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病的治标与治本

城市病的治标与治本

    《人民日报》近日刊发文章指出，中国部分城市已开始爆发“城市病”，远离“宜居”。这些城市病包括：交通拥堵、房价高企、生活成本提高、空气污染、噪音、水资源短缺、垃圾处理等。我还想指出，除了上述硬性指标外，城市病还包括人情冷漠、安全风险（如上海最近发生的高楼火灾）等软性因素。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旨在探讨“城市病”形成的原因，以及治理的措施。

    《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在探讨“城市病”形成的原因时，主要突出的是特大型城市在中国的出现导致城市规模急速扩张。该文认为，“城市病”是可以治理的，治理的办法无非是从扩张型向质量型转变，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和效率，改变城市管理观念、地区均衡发展等等。上述观念在我看来基本正确，将其作为治理方向，不可否认，也能获得一定效果。但是，从更长远的角度说，这一思路的治理，只是治标，而非治本。《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很正确地指出，“城市病”是城市化带来的后果。按照西方文明的既定观念，城市化就是文明的具体标志，因此，中国要按照这个文明标准走下去，城市化将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当我们今后把“8亿农民”这一习惯性说法改为“8亿市民”的时候，中国的“城市病”还将越来越严重。不光是“城市病”，其他相关社会问题也会日益严重。因此，解决“城市病”，实现“宜居”，从长远来说还需从根本入手。

    中国历史上早就没有城市高于农村的城乡差别观念，中国古代很多高官，退休之后也是“告老还乡”。生活于农村，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并不是一件丢脸的事，“耕读之家”甚至是中国高质量生活的一种境界。城乡差别的观念起源于西方社会。在西方封建制度下，农村是贵族的天堂，田园风光的美好，属于贵族的享受。缺乏人生自由的农奴，在农村只有受苦受累，于是，一些不堪忍受农村困苦的农奴便开始逃亡。他们逃亡的目标，最初只是野外的森林荒地，后来转向城市。这些逃亡农奴使得城市逐渐扩大。在欧洲封建制度下，农村由于属于贵族的世袭领地，国王也很难干预，因此，国王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会将部分城市划为“自治”，也就是说，城市只需向国王交税，而无需向中间层的贵族交税，换来的条件是，国王对城市的管理较少干预。

    于是，我们在欧洲封建制度下看到了城市与农村的差别。欧洲农村的普通人要向贵族交税，欧洲城市的普通人向国王交税，于是，城市人的地位似乎提高了。因为，在农村，只有贵族才需要向国王交税，因此，城市人的在交税问题上的地位似乎像是农村的贵族。其次，欧洲农村的普通人大多是农奴，没有人身自由，彻底依附与土地；而欧洲封建制度下的城市人则因为人身依附关系较少（手工业师徒关系也是一种依附），而被称为“市民”或自由人。因此，欧洲城市的普通人在社会地位上也比农村的普通人要高。在中国古代社会，这种情况只有在非常久远的周朝时期才存在，自从商鞅变法之后，到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已经没有这种差别了。在秦始皇之后2000多年的历史中，至少在接受西方文化之前，中国社会生活于农村和城市的普通人，地位都是一样的，每一个人不管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同样是皇帝的“子民”。甚至，城市人可能还不如农村，至少，中国古代的城市居民没有高于农村居民的特权。即便在北宋时期像汴京这样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城市居民的权利义务与农村地区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有形式上的不同。

    中国古代的城市和农村是可以互相流动的：在农村生活困难，到城市找个活路；或者在城市里赚了钱，到农村买一块地、建一个房，这是中国古代很常见的方式。而在欧洲，由于农村被封建贵族占据，在农村，除了世袭贵族就是农奴，但在城市里是所谓自由人。它造成的结果是，逃离农村的人，来到城市成为“自由人”后，很难再回到农村。欧洲的城市和农村难以实现充分的双向流动，贵族可以除外。在社会分工上，欧洲的农村主要是农业，城市则是商业和手工业。而在中国古代，很多手工业都在农村，农村的商业也很发达，例如各种集市。欧洲由于城市集中了商业和手工业后，渐渐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按照历史进步论的说法，资本主义是较高级的社会阶段，因此，城市就成为文明和进步的象征，农村则成为野蛮和落后的象征。西方文明中这一城乡差别的产生，完全是欧洲长期实行等级制度的结果。必须指出的是，这种状况在中国历史上早就被废除了。然而，时至今日，城市文明高于农村的观念，已经由于西方文明的扩张而传布到全世界。中国在历史进步论的影响下，也彻底接受了这一倒退的文明观念。

    回到本文治理“城市病”的话题，我认为，治理“城市病”的治标之策是，改变西方文化“城市高于农村”的落后文明观念，改变沿着西方的道路大踏步走向“城市化”的已有模式。中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就是中国好的传统与西方落后观念相结合而产生的一个不良后果，至今都难以顺利解决。未来中国应该将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于改造农村，提高农村的生活水平。有朝一日，让人们觉得生活在农村不比城市差，甚至比城市更好，到那时，所谓“城市病”也就得到了根本上的治理。当然，仅仅观念的改变还不够，还需要具体的方法和制度措施。由于西方社会长期固有城乡差别的观念，西方对于提高农村文明水平，除了把农村人搬到城市居住外，几乎毫无办法。对此，中国应该从自己的历史中寻找思路，结合现代社会的技术手段和创新设计，让更多的人以在农村生活为荣。这才是解决“城市病”、实现“宜居”的根本方向。顺便说一下，我不认为中国从秦始皇以后的2000多年历史，是欧洲人所说的封建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比欧洲早2000年就结束了，这也是中国能够在历史上长期引领先进文明潮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