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我的抗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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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俘
小时候，我常和伙伴们玩一种战争游戏，一方扮演好人，另一方扮演坏人，然后在空地上激战一场。结局显而易见，好人总是战胜坏人，而坏人在这个时候必须表现得怕死、求饶。若干年里，在我的头脑中竟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只有坏人的俘虏和好人的英雄，好人即便被俘，也只有英勇的战死。 然而，今天才知道，在抗日战场上，还有一群另类的民族英雄，他们英勇抗战，在战到弹尽粮绝那一刻时，他们选择保留对生命的尊重，沦为战俘。从那时起，“耻辱”二字就成为他们心中一生难以消除的阴影。因为在战场上，军人的命运无非三种：凯旋、战死或被俘，能成为凯旋者固然是最高的荣誉，战死沙场也是战争赋予军人的特殊礼遇。而只有被俘，是几乎被钉死在耻辱柱上的，即便在受到种种折磨、痛苦艰难存活之后，亦难以摆脱怯懦妥协。
1944年8月，日本侵略者为了弥补国内劳力不足，强化国内的战争经济，从中国北平清华园战俘营中挑选出300名身强力壮者，运往日本做苦役，原国民党上尉连长耿谆被指定为这群战俘的大队长。
到达日本后，他们被押送到秋田县花冈町中山寮的一座工棚，为铜矿的下水道清淤。在日本人的监视下，中国战俘被强制每天做工，开始是每天十二个小时，后来慢慢增加到十三四个小时，到最后变成十六个小时。这里的监工大多是从中国战场负伤回国的日本士兵，仇恨使他们想方设法的虐待中国战俘。
从事重体力劳动，又要受到日本人的折磨，这已经让战俘们的日子生不如死。同时，他们还要面临饥饿和寒冷的威胁。战俘们每顿只能吃到两个橡子面馒头，不但吃不饱，而且吃下去肚胀难消化。日本人只给每名战俘发一身单衣，冬天时也仅增加一个杂色毛背心和一个蓑衣，冻得实在难以忍受时，他们就用水泥袋纸裹在身上御寒。
无边无际的苦难折磨着这些漂泊的灵魂，既然早晚会被折磨死，还不如轰轰烈烈的去死。耿谆和难友们不是孬种，他们决意一拼，只求速死。
1945年6月30日晚上，在耿谆的指挥下，二十名精选出来的突击队员，趁夜色冲进监工住房，棍棒齐下，当场就打死几名监工，剩余的监工趁乱逃跑，整个矿山顿时大乱。
漫山遍野回响着尖厉刺耳的警报声，耿谆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他命令难友小队为单位，迅速集合，每人带一件工具当武器，队伍匆匆向中山寮后面的狮子森山撤退。日本当局连夜调动了秋田县、青森县等地两万一千余名军警和宪兵，对逃出去的600多名中国劳工围追堵截。一周后，除一人失踪外，逃出去的战俘全部被俘获。
被抓获后，日本军警将他们用绳子捆绑起来，带到镇上的共乐广场，让他们半裸着身体跪在地上。整整三天，不给饭吃也不给水喝，还要忍受日本军警的殴打，被折磨致死的多达一百多人。
1945年9月11日，耿谆被日本秋田县地方法院判处死刑，罪名是“战时骚乱杀人”。在最终宣判时，耿谆的死刑被改判无期。1946年11月耿谆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
中国战俘们的这次反抗被称为“花冈暴动”，当时，在中国国内的日军集中营中，许多被俘的中国军人也在用各种形式反抗日本法西斯。
樊建川先生曾写过一本名为《抗俘》的书，在收集了若干抗战被俘人员的照片、文物之后，他用“抗俘”一词形容这些战场上的幸存者。“抗俘身受三重痛苦：敌方的残暴杀戮和残酷折磨。我方的深重鄙视和入骨误解，己方的无休自责和无穷懊悔。三重苦难，一重沉于一重，如影相随，让抗俘生不如死，死沉深海”，这是樊建川对于战俘的解读。在樊先生的“不屈战俘馆”里，保留了耿谆的两幅手书，其中一幅题为“知耻永生”。在耿谆老人已经年过耄耋、历史已经过去将近70年后，他仍然摆脱不了心中的“耻辱”。