重新登位，自己则当了几个月的外蒙实际统治者。

为期仅一年的“回归”就此结束。此后的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再也无暇顾及外蒙。

7月份，新兴的蒙古人民党的人民军领着苏俄红军进攻库伦，击败温琴，将其处决。1921年7月11日，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蒙古人民国人民革命政府”，这一天后来被定为国庆日。

苏赫巴托和乔巴山建立的蒙古人民党，最早仅是一个有民粹色彩的激进民族主义地下组织，目标是“肃清危害民族和宗教事业的凶恶敌人(指中国人)，收回蒙古丧失的主权，巩固国家和宗教”。

当时外蒙上下都寻求各种途径，试图维护独立。上层精英中，一部分王公甚至病急乱投医，向美国美孚石油公司求助；来自底层的印刷工苏赫巴托和挑夫乔巴山，则受在蒙的俄国革命者库齐林科和金巴日夫斯基影响，向苏俄和列宁求援—对方正好也在寻找在蒙代理人，双方一拍即合。

与苏俄接上头后，人民党的很多会议都在俄驻蒙使馆举行，在苏俄代表帮助下完成组织整合，逐渐走上“布尔什维克化”道路。但他们遇到一个困惑：发布的公告文章，里边的“资产阶级”、“殖民地”、“剥削者”、“苏维埃”这类词汇，蒙古人完全听不懂。蒙古从来由王公喇嘛占据领导地位，民众也对之信服。因此，支持人民党的蒙古人非常少，对其同情者也是因为“肃清恶敌，收回主权”这类民族主义政策。直到1930年代之前，该党的力量相当微弱。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党，于1921年在苏俄红军的帮助下，获得了蒙古政权。从那以后，蒙古逐渐沦为苏联的“不加盟共和国”。

1921年建立“人民政府”的人民革命党只有党员164名，在外蒙不到70万的人口中，仍只是很弱小的组织。1924年，君主哲布尊丹巴可疑地去世(蒙古史学家多认为被苏联谋害)，在苏联的指使下，人民党于当年11月废除君主立宪制，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开始一党专政，库伦改名为“乌兰巴托”(意为红色英雄城)。

1925年，人民党改名为“人民革命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自称用“马列主义的无敌学说，以其科学理论的璀璨光辉照亮了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战斗道路”。

人革党与蒙古的步调历程，完全是苏共和苏联的翻版。先展开“镇反”、“反右”，把党外的反对派、同盟者，党内的所谓“右派”清洗处决，后又展开惨烈的集体化和波及全党全国的血腥大清洗，王公贵族喇嘛学者自不必说，连党政军元老功臣高官也被屠戮一空，各种冤假错案层出不穷。

苏赫巴托1921年即启动这一进程，因去世得早，大部分工作由乔巴山完成。乔巴山大清洗中受斯大林青睐，消灭各个“政敌”，由此崛起为蒙古的“小斯大林”。乔巴山去世后，被斯大林和乔巴山重用的泽登巴尔不久即响应赫鲁晓夫的号召，效法“反斯大林化运动”，在蒙古又发起“反乔巴山化运动”。

至1940年代初，蒙古基本建立苏式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已是彻底俄化的苏联藩属国。1940年第十次党代会上，蒙古正式宣布这一进程顺利完成。人革党号称“工人阶级政党”，实质上1940年工人也仅占党员的5.9%。它成功的秘诀只是“老大哥”苏联。

战前，斯大林不公开吞并蒙古，也是与沙俄一样害怕刺激日本，被德日东西夹击。1939年，日本关东军曾在蒙古与“伪满洲国”交界处，与苏蒙联军打了一场“诺门坎战役”，关东军惨败。两年后，在中国抗战最艰难之际，斯大林与日本签下《苏日中立条约》，苏联承认满洲国，日本承认蒙古国。

中共建政，中蒙两党两国互称兄弟，共尊老大哥为首，中苏两党则共同援建蒙古小弟。中苏两党交恶后，蒙古跟着与中共反目成仇，破口大骂，甚至在境内对华人大打出手。中苏边境发生武装冲突后，蒙古更是直接驻扎大批苏军精锐，直接威胁北京。

几十年间，蒙古全面依附苏联的过程，也全程伴随排华：

1923年蒙古有商行2332家，其中中国商行就占了1440家，而俄国私营商行仅166家。但1921年建立的“人民政府”禁止偿还一切蒙古欠中国商人的债务，连私债都不允许还，对华商征收重税，严禁华商贩卖贵重物品。苏俄宣布旧卢布作废后，中国商家大批破产，华商所剩物资，外蒙当局强行以十分之一的价格购买。禁止华商华工出入境，也不许新人入境。至1930年代初，乌兰巴托华商从两万人锐减到两千—至1960年代中苏交恶，泽登巴尔将剩余中国人驱逐出境，并接管其财物。

1918年时，外蒙还有华人10万左右，到1963年时，统计显示为“无”。至1969年时，才又显示为“725人”。

因此，可以说二战结束后，无论任何人执掌中国政府，早已被“俄化”的蒙古之“独立”其实都是无法逆转的。

蒙古国眼中的“蒙古回归”

近年来，在中国大陆网上热炒的《蒙古大呼拉儿讨论回归中国》的假新闻，同样传到了蒙古国，并广为人知。

蒙古有些通晓汉语的大学生，常逛中文互联网，此则假新闻被翻译成蒙文后，又被转贴到蒙古互联网上，原始假新闻及中国网民在跟帖中对此热烈的美好想象，让看到它的蒙古人极为愤怒，它不但让无数人痛骂“想入非非的中国人”，还经过无数次网上网下“变形传播”，让不少蒙古老百姓误以为“中国将来会吞并蒙古”，加剧了对中国的防范排斥意识。

一位常驻蒙古的中国某机构负责人，孩子在当地国际学校上学，同学都是蒙古国政要名人子弟，这位中国学生的蒙古同学很认真地对他说：“我们知道的，你们中国对我们有野心。”而他们消息来源，即是这篇假新闻引发的中国网民的反应。

研究中蒙经贸关系的蒙古科学院学者旭日夫先生也提到此事，“这造成很大负面影响，不利于在蒙古生活的中国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大陆某家喜欢以煽动性新闻做封面的国际类报纸，其带有民族情绪的新闻，无论是否与蒙古有关，都经常会成为引发蒙古媒体关注并炒作的题材。

几乎所有蒙古政治、知识精英谈到历史时，都有四个基本共识：一、对独立备感骄傲;二、对民主充满自豪;三、对成吉思汗无限景仰;四、强调“平行外交”，即在所有大国间，尤其是中俄之间，均衡发展关系，不能再回到受大国支配控制的历史。

由于对蒙古国民心态缺乏基本了解，中国大陆很多人误以为，蒙古摆脱了苏联控制，眼看着昔日的“祖国”如此欣欣向荣，或许会有主动回归之心，内地互联网上长期流传一篇《蒙古大呼拉尔讨论回归中国》的“新闻”，颇能代表部分中国人的这种一厢情愿。

相对大陆官方的理性务实，台湾在外蒙古问题上就显得缺乏基本的现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