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灏：深圳证券市场开拓者

李灏，1983年后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副书记；1985年起历任广东省副省长、深圳市市长、深圳市委书记兼深圳市市长；1993年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灏在担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期间，大力推动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建立。

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建立无疑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件。作为全国两大证券市场之一，十年来，深交所对深圳的改革发展，对深圳区域性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乃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深交所是在什么背景下创建的，曾遇到过哪些波折？近日，记者就此采访了 创办深交所的积极倡导者和决策人之一、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同志。73岁的李灏精神矍铄，身体健朗。随着他声情并茂的忆述，时光仿佛又回到了十多年前那如火如荼的岁月。

1985年8月，李灏奉命南下，担任深圳市市长，次年又接替梁湘同志出任市委书记一职。当时的深圳，一方面，大规模的建设全面展开，急需筹集大量资金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开始了股份制改革的探索。1986年，深圳市政府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制试点的暂行规定》，一些企业根据规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有的还向社会公众发行了股票。1988年4月1日，深圳发展银行的股票首次开始实行柜台交易。这时，探索建立资本市场，特别是创办一个股票集中交易的市场，历史性地摆到深圳决策者的面前。

然而，建立股票交易所谈何容易？李灏回忆说，当时对许多人来说，股票是很陌生的东西，甚至有人认为股份制就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股票交易就意味着投机和风险，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有一次他到北京出差，一位关心他的同志拉着他的手说：“李灏同志，股票那个东西不能搞，风险太大啊！”还有人甚至把电话打到市政府，质问“为什么搞资本主义市场”，把资本市场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

面对思想的樊篱和多方面的非议，当时的市委、市政府一班人不畏险阻，决 心先行试验。“下决心办股票交易所，是在1988年7月访问欧洲期间。”李灏回忆说。那一年，他率深圳市代表团赴英、法、意三国访问。在伦敦期间，英国有关方面为他举行了一个招待会，邀请一些证券投资和基金的负责人举行座谈。席间，这些券商和基金负责人对深圳表现了浓厚的兴趣。李灏当即发出邀请，然而对方却面露难色说：“按基金会的章程，我们不能直接投资企业，只能买你们的证券。” “那时我还不清楚外资能否直接进入中国股市。”李灏爽朗地笑着说：“但是通过这次考察，办交易所的决心我是下定了。”

由欧洲返回深圳途中，李灏在香港径直找到新鸿基公司，请该公司负责人担任金融顾问，请他们协助深圳制定证券市场发展的总体规划和有关证券交易的法规文件，并帮助培训人员。1988年11月，深圳市政府成立了资本市场领导小组， 并着手进行证券交易所各项筹建工作。

就在政府紧锣密鼓、积极准备的同时，股票也逐渐为市民所认识，市场出现了一些波动。1990年初，实行柜台交易的几只股票价格节节拔高，到当年5、6月份，股价进入非理性的疯涨阶段，市面上形成了“黑白两市”。此时，尽快建起证券交易所，以规范股市、解决供需矛盾的要求十分迫切。可另一方面，深圳上报的材料迟迟没有批复。另外，有关取消深圳股票交易试点传闻不时涌来。怎么办？1990年11月22日，李灏与当时的市长郑良玉、副市长张鸿义以及市人行负责人王喜义等一道，来到了位于国投大厦15楼的交易所筹备办公室。

“那天，我们是去现场办公，准备研究解决交易所筹建和开业的紧迫问题。”李灏对当日的情景记忆犹新：“一进门，我就向筹备小组负责人王建、禹国光询问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他们说一切就绪，马上就能开业。我又问为什么不开业，他们说尚未接到主管机关的批文。我告诉他们，既然股票黑市盛行，急待实行集中规范交易，而准备工作也比较充分，明天就开始试营业，手续由市里申请补办。后来大家商议选择合适的时间，再好好准备一下，就这样，交易所试营业 的日子又往后推迟了几天。”

1990年12月1日，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投入运作的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终于诞生了！虽然当时的上市公司才5家，但深交所犹如一株幼苗，开始植根于经济特区的热土。17天之后，上海证券交易所经批准正式挂牌开业。至此，我国出现了深沪两大股市并肩而立、相互呼应的格局。后人在回顾中国证券发展史时，常常这样比喻：深交所是先生孩子后领证。1991年7月3日，深圳热热闹闹地为领到了“准生证”的交易所举行正式的开业典礼。

弹指一挥间，证券交易所的建立，是抢占金融制高点的重大战略步骤之一。此后，证券交易市场的巨大作用逐渐为人所知，深圳的金融业也因此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三大经济支柱之一。岁月在李灏的双鬓留下了丝丝银发，如今已离开领导岗位的他仍然时时关注着深圳金融证券市场的发展，关注着深圳改革建设的步伐。当记者问及他本人在深交所创建过程中的作用时，李灏淡然地说：“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建立，是市场取向的改革的必然产物，尽管中间有不少曲折，但是，用恩格斯的话来讲，就是合理的东西必然为自己开辟道路，我和市委、市政府的同事们只是顺应潮流，在其中做了一点工作，出了一点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