如樊建川先生所说，“己方的无休自责和无穷懊悔”如影相随，这是战俘最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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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常和伙伴们玩一种战争游戏，一方扮演好人，另一方扮演坏人，然后在空地上激战一场。结局显而易见，好人总是战胜坏人，而坏人在这个时候必须表现得怕死、求饶。若干年里，在我的头脑中竟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只有坏人的俘虏和好人的英雄，好人即便被俘，也只有英勇的战死。 然而，今天才知道，在抗日战场上，还有一群另类的民族英雄，他们英勇抗战，在战到弹尽粮绝那一刻时，他们选择保留对生命的尊重，沦为战俘。从那时起，“耻辱”二字就成为他们心中一生难以消除的阴影。因为在战场上，军人的命运无非三种：凯旋、战死或被俘，能成为凯旋者固然是最高的荣誉，战死沙场也是战争赋予军人的特殊礼遇。而只有被俘，是几乎被钉死在耻辱柱上的，即便在受到种种折磨、痛苦艰难存活之后，亦难以摆脱怯懦妥协。
1944年8月，日本侵略者为了弥补国内劳力不足，强化国内的战争经济，从中国北平清华园战俘营中挑选出300名身强力壮者，运往日本做苦役，原国民党上尉连长耿谆被指定为这群战俘的大队长。
到达日本后，他们被押送到秋田县花冈町中山寮的一座工棚，为铜矿的下水道清淤。在日本人的监视下，中国战俘被强制每天做工，开始是每天十二个小时，后来慢慢增加到十三四个小时，到最后变成十六个小时。这里的监工大多是从中国战场负伤回国的日本士兵，仇恨使他们想方设法的虐待中国战俘。
从事重体力劳动，又要受到日本人的折磨，这已经让战俘们的日子生不如死。同时，他们还要面临饥饿和寒冷的威胁。战俘们每顿只能吃到两个橡子面馒头，不但吃不饱，而且吃下去肚胀难消化。日本人只给每名战俘发一身单衣，冬天时也仅增加一个杂色毛背心和一个蓑衣，冻得实在难以忍受时，他们就用水泥袋纸裹在身上御寒。
无边无际的苦难折磨着这些漂泊的灵魂，既然早晚会被折磨死，还不如轰轰烈烈的去死。耿谆和难友们不是孬种，他们决意一拼，只求速死。
1945年6月30日晚上，在耿谆的指挥下，二十名精选出来的突击队员，趁夜色冲进监工住房，棍棒齐下，当场就打死几名监工，剩余的监工趁乱逃跑，整个矿山顿时大乱。
漫山遍野回响着尖厉刺耳的警报声，耿谆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他命令难友小队为单位，迅速集合，每人带一件工具当武器，队伍匆匆向中山寮后面的狮子森山撤退。日本当局连夜调动了秋田县、青森县等地两万一千余名军警和宪兵，对逃出去的600多名中国劳工围追堵截。一周后，除一人失踪外，逃出去的战俘全部被俘获。
被抓获后，日本军警将他们用绳子捆绑起来，带到镇上的共乐广场，让他们半裸着身体跪在地上。整整三天，不给饭吃也不给水喝，还要忍受日本军警的殴打，被折磨致死的多达一百多人。
1945年9月11日，耿谆被日本秋田县地方法院判处死刑，罪名是“战时骚乱杀人”。在最终宣判时，耿谆的死刑被改判无期。1946年11月耿谆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
中国战俘们的这次反抗被称为“花冈暴动”，当时，在中国国内的日军集中营中，许多被俘的中国军人也在用各种形式反抗日本法西斯。
樊建川先生曾写过一本名为《抗俘》的书，在收集了若干抗战被俘人员的照片、文物之后，他用“抗俘”一词形容这些战场上的幸存者。“抗俘身受三重痛苦：敌方的残暴杀戮和残酷折磨。我方的深重鄙视和入骨误解，己方的无休自责和无穷懊悔。三重苦难，一重沉于一重，如影相随，让抗俘生不如死，死沉深海”，这是樊建川对于战俘的解读。在樊先生的“不屈战俘馆”里，保留了耿谆的两幅手书，其中一幅题为“知耻永生”。在耿谆老人已经年过耄耋、历史已经过去将近70年后，他仍然摆脱不了心中的“耻辱”。如樊建川先生所说，“己方的无休自责和无穷懊悔”如影相随，这是战俘最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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