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遇：专制之弊 与“双典”何干？

刘再复先生的《双典批判》（北京三联2010年初版）一书，虽为初版，然就笔者而言，却不陌生。记得刚读研那段时间，整天泡在学校图书馆八楼港台书籍阅览室，着实看了一批在大陆不太容易找到的好书，这其中就包括刘先生的《沧海百感》（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4年版），对于书中《谁在统治中国》一文中对于《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的有关评价，当时阅读后感觉有些“片面而深刻”（当日日记中的话），然因忙于它事，也没有作进一步的思考。今年9月返校，好友许君以《双典批判》一书相赠，拜读之余始知《谁在统治中国》一文与此书就立论而言前后遥相呼应（有关此点，作者在书中也已提出，参阅导言第8-9页），当时阅读前文时的感受一时又涌入心头，加之又有一些新的想法出现，旧雨新知，在此和盘托出，不成熟之处，还望方家海涵。

书名“双典批判”，就作者的写作目的而言，是对《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两本经典所作的文化批判，此点作者在导论的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就此宗旨而言，全书在作者深厚的文学批判功底与独特的文化批判视角驾驭下，对于《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的深层挖掘与批判，可谓畅快淋漓而入木三分，在其看来，前者为“暴力崇拜”，后者为“权术崇拜”，一言以蔽之“都是造成心灵灾难的坏书”（导言第5页）。作者这样的结论是建立在一段段扎实的文本分析与理论分析，尤其是在借鉴史宾格勒“伪形”概念所创生的“伪形文化”此一理论基础之上，可以讲相当有说服力与感染力。正因为如此，在作者看来，“尊重人性和人的欲望的权利，不是‘双典’的基调”（导言第23页），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则“尊重人性和人的欲望的权利”、呼唤“人性光辉”（导论第21页），也就顺理成章。如此立论，与作者近二三十年来一贯的批判立场相吻合，置之于今日语境，更具针砭。要之，就批判的力度而言，林岗先生在序言中以“凤凰涅槃般的再生”（序言第1页）来形容我们这位当年的批判老英雄，绝非过誉，而此书之价值，于此可见一般。

作为已经“告别革命”的作者（刘先生与李泽厚先生合著的《告别革命》一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引起了正反两方面的强烈反响，可谓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此点无关本文立论，在此仅借书名一用，绝无意引起纷争），顺着对于双典所作的批判，似乎应该将行文的重点放在上文所强调的“尊重人性和人的欲望的权利”、呼唤“人性光辉”上面来，不妨在今日索性重新来个“新启蒙”，在笔者看来对于当下社会更有价值。可是似乎刘先生的重点没有放在这里，在其看来，作为中国人“地狱之门”（导言第5页）的双典，需要作出进一步深层次的批判方可，在此摘录几段作者的批判于下：

在文化层面，谁在统治中国，是两部书的文化价值观在统治中国，一部是《三国演义》，一步是《水浒传》……在意识的层面，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在潜意识层面上，则仍然被《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所统治。（此段为《谁统治中国》一文中的原文，为作者在书中所摘录，导言第8页）

再有：

对于中国的世道人心，危害最大的不是孔夫子，而是《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四五百年来，造成中国国民性之黑暗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第213页）

读到这里，我们就不难知道作者的全部意图了。在作者看来，既然双典对于我们国民性有如此大的罪恶，其炮口则理所当然要继续对向《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了。当年吴虞老先生只手打倒孔家店，如今作者似乎也有心炮轰这依然是“统治中国四五百年”、“黑暗中国四五百年”的双典了，可笔者不禁要问，双典真的值得我们的老英雄这样大干一场吗？

确实，这四五百年来因为《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这两部经典的普及之广与传播之深，前者“暴力崇拜”以及后者“权术崇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国民性（请注意这里的措辞为“一定程度上”，在这点上笔者是有所保留的，此点下文有阐述），但是若将其定性为统治与危害我们国民性的文化层面的罪魁祸首，在笔者看来，《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远远没有这个能力，刘先生如此立论，不免苛责之嫌。就一般的研究而言，此四五百年政治社会之黑暗，实为明祖罢相之专制、满清异族之猜忌使然，此为历史学术界之公认，而双典所以能够在这段时间适时出现，恰为以文学的方式反映此一专制与黑暗的政治社会罢了，若将其批判为导致此一专制与黑暗的政治社会的根源，不免本末倒置，亦在相当程度上否定了《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的文学性。作者为文学批评大家，相信比笔者更能了解此点，否则施、罗二老，定当不能含笑于酒泉。

