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正中：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 - 求索天地间 - 56cun - 和讯博客

—简析几种对民主的不同看法

解正中

政治体制改革的通衢大道，是民主之路。它不仅涉及权力制约，权力腐败，而且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民治民享，稳定团结和长治久安。然而，对民主问题的看法，一直存在着争议。不过这不是什么坏事情，而是一个好现象。有争议，才有生气；有见解，才有活力。任何学理，都是在明辨是非曲直，探讨至理真谛过程中成熟起来，臻于完善的。

（一）民主有没有普世价值？

去年汶川大地震的灾难，引起全中国和全世界的深切同情与关注，人们纷纷解囊，慷慨支援。人类的善良本性是相通的。由此，有人想到了民主的普世价值，提出民主宪政是进行体制改革的有效途径。然而，这个观点很快遭到反对。于是议论纷纭，连续不断。今年八月北京一家杂志和上海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两篇文章。虽然不是针锋相对的论战，却在字里行间反映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和倾向。前者认为“体制优越”、“发展落后”、“民主动乱”、“民主分裂”……等等看法，是妨碍政体改革的认识误区；而后者则对民主机制的实施是不是就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应，持保留态度，并对民主的普世价值表示怀疑。

2009年7月13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写道：“许多人希望加速改革，希望能通过西方式民主制度来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从表面上看，这个主张有相当的合理性，但是如果考察一下世界现实，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认识和主张的可靠性是令人怀疑的。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尽管亚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模仿了西方民主政治，但是却没有能够解决腐败问题（重点是作者加的），印度尼西亚、泰国、韩国都是这样的例子。”吴江先生的新作《慎言“民主的普世价值”》（注一）引用了这段文字，并认为“论述相当精辟”。我对此是不敢苟同的。实行了民主政治的亚洲国家是不是没有能够解决腐败问题呢？非也。我们首先要问的是“没有能够解决腐败问题”这句话到底怎么理解？是指没有彻底解决腐败问题，就算“没有能够解决问题”呢？还是解决了一些腐败问题，也不能算是能解决腐败问题？如果是前者，不仅是亚洲的一些实行了民主的国家未能解决腐败问题，就是实行民主制度多年的发达国家、文明国家，也仍然未能解决腐败问题。新加坡、香港恐怕也同样未能解决腐败问题。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注二）”。无论是新加坡，还是香港，现在谁也不敢说那里已经没有贪污腐败的事实存在了吧？！（如果是后者，大家只是运用民主解决问题的程度不同而已。新加坡、香港模式也是在民主的基础上形成的）。

人的贪污腐败的劣根性，源于人性之恶的利益驱动（对利益，性恶多的人看重一些；性善多的人看轻一些）。一旦权力在手，条件具备，有利可图时，再好的制度，人性恶的意念也能换着法儿钻空子（所谓事在人为）。因此，林语堂先生说： “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缺乏民权思想，这个特点根源于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哲学。”为什么要制定一部宪法？“制定一部宪法的前提是认为，我们的统治者可能是一些无赖、骗子、窃贼。他们可能滥用权力，侵犯我们的权益。于是，我们可以依靠宪法来保护我们的权利。”（注三）丘吉尔说“民主也有缺点”，就是因为他看到了人性之恶的难治。贪污腐败，古今中外，哪个国家都有，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病毒，是政治权力中的蛀虫，是当今世界最令人头痛的顽症之一。即使在最民主的美国，也有神秘客和智库公司帮忙买官、拉票贿选、走后门，循私情；英国从光荣革命时代便有的议会民主延续至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了，仍然不见贪腐的基因断子绝孙（但现今的英国廉政比起五百年前伊丽莎白的皇权时代好得多了）。不久前媒体报道了这个国家的“骗补门”丑闻。前首相布莱尔与议长马丁都牵扯在内。布莱尔报销水电费、食品、洗碗机等……总共约有4000英镑；马丁报销地毯、维修房屋等……总共约有3000英镑。有的议员竟连7英镑一包的香烟也报销了（当然，这些腐败个案，与有的国家贪污腐败的惊天大案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了）。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问题的出现，与民主无关，是人性的原罪。而这些原罪的被揭露，又正是民主的功劳。民主虽然没有能彻底解决问题，虽然解决了一些问题，又会发生一些新的问题，但它却始终在与贪腐作斗争，始终是贪污腐败的狙击手，是贪污腐败的大克星！

