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者谷牧

11月16日上午9点30分，谷牧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

10天前，2009年11月6日14时55分，这位世纪老人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在此期间，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内的吊唁大厅内，不断有人站在悬挂有谷牧同志遗像的灵堂前，鞠躬，献花，厅内厅外摆满了花圈和挽联。

进吊唁大厅迎面看到的是国务院原副总理田纪云送来的挽联，田写道：“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改革开放的开拓者大功臣谷牧同志千古！”

而摆放在田纪云挽联前面的是前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刚刚出版的牛津英文版《突围》，书内页的白底上写着李岚清对自己曾经的老上级的悼词。

追思怀远，回首谷牧的96载世纪人生，包涵了对中国近一百年历史风云变幻，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近现代中国命运的交响历史。

在谷牧于今年7月份出版的《谷牧回忆录》中，同样作为中共元老的宋平在该书的序言中给予谷牧一生的评价说，“谷牧同志在几十年的奋斗中，经常按照党的事业的需要，进行新的工作领域的开拓”，认为谷牧是“改革开放新政策的得力的实施指挥员”。

而在前来吊唁者当中，基于“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说法，对“谷牧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工程师”的说法亦得到广泛共鸣。

情结儒家文化

宋平在为谷牧的回忆录写的序言中称，在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所走的革命的、战斗的、进步的人生之路上，同许多老同志一样，谷牧的革命生涯，是峥嵘多彩的。

谷牧，原名刘家语，1914年出生于山东荣成，小时候接受了很好的私塾教育，使他具备了很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这也成为谷牧这一代革命家的共同的童年记忆。

当他们经历了革命的洗礼，并且带领中国走向开放的经济变革以后，晚年依然对儒家文化和中国传统保持了深厚的感情。

1984年9月，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国家支持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中国孔子基金会，经由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点将，由谷牧出任该基金会的名誉会长。

邓推荐谷牧的理由是，“虽然他长期在党中央、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但在30年代他是个左翼文化工作者”，又是山东人，“对孔子的事情也比较明白”。

而据曾担任谷牧警卫员18年的袁增春回忆，为了保护和修缮山东曲阜孔庙，有一次谷牧亲自到破败的孔庙遗址视察指挥，在齐腰深的荒草丛中带领大家调查情况，当时草丛中到处都是蚊子，包括谷牧在内的所有人都被叮得浑身是包。

而正如邓颖超所说，谷牧对儒家文化又是有深刻理解的。谷牧在其回忆录中说，“研究2000多年前的孔子，是为了用以服务现实，我们毫不讳言这个功利主义的目的”，“一向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用的孔子学说，其中有许多东西仍然可以为中国的工人阶级政党所利用”，“我们应当敢于公开申明这个观点”。

谷牧长期分管国家的经济建设，在其回忆录中，谷牧说，“有人问我，在经济工作中，孔子有无可用之处？”

谷牧认为，“孔子讲生产、经济确实不多，后人不必苛求”，但“儒学文化圈中的国家和地区重教育的传统，有利于为现代高新技术产业培育高素质的专家和工人，守本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传统，有利于形成较好的职业道德”，“孔子和历代大儒学中的许多论述，对当代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此外，在其看来，我国领导人对“和而不同”这一概念的运用，可以加以改造发展，运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并广而推之，为建立和谐社会和国际新秩序发挥作用。

一生都在思考中国的前途

包括对“经济发展和儒家文化的关系”这一命题的思考在内，谷牧的长子刘念远告诉记者，谷牧的一生，在不同的时期都在思考国家的前途。

“我父亲是毛主席、周总理这一代领袖人物培养的一个国家领导人，在‘文革’期间，他在接受批斗的时候还在为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身体健康而担心，而这背后更是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担心。”刘念远对本报记者说。

当谷牧被下放到江油的长城特种钢厂劳动锻炼时，白天接受批判，晚上还在系统的学习包括《资本论》在内的经济学著作。

“因为他那个时候就开始想，国家不可能永远乱下去，而一旦运动结束，国家必须找到经济发展的方向路径，他已经开始为中国以后经济发展的道路进行思考和有准备的学习了。”刘念远说。

在刘念远看来，谷牧是一个理性的知识分子官员，同时对很多新的观念和事件非常敏感，所以，他的很多想法有时候显得很前卫。

有这样的性格特征，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濒临崩溃的时候，在中国正式作出改革开放之前，谷牧敏锐判断：中国必须要走市场经济的改革之路，在这一点上，与重新复出的邓小平产生了高度的共识。

1978年5月2日到6月6日，由谷牧带队出访，先后访问了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等欧洲国家，对战后欧洲经济的复兴进行系统考察。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中央向西方国家派出的政府经济代表团。

这是谷牧第一次出国。归来以后，谷牧将这次考察的感受归纳为三点，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确有相当大的发展；第二，西欧这些国家，对于同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很感兴趣；第三，在发展对外关系中，许多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我国也可以采用。

这次考察成为了中国真正走向改革开放重大决策的序曲。考察团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感受，写了洋洋15000多字的报告，即《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报告真实的反映了中国在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一批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专家型干部在初次访问欧洲发达国家时的真实观感，在这一报告中提出的很多建议和想法，后来不断被完善、逐渐被采纳，并体现在以后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中，体现在我国改革开放时间中。

“在这一报告的行文中，父亲等考察团成员并没有上来就引用当时非常流行的‘腐朽的、没落的、垂死挣扎的资本主义’这样的字眼，而是很务实的对西方的见闻进行了表述和思考，这在当时应该说开风气之先。”刘念远说。

此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不断走向深入，进而引发了中国30年的高速增长，而包括在特许建设和中国沿海经济开发开放等时期中，谷牧一直奔忙其中。

30年后的今天，在谷牧的吊唁大厅，作为曾追随谷牧多年的参谋长的后人，王卫国对记者说，谷牧是“中国共产党的洋务派”，“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功了的李鸿章”。对此，刘念远也并没有异议。

“父亲直到最后，都对中国的发展充满希望。”刘念远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官员，他一生保持理性，对一个国家的法制和民主建设进程，始终认为，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谷牧简历：

谷牧原名刘家语，出生于1914年9月，山东荣成人。曾为北平左联负责人之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历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