上文对于双典与大、小传统关联的讨论，因为针对作者立论的需要，更多的是就双典的产生、传播与影响阐述，通过历史学的进程与社会学的角度将双典与大、小传统得关系厘清，才能使得我们今日在讨论与批判双典时，避免某种决定论的套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对于双典的研究，进一步超越到文本之外。不可否认，一部中国历史，充斥着太多的“暴力崇拜”与“权术崇拜”的问题，就历史的记载与我们的常识而言，这样的“暴力崇拜”与“权术崇拜”在大传统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一部二十四史，道出了我们民族所有的悲痛与凄惨。但是这所有的悲痛与凄惨，如果将根源归结于双典，似乎不近人情；即使是归责于刘先生在文中所批判的双典中蕴藏的“暴力崇拜”与“权术崇拜”，在笔者看来都不免有些过于苛责了，当然任何形式的“暴力崇拜”与“权术崇拜”，都应当是我们批判的对象。前文已讲，此四五百年政治社会之黑暗，实为明祖罢相之专制、满清异族之猜忌使然，若再往上追溯，则为秦皇、李斯之焚书坑儒、以吏为师，汉武、董生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政教不分，意识形态僵硬化有关而权力至上专制横行。刘先生的好友李泽厚先生写《论语今读》不就是想去除这些意识形态回归原始的儒学吗？这才是中国历史的大问题，同样也是流毒与今日的大问题，我们批判的矛头本应在专制的政治操作、在定于一尊的僵化的意识形态控制、在权力的滥用上面，“暴力崇拜”与“权术崇拜”，在笔者看来充其量只是副产品，刘先生将炮口对准这些副产品，从国民性角度进行文化批判本应大有文章可作，可要最终将它们看成是统治与危害我们国民性的文化层面的罪魁祸首，一炮下去就不免只能收拾几个李鬼了，而人家真正的李逵——专制的政治操作、定于一尊的僵化的意识形态控制、权力的滥用——还不是在梁山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痛快悠哉呢。所以讲《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只是艺术化的反映当时社会的“暴力崇拜”与“权术崇拜”，更多的是文学、是小说，而真正的历史远比你小说来得“精彩”，来得面目可憎。刘先生身为文学理论家，更应洞若观火。

那么刘先生为什么又“不识庐山真面目”呢，无他，只缘身在此山中。在这里孟老夫子的“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就相当有参考意义了。刘先生，作为文革与风波的亲历者，对于专制的感受，比起我们来要深得多，痛苦得多。痛定思痛之后，在他看来，文革的造反有理不免就是《水浒传》中“暴力崇拜”与“造反有理”的翻版（参阅第27-50页），当政者的阳谋阴谋、凶狠毒辣，也同样会不自觉联系起《三国演义》中的权谋与尔虞我诈来。出于对专制的控诉与批判，恨屋及乌在所难免，城门失火殃及双典，也就情有可原，从这一点上讲的话，就不难理解为何刘先生会对《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有如此大的批判力度了，其实对于专制的批判，笔者与刘先生可谓是天然的盟友。但是不知刘先生考虑过没有，文革的造反有理，是一种至上而下的专制操纵，是领导者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一场全民族“游戏”，喊“造反有理”者，又有几人不是棋子与工具？而《水浒传》里的“造反有理”，反倒真是一种基于对现实不满的自发造反了，与文革的这种领导者至上而下的精心组织、参加者的麻木冲动全然不同。当然“暴力崇拜”与滥杀无辜绝对是应该被谴责。同样的道理，文革的发动者看似也通过尔虞我诈发动文革，但是笔者想讲的是，文革所以能将全民族带入这万劫不复的深渊，所依靠的完全是专制的魔爪，是对定于一尊的权威以及意识形态的绝对控制，至于上文所讲到的尔虞我诈，充其量只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与满足个人私欲的斗争技巧罢了。老人家不是讲过不用阴谋用阳谋吗，在专制的殿堂上，老人家本来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至于那些技巧，权且是专制殿堂上的点缀罢了。而《三国演义》中的那些惊心动魄、尔虞我诈，在笔者看来更多的是借助各自的专制权力与意识形态控制来实现的，当然这其中也不乏说书人的稻粱谋、围观者的消遣乐以及罗贯中老先生的艺术化，与老人家的那些点缀，倒也交相辉映。

要之，就《双典批判》而言，在笔者看来，刘先生对于“暴力崇拜”与“权术崇拜”的控诉与批判，进而从国民性的角度呼唤“尊重人性和人的欲望的权利”、呼唤“人性光辉”，在今日社会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值得我们每一位读者思考。但若将所有的问题一味让《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来承当，在笔者看来则不免矫枉过正而适得其反。相比较于双典，专制的淫威与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更应该是我们批判的方向，毕竟这些才是真正统治与危害我们国民性的文化层面的罪魁祸首。朱学勤先生在《书斋里的革命》一书中不赞成各种形式的决定论，其中也包括文化决定论，在这篇文章中，笔者也不是很赞成《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的决定论，毕竟对其而言，这是不能承受之重。

后记：本文初稿于10月初，纯粹为笔者之一时兴起之作，行文不免洋洋洒洒而略显杂乱，今日旧文重读，在结构上略作修改，在此后记尚有需要补充者二。一者国内现今书评类文章就总体而言，学术性批评不多，本文就行文而言，纯粹为就文章而言文章，从而进行学术性批评，当然因能力与水平有限，不足之处还望刘先生与诸位方家不吝赐教，然学术性批评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二者对于刘再复先生，无任何不敬之意。在笔者心目中，刘先生铁肩担道义、妙手绣文章，为道德文章之楷模，心存敬仰已久，文章若有冒昧之处，还望先生海涵。

子遇  于上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