我不知道新加坡的廉政模式是什么？是不是依靠“威权政治”的严刑峻法解决问题的？或者靠高薪养廉？严刑竣法固然可以威慑部分贪赃枉法官员的鼠窃狗偷行为，但对极权政体，特别是独裁垄断的专制权力是苍白无力的。因为极权专制是王权，不是民权；是人治不是法治。而高薪养廉如没有民主和法治，人的贪欲照样肆无忌惮贪污舞弊。那末，民主为什么能医治权力的腐败，政治的黑暗呢？因为多元对立相互钳制的民主法治可以监督权力，抑制权力，消解权力。当权力在正常的情况下运转，民主的作用可能不明显；当权力在非正常情况下操作或有失误时，民主便是祛病去灾的不可忽缺的手段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要想一下子一个早晨解决人的贪腐问题，是既不现实也不可能的，不要说是民主，就是神仙的灵丹妙药也不行。明朝朱元璋算是一个惩办贪腐最严厉的皇帝了，他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如剥皮抽筋诛杀贪官，但也未能除尽贪污腐败（为此，这个独裁者自己也不免浩叹起来：贪官为何如此难除呢？！）……。民主作为一种机制，只能一步一步，一点一点地向前推进，解决问题。不能因为民主不能一下子彻底解决贪腐问题，便怀疑民主的普世价值。也正如丘吉尔所说，民主虽然有缺点，但“它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制度”。正是因为有了民主，美国的“水门事件”才能大白于天下，英国首相议员贪腐的细微末节才能一览无余赤裸裸地暴露在世人面前，从而导致总统下台，议长辞职。亦正是因为有了民主，美国的种族歧视不断得到克服，以至黑人奥巴马当上了这个国家的总统。除了欧美国家，我们再以亚洲为例，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国家如菲律宾、韩国。前菲总统马科斯，因贪污被赶下台，前韩总统卢武铉因受贿有愧于民，跳崖自杀（卢武铉事件不是说明民主无用，而正说明民主的成功），我们中国台湾的陈水扁弊案，在媒体上被曝光，在法院受审判，无一不是民主政治和自由舆论赋予的掣动潜力。正是民主揭出了这些肮脏的东西，才使得那些隐藏在神圣面纱后面的权力土崩瓦解于顷刻之间。这不正是民主的功绩，民主的作用，民主的能量，民主的魅力吗？！

吴江先生在《慎言“民主的普世价值”》一文中说：“新加坡政府是清廉的。而香港目前的政府体系很清廉，并不是媒体自由所致，也不是实行西式民主政治制度所致，而是采用了新加坡廉政模式的结果。”恰恰相反，新加坡、香港的廉政，既离不开自由媒体的监督，也离不开民主制度的制衡。现在的香港、新加坡媒体比较开放，言论比较自由，如果没有媒体的自由、舆论的监督，没有民主的掣肘，法律的制裁，“威权政治”的达摩克利斯剑再厉害，也只能使下面的一些小鱼小虾颤颤惊惊，而权力大的掌权者无一不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

拿新加坡、香港与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作比较，有一个因素不可忽视。新加坡、香港地域较小，人口较少，且较早开发为商埠，经济文化发展较快，管理相对比较容易。而印尼等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虽然实行了民主制度，因其条件不同，必然滞后一些。然而，即使如此，今天的印尼、泰国、马来西亚、韩国等，也要比独裁时代的国家状况先进、文明、富强、健康多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先进、富强，不是以牺牲人民大众的民主权利和精神自由为代价的。

吴江先生引用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文章来阐述自己的论点，很值得商榷。施密特的文章说：“西方的民主价值，完全是西方的东西。它既源于‘启蒙思想’，也源于基督教义。因此，在亚洲并不行得通。”这就奇怪了！为什么源于西方‘启蒙思想’和基督教义的民主价值，在亚洲就行不通了呢？我们“五四”运动的“启蒙思想”不就是民主与科学吗？不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吗？西方的电灯、汽车、西服、领带已经在亚洲行得通了，一个星期工作六天（现在改为五天了），逢星期日休息的制度在亚洲也行得通了，为什么人民要求行使权力的民主政治在亚洲就行不通了呢？！难道电灯、汽车、西服、领带、星期日休息……等东西不是源于西方吗？再说，基督教义的平等、博爱精神，也只适用于西方人而不适用于亚洲人中国人吗？这种论调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施密特的理论与中国文化缺失论者的看法似乎一致。韩云川先生在批评文化缺失论者认为民主不适用于中国时说“文化缺失论者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屈服于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无所作为的观点。……甚至有人说，中国人根本缺少民主自由的基因，西方人是‘不自由，毋宁死’；中国人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因此中国人已经习惯于生活在极权政治体制下，没有必要进行民主改革。”（注四）我不能说持这种奇谈怪论者和施密特先生的看法，是带有种族歧视的偏见，但至少他们不了解真正的中国人。近代以来，中国有多少志士仁人为反暴政反压迫，追求民主自由，不惜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啊。我们不但有谭嗣同、秋瑾、李大钊、方志敏……中国不也有“不自由，毋宁死”的李公朴、闻一多吗？韩云川先生说得好：“人们的生活质量，并不仅仅体现在物质生活上，还体现在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上。……只要我们认真吸取人类先进的政治文明成果，弥补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我们也能建立健全的民主政治体制。”（注五）

（二）精英民主与大众民主

新加坡曾经受英国统治时间较长。独立之后，在现代民主的基础上，创造了威权政治。我不知道新加坡威权政治是否体现着精英民主的理念。早在八、九年前，就有人提出了“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许多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民主都局限在少数人的‘精英民主’，而广大劳动人民在这一过程中是无民主可言的。”（注六）这种观点显然不堪一驳。因为民主从来都是大众的，平民的。现代民主就是通过真正的选举程序，选出人民自己的代表和领导人。如果说有精英民主就够了，那我们国家现在干嘛要搞村委会直接选举呢？干嘛要设各级人大、政协呢？干嘛要在宪法上写明十八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呢？难道上述所做的一切，都是做做样子，说说空话吗？现在已没有人提精英民主了。其实精英民主与大众民主价值不同的是，它强调人的作用，而不是制度的保证。精英民主能不能在廉政上做出一些成绩来呢？当然能。不仅精英民主能做出成绩来，就是专制独裁的统治，只要统治者个人品格高尚，人性善良，统治阶层比较讲信修德，务实求真，也有可能出现廉政。但这种清廉政治是脆弱的不稳定的，或者说是难以持久的。为什么？因为人有善恶两重性，有变数。特别是人和权力的结合，有着许多不可知的因素，左右着权力者的行为。只有把权力放下去，以民主的形式让人民大众来掌管，才有可能使居于金字塔顶端的权力者不至于以权谋私，以权整人，独断独行，为所欲为，胡乱想，瞎指挥，恶性膨胀，祸国殃民。

（三）国情与民主

国情与民主，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了。无论西方或东方，都曾喋喋不休地讨论了千百年。从古希腊的三大哲圣，到中世纪以降的欧美理论家，到近代中国革命领袖和学界名人，无不对此发表了看法。有位先生说：“我国现在经济比较不发达，平均收入水平很低，大部分人要整天为生活奔波，无暇顾及什么民主。”（注七）类似的话，孙中山先生早就说过：“中国老百姓并不要求民主自由，因为他们太穷，所以迫切想发财……如果有人打土豪分田地，用发财去号召，立即一呼百应……。”（注八）可是那种发财是靠不住的。中山先生的意思完全是一种反讽，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不是看其不幸，劝其莫争。经济不发达，文化较落后，不等于广大劳动人民不要民主；为生存忙忙碌碌，四处奔波，不等于说民主与他们的生活毫无关系。民主与经济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动互利的。商品经济呼唤政治民主，政治民主促进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民主精神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折射，是一种自由意志的体现。只有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经济才会蓬蓬勃勃发展。如果不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推行经济民主，自由竞争，中国经济直到现在恐怕仍是一个不醒的梦！1944年1月4日重庆《新华日报》的一篇社论《民主是发展生产的暖室》说：“工人与生产如果不能以民主的方式结合起来，生产的积极性无法提高，工作效率无法改进；如果工业生产者和政府管理机构不能以民主的方式和衷共济以求进步，工业生产亦无由改善。”这真是一针见血，说到了关键。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不但能够实行民主，而且应该实行民主。何况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实行民主的条件不更具备了吗？如果在应该实行民主让广大劳动者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利益时，不实行民主政治，就有可能妨碍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导致社会生活的动荡不安。

民主制度适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共两党便展开激烈的争论了。应当说那时中国的经济是非常落后的，文化更不发达，人民的素质比现在可能更低。然而，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毛泽东始终认为中国必须实行民主！三、四十年代的重庆《新华日报》和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了大量的文章，驳斥国民党诸如此类的种种谬论。这里仅列出一些社论和文章的标题，便可看出言论的分量，如《不能因为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主吗？》、《纪念五四，贯彻为民主自由的斗争》（注九）……。新华日报在一篇题为《民主与国情》（注十）的社论中说得特别精彩：“当清朝晚年，最初有人提倡洋务运动，主张学外国人造枪炮办工厂的时候，曾遭受激烈反对。反对者并不否认外国的确靠了枪炮机器而比中国强，但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甚至摇头晃脑地说：“以堂堂中国效法西人，不且用夷变夏乎。”这个道理现在看来是十分可笑了。卜凯教授说：“民主方式，即科学方式。科学理论不分国界，对任何人皆可适用。”（注十一）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研究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讲话说：“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注十二）

读了两报的社论、文章和毛泽东的讲话，还能说现在搞民主政治是不合国情吗？！

与此相反，在落后的国家不实行民主政体，还真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1946年的国民党中国，是一片灾患频频，哀鸿遍野的景象。据统计，湖南、河南、安徽、广东、广西、湖北、江西……，都有灾情。有的地方，人民以树皮草根为食，惨不忍睹。豫西23个县损失粮食800多万担；安徽60多个县，受灾的县竟有50多个……。当时专制政府不但不赈灾放粮关心民生，反而积极准备内战，老百姓苦不堪言。难怪当时报纸喊出：“一党独裁，遍地成灾”。至于其它例子就不多举了。美国学者阿马蒂亚·森说：“对于穷人来说，民主的保护性作用显得特别重要……当一个国家运气不错，一切顺利时，民主政治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性功能，可能未必引起人们的重视，当饥荒的受害者面临饥饿的威胁时，当经济或其他环境发生变化，或者发生政策失误而未予纠正时，由此便会产生不安全的危险了。”（注十三）这是多么深刻、多么理性的分析论证啊！

（四）民主与0.618

有一本书，名曰《民主中庸与 0.618》。此书有不少精辟见解，特别是在“寻求良性互动的社会进步”方面，设计出了一些愿望很好的方案。作者提出“民主永恒的主旋律是理性、宽容、共进、共享。”这当然没有错。不过书中的某些观点，似乎仍值得商榷。关于0.618该书这样写道：“0.618，是自然学界、美术学界已得到公认的‘黄金分割率’。……那么，在社会科学中，0.618也有黄金分割率吗？”作者在大段论证民主的中庸之道后认为，“社会各方各界在社会进步社会利益问题上相互宽容、相互体认的妥协点，大体就应在这个0.618智理点、黄金点上。一切社会成员，从最高层的当权‘公仆’，到最广大的‘草民’百姓，当其要对交织复杂的社会利益作出权衡抉择时，其最佳参照点也恰应围绕在0.618这个中庸数据点上。”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作者关于民主的理想国就是比0.5多一点，但多也不能多过于0.618。最大的概率，只能到此为止。当然小于0.618也是不好的。不过有一点还必须强调，那就是民主只要大于0.5（哪怕少于0.618），社会也算进步了。

社会进步，是件好事。但是不是社会的进步只能定在0.618这个“极限”上，而一旦超过了0.618社会便要倒退，便不能再前进了，对此我是有些怀疑的。

民主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这是民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一个专制独裁的社会形态下，政府与民众之间不存在0.618的黄金分割率。就二者来说，是争取权利的事，因为失去民主的只是民众，而决不是统治者。因此这里只存在给或不给，给多或给少的问题。专制与民主是两个完全对立的概念。如果硬要套用什么“黄金分割率”的话，那么0.8、0.9幅度倒不是太大了，而是很好。倘若统治者英明睿智，就是给1.0也未尝不可。美国总统华盛顿不就作了个很好的榜样吗。

另一方面，是被统治阶层的民众之间（社会各方各界各团体）。在广大不同阶层民众之间，对民主的运用，确实存在着从各自利益出发的实际。黄金分割率的0.618在这里也许起作用了。利益的多和少需要得到恰当的平衡。如美国1787年的费城制宪会议，13个州大小不等，各有不同观点。这次会议从5月到9月开了4个月，充分协商充分讨论，真正做到相互宽容相互体认，终于使各州原本互相矛盾、抵触、冲突的利益能够得到统一。据史称，那次制宪会议还特别制订了一条规则，就是对已经多数通过的决议，还可以再行讨论、修改和投票表决。后来在会议期间，这条规则被一再使用，许多头一天才通过的决议案，过了一夜又有人反悔，再次提出来讨论，另作结论。费城制宪会议，可能就是运用0.618黄金分割率的最佳一例。

归根结底，民主需要上下协调，取得共识，全力争取，不能等待。普里斯莱说得好，民主最大的危险就在你的冷淡。他说：“政治支配着我们的生活。它使我们卷入或脱离战争，它决定男人能否有固定的职业，女人能否有温暖的家，孩子有没有机会健康成长……你可以对政治毫无兴趣，可你必须相信，政治对你却太有兴趣……”。（注十四）普里斯莱先生还指出，民主和别的生存方式一样，也有它独特的技巧，而且需要我们努力学习。
 

（注一）  吴江：2009年8月21日《文汇读书周报》

（注二）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注三）  林语堂；《中国人》

（注四）、（注五）  韩云川：《妨碍政体改革的认识误区》载2009年八期《炎黄春秋》

（注六）、（注七）  《中国改革》2001年第4期

（注八）  转引自《用肚皮思考》一文

（注九）《不能因为……》载1939年2月25日《新华日报》；《人民文化水平低……》载1946年1月24日《新华日报》；《纪念五四……》载1946年5月4日《解放日报》；

（注十）《民主与国情》载1944年5月17日《新华日报》。原标题为《民主即科学》

（注十一）《历史的先声》P.73

（注十二）《毛泽东选集》一卷P.689-698

（注十三）[美] 阿玛蒂亚·森：《一种并非奢侈的价值观》

（注十四）[英] 普里斯莱：《让人民思考》